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指挥国共两军大战，是在中东路事件之后的事。

中东路事变的起因
　　
　　1929年东北易帜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头面人物吴铁城来到东北，与张取得联系，曾有言"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蒋介石更是片面夸大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使张学良认为苏联在东北势力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同时蒋认为东北依旧是一个独立王国，奉俄开战，只会使自己获得渔翁之利。

　　同时，东北军中一些少壮派，向张提供了一些错误的讯息，说苏联内部空虚，边境武装不堪一击，战端一开，必然土崩瓦解，尤其连年收成不好，军需民食大成问题，即或引起战争，最后胜利必然属于奉系，张学良决定对苏实施强硬政策。

　　这些人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为首（兼任中东路中方理事方，九一八后曾任伪满产业大臣、伪满驻南京大使等职），孙科在十多年后的《中苏关系》一书中，提到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变是"宵小"所致，所指的宵小就是吕荣寰。据许多东北军老人回忆，吕之所以要挑起中东路事变，是因为中东路历年铁路盈余很多，苏方局长主张用于建设，修建铁路，而吕荣寰等则要按股分利，以便从中贪污，于是怂恿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路，以致酿成战事。

　　主张收回中东铁路路权的除吕以外，还有负责对苏外交的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和在张手下办理对苏外交的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铁路理事邹尚友（后任南京政府外交部司长、公使、大使等职）、李绍庚（后任中东铁路理事长，九一八投靠伪满，任中东铁路督办，1935年任伪满州国交通大臣衙任外交部大臣，1945年3月任伪满驻南京大使）等，张国忱、邹尚友、李绍庚全是哈尔滨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个学校是帝俄在哈尔滨办的学校，华人学生从小住在俄国人家里寄住，所授的课程也全是俄文课本，由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但俄语很好，就是生活习惯和世界观也是帝俄那一套，对帝俄时代的将军也有特殊的崇信。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是帝俄时代的将军，名叫托玛夫斯基，他向张建议说："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时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时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张、邹等人此时正想挤掉吕荣，由张取而代之。他们对吕不懂俄语，不谙俄情，却占据全国第一肥缺，心有不甘，同时他们有南京政府外交部也有联系，由蔡运升去职、邹尚友到外交部任职可知。

　　至于张景惠，他是张学良的父执，而东省特区行政长官一职，在东北非常重要，这一要职甚至比省主席还要重要。因为北满经济动脉中中东路的一半经营权和沿线的地亩、教育、工矿等行政管理权，以及有二十万以上白俄居住的哈尔滨管理权，都归其所有，而张是人所共知的庸碌无能、事理不明，是非不分。托玛夫斯基则企图利用中国在西伯利亚搞复辟，日后在东北组织的两路拒俄联军全有身着军服的白俄人参加。

　　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君武曾写诗《哀沈阳》讽刺张学良，全诗如下：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首诗来形容中东路事变的张学良，却是最最恰当不过，当时张学良一面吸食毒品，一面与赵四小姐偷情，在这种情况又豪情冲天般决定对苏作战。

　　东北军也有不少人反对对苏采取强烈，"辅帅"张作相就是其中反对最强烈的一位，他对张学良说：收回中东路是好事，可是这事非同小可。进兵接收，势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国力量对付苏联，也未必能打胜，只凭东北军去打苏联能行吗？恐怕收不回中东路，反而惹出麻烦，也要防止日本人乘机捣乱。张学良觉得张作相把困难想的太多，派人回吉林规劝张作相："根据多方情况，苏联决不能在远东作战，收回中东会马到成功的。"张作相看到张学良主意已定，也就不再坚持，但张相作的意见后来都不幸料中。

　　步兵第四旅旅长刘翼飞也是反对出兵，张认为刘是支持其出兵，原意让刘去吉林劝张作相，对刘说拟派十个旅开赴东铁沿线收复中东路，结果刘十分直接地回答："我们如果仅仅出十个步兵旅就能击败苏联的话，那我们就不致退回关外，老将也不致遇害了。"张说："根据各方情况，苏联决不能打！"刘说："从军事学来看，打仗有没有把握，不在于敌人能不能打，而在于我们怕不怕和行不行。"张中止派刘去吉林，对人说："怎么翼飞这次也气馁了呢？"

　　苏联对华断交之后，王家桢（张学良秘书，在日本很有影响力，田中奏折就是他通过蔡智堪搞到的）接到驻东京办事人拍来的电报说苏联对华断绝外交了，他知道事情严重。苏联与中国断交，南京肯定能先接到通知，那么南京也不能不首先通知东北当局，但当时南京政府方面毫无消息。当时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王拿着电报大帅府秘书厅向王树翰秘书长说："事情弄严重了，苏联和咱们断绝国交了！"王树翰很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从哪来的消息？"王家桢出示了东京来电，王树翰非常惊慌地打电报给张学良，请张即日返沈。让王家桢气愤的是，这个绝交消息在报纸上公布以前，南京始终未告知东北政府。

“围剿”与反“围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我双方的主要斗争形式。国民党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开始，对革命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妄图消灭红军，摧毁革命根据地。

　　前四次的反“围剿”斗争，在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指导下，均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致使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１９３３年９月底，蒋介石集中一百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５０万人。这次“围剿”，敌人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战争。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全线出击，企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左”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４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左”倾错误领导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经过１８天的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７月，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１０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１０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８．６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长征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