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最初这是一个旨在证明这个富裕小国仍存在艰难和贫穷的噱头，但它产生了严重的反效果。一名自由派议员叫板一名持怀疑态度的政治对手，说，去看看一个依靠福利生活的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吧，你亲眼看看生活有多艰难。

然而，到头来人们发现，依靠福利生活并不艰难。这名36岁的单身母亲——新闻媒体给她的化名是“卡丽娜”(Carina)——手头能花的钱，比丹麦许多全职员工还要多。各类福利加在一起，她每个月收入2700美元，而且她从16岁起就一直依赖福利。

以往，丹麦人或许对此类事情无动于衷，觉得卡丽娜主要是可怜，而不是其他。但早在她的事例在16个月前成为头条新闻之前，丹麦人就已深入展开一场辩论：他们所珍视的这个或许是欧洲最慷慨的福利国家制度，是否已经变得太慷慨，损害了该国的工作伦理。卡丽娜使这场辩论明显分出胜负。

在几乎没有什么异议或政治抗议（也没有引起海外注意）的情况下，近期丹麦忙于全面改革它的福利制度，试图推动丹麦人更多或更长时间（或两者兼具）工作。在南欧多国因债权人强迫采取紧缩措施而受到罢工和抗议困扰之际，丹麦仍然拥有令人艳羡的AAA债券评级。

但丹麦的长期前景令人担忧。其人口正在老龄化，而且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区，如今没有工作的人多于有工作的人。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不景气造成的。但许多专家称，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一部分丹麦人完全不参与劳动力市场——无论是混日子的大学生、年轻的养老金领取者，或是像卡丽娜这样依赖优厚政府支持过活的福利受领者。

哥本哈根研究组织芒达哥·摩根(Mandag Morgen)的出版物主编比亚克·默勒(Bjarke Moller)说，“在金融危机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财富总会越来越多。但情况再也不是如此了。现在我们身上的压力很大。我们必须成为一个机敏的社会才能生存。”

丹麦的政府模式在这里几乎是一种宗教信仰，其结果是，经常有调查发现，丹麦人自称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即便是该国的保守派政界人士也不主张抛弃这一模式。

丹麦实行世界上最高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56.5%的最高税率适用于大约8万美元以上的年收入。但作为交换，丹麦人得到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安全网，包括免费医疗保健、免费大学教育和大笔福利金，即便对最富有的公民也一样。

例如，所有收入水平的父母每季度收到政府的支票，以帮助承担托儿费。如果需要的话，老年人（即使他们自己很富有）能得到免费的保姆服务。

但几乎没有专家相信，丹麦可以长期承担当前水平的福利支出。所以丹麦正对自己进行改组，小幅调整公司税率，考虑新的公共部门投资，并争取在长期鼓励更多人——包括老人和年轻人——摆脱对政府福利的依赖。

在这个问题上直言不讳的社会和融合事务大臣卡伦·海克鲁普(Karen Haekkerup)表示，“过去，除非需要，否则人们绝不会请求帮助。我祖母对给她养老金的提议生气，因为她并不需要。”

“但现在的人们没有这种心态。他们把这些福利看做自己的权利。这些权利一再扩大。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高质量的生活。但现在我们必须回归权利和义务兼备的状态。所有人都必须做出贡献。”

市政政策研究组织Kora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丹麦的98个城市中，2013年只有三个城市的多数市民在工作，远低于2009年时的比例，那时有59个城市的多数市民有工作。（这些研究计入所有人，包括儿童在内。）

自由联盟党(Liberal Alliance)的约阿希姆·B·奥尔森(Joachim B. Olsen)是对福利制度持怀疑态度的政界人士。16个月前，正是他走访了卡丽娜舒适的哥本哈根公寓。他对现状感到特别震惊。他说，在已经被认为提供慷慨福利的瑞典，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公民少得多。如果丹麦能把瑞典当成榜样，也能减少大约25万靠吃各种福利活着的人。

“我国的福利国家制度已经失控，”奥尔森说。“这个制度做了许多好事，但我们一直不愿意探讨消极的一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谈论‘卡丽娜’这样的人成了禁忌话题。”

削减成本的努力仍有可能伤及领导政府的左翼联盟。不过总的来说，改革方案轻松得到议会通过，并得到了包括奥尔森在内的保守派人士的赞许。奥尔森尽全力让媒体广泛报道自己同卡丽娜的会面。

卡丽娜并不是唯一让人觉得丹麦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控的福利受领人。去年9月，45岁的罗伯特·尼尔森(Robert Nielsen)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承认，他基本上从2001年开始就一直依靠福利生活。他的事例也被广泛报道。

尼尔森承认自己身强力壮，但表示无意从事卑微的工作，比如在快餐店打工。他说，自己靠福利生活得不错。他甚至还拥有自己的合作公寓。

和不再接受采访的卡丽娜不同，被新闻媒体称作“懒汉罗伯特”的尼尔森似乎乐于得到关注。他说，总有人在街上热情地向他打招呼。“幸运的是，我出生在丹麦，生活在丹麦，这里的政府愿意养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