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曹文轩先生交往二三事

闻曹文轩先生的名，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而与曹先生初识，则在2003年冬天。那是个很冷的夜晚，我打鲁院乘的士去了北大东门醒客咖啡馆。这里要举办一些朋友的新书发布会。刚坐下，忽然看见一位儒雅的先生走进来，围条方格围脖，在场的人都站起来欢迎，我也随着站了起来，但其时，我还不知这位便是仰慕已久的曹文轩先生。

当主持人介绍到他时，曹先生温和笑了。曹先生的笑，一时让我感觉很熟悉，我又偷眼打量他时，先生正含笑望着我。一会儿，大家欢迎先生讲话，先生手抚着朋友们出的书，说了起来。先生说的话，平实，就像拉着家常。座中的人也很是随意，吃果子，喝咖啡，更有几个女孩子一点点嘬吃着纸碟里的蛋糕，一眼眼看着先生。后来，便是几个国内青年作家发言，有几个发过言了，先生给主持人指我，示意要让我也来说上几句。主持人便让我说，我哪里能说出来话。先生笑了笑。当时，我真有些难为情，闷下了头。想不到的是，先生退席时，竟一直走到我身边，握起我的手，问我在鲁院多久了、还要呆多久，送先生下楼，我就想，倘若能师从先生该多好。

回鲁院以后几天，我就与曹先生弟子徐则臣君联系，要他帮我问问能否跟曹先生学文学。则臣君发来短信说，曹先生愿意收下我这位弟子，并说先生要我与他通个电话。其时，我借宿盘索兄处。盘索兄那时生活却很是清苦，住处为一旧楼底层，阴暗潮湿。但就是与他相处的那一段，使我学习了许多生活经验，对生命与人生的看法有了提高。当时，我感觉直接与曹先生电话有唐突，盘索兄劝说我，曹老师要你打电话给他，你就快些打，时间过久了，才是不好。可我就是不敢取电话，结果在盘索兄几次摧促下，电话过去，曹先生语气很亲和，问我了一些情况，许下要到校方给我办访问学者的手续去。

这时，因为家事，我就回了河南。去年九月份，我接到了北大校方的访问学者邀请函。进了北大以后，每星期要听曹先生的课，渐渐的，与先生交往没有那种慌恐感了，先生时不时还请我们几个吃饭，相处得便慢慢熟络起来。间或，我也能在饭场上，与曹先生说几句听来的笑话之类的。曹先生也时常讲一些他个人经历的故事出来，让我们乐，并往往从中得到启发。

一次，先生说，小说家要对世事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先生就讲了他经历的一件事。那是多年前一个下午，他教完课开车回家去。忽然，见街边围拢许多人。一时好奇心起来，他就停下车去看个究竟，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先生说，他却很顺畅地进入了人群中间。中间有一人，是摆弄扑克牌的。拢在四边的人，都往牌上压钱。其中一个人看了先生一眼，“你挤过来干什么？你有钱吗？”先生说，我怎么没钱？说着便掏出二百元压在了一张牌上，结果轻易被别人“骗”了去了。先生笑着说，这群人很聪明，如果用在正途上，能做了不得的事。先生也讲段子。但这些段子皆是悬念叠出，结果出人意料的个人亲历或耳闻。我分别在课堂和饭桌上听到先生讲的两个段子，印象很深。一个是在讲《小说艺术》的课堂上。先生说，一天黄昏时分，一个小区大门口不远处，一群小孩子在推动一个纸箱子玩耍。忽然，过来一辆车子，开得很快。司机一时刹车不住，玩耍的孩子，惊得四下散开。司机为了不撞伤孩子，就朝纸箱子辗去。谁知，纸箱里却藏着一个小男孩！还有一个段子，是在饭桌上听先生讲的。那场饭局是则臣获了“春天文学奖”请大家的。弟子获了奖，曹先生很是高兴。饭场气氛也自是热烈。几个朋友一边喝酒一边说话，从军事说到国际形势，又说到文坛趣事，说着说着，就说起了一些陈年旧事。先生也说。先生说，忽然有一阵子，校园里来了许多陌生人。一天，他发现一个年经人暗中“盯”他。当时，先生很觉怪异，就想自己平常言论，是否被注意上了。一连多天，他总能看见这位年轻人的身影紧随其后。甚至一次，在三角地，他还正面看见那个年轻人了。那个年轻人也正死眼盯着他。他们俩，双眼都看着对方，边盯边移动脚步，直到错开，还各自扭头对看了几眼。先生当时想自己肯定是被注意上了！不久，党小组开会，先生坐在门边处。突然，门开了一条缝。先生抬眼就看见那个年轻人往屋子里探头探脑。主持人走出会场。不一会儿，手里拿张纸条进来。先生说，他正要起身离去，主持人喊住他。先生心里一惊，匆忙回头，只见主持人将手中纸条递给先生，一脸笑地说：“刚才那位年轻人是我的访问学者，因看了你的书，很想成为你的访问学者，写了纸条托缴给你”。先生会心笑了。大家听完，也笑了。

先生优雅，一向反感时下国人的粗鄙化。凡听过先生课的人，都会知道曹先生有两个经典例子。一个是说，目前中国文化的粗鄙化倾向，例如，你到商场会看到卖被单枕头的，一律写着“床上用品”。这“床上用品”四字，显得猥琐，比起日本人“寝具”二字来，中国日常词语便丢失了不少雅致与品格。还有一个例子，是说小说中的“美”，有时比思想来得更有力量。比如，如果一个人身处绝望，正想要自杀时，忽看见一位少女，穿著红袄，着了绿裤，从远处轻盈走来，也许这位自杀的人，会陡然起活下去的勇气。接着，先生往往便会拿《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公爵与娜塔莎的爱情故事为例证，再加以证明的。先生教学生要风雅。先生讨厌那些大大咧咧，举止轻狂的人。先生在课堂上讲，一年暑天，他看见有一位社会上来的人，着宽背心，穿大裤头，趿双拖鞋大摇大摆进来听他的课。先生就下了讲台礼貌地请他出去了。先生含笑了说，第二次，这位同学就穿戴整齐来了。初次听先生这样讲，我有些心怯。着实因为我平素，竟是大大咧咧惯了，担心一时被先生识破，嫌弃我来。怀了这样忐忑心绪，学业初期，我不敢在先生面前多语。也常常去注意衣衫仪容，还是后来，与先生几次共餐，聆听到先生讲生活态度，方悟到先生讲风雅，是讲精神实质的，非只讲干净外表。

但先生在吃食上，要求却是简单。有次先生请我们吃饭，其它几位点的皆是贵的高档菜，我看看皆不中意，就要了两盘我喜欢吃的家常菜来。席上，我特意留意了一下先生。发现先生频频吃的，却是那些家常菜。我高兴在吃食上，与先生有共好。一天清晨，我去先生家。先生正用早餐，餐桌上，只有一小碟咸菜和一小碗米粥。先生见我进来，招呼我坐下，一起吃早饭。我说吃过了。先生就说，他要快快吃完饭，还有课呢。先生的时间观念很强，写作也辛苦努力。有段时间，好多应酬，是要他须去应酬的。中午，我们去吃重庆火锅。先生对我与则臣叹道，照这多天的应酬，他就要完了。其时，我很吃惊。先生在我辈眼里，已是功成名就，还珍惜时间如是，想想真让人敬仰有加。先生在写作上，对自己要求，让我看来，有些过于残酷。记得写长篇小说《青铜葵花》那阵儿，先生平日要教课，带博士生，还有许多外事活动，更有邵师姐他们的文学论坛要指导，白天根本没时间写，曹先生就夜晚来写，先生说，他每天要有五千字的任务。那段儿，我常常是听完曹先生的课，就跟着先生去中文系教研室，参加论坛活动。每一次，活动结束时，大约都在晚八点钟左右。我就乘曹先生的车去五道口坐地铁回家。其间，常听曹老师说这句话，“我回去还要干活呢，要写五千字。”其时，我回到住处洗完澡，已满是困意了。自己安慰自己，坐地铁累了，早些睡，明早好好起来写。可第二天，还是不到七时不起床的，就想起曹老师五十多岁的人了，还在文学上拼命，就生出自己懒且没志气的悔恨来。

2005-7-1夜写于新景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