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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口述自传 第十三章 联手杜月笙
送交者: 文强 2005年03月10日11:39:58 于 [新 大 陆] 发送悄悄话

第十三章 联手杜月笙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我奉程潜的命令,作为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到达上海的时候,见到郑介民,我问:“我住在哪里呀?”郑介民对我说:“有个地方可以住,无线电学校现在搬到汉口去了,你就住到无线电学校去,这个学校在法租界,你就当个校长吧。”“学校都搬走了,还要校长干什么呢?”他说:“看着房子,你就住在那里吧。”我一到无线电学校的房子里去,从楼上下来一个人,我一看,是戴笠!他看到我,做出很奇怪的样子:“哎,我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是介民要我来的。郑介民恐怕我没有地方住,要我住在这个地方来。”戴笠说:“这是我的意思。我就住在楼上。”我有些吃惊:“你也住在这里?”“是啊,我住在楼上。”他对我说:“这个无线电训练班已经停办搬到武汉去了,这里的房子保留着,我们在这里办公。楼下的房子给你。你在这里可以帮帮我。”我说:“我天天要跑好几个司令部,又要到张治中那里,又要到顾祝同那里,在这里我不见得干得下来呀。”“你跑你的,剩下的时间帮帮我。实际上,就是守着房子,我们有地方住,有掩护,免得人家注意,办不好事。”过了几天,戴笠看我跑各个高级司令部搜集战况,很忙碌,就说:“我看你工作很忙啊,你少一样东西。”“我少一样什么东西呀?”“你少部汽车。”我说:“我没有那种想法呀,我可以两条腿跑,可以打黄包车,我并没有想要部汽车。”他说:“这样多的事情都放到你一个人的身上,你没部汽车怎么行?”“我也不好再问程潜要汽车,是不是?我这个高级参谋的职务是他给的,我再跑到他那儿要汽车?不合适。”戴笠说:“你问他要干什么呀,我送一部汽车给你吧。”“哦?世界上有这样的好事呀?”“我看你这个人很能干,在黄埔同学中,你和别人不同,难怪你在共产党里搞得那样高的地位。我有两部汽车,送一部给你。”哎,我一看,戴笠待人很好啊。戴笠的这部汽车给我了。我坐着汽车,在上海一天到晚到处跑。一天,我在上海马路上遇见一个人,他突然拍拍我的肩膀,我一时想不起来这个戴近视眼镜的人是谁,他看我站在那里迟疑,就叫:“怎么,你不认识我啦?”“我是袁裕啊。我现在的名字叫袁国平。”袁国平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黄埔第四期的同学。我也叫了起来:“啊,苞谷老(‘袁国平’的声音听起来像‘苞谷老’,我们喊他做‘苞谷老’)啊!”“你还记得我是苞谷老啊?”“我记得,怎么不记得呢!我们有十几年没有见面了。”我们两个一下子又都叫了起来:“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袁国平说:“很难得遇到,我们找个地方谈谈话啊。”他又说:“哎,你怎么还不归队呀?”“归队?归什么队呀?”“你晓得不晓得周恩来在找你呀?是王明路线害了你们。”“周恩来到哪里找我?”“具体的地方我不了解,就晓得他在找你。你还不知道呀,周恩来知道你的情况了,在延安给你平反了。要你去归队。”我说:“要我归队?这通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送到四川。”“我已离开四川多年了,有通知我也收不到啊,已经七年了。”“噢”,我说,“周恩来还帮我平反了,那我这个以共产党为友的决定没有错。”我对袁国平说:“我离开四川回了老家湖南。找不到周恩来呀,我妻子也找不到杨尚昆,共产党要杀我们的头,国民党也要杀我们的头,我们只好回湖南老家,我当了个新闻记者,改名文浮生。我现在记者不当了,到了参谋本部。”袁国平说:“我们难得见面,找个地方谈谈话吧。”我问:“你认识张治中吗?”“张治中是我们的教育长呀,怎么不认识?”我说:“现在上海作战,他指挥宋希濂好几个军,浦东那边是张发奎指挥,还有顾祝同也在这里指挥。”“那我们一道去看看张治中,找个地方谈谈。”袁国平拉着我就走。我们一起到了张治中那里,张治中问我:“这个人是谁啊?”我说:“第四期的同学袁裕嘛。”“噢”,张治中说:“袁裕,我记得起,他不是共产党员吗?”我说:“是共产党员,他在新四军,我在马路上遇到他,我们是好朋友。这个人很好,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嘛。”“好啊,今天上午我还要开会讨论一些问题,你们两个到隔壁房间先谈吧,最后要走的时候,我再见见他。”说完,张治中就开会去了。我和袁国平来到隔壁房间,袁国平说:“你跟周恩来没有接上关系啊,他给你平反,现在算起来也有六七年了,你怎么还没有接上关系呢?”我说:“你把你们延安内部的情况多给我谈一点。”他就谈到毛泽东。他说:“有一个消息我说给你听听,现在共产党把民族矛盾上升到第一位了,把抗日打日本放在第一位。阶级矛盾是内部的事情,降低到第二位了。这个还是个好事哩。”“哎”,我说,“这是谁提出来的?”他说:“毛泽东,现在延安方面是毛泽东负责。”“哦。”“你对这个提法怎样看呀?”我说:“这个提法很好啊,毛泽东看到这一步,国共两党就用不着那样斗了,合力共同对敌,应该这样。”袁国平问我:“你对你自己的问题考虑了没有?”实际上这时我感觉找周恩来也没有找到,共产党的关系也没有了,我一直在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就表示:“我有这样一个考虑,共产党的政策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会改变,国民党也不杀我的头了,过去参加过共产党也不追究了,蒋介石的宽大政策越来越宽,不追究既往了。我并没有向国民党自首,国民党也不追究,取消对我的通缉是张治中给我办的,当时张治中说,取消通缉令,要有五个黄埔学生证明你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了,我就找了四个黄埔学生,还少一个,戴笠愿意担保我,他也算了一个,这样就取消了通缉令。这样一来,如果我回去恢复党籍(共产党党籍),就矛盾了。我在国民党里已经搞了两年多,回去不又成了问题了吗?”袁国平说:“那没有关系,凭你跟周恩来的关系,可以解释嘛,我也可以帮你说清。”我说:“老实说,共产党犯错误有自己的因素,过去在江西搞AB团,杀掉自己很多人,又出了个王明路线,一个党的政策老是这样,我对这样的搞法没有信心,毛泽东是我表哥,也是我的老师,我对他有个人的看法。”袁国平听我这样一讲,说:“听你的意思是不想回来?”“我有这个想法。我已经7年没归队了,我也不想再归队了,但是我以共产党为友,先把抗日战争打下来再说吧。现在大敌当前,把日本人打败了再说。”他说:“我不好怎么说,也不好同意你的意见,也不好不同意。打好这个仗,把日本打败了再说,把日本打败之后你还要回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还是那句话:“有这个想法。”“越搞越远了,那不是脱离的时间太长了吗?”我说我的想法不变。袁国平说:“好好,我们两个的友谊关系保持。我留在新四军里,以后你写信给我,就写到江苏宜兴县府里,我就收得到。”我也把我的通讯地址告诉他,说你写到里口陈佑铭政治部,下面加上“军邮”两个字,就万无一失,可以收到。分手时,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过得也很困难,我就送他100块钱。后来,我给袁国平写过几封信,接到他的一封回信,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彼此问候一下,以后再给他写信,就没有人收了,皖南事变,袁国平被自己的警卫员一枪打死了。9月4日这天晚上,戴笠从楼上下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份电报给我看,说是校长来的电报,说蒋介石要戴笠跟杜月笙合作,在一个月内组织1万人的别动队。当时,上海到处是日本特务,每天晚上打信号枪,需要一支部队维持秩序。戴笠接到电报急得很,说:“办这样大的事情,我身边没有人哪,还只有一个月?”我说:“一个月之内组织1万人的部队,需要多少干部呀,兵源怎么来呢?”“我正要跟你商量,我们计划怎么办啊?首先我们要起草个大纲,要搞个几条,好跟杜月笙谈。我的身旁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我说:“我可以,电报说得很清楚,成立1万人的别动队,把上海的日本特务肃清,来保障我们军队做战。”他说:“噢?你还看得很容易呀?我看这个很难办,今天晚上就要,你写个东西给我。”我连夜写了个计划给戴笠,我在计划里写1万人编成五个支队,给养、军需另外编队。他一看,说:“哎,你很有才气呀,没有办过的事情你一夜就写好了。那就这样吧,约杜月笙明天开会。”我说:“你再拖个一天,更好一点。计划里面还有问题,最重要的是经费啊,1万人的别动队没有钱,没有饭给人家吃,怎么办呢?要杜月笙拿钱?他拿不出来的,要你拿钱出来,我晓得你也拿不出来呀。你禀告委员长,要委员长在国家的预算里马上列个拨款,没有钱是不行的?”他说:“我只晓得有几条就和杜月笙谈去了。你说了一个基本问题。你的意见对,见杜月笙,你跟我去,还有余乐醒,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吧。”戴笠给蒋介石打电话,蒋介石说:“我要军政部做1万人的预算,已经办好了。”过了两天,我们几个人去见杜月笙。杜月笙带着几个人来了,其中有我们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杜月笙就一个一个地介绍,第一个是他的大徒弟陆京士,第二个也是他的徒弟,国民党邮电协会的朱学范,当时国民党邮电协会拜杜月笙为老头子,没有杜月笙的牌子他们就活动不了。还有一个是陶一珊,是个黄埔学生,另外有个穿长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人了。杜月笙介绍,那个穿长衫的人是要来别动队当秘书长的。一会儿,又进来一个大汉,戴笠问:“这位先生是干什么的?”杜月笙说:“哎,你还不知道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志陆。”戴笠问:“是不是那个在广东郑学民手下当过师长的刘志陆?”杜月笙连声说:“就是就是。”他们来的人比我们的多。坐下之后,戴笠把电报给杜月笙看。杜月笙没有多少文化,只会签个名,戴笠只好把电报读给他听。杜月笙是从卖水果的阿三起家的,搞了很多徒弟,成了青洪帮的头子。那时上海申报的史量才(史良的叔父)很有野心,想自己搞个新党,很多次跟蒋介石谈判,没有谈成功,后来史量才在上海附近被刺杀。史量才一死,杜月笙就把史量才手下的文化人收拢到自己手下,把这些文化人安置下来。这些文化人喊出一个口号:“改造杜月笙”,要把杜月笙的流氓习气改掉,从一个流氓军阀,变成一个民族资本家,要杜月笙开银行,搞交易所,搞轮船公司,这样一来,杜月笙在上海就搞得很开,地位越来越高了。戴笠跟杜月笙怎么成的朋友呢?戴笠曾经对我讲,杜月笙走私鸦片的时候,被戴笠扣留了,当时杜月笙大发脾气,说戴笠这个家伙不给面子,就要暗杀戴笠。有人告诉杜月笙:你这样做不好,你得罪了戴笠这些人,他们也会暗杀你,那还搞得清楚啊?杜月笙怎么办呢?又有人给杜月笙出主意,说:“你送点钱给戴笠,把他收买过来,你起码拿100万给他吧。”于是杜月笙送钱给戴笠,戴笠把钱退回去:“岂有此理,我是给委员长做事的,能要你这个钱吗?”杜月笙就更火了,说:“钱也不要,搞得我更没面子了。”章士钊是杜月笙的法律顾问,章士钊出了个主意:“戴笠这个人我认识,你不能用钱去买他,用租界的势力压他也不行,我给你拉拉线,你跟戴笠交个朋友,大家不必闹成这个样子。你请戴笠吃顿饭,我作陪。”章士钊办了一桌酒席,去请戴笠,戴笠对章士钊说:“你这个办法我不能接受,如果搞得委员长知道了,就要对付我了,这个饭我不能吃。”章士钊告诉杜月笙,戴笠不是摆架子,而是恐怕蒋介石处分他。杜月笙心事重重,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正在这时候,戴笠突然找章士钊,说要见杜月笙。杜月笙奇怪了,戴笠怎么要见我呢?这时,杜月笙的卫兵报告:戴笠已经在客厅等候。杜月笙赶快走进客厅,戴笠说:“我很对不住你,你送钱我没有收,请我吃饭我也没有来,得罪你啦。现在我们两个交个朋友。我们在南京成立了一个禁烟委员会,想请你当南京禁烟委员会委员,你卖鸦片把自己卖臭了,当上了禁烟委员会委员,你就变成了一个正当的人了。你为什么不走上这样一条光明大道呢?你又不是没有钱,何必卖鸦片呢?不要那样搞了。”杜月笙连连答应:“这个禁烟委员会委员,我当,我当,以后再也不卖鸦片了。”我们和杜月笙谈了一通,回到住处后,戴笠问我:“你对我跟杜月笙的关系是怎样的看法?”我说:“你们之间的事情我搞不清楚。”“现在我们组织别动队,又要和杜月笙搞到一道了。我们搞1万人的别动队,还要成立租界行动委员会,把杜月笙放在我们前面,让他当租界行动委员会的委员长,让上海的流氓为我们服务。”戴笠又说:“委员长给我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委员长要我掌握杜月笙,不让他当汉奸,如果杜月笙跟日本人搞到一起,上海就会一塌糊涂,租界也会更糟。现在杜月笙向我表示,决不当汉奸,不论上海处在什么环境,也决不走汉奸那条路。”戴笠这个家伙很厉害,他把杜月笙拉到我们这边来了。别动队成立了。杜月笙很有心计,五个支队,其中三个支队都是他自己的人,还让大胖子刘志陆当总指挥,戴笠也不好说什么。戴笠对我说:“别小看杜月笙手下的这个刘志陆,很厉害呀,他把我们国民党的人都拉过去了。这1万人,我最多还能安两个支队进去,这一步我们没有防备,吃亏了。”我说:“你没有吃亏,我有个办法,你现在打个电报到南京,把黄埔学生中失业的都要到上海来,让他们向你报到,把别动队里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队长都顶下去,这样,大队长、中队长、中队副不都是你的人了吗?”“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戴笠直点头。“还有,那些流氓怎么能够从军呢?你得安排班长,起码训练半年。”戴笠问:“班长又怎么来呢?”我出主意:“你找张治中,找张发奎,他们都能指挥很多人呢,在他们的部队里挑一些人,班长不就有人了吗?”“哎,你这个办法好,还有什么办法没有?”我说:“在青浦、淞江这两个地方办两个训练班,挑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训练一个月,安置到部队当指导员。”戴笠说:“你很有办法啊,无论如何,请你当我的人事科长。”“我兼你这个科长可以,但是我不能把全部时间放在这个上面,我还有任务啊,我就挂个名吧。”按照我的建议,这事情办起来了。过了几天,我对戴笠说,我要到浦东张发奎那里去一趟,我看要张发奎给我们搞300个军士,不是正班长,副班长也行。戴笠说:“好好好。”我在跟张发奎吃饭的时候,说:“戴雨农先生要我跟你交涉一个问题,蒋委员长要雨农先生搞个1万人的别动队,队伍在一个月之内就要成立,主要是肃清上海的日本间谍,维持我们后方的安定,希望从你这里抽调300人做骨干。”张发奎想了一下:“抽调300人恐怕不行,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呀。”“那你就分两批好不好?先给我们150个,过几个星期再抽150个。”我同张发奎商量。张发奎说:“雨农先生的事情我一定完成,分两批好了,先给你们150个。”上海一战,我们失败了,陆京士跑了,朱学范也离开了,只有陶一珊坚持着,这个别动队全部归戴笠管了,杜月笙当个主任委员,实际上是空的。后来,这1万人的别动队对于收复上海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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