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我们做百姓的怎么都想不通，比如活着为什么这么难。说难听的，中国人只要每天有两碗稀粥喝，不至饿死，便满足了。一如电影《活着》里女角儿家珍所说：我啥也不图，只图跟你一块儿过个安生日子。她这话，是对着她烂赌烂嫖的丈夫福贵说的。福贵败光了家产之后，夫妻俩团圆了，家珍天真的以为只要男人不赌不嫖不抽大烟，这安生日子是过定了的。

然后福贵扎扎实实的过起了日子。女人留在在家里，操持家务，带孩子，伺候老人，男人背着一箱子皮影颠沛流离于乡野间，演绎并延续着每个中国百姓的最高理想：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看电影的时候，我想：要死多少小人物，才能成全一个大时代。福贵不至于死于战乱，却也几乎丧命。先是被抓国民党抓了壮丁，拉大炮，搬沙袋。要不是跟班儿春生从死人身上扒来的几件军棉袄和一瓶烧酒，他也得冻死。接着做了共产党的战俘，依旧是扮说笑逗唱的丑角儿以保自身。好容易战争结束回家了，家珍依然是那句话：只图跟你过个安生日子。

那箱子借来的皮影戏，在福贵眼里，无疑是带着吉祥意味的。福贵还是天真，想着这箱子皮影既然伺候的了赌馆里的少爷老爷大爷们，又伺候的了共产党军队里的革命战士，自然的，也伺候的了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大将和革命小将们。当危机悄悄逼近时，福贵并不苯，他还是拿出他自认为安全可靠的娱乐方式再一次娱乐了大家，并在群众的嘻哈声里喘息并庆幸着又一次的化险为夷。

他的机智是小人物的机智，他以为只要够卑微，够下贱，够谨慎，他这安生日子是稳稳的。因此怯弱的福贵强迫他多日未睡好觉的儿子去学校争表现，结果儿子因为躲在墙角补觉而被倒塌的墙压死。（这儿不得不提一下原著小说《活着》。小说里福贵儿子的死，是因为小孩儿爱表现，自己争着给区长难产的老婆献血，血给抽干了而死的。电影突出了为父的谨小慎微，小说表现的是孩子的盲目性。在这个细节上，电影和小说打了平手。然而小说更惨。）

福贵和春生有两句对话，春生说：我们可不能死，得活着回去。福贵接着：对，得活着回去，活着回去以后得好好的活。中国字模糊的精妙便体现在这里。福贵似乎在那一刹那，明白活着和生活着毕竟是两码事。但他刹那的领悟并未曾赋予他实现“生活下去”的本领，他活下来之后，便只是在活着，而非在生活着。

紧跟着，福贵和家珍给他们唯一的哑巴女儿攀了门好亲事，给她寻了个老实巴交，家里三代都是工人的瘸腿青年作丈夫。想起来他们之间也是有爱情的，共同的对多变的时代和多难的命运的恐慌，将他们牢固的维系在婚姻里。更何况，女的知道男的成分是没说的，男的也见到了女方家墙上挂着的革命证明，这就够了。如此可靠的结合，似乎天衣无缝，毫无纰漏，然而小人物的计划安排的如何周密，也躲不出时代的计划和安排：福贵和家珍的女儿，由于在生产时未得到接产医生及时的救护（医生都被拉街上去批斗了），而死于产后大出血。

每一次福贵都后悔不喋的唠叨：如果当初我——他不知道谁也逃不出去的，当这个时代决定捉弄和摆布每一个小人物的时候，谁都逃不出去。我在想。当年安全的度过每一个战争，每一次运动的人们，今天是在生活着，还是仍然只是活着？有哪一个家族，哪一个个人能够安全的躲到今天呢？即便当时都熬过去了，已步入中年的他们，能够躲过眼下中国如火如荼进行中的下岗运动和市场化潮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