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落难路上

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失败了。没有后方没有补给，能不失败吗？队伍在潮汕解散了。我带着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我们把军装脱了，只穿个背心，找个地方睡觉吧，被巡捕揪住就打，我们只好在海滩上，用沙子把自己埋住。 我躺在海滩上没有办法。那十几个人哭啊，唉声叹气啊，发脾气啊。我说：“你们发脾气没有用，骂谁啊？骂天呀？骂地呀？” 第二天，我去街上转，忽然看见墙上贴着一张布告：招收苦力，在× ×地方报到，每天发小洋六毛，任务是背铁砂，一木箱铁砂４０斤，背上轮船。我一看，有生路了！赶紧跑回海滩对他们说：“有地方招收苦力，不用人介绍，只要身体棒就行，一天有六毛小洋。我们当兵的干这个事情干的了啊。一木箱子铁砂只有４０斤，我们还背不动吗？注意啊，我们一个一个地去，不要引起怀疑。干个十多天后，我们就有钱了，有了旅费，到厦门，到上海。”大家都高兴了。 天刚刚亮，我们就一个一个地去，一验，都合格。先登记一下，然后一人发一个板，上面盖个火印，凭这个东西，下午领六毛钱，干一天算一天，第二天再来。那时，在香港一天两毛钱就吃饱了，还剩四毛呢。我对他们说：“你们就不要吃烟了，不要喝酒了，不要乱来呀。” 就这样干了十多天，积累了一些钱，但是，买到上海的船票钱还不够，我说再干几天吧，把钱搞足一些。 等到钱够了，我一问才知道，原来轮船不靠香港码头，只能走小船，再上大船。人家说，你们这副叫花子样，小船还不愿意让你们上呢，除非你们有额外的钱给他们，他们就不会做声了。于是我就给小船额外的钱，把我们送上大船。上大船之前，我悄悄对大家说：“我们没有钱买票了，我们用剩下的钱一人买一套旧衣服穿上，然后混进统舱。” 混进统舱后，我们随便靠着，打算过夜。这时船上查票，查出有二三十个人没有票，其中包括我们十几个人。把我们拽到甲板上，海风一吹，冷得很。看管我们的人叫：“你们不要乱动，不要扰乱船上的秩序！” 饿得实在耐不住，我偷偷出主意：“船上机器房外面有个大铁桶，里面装的是饭菜，是船上管机器的人吃的，晚上我们偷些回来吃。” 到了晚上，我叫看管我们的人：“来来来，你也是中国人，让我们活动活动，到船舱那边去。” “船长有话，你们不能下去。” 我说：“你也做点好事，我们这些人是爱国的，你放了我们。”看他没有什么反应，我又叫：“我们要拉大便！让我们下去，不让我们下去，我们就在这里解大便了！”看管我们的人报告了船长，船长的意思是船上是要清洁的，怎么能随便解大便，让他们下来。我们下到了统舱，有了吃饭的地方。统舱是一天开两次饭，我说：“你们听我的，我们一人拿一个饭碗藏在身上，开饭的时候，自己不要去盛，找一个旅客帮助去盛，这样我们就有饭吃了。”吃饭的时候，有的旅客看我们没有菜吃，还拨菜给我们吃。 有饭吃了，我在船上转一转。在通往官舱的路口上，我看见一个人穿着西装，漂漂亮亮的，还带着一个摩登小姐。他们从官舱下来，去买柚子。我一看，是黄埔第四期的庞正明，也是个共产党员，在革命委员会财委会工作。我上前拍了他一下，他一看是我：“哎呀，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你们几个人？” “我们坐统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坐在官舱里，还带着个摩登小姐。” 他指着那位小姐“这是我们的一个会计员哪”。 “帮我们想点办法呀，我们有十几个人。”他跟着我到了统舱，看了看说：“大致要多少钱啊？”我说：“恐怕５００块钱不够吧，还要多一点，你自己安排吧。”他就拿出８００块钱。 我们有了８００块钱，我对大家说：“这钱是朋友送的。我们要精打细算，到了上海也要花钱嘛，我们不要吃烟喝酒，不要乱花，这钱来得不容易啊。这样吧，每个人拿两块钱，买牙刷。剩下的钱放在我这里，我们还要买船票，不要老这样偷偷摸摸的，买了票我们堂堂皇皇地有个地方坐。” 到了上海后，我们只有几个钱了。我们中间有个叫胡其仁的，也是共产党员，他跟我讲：“我是无锡人，在上海的朋友很多，你那５块钱借给我，我买点礼物去看亲戚，搞个百八十块钱，让大家吃饭，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该回家的回家，是吧？”我一想，有道理。我跟几个人商量，大家说如果胡其仁能借到钱更好嘛。我问胡其仁：“我们坐在这里不动，你什么时候回来找我们？”他说：“到傍晚的时候我就回来了。”结果，我们一直等到天亮，他还不回来，大家就说他是个骗子，我想他一定是跑掉了，不会回来了。又过了一天，他还是没有回来，生死不知。这一下，把我们的钱彻底搞光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坐在上海的四马路上，非常茫然。 忽然，我看见一个人戴着礼帽，礼帽压得很低，那个人从礼帽下面朝马路这边看了一眼，哎，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我认识啊，他是四川人，黄埔第四期的，过去跟着周恩来当秘书，他叫霍步青，兄弟三人都在黄埔。他已经看到我了，向我跑过来，说：“我刚才看了你一眼，你没有动，我以为看错了，结果真是你啊，你们来了多少人？” “我们一共来了十几个人，是逃出来的。其中有几个是国民党左派。” 他说：“我是中央派来收容的。指定你们住到四马路的一个小旅馆里，我就带你们去吧。”他又说：“给你们每人六块钱遣散费。” 我问：“那几个国民党左派怎么办？” “那不管，我们只管自己的同志。组织上规定这６块钱，伙食费、旅费都在内，让你们回家。” 我拿着自己的那六块钱，送给了那几个国民党左派，把自己的钱送光了。 我们中间有个杨继荣，邵阳人，也是黄埔第四期的，后来升到中将，是台湾国大代表。他从六块钱里拿出点儿钱，买了张报纸看，一看，有消息说邵力子在复旦大学讲课。他说：“邵老师在这里呀，我们去找他吧。”他跟我商量，我说：“也行呀。”于是我们两个人跑到复旦大学，打听到邵力子家的地址，又跑到他家。见到邵力子，看见他穿的衣服挺糟糕，又不好对他说八一南昌起义的事情，只是说校长（蒋介石）到日本去了，我们被打垮了。 邵力子说：“哎呀，你们这样困难，怎么办呢？我在这里教书也没有几个钱。” 他给了我们１２块钱，说这是我最大的努力了啊，祝你们平安吧。 杨继荣有些不高兴，出了门就对我说：“我明天还来。”我说邵老师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你怎么还来？ 他说：“明天你跟我一道来不来？你如果不来，我拿了钱回来给你。” “你去邵老师那儿抢啊？” “你不要管了，你干这些事就不行。” 第二天一早，杨继荣就走了。他回来的时候，送我四块钱，我问：“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从邵老师那里搞来的。” “他又拿钱给你呀？” “他会拿钱？我拿了他一副笔墨揣在身上，大摇大摆地出来了，在当铺当了九块钱，给你四块，我得了五块。我还给邵老师留了一封信，说是你的学生没办法了，出此下策。” 多少年后，我到南京去看邵力子，他说：“你的同学把我的笔墨当掉了，还把当票寄给我，是个义贼。”我说：“这个人你不要喊义贼了，现在他是中将，在湖南绥靖署当交通处的处长了。”“哦？”邵力子笑：“这个人发达了，不错。”后来，我告诉杨继荣，杨继荣笑得不行，说邵老师给我起个名字叫“义贼”呀。我说：“你以后买点礼物去看看邵老师吧。” 我们又去看望了邵力子，邵力子很高兴，说那时我也没有钱，夏衍让我去复旦大学教书，搞几个钱，家里开销很大，我也没有别的收入。 这就成了一段笑话。 当时组织上说要我们先回家，等待党的联系，要送我们到莫斯科去。后来又说不送莫斯科了，要我回家潜伏。 回到家，感触这一段经历，我作诗一首： 由甲子海峡至香港被困九龙滩 作于一九二七年十月 万顷云涛海天上，天公助美顺风船。 人生逆旅何须记，柳暗花明笑里眠。 我在家等了半年，写了许多信，都没有答复。白色恐怖很厉害，父亲说风声不好，我也不想再写信了，怎么办呢？到哪里去找党的关系呢？我就下决心了，干脆我自己出去找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