二大伯三岁死了爹，五岁去了娘，然后在村子里吃百家饭，直到八岁的一天。
那一天，二大伯逢人就说：“我要去北京。”，五十年代，偏远的西南边陲小村，这是一个比今天从东南沿海偷渡到台湾还要艰难的计划，所以除了已经被打倒的铁嘴孙瞎子，每人把二大伯的话放在心上，甚至没有人偷闲笑话他。但是孙瞎子对二大伯说：“这个娃娃，以后不得了。”三十年后，孙瞎子因为这句箴言，得到了平生算命最大的一笔报酬，二大伯从北京寄了八百块人民币为没有后人的孙瞎子风风光光办了后事。
对于一个无父无母，年仅八岁的小孩，实现去北京的理想比你我大多数移民加拿大的过程要困难得多，实际上也简单得多，也传奇得多。
半年后的某一天，当村子已经停止在饭后谈论丢失的二大伯，公社书记政诚惶诚恐接待一位从北京来得民警，以及已经九岁的二大伯。一位来自北京的民警啊，每天生活在离毛主席不到十里的地方，于五十年代亲临我老家那样的农村，确实是个大新闻。
还是回到二大伯，他已经记不清怎样到了北京，也记不清怎样能够被人带回老家，但是这不妨碍他成为一位令人尊敬的冒险家，公司书记当场排版，从那天起，二大伯由公社直接供养。
回忆总是很快，十年后，二大伯第二次来得北京时，他已经北京某大学的一名新生。这次二大伯在北京比第一次呆得久，直到两年后才因为在风云突变的文化大革命中站错队，被发配回老家。又过了半年，公社还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位犯了错误北京大学生，二大伯站错的队又被怎么站对了，大学发公函叫他火速进京参加革命，现在已快入土的当年的公社书记每天都会念叨：“那是进京勤王，戏里唱过。”
时间一晃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二大伯的传奇还是停留在进京勤王。
时间一晃进入了小平南巡的九十年代，二大伯的传奇还是停留在进京勤王。
时间一晃进入了三个代表的二零年代，二大伯的传奇还是停留在进京勤王。
时间一晃进入了两千零一年，我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了二大伯的声音，我二大伯那夹杂着普通话的乡音哦，刹那间，我想家，我想哭。
二大伯执意要来送家乡第一位出洋的后生，我在长城喜来登酒店大门忐忑不安等他。
二大伯佝偻着背，穿着一套还没有剪去商标，非常新的西装，骑着自行车到了酒店，他拉着我的手，说了很多，我已经记不全，一个在北京呆了快四十年的异乡人，临退休才刚刚享受在北京多如牛毛的副处级科员待遇的老头子，见到一个风华正茂，就要起帆远航的年青人，说什么很重要吗？

我能刻在心中的，仅仅是二大伯的最后一句话。
“年轻时，走些远路，吃些苦，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