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遇险上海滩

我从上海撤退，一路收容在上海作战的部队，最后到南京的时候，南京已经变成一个空城，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问所有到会的将官：“谁个出来守南京？”这些将官都不吭声，这个任务太重了，我们的主力部队在上海已经消耗殆尽了，到达南京的部队已经是不堪一击的残兵。蒋介石一看，只有一个人站出来了，就是唐生智。唐生智是北伐时第八军军长，后来当了一个方面军的总司令，在武汉他的力量差不多发展到四十多万人了。唐生智那时是军事参议院的院长，他说我出来打。他说：“我们的首都不能随便放弃。”蒋介石说：“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其实唐生智自己手边也没有什么部队。日本军打到苏州的时候，很快就把南京包围了，同时封锁长江，一点都没有退路了。唐生智也没有办法抵抗了，只好向浦口撤退。胡宗南的部队在浦口，把唐生智接跑了，其他的部队还是撤退不了，守在南京最后的部队打得更惨了，南京被日本人杀掉的俘虏就有三十多万，这里边包括老百姓。南京失守了。日本方面在休整，我们也休整，差不多有两年，没有发生激烈的战争。 １９４１年，给我派了一个任务，让我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上海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我已经是少将。具体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对付日本人和汪精卫，一是代表戴笠驻上海，主要搞情报工作。 我带着一个副官，一个译电员，从温州动身到上海。刚一上船，没走多远，说是船只一律要检查，就把我们的船扣留了。我们搭乘的这条船是运牛皮的，温州宰牛很多，牛皮运往上海。几天过去了，由于天气热，牛皮味道散发出来，搞得满船臭烘烘的。船上有一百多人，淡水吃光了，海水又不能饮用。大家都急得要命。我更着急，我在枕头里还藏着一个密码本呢！日本人上船检查了一通，什么也没检查出来，就走了。我找到船员问问情况，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做生意的，“这样扣押下去，走又走不了，什么时候能到上海呀？还活得活不得啊？” 我向船上的旅客做工作，说：“我看上船检查的日本人中，有一个翻译，我们看看要不要跟这个翻译沟通一下，第一问问这条船为什么被扣留？第二请他跟日本人通融，我们又没有犯什么法，为什么扣押我们这些人？如果需要花几个钱，我们大家凑几个钱，送点礼物给那个翻译，必要的时候，给日本人也送点礼。”旅客们纷纷说我说得有道理，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 我说：“我去跟翻译谈谈，如果需要拿钱，希望大家帮助一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这一百多人要平平安安到达上海。” 第二天，日本人又上船检查，日本人走在前面，翻译走在后面，我一拍翻译的肩，他一惊，回头一看：“你拍我干什么？” “你是个中国人，也做点好事啊。你看把我们关得这样久，放也不放，船上吃的没有了，淡水没有了，我们死路一条啊。我们还不晓得什么原因把我们关在这里？” 翻译左右看看，小声讲：“这个船长是个白俄，我们要扣留他。” 我说：“船长你们已经扣留了，为什么要我们在这里受苦受难呢？” “你讲的也有道理，我去跟日本人讲讲看。” 我看这个翻译还有点爱国心，就拼命地说：“你也是中国人嘛，做点好事吧。” 他答应了：“好吧，我明天帮你们去说。你们不要乱来，日本人知道了不得了。” 天又亮了，日本人上船检查，那个翻译偷偷把我拉到一边：“我昨天跟日本小队长讲了，小队长的意思是这条船被扣留了，要搞另外一条船送你们走。” “你们不是皇军吗？搞条船都搞不来啊？”我问。 “要打电报到上海去调。” 又过了四五天，翻译又找个机会悄悄跟我说：“你们恐怕要花几个钱，并不是我要钱，是要给日本人送点东西，不送东西也可以，拿出些钱来。” 我说：“我们不但要给日本人送礼，对你也要酬谢一番，我们大家都商量好了。” 我跟大家一商量，凑了七八百块钱，我塞给翻译：“这些钱都交给你，你自己留下一些，其余的送给日本人。把我们平安地送到上海，我们就感激你了。”他还推脱几下：“我不要，不要。”我拿出一些钱硬塞在他的口袋里。 就这样，我们好不容易到了上海。这是我第二次到上海。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派了一个少将专员冯作仁代表第三战区驻上海，顾祝同要我到上海后跟冯作仁联系，说他熟悉情况，可以帮助我。我一到上海，就去找冯作仁。我跟他接头时，给了他一张我的名片。但是，没过一个月，他就被捕了，被日本人杀害了。我给他的那张名片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日本人知道我到了上海。 过春节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是我的同学，陈毅也是我的朋友，还有张云逸，他们平安不平安呀？我很关心这些人，感到国民党很坏，打起内战来了。 搞了半年之后，日本人知道我在上海活动，汪精卫也知道我在上海活动，日本人和汪精卫特务机关“７６号”要抓我，他们手里有我的照片。“７６号”的头目是章乃器介绍来的五六个学生中的一个，原来是忠义救国军的大队长，后来当了汉奸（抗日战争胜利时，以汉奸罪被处决了），他知道我到了上海。我派人打进了“７６号”（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八十多岁了）。他送出一个消息，说“７６号”有人认出了我照片，一定要在“双十节”抓到我。开始是悬赏５０万美金，后来慢慢增加，从１００万一直加到２００万。有两次把我抓到，我又跑掉了。为了安全起见，我是“狡兔四窟”，有四个住的地方，在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都有。 因为活动的关系，我经常到锦江饭店去吃饭，与董竹君认识了。一次，我约几个客人在锦江饭店吃饭，不知怎么被日本人知道了。我正在餐桌边的时候，日本人在走廊上隔着窗子，对准我举枪，董竹君突然发现走廊上有日本人正准备冲着我开枪，她急中生智，把走廊的门“啪”地掀了一下，日本人吃了一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胡乱地打了一枪，跑掉了。我坐在桌旁和客人说话，子弹从我的头上擦过去！ 我成立了一个策反委员会，我自己是策反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下面有个参谋长，叫做沈忠毅，是浙江人。他当过杭州警官学校的指导员，黄浦第三期的。开始我们是平起平坐，后来我当了少将，他给我当参谋长。参谋长下面有一个管人事的，还有个搞宣传的，这两个人都是大学生，外文很好，都在浙江警官学校做过事，很可靠。 我在静安寺路有一处房子，是我在策反委员会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我平常不大去，就是那个参谋长沈忠毅带着妻子住在这里，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我有时去一下，就跟他们说要小心，不要到外面去跳舞，不要乱花钱，不要出去，在屋里一人一天写一篇文天祥的《正气歌》，然后在家里三四个人打打扑克打打麻将都可以，不要打输赢，自己要爱惜自己，上海这个环境是很危险的。后来他们把《正气歌》读得很熟了。 虽然成立了一个机关，但是在上海很难把局面打开。我在上海跑马厅那个地方有一幢房子，表面上是一家黄金交易所，我自己是黄金交易所的老板，邻居们看我整天坐着汽车，神神气气的，还以为我真的是做黄金交易的。有一天，我的参谋跟我说：“你高高的鼻子，挺像个外国人，你坐在汽车里，脸总是向前看，谁跟你说话也不理，从侧面看上去人家以为你是个外国人。你要是换一顶新一些的帽子，就更像外国人了，外国人不会戴你那样的旧帽子。” “哦？”我拿起礼帽一看，哎呀，我这个礼帽戴了三年了，应该换一换了。我在上海这个环境里，应该买个漂亮一点的。我平时出去都带着保镖坐汽车。这天就自作聪明，心想跑马厅这个地方一出去就是上海的南京路，出去没有几步路就有大商店。我想，我今天出去就不带保镖了，也不坐汽车，我自己跑到百货商店，买顶帽子就回来。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我跑到一个百货商店卖礼帽的地方，说：“拿一顶礼帽我试试看。”一戴，很好。卖帽子的人把我的旧帽子装到盒子里，我说：“旧帽子我不要了，买一顶新帽子就够了。”老板说这个盒子你拿回去，新帽子不戴的时候装进去，省得落灰，我想也对，我就戴着新帽子，拎着盒子走出大门。 刚一出门，突然蹿上来四条大汉，猛地一边两个把我胳膊往后一翻，摁倒了。哎呀，我想，糟了，自己不应该来冒这个险。我定睛一看，汽车里还坐着两个人，其中有个人我认识。我说：“你是李参谋吧？”这个李参谋是原来别动军的一个支队参谋长。他看着我笑：“你还认识我啊？我们有一年多没见面了，还是搞别动军的时候见过面的，我们见面不容易呀。你到上海，怎么不通知我啊？今天哪，我们也是遇到你的，请你上我们的汽车，到上海浦西饭店走一趟，我们的头头在那儿等你！” 他看我不理他，又说：“我现在不是别动军的参谋长了，我是浦东丁锡山国民爱国军的参谋长了。” 我一想这个事情很坏。 车门打开，把我推进去了。我在车上说：“李参谋，我们当年搞的部队是为了抗日，你现在越走越远了，你走到了哪条路上去了？” 他说：“我走到哪条路上去了？我们是得到汪先生支持的。” “汪精卫是什么人你们很清楚，你们应该大义灭亲。我们中华民国只有一个政府，汪精卫又成立了一个政府，那是汉奸政府，你投靠汪精卫，不应该呀。” 他“嘿嘿”两声：“我们这些人，地上的蚂蚁一样，那些大人物都投靠汪精卫，我们是哪里有饭吃就到哪里去。” “你现在把我弄到哪里去？” “到愚园饭店，我们的头头要和你见面。” 我一看他的汽车还是防弹的，说：“你这个汽车倒是保险。” 他很得意的样子，说：“这是日本人给我们的。” 车到了愚园路，经过愚园饭店，不停车，转了一个圈，向沪西开了。沪西是日本人和汉奸的世界，我说：“李参谋，你不是说丁锡山要和我见面吗？愚园饭店到了，为什么不进去啊？” 他说：“改变了，不到愚园饭店了！” “那到什么地方去？” 他回答：“到沪西，百乐门饭店！”我想糟糕了。 到了沪西百乐门饭店，车门打开，把我抓了出来。说：“你上楼，我们的头头要见你。”我只好听他们的。上了二楼。门一打开，就把我推了进去。我一看，是一间很大的房子，里面坐着一个人，是汪精卫手下的一个汉奸师长。这个人坐在沙发上，左边有个小凳子，前面是一个圆桌。他抬起头看了我一下，说：“文将军，你还认识我吗？”我说：“我认识你丁锡山，没有杜月笙把你保出来，你活不到今天。你是杀人越货的海盗，你今天想把我怎么样哪？” 丁锡山手在圆桌子上一拍：“你们这边的人，把我们的一个师傅杀掉了！” 他讲的师傅，叫做何天枫，是个支队长。他说：“现在是一个抵一个吧，要拿你抵何天枫的命。” 我叫骂：“何天枫当了汉奸，犯了国法，应该镇压！你现在干什么？你也当了汉奸了！你就是今天把我抓到，把我整死，会有人来替我报仇。你知不知道啊？你是汉奸！你是自己往死路上走啊！” 他一听我骂他，一下子就掏出手枪，在桌子上一拍，狞笑着说：“我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你对我还是这样神气？”我一想，这个家伙是一个海盗，跟他讲这些话也没有用，他把我抓住，一定是送给日本人，我这条命就没有了。我跟他大概隔一丈远的样子，我是练武的人，我有我的一些办法，我一个箭步蹿到桌子前，那个手枪到我手里了，我一下子摁住他，用手枪抵着他的头，说：“今天究竟是你死还是我死？你把我弄死了，你也活不成！” 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呼啦”一下五六支手枪都对着我，我说：“你们要开枪，我先把你们这个头头打死！”他们那些家伙不敢开枪，眼睁睁地看着我用枪抵着丁锡山的头。 忽然，外面走进来两个人，喊：“你们想干什么？” 这两个人很神气，手一挥，把屋子里的其他人轰走了。我正在全力对付丁锡山，忽然听到其中一个叫：“文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看，救我的人来了。这两个人是洪帮中地位很高的人，是我那个策反委员会的委员，一个是高翰生，是湖北人，北洋军阀时候的国会议员；另一个龚君普，也是洪帮大哥，是吴佩孚手下的少将监务官，是个将官，也是策反委员会的委员。他们帮会论辈，那些小喽喽一见他们辈分高，就双腿发抖。他们一进来之后，看见我拿着手枪跟丁锡山在那里斗，高翰生跑到丁锡山跟前，“啪啪啪”照着丁锡山就是几个耳光，说：“你今天想把文先生怎么样呢？你这个家伙忘恩负义，那时候让杜月笙把你保出来，就是文先生说的话，不是文先生说了话，你早就被枪毙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今天怎么还对付他呀？你这身汉奸皮呀，只有文先生说一句话才脱得下来。” 丁锡山跪在两个人面前，流着眼泪，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支支吾吾地说：“我对不住你们。我看他们把我的师傅杀掉了，我要替师傅报仇。” 龚君普又打了丁锡山几个耳光：“你报什么仇啊？何天枫自己当了汉奸，不当汉奸能杀了他吗？你的救命恩人是文先生，你这个家伙简直是莫名其妙！” 我一看这种情况，就一边把手枪交给龚君普，一边大骂丁锡山。我对他们两位说：“我很感激你们，丁锡山呢，我还要跟他说几句话。” 我说：“刚才他们两个讲得很对，你就是不明大义，只晓得报仇，跟着汪精卫你想做大官，你这条路走错了。你如果今后好好干，我可以把你这个汉奸的名义刮下来。杀日本人杀汉奸，并不是没有路，有路你自己不走。”我把丁锡山骂了一顿，他跪在地上磕头：“文先生，救我的命，救我的命。”我说：“你呀，今天是这两位救了你，他们不来呀，你不死在我的手里，恐怕我就死在你的手里了。” 高翰生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他过来揪了我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我赶快脱离这个险境，如果日本人知道了就没有活命了。高翰生喊：“丁锡山！赶快让你的部下好好把文先生送上汽车，跟我们走，有一点不对，你这个家伙就活不成了！” 丁锡山连连说：“就这么办，就这么办，不知道送到什么地方去？” “到了车上我们会说的。如果文先生出了问题，你也活不成！” 丁锡山就喊他的手下把我送上汽车，到了愚园路英租界路口，我们下了车。高翰生另外叫了一辆汽车，我们脱险了。在车上，他们两个人对我说：“今天好危险，我们不晓得你被绑架了，我们是以洪帮的身份，来做丁锡山的工作的，没想到把你救了。好危险哪，丁锡山是个最坏的家伙，我们身上都出了一身冷汗。” 戴笠给我拍来电报，说上海太危险，要我注意。我回了一封电报，“为国牺牲，义无反顾”。 我在霞飞路开了一家照相馆，两个照相的都是我的人。一次，打进“７６号”的内线到照相馆来送消息，说“７６号”把我的照片放大，由一些特务拿着，在租界的出口处，日夜盯着我的汽车。当时，处境很危险。晚上１０点以后我才敢出去活动。 有个叫左篆的，过去是个科长，湖南大学毕业的。这时他把科长辞掉，带着妻子到上海来找我，非要跟着我干不可。我说既然你来了，就搞宣传工作吧。我这里本来没有什么宣传科，因为他来了，因人设事，成立了一个宣传科。他是个湖南人，妻子是上海人。左篆来了没两个月，突然失踪了。他妻子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我说：“你至少知道一点动静啊？”她说一点也不知道，他早上出去就没有再回来。 我问“７６号”内线，有没有抓住一个姓左的？回答也是不知道，说如果抓来，我们一定会知道的。我又问在日本人那里的内线，内线告诉我，日本人抓了一个姓左的，这个人很刚毅，受尽了酷刑，什么也不说。嘴里不知念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日本人，说这个姓左的念的是文天祥的《正气歌》。不到两个月，左篆被日本人活活地打死了。我们追认他为烈士。 我在静安寺的房子里请了一个娘姨，我问她： “你家里是干什么的呀？” 她说：“我是宁波人，我的丈夫是当兵的。” “当兵的？在哪里当兵？是在国民党里当兵呢？还是在汉奸那边呢？还是在日本人那边呢？” 她说：“在汪精卫那一边。” “那你到这边来工作，你丈夫知道不知道呢？” “知道。我写信给他说，我在这里，是做生意买卖的，对我们很好。” “你的丈夫到过这里没有？” 她说：“没有，他是宁波乡下人。” 她还认识点字，有一天，我跟她讲：“我出钱送你的小孩上学，把她当成我的女儿一样。你呢，谨慎一点，就不要出去了。” 她说：“开始我不晓得你们这里是干什么的，后来我看清楚了，你们是重庆派来的高级官员，你们不是做生意买卖的。” 我说：“你看清楚了吗？” 她说：“看清楚了，那个参谋长是代替你负责的，他的妻子也很好，是杭州人，对我们很好。” 我说：“我们是为了抗日，救国救民嘛，我们住在这里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家庭，实际上不是个家庭。”我问这个娘姨在上海几年了？她说：“我家里到上海做娘姨的，我是第一个。”当时，宁波娘姨是第一等，上海娘姨是第二等，第三等是江北娘姨，她说我们宁波娘姨的待遇都比较高。我说：“送小孩读书都是我花钱，你还有什么困难，随时告诉我，我会关照下属多给钱给你。” 一天，忽然闯进来五六个人，娘姨一看他们来头不对，就赶快把文件、账目藏起来。他们抄家什么也没有抄出来，这个娘姨很机警，趴在我窗子上喊：“我们这里来了流氓，抢东西！”巡捕房里马上就来人了。那五六个日本人看到来了巡捕，就逃掉了。如果不是这位娘姨叫来了巡捕，那些日本人只要一掀里屋的门帘，账目名册之类的东西都在里面，好险呀！巡捕问娘姨：“你喊叫什么？” 她说：“这几个流氓看来像日本人，所以我就报警了。” 这个娘姨很机警，后来我奖励了她一笔钱。 巡捕刚走，我刚好来到这里。我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感觉屋里的气氛很紧张，参谋长不在，会计科长也不在。娘姨出来了：“哟，你怎么回来了，你回来就不要再出去了。看来日本人在外面还有探子。你出去把你抓起来不得了。”娘姨说：“我带你到隔壁的一家去躲一躲。” 我问：“参谋长呢？” 她说：“参谋长没回来，不晓得到哪里去了。” 我告诉娘姨：“你站在窗子边注意着，如果参谋长回来，你就赶快从窗子上丢衣服下去，让他不要进来。” 一会儿，参谋长果然回来了，娘姨把衣服丢下去，参谋长一看，知道发生了情况，就不敢进门了。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的会计科长回来了，娘姨还没有来得及把衣服丢下去，日本人扑过去把会计科长抓走了。重庆汇来的经费都归他负责，然后再发给上海军统的各个机关。这个会计科长姓马，叫马仁湛，他是个大学生，在我这里是半天读书，半天工作。他被捕之后，被日本人把两条腿都打断了，他始终没有投降，始终什么都不承认。后来我特赦以后，他还坐着轮椅来看过我。 有一天礼拜天，我的副官跟我讲：“主任哪，你到上海两年多了，日本人跟汪精卫天天悬赏要抓你。你白天没到过茶馆，也没到过公园，你把自己焊死在一个很小的圈圈里，这样吧，明天我给你安排一下，愚园路有个公园，那个公园是一个犹太人修的。你也去晒晒太阳。” 我说：“不能去，很危险。” 他说：“你也晓得怕？对自己的身体一点都不爱惜还行啊？我们到公园里去一趟，晒晒太阳，转一个圈就回来了，那有什么问题呀？” 我还是犹犹豫豫的，感觉我们总是在一些我们预料不到的地方出问题。副官就望着我笑，说：“你听我的，我们到愚园公园去晒晒太阳，顶多耽搁一个多小时，我们就回来了。” 我听他的了。那天我们坐着汽车来到愚园公园，我们买票进去，我走在公园中间的马路上，两边是小湖，前面有一个亭子，我往那边走，糟糕了！那个郎本实仁穿着将官的衣服，坐在亭子里！ 他看到我，我也看到他。这个家伙很机警，他一看到我走过去，那个样子就很警觉。 我悄悄告诉副官：“亭子里坐着的那个人，就是我跟你讲的那个日本人郎本实仁，当年他要把我杀掉，没能做得到，今天他看到我，装作没有看到我，我也装作没有看到他。你看他穿着将官衣服，是个少将。听说他调到宁波，在蒋介石的家乡当防守司令，他怎么到上海来了？” 副官说：“我听你讲起过这个人，但是没有见过面，我不知道。” 我说：“现在怎么办呢？” 副官很紧张：“我们现在赶快回头吧，坐汽车回去算了。” 我说：“很可能公园外头他布置了人，我们一撤退，他就把我们打掉了，到了这种关头，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怎么办呢？” 我告诉副官：“郎本实仁很可能是有计划地对付我们。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知道我们要出来。” 李副官没有办法了。我说：“不要慌，你从亭子那边转过去，隔着郎本八步到九步之间，监视着他，如果他有什么行动，你就先发制人，一个箭步上去用手枪把他打掉！” 副官说：“我知道了。这个我做得到，做得到。” “你不要慌慌张张的，如果不出现什么坏的情况，你不要乱打枪，这里是租界，如果把朗本实仁打死了，租界上的巡捕会把我们抓起来的，我还要进巡捕房。你不要轻举妄动。” “我知道了。”李副官就转到亭子另一边。 郎本实仁从亭子一边的小桥上下来了，直接对着我走。我想，糟糕了！我是回头走？还是迎头而上呢？我紧张地考虑。我想：我如果向后退，公园外面他会安排人。干脆，我向前走，迎着他过去！ 郎本实仁装作没有看到我，手老是放在衣服里，我就判断他衣服里面有手枪，我想，可能他一过来就用手枪把我打掉，或者把我打到湖里去。 我和郎本实仁擦身而过时，我感觉他要对我动手了，我就一下子先发制人，把他左手逮住了，把他伸在衣服里的左手向下一拉，他左手里的手枪就到了我手里了。我用很大的力量，一拳打过去，郎本实仁倒在马路上！李副官看见我把郎本实仁打倒了，一个箭步蹿过来，骑在郎本的头上。 郎本跪在我的面前哭，我指着他骂：“郎本！我们两个从‘８·１３’起就是对手，现在已经四五年了。你想把我除掉没有做到，我想把你除掉也没有做到，今天怎么样啊？我今天也不整死你，我是为国家，你也是为国家。我知道，你是宁波那个地方的防守司令，我这次把你放走，你如果在宁波做些好事，以后我还可以原谅你！” 他还是跪在地上哭：“你就宽大我这一次吧，我再也不做坏事了。” 我把手一扬：“好吧，我就放你走。” 他回头看了一下两个副官，使了一下眼神，赶紧跑走了。 后来郎本实仁在宁波，为了修蒋介石母亲的墓，花了很多钱，还做了很多好事。 一直到日本投降，我们从西安到了北京，有一天，我的部下马汉三问我认不认识郎本实仁？ 我说：“你怎么知道啊？” 他说：“现在这个人被抓到北京，我们把他关起来了。” 我说：“这个人还算做了一些好事呀，不要杀他。”在北京，我又跟郎本见了面。没想到见了面，郎本实仁不认识我啦！ 他打量我好久：“你这位长官，我好像见过面，又好像没有见过面，你是谁呀？” 我说：“你现在不要问我是谁，你这个人在东北杀了好多人，在天津杀了好多人，到在上海又杀了好多人，但是以后你改了，你给我们校长的母亲修了墓，在宁波还做了些好事，这次我不抓你，不把你当战犯，你回国好了。” 很快，郎本回国了。 那时军统局还有一个单位叫“上海区”，上海二区的区长陈恭澍是个少将，黄埔第五期的，在北伐时号称八大金刚之一，后来带着四个行动大队在上海杀汉奸。另外还有一个区长负责情报，两个区长互相不能联系，不能见面，戴笠规定由我每个礼拜与他们两个分别见面一到两次，每一次都是我规定见面地点。 一次，我和陈恭澍约好，２８日在一个黄埔同学家里见面。 ２７日这一天，我们一个中央会计蒋志云急急忙忙跑到我住的地方来。我问她：“这样急急忙忙地发生了什么事啊？”她哭了：“你还不知道啊，”她说，“陈恭澍带着日本人和汪精卫特务把上海区都破坏了。我是从后窗子逃走的，日本人没有抓到我，我没有地方去了。我只晓得你这里，跑到你这里来躲一躲。” 我问：“他什么时候叛变的？” “昨天晚上。” 幸亏她告诉我这个消息，不然我第二天就要和陈恭澍见面了。我说：“你来得正好，你救了我的命啊！”我想了想又说：“你到我这儿并不安全，我派副官送你离开上海，先到乡下去躲几天，然后给你买票离开上海，到香港去。”这样，我又救了她。 我说：“现在中央要把我调到重庆去，你先走，我大概１０天以后就离开上海，上面的命令是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到浙江温州，从温州到金华，走陆路，坐汽车到重庆，这个时间花得长一些，路上也辛苦一些，我采取走香港这条路，我们到了香港再见面吧。” 后来，蒋志云到了台湾，还当了国大代表。她很感激我，说：“我的这一生啊，是你把我提起来的，当会计也是你保的我，我当国大代表，也是你帮助的。我救了你，你也救了我。”我说：“这件事情就不要谈了。” 有个湖南湘乡人，叫肖克文，人称“小耳朵”。过去在警察局里干过，后来他到上海卖酒，全家都住在上海。他得知我到了上海后，就来找我，说是不想卖酒了，想在我这里谋个差事，我考虑一下，说：“这样吧，我很忙，这个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我也不兼了，请你来代理一下。”他后来把三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弄到办事处里来做事，都成了军统在上海组织里的交通，连他的外甥都到军统里当了交通，一家人生活过得不错，我一看这一家都为爱国服务，就嘉奖了他们。 “小耳朵”被捕了。刚一被捕，他就叛变了，把我供了出来。“７６号”特务问他，知道不知道我住的地方，他说：“文强住的地方我搞不清楚，但是我可以找到他。他对我很信任，如果我约他，他一定会跟我见面的。”汪精卫“７６号”特务的意思是，让“小耳朵”约我见面，一定要把我抓到，抓到我，奖金有“小耳朵”的一半。 “小耳朵”看有利可图，就通过一个关系写信给我，大意是说：“文先生，这次程国绪叛变了，我也被捕了，现在他们逼着我找到你，我说我能够见得到文先生。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我接到这封信，就和参谋长研究，要不要去见“小耳朵”呢？参谋长说你决不能去，太危险了。我再三考虑，做出决定，说：“如果不去，这个线就断掉了。假如去了，我有办法保护自己。” 我就派人给“小耳朵”送信，约好他在董竹君的茶馆里见面。 我在茶馆里布置了一些人，都带着武器。如果“小耳朵”一个人来，我的副官一个人就可以对付他，把他塞进我在门口准备的汽车，弄着他兜圈子，中途换三部汽车；如果他带人来，我们的人就一起上，打掉他们。 “小耳朵”来了，他前后左右都没有人，就他一个，我的副官迎上去。“小耳朵”认识我的副官，说：“我约文先生在这里见面。”副官说：“你跟我走，汽车在外面。”“小耳朵”心里发毛，不想走，副官一招手，上来几个人一把抓住他，把他塞进了汽车，兜了很多圈子，换了三部汽车，到了一家公司里面，我在这里等他。 “小耳朵”一见我，双腿一跪。 我问：“你怎么样？” “你不要误会我”，“小耳朵”说，“我已经告诉你有人要抓你，我不会害你。”“小耳朵”又看着我说：“我家没有饭吃了，不晓得中央会计那里有没有钱？你是不是可以再借点钱给送去，让我家里人有饭吃。” “这是小事，我会借钱给你。你说老实话，你这次出来要跟我见面，有什么背景？” “他们要我把你引出来，抓住你。” 我问：“你来的时候，跟着几个人？” “小耳朵”说：“我们一共三个人，有两个人藏在茶馆外面。你这位副官先生突然把我推上车，那两个人回过神儿来时，汽车已经开走了。” “我相信你说的话。”我问，“另外还有什么任务给你？其实你不讲，我也清楚！” “另外没有什么任务。” 我说：“他们一定要你策动忠义救国军的总指挥周伟龙，这个人也是湘乡人，跟你的大女儿两个人是姘头，我知道‘７６号’一定要你策动周伟龙，让他投降汪精卫。” “小耳朵”听我这样一说，露了一句：“你怎么了解得这样清楚啊？” “我不是讲了吗，你不说我也知道。” “小耳朵”以为我真的摸底，就全交代了：“‘７６号’要我带着我的大女儿肖淑英一道到广东，去见周伟龙，策动他的部队投降汪先生，没想到你已经晓得了这个计划。” “那么你去不去广东呢？” “小耳朵”说：“我打算去，不过他们要先抓你，这一步成功后，再去策动周伟龙。” 我说：“那好吧，你今天没有把我抓到。你家里困难，我会派人送去５０００块钱。你的路不要走得太远，不要当汉奸连累了你的子孙。” 他跪在地上又哭了一顿，我就把他放走了。那时，我３０岁出头，“小耳朵”已经快６０岁了。 我的策反任务基本完成，从华北、苏北到东北，策动汪精卫部队一百多万人投降。当时，那些汉奸的心理是脚踏三只船，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共产党，他们看看当时局势，还不愿意到共产党那边，经过我们的策反工作，愿意跟着蒋介石走。 我奉命调重庆，离开上海之前，把参谋长叫过来，说：“你跟我好多年了，是我的参谋长，现在调我到重庆去，要是我指定一个人在这里负责，代替我的职务。我现在指定你代替我。” 参谋长讲：“我们现在这里没有钱了，你走了以后，没有钱呀，把我留在这里也没有用。这样多的人要花钱，我到哪里弄钱呢？我弄不来。” 我说：“这样吧，我走之前，至少要弄２万块钱，我自己带１万作旅费，另外１万块钱给你，你维持个把月就可以，是不是啊？以后我给你汇钱来嘛。” 过了几天，正好王艮正来看我，这个人是国民党，在上海开有私人银行（后来加入共产党），我就跟他讲：“现在我奉命要调离上海了，对你我也不保密，我现在马上要走，身边没有钱。” 他问：“你要多少？” “大概两万块。” 他说：“两万块钱我给你拿出来。” “我可能到了重庆以后，这个钱才能还你。”我又说：“现在上海局势很紧张，我的预测是太平洋可能要打仗了，我们这些人都要离开，你那个银行恐怕在上海也存在不了几天，你要想办法离开这个上海。如果不早做计划，恐怕临时来不及。” 他说：“你放心好了，我一定照着办，我马上拿两万块钱送给你。你到了重庆，再归还我。我也不要你的息钱。” 他拿了两万块钱给我。我带了１万块钱离开上海，留下１万钱给参谋长。 我离开上海不到一个月，“珍珠港事件”就发生了。代替我留下的参谋长被日本人抓住了，我们留在上海的电台人员也叛变了。我一到香港，上海方面就打电报给我说：“你离开还不到半个月，什么都变了，日本人和汪精卫在报纸上登出名单，把我们叫做蓝衣社，把你写在蓝衣社的第一名。” 这件事其实我已经知道，我在离开上海买船票的时候，我的副官买了一份报纸，看到上面登着我的名字，说我是蓝衣社的头头，他把报纸给我看，并说：“你看看，你要小心哪。” 这张报纸我一直带到香港，后来我把这张报纸带到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