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风雪四川

我妈妈又给了我一个金圈子，做路费到了四川。 到了四川万县，我不敢停，到了重庆，也不敢停。跑到成都，遇见黄埔第四期的廖宗泽，他是川西特委兵委。他见到我就很高兴，说：“你怎么跑到四川来了？”我就把经过告诉他。他说：“你现在还有组织关系吗？” 我说：“我组织关系已经没有了，断啦。我这次来就是找组织关系的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川西特委书记，又问：“你的组织关系没有断吧？” 他说：“你要恢复组织关系呀，你写个东西给我。” 我就写了个东西给他。我们两个谈得很投机，他说：“你同朱德到过四川，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那时我还在上海大学读书呢。”我就谈了八一南昌起义的事情。他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回到四川的只有你一个呀。”他要我写“八一”南昌起义总结，说要写详细一点。 我就写了一份总结，总结“八一”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我写：一无前方，二无后方，也没有学生运动，也没有妇女运动，也没有政治运动，这是盲目的军事冒险，所以失败了。还说打到潮州就有办法了，苏联就派船来接济我们，结果打到了潮州，哪里有什么俄国的兵舰？一点也没有。我的材料他们看了，说：“你这个材料写得及时，写得很好呵，你如果不写，我们还蒙在鼓里，不知道怎么失败的。” 我被派到邝继勋团去当支部书记。邝继勋是四川人，是二十八军邓锡侯下面混成旅的一个团。我说：“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就是几个上层人物，士兵里面没有组织，所以一打败就逃命。”我说要在士兵当中发展组织，在士兵中建立党组织关系，我搞了半年，把一个团整治好了。他们觉得我干得不错。把我升为旅委书记。旅委书记我干了半年多，就又调动了，１９２９年调我当江巴兵委书记，“江”是江北，“巴”是重庆，这里是刘湘活动的核心地区。 １９２９年秋天，李家俊组织了两万农民起来暴动，闹得很厉害，请求省委派人去领导。李家俊是在德国人办的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的，这个人在共产党里是很有名的。省委派胡洪疆到了重庆，重庆军委书记李鸣珂跟他谈话，说正在发动的农民暴动损失很大，我这里有一个人最合适跟你一起去。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叫文强。” “文强是我的老师嘛。” 李鸣珂奇怪：“文强怎么是你的老师呢？” “我那时在万县，朱德办了个军事政治学校，文强是我们第一大队的大队长，我是那里的学生。这个人很能干，让他去一定可以。” 李鸣珂通知我：“要派你出去，已经有人来接了，接你的这个人是你的学生，叫胡洪疆。”我说这个名字我不一定能记得起，他说一见面就认识了。 我们一见面，还有点印象。胡洪疆向我介绍情况，说李立三搞集中兵力打大仗，所以组织起来的暴动队伍有万把人，影响四个县：城口、万源、宣汉、达县，要我去当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 我说：“哎，我当两县的兵委书记，还不到半年呢，又把我移调了？还调到川陕、巴山那个地方去了，我是个湖南人，适不适宜哟？我并不是怕苦，这个事情我干得下，只是我是个湖南人，你们要考虑。”他们开会讨论去讨论来，觉得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合适。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我们动身了。我们离开的时候，每人发了五块钱。我、胡洪疆、莫斯科回来的王国良，还带了个挑夫，我们四个人离开重庆，向城口、万源方向走。 走到开江时，路过一个叫“大路厂”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位一百十二多岁的老人，原来是刘永福黑旗军里的人。我们听说后，买点礼物去看他。这位老人正在晒太阳，我们跟他聊了一会儿，他很高兴，说我的子孙很多，各管各的，他们不管我，我也不管他们，我靠挖药材生活。看过老人，我们感叹一番，一看，用掉了五块钱。 天下起了大雪，山路走不了，封山了。我们一住下来，把钱搞光了。胡洪疆急得不得了，我说：“不要着急，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自己想办法吧。”他说：“封山了，路不能走，天又不晴，有什么办法？”我说你们急也没有用，回重庆也要好几百里路呀，再说任务还没有完成，怎么能回去呢？看看，想办法吧。 一时我们都没有办法。过了些日子，天晴了，出太阳了，听见吹唢呐的哇里哇啦声，我说：“哎，有办法了！”他们笑我：“人家吹唢呐，有你什么好事啊？”我说：“吹唢呐一定是人家讨媳妇，只要是有喜庆的事情，天下世界都一样，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 他们说：“道理我们都明白，现在我们要吃饭要走路，没有钱，你想起什么办法呀？” “你们跟我走，向吹唢呐的方向走，我自有办法。” 胡洪疆不信：“老师老师你吹牛皮。” 我说：“你跟我走，不走就没有办法，一走就有办法了。” 那时，我化名李哲生，王国良说：“我们看李哲生有什么办法，我从中国跑到俄国，又从俄国跑到中国，我都没有办法，他还能想得起办法？” 我们走到吹唢呐的地方，山里人从来没有见到过我们这样穿长衫戴礼帽的人，男男女女都跑到外面来看我们。我抱着拳：“同喜同喜。”他们问：“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呀？” “从重庆来。” “你们是干什么的？” “重庆大学读书的。” “呵，还是大学问哪。请你们到屋里烤烤火。” 我们进了屋，茶啊，烟啊，都上来了，胡洪疆、王国良他们直笑。我跟一位老人聊了起来，知道他是个秀才，他说：“你们是文曲星啊，今天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赶上我们讨媳妇，我现在找些纸，请文曲星在喜筵上写四个字，写完马上发轿了。”胡洪疆他们推我：“文强你写你写。”我就让秀才搞支大一点的笔给我，把纸卷成四格，写了四个字：“花好月圆”，秀才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把字贴在花轿上了。 我们在屋里烤火，主人说：“你们四个人排在四桌，四桌都是首席，你们写了喜轿，请你们吃一顿。”胡洪疆、王国良，还有那个挑夫都笑了。这时主人又拿来了红纸，说写个喜对贴在大门口，而且要求每联写十三个字的对，我心想对子要么是五个字，七个字，哪里有十三个字的呢？写就写吧，我问：“你们这里写对子都写什么呀？”他们说乾坤忠义之类。我就把这些字写下来，一编，编出十三个字的对子，秀才一看：“哎呀，才气大得很哪，原本想难为各位，没有想到你们的才气这样大啊。”我们把对联贴在大门口，大家都很高兴。 我对胡洪疆他们讲：“这样大的雪，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想办法住在这里，留些时间，让他们给我们准备三天干粮。”我又说：“我们还要送点礼，光是吃人家的不送礼也不对。”他们说咱们身上没有钱，还送得起什么礼吗？还让人家准备干粮，你怎么好开口呀？今天晚上住在这里就不容易啦。我说：“自有办法。” 我把老乡叫过来，跟他商量：“参加你们的喜事，我们很高兴，实际上，我们到这里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到重庆的旅费用光了。我们这个箱子里有毛巾、肥皂、毯子，是准备带到山上用的，你们要不要买这些东西呢？”老乡说我们山里正需要，特别是毛巾，山里的男男女女都要用白毛巾包在头上，都要都要。我让他们三个把东西拿出来，放在两张桌子上摆起来，呵，妇女们来了，都抢着要。我说我们定个价，那么山里也不容易，我们不赚钱，这些东西买光，一共１６块钱就够了。一下子，全抢掉了。胡洪疆他们又笑了。我跟他们商量拿出两块钱送礼，他们说：“送那么多礼啊？”我说老乡至少要给我们准备三天的干粮，还不值两块钱吗？我就把两块钱送给老乡，说：“我们到这里来，你们留我们吃饭，还坐首席，我们问心有愧。我们几个人给你们送点礼。” 老乡说：“你们这么困难，还送什么礼呢？” “你们不买我们的东西，我们也没有钱送。现在我们有钱送礼了。多的我们也送不出，送两块钱。我们还有两天半的路程就到了。” “到底是读书人。交你们这样的朋友很难啊，平常哪有人这么看得起我们呢？我们给你们准备三天的干粮吧。”第二天，老乡提着一大篮子吃的就来了，还有酒呢，我们高兴得要命，这三天吃不完啊。 两天半以后，我们到了万源县的一个交通站，在这个川陕甘交界的地方，见到了李家俊。李家俊跟我说：“我没有带过兵，不晓得怎么搞呵，乱得一锅粥。”我说：“这样吧，先把士兵委员会成立起来。我是行动委员会书记，你呢，就当副书记，当总指挥，再推荐个参谋长来，要懂一点军事的，还找一个秘书长，另外，你这里还有军人没有？” 他说：“还有个黄埔学生。” 这个黄埔学生姓张，是达县大石桥人。我说：“这样吧，暂不安排你的职务，你就在我身边做点事。”现在我口述你记下来：这支部队两万多人，可以编成三个支队，三个支队采取三三制，一个支队里面有三个大队，一个大队里面有三个中队，一个中队里面有三个小队，作战的单位是大队，现在部队不能统一号令，各种旗子，红的，白的，蓝的，乌七八糟的，这是什么样子呀，旗子也不统一。 他问：“这旗子怎么搞法嘛？” “共产党的旗子是学苏联，叫做镰刀斧头，我们的红旗上也是黄色的镰刀斧头。我们不能你搞个什么名字，他也搞个什么名字，我们称做工农红军。” 他给记录下来，我说：“麻烦你，给整理好，再给我看看。”我就发现这个人能力很强，把我说的整理得很好，我说：“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呢，你把这个东西搞好，开会的时候通过。”后来，开会时拿出了这个东西，李家俊一看：“哎呀，你一来就不一样了，按照这个办，就好办了。”我说：“这是我说的，那个黄埔学生整理的。”他说：“成立支队，他可以当个支队长，你带来的那个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王国良，当一个，我自己担任一个，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扩大，搞多一点。” 空下来的时候，我把李鸣珂在我动身时给我的行动委员会指导纲领读了三遍，我想，“人家刘存厚有四个师在这里，我们是乌合之众，指导纲领让我们去把人家打败，要打恶战，那怎么打？恐怕很快就让人家打败了。” 我就对李家俊说：“这个政策啊，我们提出反对不好，不反对也不好，这个政策是错误的，要全国进攻武汉，要湖南进攻长沙，一下子就把全中国打下来啦，都到处插上红旗啦，有那样的好事吗？这个路线不对呀。”我说：“这样吧，把队伍整理好，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后来把队伍整理得差不多了，他又告诉我，他还有一万多神兵，我说：“什么叫神兵呀？” “就是白莲教的神兵。”他说：“神兵很厉害，刀枪不入。” 我说：“你也是个大学生，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的，有那样的事情嘛？刀枪不进？什么枪也打不进？” “哎，我试验过了。” 我说：“过两天你召集神兵，我来看一看，刀枪不入，有这个事啊？”过了几天，召集神兵一试，神兵在地上吃了神水，画了神符，果然刀砍不进去，我想，这也是个怪事，刀真砍不进去，真有这个事呵。难怪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时，也用过神兵啊。 后来有内行对我讲：肚皮鼓起来，发硬功，刀砍不进去，但是拿刀一捅，肠子什么都捅了出来，我说：“噢，还有这个情况哪。”我就告诉李家俊：“内行说，拿刀子一捅，里面什么都出来了。你也不用试验了。” 李家俊不信，再试。神兵在地上画个符，开始用枪打，一打，子弹打在胸口上打了两个包，没有打进去，也没有事儿。我说：“慢点慢点，步枪只能打３８０米，超过３８０米就没有力量了。打枪的地方到神兵站的地方有多少米呀？你去量量看。”一量，２５０米！我心想怎么还没到３００米？我问：“刚才是什么枪打的？”李家俊说：“手枪。”我说：“手枪嘛，只在１５０米内有效。”他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我说：“你不是个军人，你不懂啦。”我说：“这个神兵靠不住，我们把神兵整编改造，另外成立一个大队。” 队伍整编后，旗号统一了，李家俊一看，高兴得很，“啊，我们一下子能把刘存厚四个师打垮。” 我说：“不要说大话，刘存厚的部队是从民国元年起学日本的军队训练起来的，武器也好，如果跟他打，几个钟头就把我们打垮了。” 他说：“这样吧，你指挥一个方面，我指挥一个方面，把主力放在我这里，你带着参谋长另打一面。” 我说：“你看到不行了，马上转移，不要硬打，一硬打马上就被打败了。” 一打起来，果然，李家俊就支持不住了，我们隔得好远呢，我通知他：“赶快分头撤退，没有别的挽救的办法了。” 我们这边的部队向陕西撤退，死伤得不多。到陕西的定巴县，当地的一股土匪有一千多人，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只有三百多人，我就跟参谋长商量说：“别跟他打恶战，他们在这个地方流窜好多年了，我们不如人家，他们一千多人，我们只有３００人，我们不跟他们打。”我们一边转山头躲开土匪，一边喊话，把自己装成土匪部队，愿意跟他们合作。我们喊：“我们有５００人，我们愿意合并过去，拥护你作大哥。”他们停止打枪了。 我对参谋长说，让土匪派一个人过来，我跟他们讲条件。“参谋长出去喊话，他是当地人，说话土匪听得懂。参谋长就喊：“你派个人来，我们谈一谈。”那边果真就来了一个人，是土匪头子程德山。 程德山问：“你们谁是领头的呢？” 我说：“我，我是一个主要的，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参谋长，另外还有一个书记官。” “噢，就是你们三个人哪，看来我们首先来个桃园结义。”我们吃了一顿饭，就算是桃园结义了。程德山年纪大一点，是老大，我们的徐参谋长是老二，我跟书记官就是老三。我们提出条件：第一，让我们到我们要去的地方；第二，我们没有粮食，你要搞点粮食给我们吃；第三，我们的部队不跟你们的部队混编在一起，分开。他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到了晚上，我跟参谋长讲了：“程德山这个人身边有一个人要注意，那个人只有一只眼睛，程德山喊他作师爷，程德山说的话，出的主意，都是那个人讲的，那个师爷呀，将来坏事就坏在他手里，现在，我们不去找程德山，以后他可能会让师爷出面来找我们。我们接近师爷后，慢慢就把他内部的情况摸清楚了。 第二天，程德山说：“请老二当军需官。” 我们商量：“请他们吃饭，我们也准备一桌饭答复他们，把独眼人也请来，看他说什么？我们再说。” 吃过饭之后，就坐在那里谈天，独眼人那个家伙，就讲了：“我们这个部队没钱，吃饭也吃不了几天了，我们有１０００人，你们有５００人，更加拿不出粮食了。我看军需官年纪很轻，请军需官出马，向地方政府借个千把块钱，越多更好。你们考虑考虑。” 我说：“我现在没有主意了。”这个土匪部队，要县里起码拿出１０００块钱，这一个小县怎么拿得出来呢？这个小县还住着西北军的一支部队，也是专门对付程德山的。 我们几个人一起商量，那天晚上商量到好晚哪，没办法。参谋长说：“如果我们坚决不去，那就不会有好结果，去呢，这个钱也不一定拿得到。”我说：“睡觉吧。大家再想一想有什么好办法没有？明天早上起来再说。”第二天我问他们，他们说：“凶多吉少，这个事情难办。” 我说：“我如果不去，他们马上翻脸，一翻脸呢，可能就把我们扣押起来了，那就没得办法了。” 他们说：“你去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去呀，到哪个山上唱哪个歌，我去！” “你怎么去法？” 我对参谋长说：“你跟他讲，派个毛驴，再派一个人给我牵这个毛驴，还要他给我写两封信，一封写给县长，一封写给驻军的团长，让帮我们筹一点款，数目不要定。” 程德山说：“要个毛驴？那个容易啊，还派个赶毛驴的，你去吧，两封信也准备好了。” 我们就向县城走。走了三四个钟头就到了。城楼上的城门关了，城楼上的人喊话：“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拿着程德山的信，还有封信是给县长的，有事情来找你们。”他们看到只有我一个人和赶毛驴的一个人，一共两个人，就说：“现在城门关了，要向上面请示才能开城门。你就到城墙底下来吧，我们不会打你们。”等了一会儿，城门开了，他们出来连毛驴一起把我们五花大绑，就抓进去了。说：“你们这些土匪，还要见我们的团长，是先见团长哪，还是先见县长？” 我说：“我要先见团长。”那个团长派个书记官来，跟我见面了。书记官一看到我这个人长得满文雅的样子，就说：“你进过什么学校？” “我是湖南大学毕业的，以后又到了四川，进了重庆大学。” 他问：“你怎么搞得当上土匪了？” “我被土匪抓去啦，走也走不掉，安了我一个军需官，到你这儿来要钱。”“噢。” 我一看他也是个文人的样子，就说：“我看你也是很文雅的样子啊？” 他说：“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 “怎么也在这里搞呢？” “军阀作乱，当个书记官还不容易呢，唉。” 看样子，他对我很同情，我就说：“我今天是冒死命来的。不过我也请你们想一条路，程德山这个土匪在这个地方已经１０年了，他占的地方有６个县，危害地方啊，你们怎么不把他收编呢？你们如果招安他，我可以说话。”他说：“我们也是个团长，他也是个团长，不好办。” “你们把旗号打大一点嘛，你们自己改编成一个旅，把他招过来，他还当团长，你们不是搞到一起了吗？如果他愿意，你们就把他收编过来。”这个书记官回去，就向团长讲了。团长说：“来的这个人很有脑子，如果把程德山收编过来，我们６个县都安定了。” 后来团长接见我，问：“你是要钱的？这个小县城拿不出钱来，今天晚上，我要县政府安排，你住到教育局去，我派书记官也去，代表我，见见教育局长，看看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让县长也参加，我们嘛，在１０００块钱以内，七八百块钱也还是可以的。” 那天晚上，我们在教育局商量了一夜，县长看到我，也问我为什么裹在土匪里，我说我是湖南人，被土匪抓去了，现在跑也跑不了。县长也很同情我，教育局长就更加同情我，说：“我给你出主意呀，你也来谈过了，从这里逃跑吧，” 我说：“逃不掉啊。” 教育局长说：“我教育局有护照，下次你来，我给你教育局的护照，”书记官也说：“我帮你的忙，花几个钱把你救出来。” 后来，他们决定拿８００块钱，书记官说：“你明天就回去，我同你一起去，为了完成招安的任务，我不出面不行，我拿几百块钱去了他们也不会把我扣下了。”我说：“有道理。” 第二天，我们一起牵着毛驴回去了，到了住的地方，嗬，程德山一看高兴了，８００块钱，好几个人挑呀，五六个人挑着走不动啊，他问我：“哎，你搞到多少钱回来了？”我说：“１０００块没有弄到，只有８００块。”他说：“哟，我们在这里搞了１０年，这是头一次，喜事喜事。”我说：“来的那个书记官有话跟你谈。” 我说：“他们的目的是招安，想把你们编过去，当正规军团长，这样地方也安定了，你程德山也有一个出路了。那个书记官他会跟你谈的。” “好！” 那天晚上，搞了一只羊，一起吃，我就跟那个书记官说：“你们谈，我就不参加了，你需要我参加的时候我就参加，你们自己去谈。”书记官说：“把他招安了，我看他不愿意。那个独眼人，他这里的师爷在这里出主意。”我说：“那就只好这样了。你留一个机会再来，我找个机会送你回去。把问题搞稳当一些。”书记官住了两晚，我就把他送走了。程德山从这８００块钱里，拿１００块钱送给我，拿２００块钱送给来的那个书记官。 我告诉我们的参谋长，说：“老徐呀，你是本地人哪，我不离开，我一离开，你就有危险，你的办法是两个办法，一个是把队伍带回城口，到城口就有二百多里路嘛，到那边整理我们的队伍，我呢，到重庆去找省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