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 康熙、乾隆时候也有传教士也有洋人的宫廷画师，康熙也爱好数学、科学。但是满清一直坚持内外有别的政策。科学、洋人连同钟表，洋枪一样不过是皇室宫廷的玩具，而被文字狱洗脑后的知识分子则失去了好奇心，对于洋人科学技术一律称为奇技淫巧，一概排斥。 这和晚明时代西学东渐时浓浓的学术氛围和有益的社会环境有天壤之别。

不要说汉唐气魄，就是晚明对外开放和交流的胸襟 ，也是大可称道的， 远远比满清强许多。并不亚于汉唐气魄。

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晚明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最好和最平等的时期，和平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段可贵的历史却被我们的史学界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在清末西方宗教则被史学家称为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工具，传教士刺探情报，收买奸细，胡作非为。我们的近代史教材上对他们没有一句赞扬的话，西方人东来带来的是鸦片和侵略。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问题是当晚清时，中国面对西方只能以弱者的姿态仰对强势，西方宗教势力对于中国的侵略性就显得突出了。在文明这个层面上，中华文化只能处于弱者心态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徐光启包括明崇祯帝朱由检明明是天主教徒，这种事实是我们是羞于提起的，解放后。政府把他的墓从天主教形式改掉了并讳言其为天主教徒。对晚明这段东西方文明交流史，则更讳忌莫深,利玛窦的历史地位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

如果你读了《利玛窦 中国札记》就会发现在明末从宫廷到朝臣，从士大夫到平民百姓对于西方基督教文明接受来得多么自然。从皇室到士大夫都对西方文明充满了好奇和欣赏， 传教士和朝中大臣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可称为东西方君子之交。明朝的正直优秀的知识分子有的欣赏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有的从西方文明中去寻找强国治学的新道路。利玛窦在北京和南昌的小教堂一直是宾客盈门，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进教堂参观、受教、交流让利玛窦应接不暇。上层人士更感兴趣的是科技、艺术和地理。这和满清时期教堂以下层为主，大臣们敬而远之，教堂只传教是决然不同的。这两个朝代比较一个开放、进步。一个封闭、保守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比满清末期的洋务运动和改革。每每陷入争论，被保守派阻挠和扼杀。“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和晚明大大方方的引进、交流。甚至士大夫阪依天主教，岂可同日而语。这里利玛窦起了突出作用，他把天主教本土化。埋头研究儒学15年之久，深受士大夫的尊敬，在《天主教义》中常引用儒家术语。徐光启说他读了此书后，“百千万言，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意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徐光启说天主教起到了“易佛补儒”的作用，徐光启等封建士大夫特别赞赏天主教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修养，称利玛窦是圣人。从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意义上说，无论怎么赞美利玛窦都不过分。可惜的是利玛窦的伟大被埋没在明朝灭亡的废墟中，可惜，可叹。从儒学角度说， 利玛窦、徐光启等人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儒学可以西化，可以现代化，这也是儒家学说和西方文明结合最好和最后的机会。 而满清入关后将儒学的弊端发展到理教，儒学变得僵死、窒息、扼杀人性。已经不能有半点自新的余地，严重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国家的生存。乃至五四运动时，激进的知识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口号，从根本上否定儒家学说。

在明末东方的人文、科技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不弱的，徐光启的数学知识被惊叹比西方传教士更丰富。这样才有平等的交流。传教士向西方介绍的中华文明和科技也不少，同样在西方引起震动。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低于欧洲的水平。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是相形见绌。在法国大革命由罗伯斯比尔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就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传教士沙勿略在传教日本时，辄惊 日 本人对其比邻大国之文学哲理深致敬佩，盖此为日 本文化之所本也(《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裴化行著)发现日本人进行激烈的辩论时，总是诉之于明朝人的权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明朝人的智慧。他们常说：“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明朝人肯定知道它并接受它。”这就是明朝的软实力，看看清末还有吗？有人挑刺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是保守的基督教宗教文化，而不是近代科学，意义不大，甚至是反动的。我认为这种评论不对，有句话说 “橘生淮南即为枳”，文化的传播不一定一开始就必须是最先进的，而应该是最适合当地生长的，再说西方文明的来源于古希腊的哲学、逻辑学、数学等。这对于中国就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文明的引进就是在打基础，在培养土壤，小学还没毕业呢，怎么念中学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传教士和新的学说以及近代科学理论和学说，就可以在这片有土壤的基础上得到生根，发芽。更何况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虽然天主教传教士并没有刻意引来西方近代科学，但是并不排斥。西方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带来七千部书，教皇也捐献了500多。 有大量数学和天文学、科学等内容。其中不少被翻译成中文。从而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种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由徐光启主持的庞大的《大明崇祯历书》是一部大型从书详细介绍了 第谷的《论新天象》、《新编天文学初阶》，托勒密的《大综合论》，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论火星的运动》等西方天文学的著作。看到吗，有教会的死敌哥白尼的禁书。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与中国传统科学接触。 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 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而满清呢:对转而为清朝效力的耶稣会士汤若望等，先用后弃，一度投入监狱，并以“查禁异端”为名严禁天主教，耶稣会士从此绝迹中国；明末已翻译和待译的各种西方科技书籍也大多随传教书册(二者加起来共四五千种)散落流失。
这一切伟大的文明交流，都毁于满清入关的熊熊战火中，毁于桎梏文明的文字狱中，17世纪初开始的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至此中断约二百年。 明末的仁人志士大都深受西学影响的，知不可为而为之，与满清铁骑做殊死的抗争。满清的罪恶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