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与饶漱石的恩恩怨怨

在新四军的历史上，客观上一直存在着军政主官不和的现实。先是首任叶挺与政治委员项英间的分歧与争议，某种意义上造成了“皖南事变”的发生和突围中的被动。尔后刘少奇任政治委员，与代理军长陈毅共事，关系还是很融洽的。

　　但1942年刘少奇离开新四军到中央工作后，代理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为争夺党的一元化领导之后作为一把手的华中局书记一职，向代理军长陈毅发难，最后使两人的关系愈来愈恶化，并以饶漱石攫取了华中局书记一职，将陈毅赶出新四军军部的暂时胜利而告终。但历史终究会拂去其表面上的尘埃，还其本来面目。1953年底高岗、饶漱石的阴谋败露之后，饶漱石排挤打击陈毅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上任伊始的饶漱石对直言相劝的陈毅心怀不满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除1000多人突出重围外，其余壮烈牺牲或被俘。其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被叛徒杀害。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3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统一指挥华中地区的党政军工作，由刘少奇担任书记。在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后，华中局书记的地位显得愈加重要，成为华中地区党政军的最高负责人，位高权重。

　　1942年3月，刘少奇调中央工作，并推荐华中局副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饶漱石为华中局代理书记。鉴于陈毅资格老，威信高，为争夺华中局书记之位，善谋权术的饶漱石对陈毅发起攻击，企图将陈毅排挤出新四军，从而造成新四军与后来的华东野战军历史上为时十余年之久的陈、饶不和。

　　1942年5月以后,整风运动由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阶段转入全党整风阶段。在华中华东根据地，形势极为严峻。数万日军和几方伪军分成十多路，扑向淮北和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被迫由苏北盐城一带，转移到津浦路东黄花塘村。到1943年秋季，华中局和华东边区根据地整风学习进入了高级干部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以使思想达到与党中央高度的一致。但也有人把整风当成整人，别有用心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饶漱石就属于这类人。

　　饶漱石，江西临川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先后留学英国、法国、苏联，回国后参与工会系统的领导工作。1935年再次赴苏，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战爆发后回国，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在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中，由于新四军政委项英私自离队，党中央来电指示由饶漱石与叶挺全权负责指挥部队突围，重大军事行动由军长叶挺下最后决心。由于战局急剧恶化，党中央在一份电报中指示部队“可与包围部队首长联系”。在被包围后，饶漱石极力说服叶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下山与国民党军队谈判，叶挺下山后被扣押。部队被打散后，饶漱石被俘。他利用身上藏的新四军军费黄金，买通了狱卒，逃出了监狱。在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掩护下，饶漱石从皖南经上海，辗转来到新建的新四军军部盐城，被中原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任命为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与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一起共事。饶漱石实际上是一个白衣秀士王伦式的人物。他心胸狭窄，又“颇不安分”；很重权欲，又有一套整人权术。为了一统淮南根据地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饶漱石开始了排挤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活动。

　　早在1942年，党中央就筹划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2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起程，望告。”这已经是中央给华中局的第二封电报了。

　　华中局则回电中央表示：“倘七大会期仍未最后确定或大会于短期内事实上仍不能举行，则我们仍主张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华中领导工作。倘大会已确定举行，则少奇同志须于华中局扩大会后于2月底或3月初始能动身。”

　　1942年1月20日，中共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阜宁县单家港举行，历时一个半月。陈毅作了军事建设方面的总结报告。刘少奇在3月4日所作的大会总结报告中最后说：“中央有电报来，调我回延安，以后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来代理，军分会由军长代理，我恐怕不久就要动身。跟同志们工作很久，这次会议是总结了工作，同时也即是办交代。饶漱石同志、陈军长是党内很好的领导者，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同志、陈军长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努力工作。”显然，此时的刘少奇并没有看清楚饶漱石的真实面目，对饶漱石是非常信任的。这对于野心勃勃的饶漱石来说，无疑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机。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奉命到党中央工作，由饶漱石担任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理政委。当众人纷纷挽留刘少奇时，饶漱石却阴阳怪气地说：“少奇到中央工作，去当大官儿了，我们不能影响他个人前程。”大家听着都感到很别扭，虽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让人听起来有些不舒服。

　　刘少奇走了，华中与新四军的大权掌握在了饶漱石的手中。饶漱石很清楚，自己资历浅，缺乏党政军全面的领导经验，对各方面又了解甚少，不敢上任伊始就夸夸其谈，不得不向代理军长陈毅请教。性情耿直的陈毅毫不做作，光明磊落，毫不保留地向饶漱石传授经验，指点迷津，对饶漱石热情相助。

　　饶漱石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分不好，他说：“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要先小人，后君子。”一般干部鉴于饶漱石的地位，畏惧其打击报复，对他虽有意见，但不敢直接向他提出，更多的是向陈毅反映。襟怀坦荡的陈毅，根据大多数同志的反映，对饶漱石进行了一番善意的批评帮助。但饶漱石心中很是恼火，表面上表示虚心接受。当他看到陈毅不拘小节，谈笑风生之时，以独有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大部分干部在他的周围时，又对陈毅产生了强烈的嫉妒之心。陈毅那里门庭若市，而自己门前却门可罗雀。

借整风运动之机，饶漱石对陈毅发起突然袭击

　　1942年5月，华中局与新四军军分会决定，由饶漱石带工作组到淮南去检查二师的工作。在5月10日饶动身前，陈、饶致电各师及各区党委：饶漱石赴二师及路东地区巡视工作，预计3月后方能返部，华中局书记兼政委职务由陈代理。

　　华中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便集中于陈毅一身。在此期间，陈毅除了大力指挥华中全区夏收、反“扫荡”、反“清剿”的斗争外，他的工作日志上还有许多其他项目。区党委工作，军区工作，党校、抗大的工作，后勤卫生工作等等，他都亲自安排，召开或出席会议，讲话、上课、写文章。

　　9月19日，饶漱石从淮南回来了。军部的许多干部不禁对这前后两位代理书记开始议论。刘少奇离开华中后，代理华中局书记的不是陈毅而是饶漱石，不少人对此本来就颇有微词，大家对富有斗争经验、威望高的陈毅称赞较多。陈毅虽也听到一些，却未予重视，而缺乏群众基础的饶漱石却倍感压力。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给饶漱石以新的触动：中央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今后华中局书记的地位将更重要，但是他代书记已半年整，至今“代”字还在头上。将来正式的书记是谁还是个未知数。陈毅资格老、能力强，又有黄桥决战等打开华中局面的光辉战绩，随时都可能被中央任命为书记。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善于投机的饶漱石为此惴惴不安。

　　到1943年秋季，华中局和华东边区根据地的整风学习，进入了高级干部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饶漱石认为，排挤陈毅的机会到了。饶漱石知道，1929年，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在主持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对一直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毛泽东进行了批评指责，致使毛泽东被撤掉了红四军的前委书记，陈毅接替了毛泽东的位置。后经周恩来批评后，陈毅又将毛泽东请了回来。

　　饶漱石也知道陈毅心直口快，曾对有的干部随便谈过这些至今使他难受的往事。

　　这些事既可证明陈毅早就“反对毛主席”，又可证明陈毅排挤党代表、取代书记由来已久。饶漱石也知道，华中局的干部们对他这个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意见不少，有的相当强烈。饶漱石就欲擒故纵，以退为进，故意暂时离开军部，让陈毅主持整风，动员干部们对领导提意见。他口头上说是自己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农村调查》之后很受启发，要联系实际，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因而到40里外的大刘郢农村去调查研究。实际上是有意要造成陈毅发动干部批评攻击政治委员的印象。他临走前还专门作出部署：整风中意见激烈尖锐时，马上通知他。

　　8月13日，按照原定计划，陈毅召集直属队领导人及司令部科长、政治部部长的会议，检查工作，向领导提意见。陈毅动员之后，大家发言，各抒己见，互相启发，发言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深入，并且越来越集中。政治部的干部纷纷讲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如何受到削弱，其焦点果然集中到饶漱石的身上。由于时间不够了，而大家发言的劲头却越来越大，陈毅不得不宣布第二天继续谈。陈毅并指定政治部秘书长将大家意见加以汇总，整理成若干问题，以便今后报中央军委研究解决。

　　第二天的会议更加热烈，许多人的言词是相当尖锐而激烈的。8月18日下午，饶漱石突然回来了。政治部秘书长把他根据大家发言整理的材料送请审阅，饶漱石却说：“早知道了，不用看了！”秘书长深感诧异，饶漱石在农村搞调查，机关开会提的意见怎么会“早知道”了呢？由此开始，饶漱石几乎每天都找华中局和军部各方面的负责干部谈话。谈话中总是要说到陈毅“反毛主席”，说到陈毅一贯反对政治委员、排挤书记企图取而代之，并紧密联系此次整风中动员干部们集中批评政治委员的“事实”。这就使一些负责干部听后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老账新账的，都不免对陈毅心存戒惧，远离了陈毅，使陈毅孤立起来。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饶漱石直接与陈毅摊牌了。他二人一连几个晚上争论到深夜甚至拂晓，使住在隔壁的秘书都不敢入睡。

在黄花塘村，饶漱石列举了陈毅的“十大罪状”

　　1943年10月26日，华中局组织的整风会议在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举行。参加会议的成员是华中局委员，新四军各师的负责人。陈毅进来后，坐在了饶漱石指定的位置上。饶漱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表情严肃地说：“诸位，今天是陈毅作自我批评。此人经历复杂，问题很多。大家要认真听，要认真记录。为了帮助陈毅认识自己，待他发言后，你们要认真发言，对他的错误要毫不留情，要彻底揭露，并彻底批判。”饶漱石说完这开场白后，转脸针对陈毅严肃地说：“陈毅，你虽是一军之长，平日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可今日你是普通党员，态度要端正，对自己的错误要交待清楚，不准蒙混过关。”

　　饶漱石带有威胁性的语言，不仅使所有与会者感到震惊，就连陈毅都感到这不是在自我批评，简直是在审问犯人。陈毅心中骤然起了疑问，这是什么意思？你饶漱石把我陈毅看成是阶级敌人？怎么这些话说得这么难听？但耿直的陈毅还是想，这是党内会议是严肃的话题，既然是自我批评会议，主持人如果轻描淡写，很容易使整风流于形式，严肃点好。反正自己错误缺点是有的，批判也无不可嘛！即使是有什么名堂，我陈毅行得正，走得端，光明磊落，不怕你搞阴谋诡计。

　　陈毅迅速恢复了安静的神态，坦然地看看大家，拿出发言提纲，开始作自我检查。陈毅从他的家庭出身谈起，把自己的经历向大家介绍一番，从勤工俭学到参加大革命，从投身南昌起义领导湖南暴动；谈到与朱德率部上井冈山，参与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从第一次反“围剿”谈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直至抗日战争。他主要的是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在指挥一些重大战役决策上的失误，作了深刻的检讨，哪些胜利是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哪些失误是自己主观上判断失误等，整整地侃了一天。

　　大家静静地听着，不时地作着记录。整个会场是陈毅一个人说，众人洗耳恭听，无风无浪。不同的是，饶漱石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还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

　　饶漱石最后宣布，晚饭后继续开会，对陈毅的自我批评进行评议和开展批评帮助。陈毅发完言，感到紧张而又轻松。说得对不对，反正是放下了包袱。

　　吃完晚饭，所有与会者都端着水杯来到了会议室。会议仍由饶漱石主持。他咳嗽了几声，暗示下面安静，他要发言了。饶漱石环顾众人一眼，用冷冰的面孔说道：“陈毅居然作了一天的报告，这哪里是自我批评？分明是在评功摆好嘛！

　　明明为自己歌功颂德嘛！往脸上贴了一天的金。虽然也说了一些批评自己的话，但是全是些鸡毛蒜皮的错误，那也是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地略微带过去了。”“据我所知，陈毅从参加革命那时算起，就怀着升官发财的个人目的，虽然革命生涯20余年，风风雨雨有所建树，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犯过不少严重错误，概括起来，有十大错误吧！”

　接着，饶漱石列举了陈毅的“十大错误”：第一，在历史上，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第二，陈毅一贯地对抗中央；第三，陈毅一贯地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第四，工作不负责，办事拖拖拉拉；第五，轻视工农干部，偏袒知识分子干部；第六，对新四军七个师亲一部，疏一部；第七，陈毅封建主义思想严重，嗜好下棋、写诗这类封建士大夫恶习；第八，主观主义严重，说话办事，不调查研究，凭印象瞎表态；第九，官僚作风严重，不愿意深入到炮火连天的部队去指导工作，只愿作水中浮萍，在离军部较近的部队走马观花；第十，个人主义严重，好大喜功，夸夸其谈。

　　饶漱石一气呵成说完了几个月来挖空心思想出的陈毅十大罪状，然后舒坦地仰在带有靠背的椅子上。饶漱石发完了言，会场仍旧是一片沉默。在一二把手严重对峙的这种时刻，大家都非常谨慎，没有人接着发言，都在想自己的心事或者揣摸刚才饶漱石所罗列的“十大错误”。

　　饶漱石见无人回应与喝彩，会场气氛显得分外沉闷，不禁由尴尬变成愤怒。

　　他勃然大怒：“同志们！整风运动是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大家应积极投身进来，不能站在门外面徘徊，这可是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态度问题。对陈毅的错误，不能姑息迁就，要提高到路线斗争的原则高度来认识。陈毅的问题是严重的，在新四军中的危害极大，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其影响。”

　　稍微停顿了一下，饶漱石然后更加严厉地说：“我代表华中局责成陈毅重新检查，如果仍然不能正确的认识错误，我们建议党中央重新派来一位德高望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如果有谁对陈毅的十大错误认识不足，或者同情，或者包庇，则是对整风运动的态度问题，那就要受党纪处分，甚至会有撤职的危险。”

　　会场仍然是沉默无声。此时天色已经很晚了，饶漱石压住了心中的怒火，外面已是暮色深沉，估计今晚搞不出什么名堂了，再僵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延续到明天再开会。饶漱石于是宣布：“天色也实在太晚了。也不能怪大家，很多人没有准备，今天休会，回去都认真准备一下，明天陈毅重新检查后，大家再畅所欲言吧！”

　　陈毅凭着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陈毅很快地意识到：饶漱石此次发难的目的，是想赶走自己，所以才利用整风的机会，搞臭自己。这可需要认真对待。事关自己的历史，事关自己的生命，军长当不当倒是小事，不能输在饶漱石的阴谋诡计上。

　　第二天，整风会议继续进行。整风会又开始了。饶漱石端坐在会议室，其他人也整齐地各就各位。陈毅抬头挺胸，竟无惧色地打开发言稿纸，抬头看了看张云逸，送去钦佩的目光。陈毅说这句话时，脸胀得通红，满脸充满怒气，语调高昂，颇具战斗性。他把帽子往桌子上一摔，用手解开了风纪扣：“为驳斥饶漱石对我的诽谤和打击，在此，我要申辩性发言。”会场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在详尽而如实陈述了在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由政治部主任陈毅支持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和陈毅当选前委书记的经过后，陈毅质问饶漱石：“你是否知道，毛泽东主席离开红四军后，又是谁把他重新请回红四军岗位的吗？是我陈毅！”

　　接着，陈毅开始逐条反驳饶漱石列举的其他“罪状”。没等陈毅反驳完，早已惊慌不安的饶漱石打断了陈毅的讲话。“现在让你重新检讨，重新作自我批评，不是让你再次摆功劳。你的态度很成问题！我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我又是华中局的书记，我有权代表华中局和军部，向中央揭发你的问题，有权建议中央另派一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饶漱石说完，将目光转向参加会议者：“你们变哑巴啦？有什么意见大胆讲，怕什么！”迫于饶漱石的淫威，大家被迫对陈毅展开了违心的批评。

　　会后，饶漱石利用华中局、军部主要领导成员的名义，写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报给毛泽东、刘少奇，罗列陈毅十大错误，要求中央派人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饶漱石这份电报首先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如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说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饶漱石在十一年后阴谋败露后承认这是要中央把陈毅调走。）饶漱石估计，仅仅由他个人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负责人，还不够有力，便煽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陈毅一贯富于自我批评精神，他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重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但结尾是力求团结的：“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陈毅的报告，很快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复：“陈毅同志，并告饶：（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

　　（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他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

　　陈毅在会后，也致电中央，简单陈述黄花塘事件的大概经过，要求赴延安学习。不久收到延安回电，命令陈毅到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起草和讨论党的七大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

　1943年11月25日，陈毅告别了妻子张茜，满怀惆怅地离开了生活战斗了达四年之久的淮北大地，奔赴了不知前途如何的西行延安的路程。

　　陈毅走后，余波尚未平息，黄花塘又起了事端。1943年底，陈毅离开了军部还到一个月，饶漱石便召集华中各战略区主要负责人开会。由于通知上没有注明主要开会内容是什么，再由于陈毅去延安其中必有缘故，各战略区的主要领导不愿意再卷入这场是非，所以各战略区的一把手们如粟裕、谭震林、黄克诚、邓子恢等都没来，只是派了第二把手，有的甚至派了个参谋长来参加会。

　　还是在黄花塘饶漱石的住地，会议开始了。饶漱石告诉与会者，陈毅同志过去一贯反对毛主席，不适宜再在军部继续工作，调往延安了。他还具体说明了陈毅的所谓八个问题。饶漱石最后宣布，大家回去后，将此精神向分区、地委、行署负责人传达。

　　毛泽东告诉陈毅，中央已电告华中局：陈饶的争论是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不是属于路线的性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不应再提。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陈毅立刻起程赴延安。1944年元旦前后，陈毅到达位于左权县的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所在地，受到一二九师负责人邓小平、滕代远的热烈欢迎。3月17日，陈毅抵达延安。陈毅到达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等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其中许多领导人，自1934年在中央根据地分别之后，已经将近十年未见面了。

　　在向毛泽东的汇报中，陈毅除了汇报华中抗战形势外，还将满腔的委屈，即与饶漱石的矛盾向毛泽东倾诉。但处于裁判地位的毛泽东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对他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讲。关于这件事，华中曾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毛泽东表示：“我欢迎你这个态度。”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陈毅心情有所好转，对华中工作颇为挂念。善于知人的毛泽东自然心中有数。3月15日那天，他对陈毅说：“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考虑，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

　　陈毅诚恳地说：“这样好，我照办。”于是，陈毅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军分会各同志发了个电报。电报在热忱地叙述了到延安后毛主席等对他的巨大教育帮助后，说：“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和处理方式上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遇事揣测，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合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结尾，他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阅后，也起草了一份电稿，于3月15日一同发往华中。毛泽东的电报说：“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饶漱石收到电报后，在第二天上午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回电，整个电文所反映出的他的基本态度是“顶”。电文主要一段如下：“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玻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他还告诉毛泽东，他另外给陈毅复电了。饶漱石对毛泽东的电报尚且如此“顶”，对陈毅电报的复电就可想而知了。

　　陈毅看到饶回复他的电文，非常生气，提起笔来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马上派人送去。毛泽东看过陈毅的信，决定给他降降温，让他通通气，4月9日便回信一封，给予开导：“……来信已悉，并抄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

　　4月10日，毛泽东又找陈毅去面谈。对此，陈毅1954年还记得很清晰：陈毅如实地汇报了这两天的病情和心绪，毛泽东劝他说：你现在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陈毅听后表示：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在延安期间，在中央的安排下，陈毅为朱德做七大的军事报告提供新四军战场的素材。这期间，毛泽东多次找他了解新四军的一些情况。陈毅又提起黄花塘事件，毛泽东说：“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战斗经验很值得参考，你准备一下专门作一次报告，跟饶漱石的关系不要谈。”

　　陈毅到延安两三个月后，毛泽东把他请到他枣园住处，面带微笑地说：“黄花塘问题可以结束了。”毛泽东告诉陈毅，中央已电告华中局：陈饶的争论是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不是属于路线的性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不应再提。陈毅在内战期间、抗战期间是有功劳的，不能对他发生误解。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与毛泽东同志的争论，是属于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路线的性质，而且已经正确解决，不应再提。这就否定了饶漱石强加给陈毅的最要命的——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罪名，令陈毅如释重负。

　　作为华中局代理书记的饶漱石，在这场斗争中无疑是失败了。但他的目的却达到了一半，虽没有从根本上打倒陈毅，却起码把陈毅赶出了新四军军部。同时告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虽然遭到否定，但却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自己能够洞察秋毫，一贯地拥护毛主席。这就是权术，饶漱石没有失去什么，仍然高居华中局一把手的位置。1943年后，饶漱石正式担任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这两个重要职务。

　　由于饶漱石的关系，中央上述精神在华中局、在新四军内部被严格控制在极少数人知道的范围。黄花塘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谁是谁非？在广大新四军官兵中间始终是个难解的谜。更何况，鉴于当时的历史背景，饶漱石制造黄花塘事件的动机，中央还不能秋毫洞察，有很多很深的思想关系，故而把陈毅和饶漱石之间的争论暂定为工作关系上的争论，只证明了陈毅不是“一贯地反对毛主席”，就此罢了。而深层次的内部矛盾只字不提。中央仍然没有任何指责饶漱石之意。

　　所以说，以历史角度来看，黄花塘事件当时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并未还其历史之本来面貌。陈毅在延安自然口服心不服。

　　陈毅心情通畅后，整天与人下棋喝酒，这引起康生这个人的反感。他一再压陈毅，让陈毅承认饶漱石的华中局领导。而陈毅硬是不表态，所以陈毅真的以延安为家，不准备回华中和华东根据地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才给陈毅做工作。鉴于陈毅始终不肯向饶漱石低头，不得不把陈毅的工作重心放到华中来，在华中遥控华东，军事上由粟裕独挡一面。但长期的回避不能解决问题，陈毅总要到华东去，他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主动讲和，谅解了饶漱石，在某些问题上对饶漱石表示谦让。在其他战区，司令员直接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而唯独华东不同，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却由饶漱石担任。

饶漱石阴谋彻底暴露，陈毅如释重负

　　1953年12月，陈毅来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与此同时，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阴谋暴露。十多年来一直在明里暗里“整”陈毅，破坏他和华东同志、中央同志关系的饶漱石，其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的真面目终于被揭露了。中央召开了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查清了饶漱石当时和历史上的问题。随着饶漱石政治生涯的终结，当年他策划黄花塘事件的企图也一目了然。正如陈丕显所回忆的那样：“饶漱石斗争陈毅同志，赶走陈毅同志的黄花塘事件，完全是饶漱石篡夺新四军领导权的阴谋诡计。”这是历史给予黄花塘事件的公正结论。“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作此诗篇，正是他黄花塘事件的感慨。

　　陈毅到达北京的第四天，就被毛泽东找到西郊玉泉山新建的别墅去谈话。这次玉泉山谈话，一向直爽的陈毅却没有一开始就说真话。因为毛泽东在询问了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谈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国家领导体制以后，忽然向陈毅问起他所了解的饶漱石的情况来。饶漱石长期与陈毅对立，近年来陈毅更发现他的许多问题，但是此人当时已调往中共中央组织部任部长，他和中央主要负责人当前的关系如何陈毅全不知情。延安时毛泽东为维护团结、制止他谈饶漱石的情景犹在眼前，因而陈毅觉得不宜直捅出来，便按在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却见毛泽东表情淡漠。

　　陈毅告辞出来，遇到中央机关的一位主要负责人。陈毅因为心有疑问，便对他说起此事。那位负责人说：“主席问你，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深有触动，当即回到毛泽东房里，向他说明自己的思想过程。据陈毅的《流水日记》载，他把自己所接触所怀疑的饶漱石的言行和盘托出。从后来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上揭发的许多事实来看，最使陈毅反感的是饶漱石近年来常在陈毅耳边说刘少奇的坏话，说他自己很早就拥护毛主席。他看到毛主席在中央取得了绝对的权威后，就开始说刘少奇的坏话，就想表明他不是刘少奇培养的。陈毅当然清楚，刘少奇离开新四军回中央，由饶漱石接替刘少奇代理了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使他从此掌握了华东大权。现在他竟开始反对刘少奇，陈毅对此非常气愤。

　　陈毅倾吐真情以后，毛泽东点头欣赏，并把已经掌握了的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高、饶先后在中央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上发难，攻击刘少奇、周恩来，分裂中央，直至通过私下活动要由高岗任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并改换总理人眩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又找陈毅去谈话。这次专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的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1949年10月，各大区都由大军区的司令员担任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两次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陈毅担任，陈毅觉得自己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够忙了，推辞说让饶漱石当。毛主席吩咐让华东局同志们讨论，饶漱石得知此事后对陈毅说，你不担任我担任。

　　根本没有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用华东局名义报中央以他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到北京，毛主席问起此事，饶漱石撒谎说：华东局几个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我来担任。这样才骗取毛主席的批准。他又是华东局书记，又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就显得比所有的大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高一头了。毛泽东风趣而深刻地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毛泽东还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

　　后来，陈毅又和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一起，应召到毛泽东处专门讨论高、饶问题。陈毅还列席了1954年1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专门就高、饶事件，讨论通过了《增强党内团结的决定》。毛泽东把对高、饶的斗争布置妥当，便出京休养去了。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开幕，刘少奇受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委托向全会作了政治报告。陈毅也经过认真准备作了题为《为增强党的团结和巩固与提高党中央的威信而斗争》的发言。他谈了对围绕高饶事件展开的这场党内斗争的认识，提出不仅仅处分几个人，而要达到弄清思想的目的。同时，也坦诚磊落地作了自我解剖。刘少奇亲自到陈毅住处，诚挚地向陈毅道歉：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饶漱石，使你受委屈了。这使陈毅十分感动和振奋。据宋时轮、张爱萍等回忆，陈毅当时在同华东将领一起用餐时报告了这个动人的消息。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66位中央及大区的领导人发了言。

　　饶漱石整陈毅，是借陈毅在红四军时两次接替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历史事实作为口实的。陈毅在揭发饶漱石时，联系到红四军、新四军、华东野战军以及华东军政委员会时期的实际，揭露饶漱石一贯造谣作假、挑拨离间、玩弄阴谋诡计的种种事实，同时也诚恳地作自我批评。陈毅的报告长达七小时，生动坦白，留给大家深刻的印象。至此，压抑、纠缠陈毅10多年的公案大白于全党了。在批判饶漱石的斗争会上，陈毅文思泉涌，慨然提笔，写下了两句名言：“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南巡中将路过太湖之滨的无锡。当时，陈毅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的会议，闻讯后即赶赴无锡迎候。当日，把毛泽东迎至太湖疗养院。次日，毛泽东即邀陈毅去谈话。此次谈话，气氛格外融和。据陈毅日记载，有一句话特别触动陈毅，这是毛泽东说的：“伸手岂止高饶。”毛泽东说，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陈毅自己是不向党不向人民“伸手”的。他调动工作，从不带自己的“亲信”。党分配他工作，他从不讨价还价。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他还推辞，结果被饶漱石“伸手”抢了去。但是陈毅仍然觉得应该警惕，特别是自己现在出头翻身的时候。在此时的毛泽东看来，党内斗争的风浪，今后还将大有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