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固然是中心人物，但这部书的名字却是三个女性名字的组合：“金、瓶、梅”。在笑笑生的心目中，恐怕还是把它作为一部“淫妇”列传来看待的。在诸“淫妇”中，要数潘金莲最“淫”，故事也最多。小说开头，就从论“情色”出发，交代了“这一本书”的主要故事，是讲潘金莲这个“好色的妇女” “日日追欢”，最后“不免尸横刀下”，同时使“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第一回)。作者要劝诫世人的，无非就是一句话：“万恶淫为首”。自此之后，潘金莲似乎就成了古今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淫妇”。
　　
　　潘金莲之所以被称为“淫妇”第一，无非是说她不顾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既在婚外 “好偷汉子”，又在家内“霸拦汉子”，性欲亢奋，行为过度，用孙雪娥对她的评价：“说起来比养汉老婆还浪，一夜没汉子也不成的，背地里干的那茧儿，人干不出，他干出来。”(第十一回)她的“淫”，固然使她走向“恶”，走向人性的扭曲，走向犯罪的深渊，但我们不难发现：她的原欲的冲动，多少催发了一种主体独立意识的萌生，使她去极力寻找自我，主宰自己。

　　潘金莲的“好偷汉子”出名是从当上武大老婆后开始的。她之所以萌发偷情的念头，是与她意识到自己的美貌和才干分不开的。她本来就长得漂亮，不要说西门庆见了她失魂落魄，就是女性见了她也赞叹不已。第九回写吴月娘定睛观看她时道：“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论风流，如水晶盘内走明珠；语态度，似红杏枝头笼晓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内暗道：……果然生得标致，怪不得俺那强人爱他。”更突出的是，她机变伶俐，能说会道，多才多艺，敢作敢为，正如她自己说的：“我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响的婆娘。”(第二回)与她的“风流伶俐”相比，其丈夫武大则猥琐无能，显然不般配。于是她强烈地感到：“他乌鸦怎配鸾凰对？……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个货？”只是觉得“奴心不美”，“端的那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应该说，这种“姻缘错配”是客观存在。假如她压抑自我，承认这种客观的命运，也就罢了。但潘金莲就是不想忍受社会给她这样的安排，而要靠微弱个体懵懂地努力去改变目前的局面，于是她“打扮光鲜，只在门前帘儿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双睛传意”，以“好偷汉子”出了名。

　　不过，小说真正写到她在张大户以后想偷与偷到的汉子共有五名：武松、西门庆、琴童、陈经济、王潮儿。这里多少表现了她对自我的追求与对命运的抗争。作为武大的妻子，她第一个看中的是“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的武二郎，禁不住心里寻思：“奴若嫁得这个，胡乱也罢了。”于是她自觉、主动地邀请武二搬来家住，献尽殷勤，百般挑逗，但想不到这位意中人，认同的是社会群体的道德规范而不是个体的自由意志，不想“败坏风俗”“伤人伦”(第一回)，回答她的是一顿无情的抢白。第二个是得手的西门庆。西门庆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风流浮浪，语言甜净”，临去时回头看了她七八遍。她敏锐地感觉到这人对自己“有情”(第二回)。当西门庆在王婆家正式“勾搭”她时，她不失时机地表示“你有心，奴亦有意”(第四回)，十分主动、及时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她对西门庆说：“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第八回)假如不论她所爱非人，她所追求的并非完全是“淫”是“恶”，而是对方“可意”的“性儿”。后来作为西门庆的妻子又与其仆人琴童与女婿陈经济偷情，其动因已不是婚姻不配，而是由于丈夫不专一而使她在精神上与肉体上感到压抑，以图报复。她偷琴童，就是因为西门庆一连半个多月在院中“留恋烟花，不想回家”。她在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时如半夏”，盼不到西门庆来家，就“将琴童叫进房”，灌醉了他，“两个就干做在一起”(第十二回)。这里，一切都是出于她的主动与安排。她明明知道西门庆是一个“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第十七回)，但当她一旦为了追求个体的满足，就“不顾纲常贵贱”，“管甚丈夫利害”，“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第十二回)，独立地去面对现实。她是勇敢的，但又是盲目的。这只是停留在粗野的性报复与性发泄的层次上，并没有一丝感情的交流，毫无真善美的内涵，但确实也表现了她的反抗性。至于陈经济与她，在第十八回初遇时，“猛然一见，不觉心荡目摇，精魂已失”。作者说他们是“五百年冤家今朝相遇，三十年恩爱一旦遭逢”。当然，他们之间的偷情并不“清美”，谈不上有什么“民主性”，但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偷琴童和后来“又把王潮儿刮剌上”(第八十六回)那样，主要出于原始的性欲。假如我们不去追究他们的偷情基础是什么，只从潘金莲独立、大胆的追求这一点来看的话，她所追求的陈经济确实没有辜负她，直到最后，陈经济还把搬取父亲灵柩的事放在脑后，首先想方设法凑上一百两银子，向他的“六姐”表示：“一顶轿子，娶到你家去，咱两个永远团圆，做上个夫妻。”(第八十六回)因此，从潘金莲几次“偷情”的情况看，我们虽然不能排斥这里存在着一种原始性欲的冲动，不排除在异性浪子诱惑下存在的迷惘和无奈，但无论如何也夹带着一个女性对自己个体能力和价值的自我认定，并在这基础上用自己的实践对客观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作出否定，努力以自己的意愿改变自我的命运，表现了一种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

　　芸芸众生，苦海无边。社会所强加于人的，往往是人性的压抑；而人性的弱点，又常常失之于人欲的放纵。因此，人生一世，常常在压抑与放纵之间摇荡，完善而健全的人性难得，扭曲而变态的人性常见。一部写人的小说，一个杰出的作家，要将人性引向美善，就不仅要暴露人性的压抑，歌颂自我的觉醒，而且当以适当的笔墨刻露人性的扭曲和变异。况且，人的压抑与反抗，常常是从人性的扭曲或扭曲的人性出发的。《金瓶梅》是一部写 “恶”的小说，侧重于暴露假丑恶来将人们的心灵引向真善美。请看，《金瓶梅》世界中男男女女们的人性大都是扭曲的，而这种扭曲，大都由于情欲的恶性膨胀所造成，小说就把这种扭曲的人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潘金莲，险和狠毒，演出了一幕幕反人性的活剧。从毒杀武大郎，到整死李瓶儿，虽然带有一点点自我追求、自我反抗的意味，但这种反抗本身带有反人性的一面，她最终给人的印象无疑是：其人性丧失殆尽，成了一个十足的淫妇，恶的化身。

　　假如说，从她与张大户的朝来暮往，到与西门庆的如胶似漆，都有亏于道德的话，那么，她为了与西门庆“长做夫妻”，而亲手将砒霜灌进丈夫的喉咙，就完全跌进了罪恶的深渊。在整个谋害武大的过程中，她表现得是那么的镇定果敢、心狠手辣：当听见武大来捉奸时，西门庆自知理亏而心怯，“便仆入床下去躲”，她却 “先奔来顶住门”，又激发西门庆来打武大：“你闲常时只好鸟嘴，卖弄杀好拳棒，临时便没些用儿，见了个纸老虎儿也吓一交！”于是让西门庆开拴打出，飞起一脚，踢倒武大。武大病倒在床上，“要汤不见，要水不见”，她却每日“浓妆艳抹了出去”，与西门庆“做一处，只指望武大自死”。当武大被灌进了毒药，她又 “怕他挣扎，便跳上床来，骑在武大身上，把手紧紧地按住被角”，终于使丈夫“喘息了一回，肠胃迸断，呜呼哀哉”。其心肠之狠毒，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私欲的膨胀，使她完全丧失了人性，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罪犯。

　　毫无疑问，潘金莲的第一个丈夫死于她的“淫”，而第二个丈夫西门庆同样是死于她的“淫”。就是她逼着疲惫不堪的西门庆乱饮淫药，终于使西门庆油枯灯尽，药不可治。而在西门庆将死之时，她一方面将责任赖得精光，对他毫不关心，甚至连“对天发愿”也唯独她与李娇儿不肯做，显得一无情义，而另一方面，到了晚上，还不顾死活地“骑在他上面”，弄得西门庆“死而复苏者数次”，十足地暴露了这个性虐狂的嘴脸。作者两次用了“骑在上面”的笔法，大有深意在焉：两个丈夫虽然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但都是被潘金莲的“骑在上面”送上了西天！

　　潘金莲的欲火不但烧死了两个丈夫，同时也使她容不得丈夫身边的所有女性。争宠，嫉妒，“霸拦汉子”，乃至想方设法置人于死地。自从她嫁到西门庆家中后，凭着自己的风骚，又施展了贿赂小厮、写曲道情、送物致意等种种伎俩，很快地扫清争宠道路上的障碍，李娇儿、孙雪娥、孟玉楼，乃至吴月娘，都不是她情场上的对手。她的妒忌心理，甚至容不得丈夫与娼妓胡混，与仆妇偷情。她几乎驾驭住了那个不老实的男人，“宠爱愈深”。然而，在西门庆的妻妾队伍中一个有才有色的六娘李瓶儿，竟使她整天觉得自己各方面都处于下风。特别是当第二十七回“私语翡翠轩”时，亲耳偷听到西门庆“夸奖李瓶儿面色白净”和李瓶儿自己怀过身孕时，她似乎要感到全军覆没了。但是，有勇有谋、敢作敢为的潘金莲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她立即发起了反击。

　　她先加紧美化自己，增强诱惑力。于是，常常暗暗将茉莉花儿蕊儿，搅酥油淀粉，把浑身上下都搽遍了，搽得白腻光滑，异香可掬，引诱西门庆见了爱她，夺走李瓶儿的宠爱(第二十九回)。

　　她开始对瓶儿冷嘲热讽，在精神上折磨她。刚听罢他们私语后，大家凑在一起坐下来，“那潘金莲放着椅儿不坐，只坐豆青磁凉墩儿。孟玉楼叫道：‘五姐，你过这椅儿上坐，那凉墩儿只怕冷。’金莲道：‘不妨事，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怕甚么？’……那潘金莲不住在席上只呷冰水或吃生果子。玉楼道：‘五姐，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金莲笑道：‘我老人家肚内没闲事，怕甚么冷糕么？’羞得李瓶儿红一块白一块。”(第二十七回)

　　她又在汉子和主妇面前挑唆，时时恶言中伤李瓶儿。西门庆要洗脸，她就说：“怪不得你的脸洗的比人家屁股还白”——因为西门庆特别欣赏李瓶儿面色白净。西门庆要同她胡搞，她就冲着他说：“我不是你那可意的，你来缠我怎的？”(第二十七回)甚至干脆说：“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儿的面色白就是了。她怀过孩子，你便轻怜痛惜，俺们是拾儿，由着这等掇弄！”她甚至编造谎言对月娘说：“李瓶儿背地好不说姐姐哩，说姐姐会那等虔婆势，乔作衙！”平地挑起了吴月娘对瓶儿的恼怒(第五十一回)。

　　她还到处骂街，发泄私忿，造成声势。特别是瓶儿临产之际，可以说骂不绝口：“一个后婚老婆，汉子不知见过了多少，也一两个月才生胎，就认做是咱家的孩子？”当小玉抱着吴月娘准备的草纸等临月用的物件走来时，她又骂道：“一个是大老婆，一个是小老婆，明日两个对养，十分养不出来，零碎出来也罢！”当孙雪娥慌慌张张来险些绊一跤时，她又挖苦道：“献懃的小妇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抢命哩？黑影子绊倒了，磕了牙也是钱！……养下孩子来，明日赏你这小妇一个纱帽戴！”她恶言折磨，终于整死了李瓶儿，但潘金莲的欲火和淫荡也最终断送了两个丈夫的性命。

世上男人终有一死，男人的死法有两种，一种是死于好色，另一种死于不好色。如此二分在逻辑大概可以说通。不久前写关于希特勒的一些文章时，我隐约觉得“好色”而死亦可分为两种：一则好“女色”，二则好“国色”。

死于“女色”，中文世界里有诸多境界，最著名者莫如寻芳客们的口头禅“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小学历史入门课的第一个人生忠告就是男人不能像商纣王那样好色，为了那个叫妲己的妖姬，最后被“双丢”（丢了天下、丢了脑袋）。但是本文所说的“国色”，并非代指妲己、杨贵妃等倾城倾国、沉鱼落雁的丽质佳人，而是说一个国家被赋予的虚妄前途。所谓好“国色”者，就是那些把自己国家当作绝世美女去爱戴，爱到如痴如醉，爱到死去活来，爱到不知什么时候丢掉自己的人格终于走火入魔的人。如果他因此丢失了自己的性命，我们就谓之为“死于国色”。

走火入魔最大的危险就是使人失去常识。去年在德国引起广泛争议的电影《毁灭》极好地复述了希特勒当年如何迷恋“国色”。曾记否，这位落魄画家一旦大权在握，就要以一人之意志强力推行自己的理想主义。国家是画布，人民是画笔，而在战场上，士兵就是被颜料包裹的笔尖。所谓生灵涂炭，其时不过是生灵涂上专制的五颜六色。自古以来让人景仰的政治韬略从此不得不让位于这位拙劣画家的行为艺术。俗话说，各行其是，各司其职。诚然，搞政治的人去搞艺术，是对艺术的亵渎; 然而搞艺术的人去搞政治，又何尝不会将政治推向险境？艺术的诗性思维，因为对完美的崇拜和追求，可能会将政治推向另一种极端。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强力推动下，理性终于让路于荒诞。所以，当苏军将柏林炸得地动山摇时，躲在地下室里的阿道夫甚至露出一丝微笑。他对站在新柏林沙盘旁的建设师说，柏林炸得越平越好，到时我们重建柏林就省力了。

在我看来，历史上一些因为恶政孽生出来的大灾大难，大多都是因为诗性思维压倒理性思维所致。因为前者重意境、重审美（当知在人的潜意识里悲剧是美的极致）、重概念而轻逻辑。改天换地、推倒重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等“坏事变好事”式的辩证法就是典型的诗性思维。在启蒙运动和诗性思维这两股巨浪的推动下，终于酿成了绵延于上一世纪的灾难。它包括那些以为只要花上短短一二十年便可以建立人间天堂的极端乌托邦运动以及持续六年席卷亚、欧、非三大洲的世界大战。这种好“国色”的理想主义可以简述为“凤凰涅槃”式的孤注一掷。其不幸在于探寻至瑧至美时，却无视另外一些尴尬，比如凤凰一旦自焚而死永远不会复活或即使复活它有可能变成一只鸡或一只鹌鹑。

一个不尊重自己历史的国家，断然是不会尊重自己的邻国。在好“国色”时代，它的掌舵者和追随者所能想到的，只是这个国家美艳如花、美仑美奂的未来。以虚妄的未来透支现在。他们不是自私的，却会因为“国色”而几近疯癫。恰恰是这种大公无私的疯癫最为可怕，因为能量无穷。在利他外衣的掩饰与自我暗示之下，一切恶都是“必要的恶”，都有了道德合法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德、日两国的法西斯分子，并非人人生来就有恶狼的习性，他们背井离乡、餐风露宿，扛着机枪去杀戮邻邦异族，有的是被政治胁迫的，然而更多的人却是为了国家或民族的远大前程甘当炮灰与剖腹者。他们心甘情愿地听从了超越于人性之上的伟大“道德”的感召。深受纳粹之苦的法国著名精神科医生鲍里斯·西鲁尔尼克曾经撰文感慨，那些杀人无数的军警一定相信自己是“带来毁灭的天使”。所有的恶行似乎都是对“时代道德”的服从。当“服从”被文化神圣化之后，刽子手不会因为杀人再有任何罪恶感。对于他们来说，服从就是“去责任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在社会体制里尽职尽责，就像小说《悲惨世界》里的警察局长一样兢兢业业。当军队、“人神”或哲学家们设计出奇妙的清洗计划时，服从者便会以人类之名去参与反人类的罪行。支持他们的道义与理由是“杀死个耗子当然不算犯罪”。从本质上说，这种服从已经掏空了人成其为人的一切真实意义。（见拙文《良心没有替罪羊》）。

由此可见，在历史上，同样是好色，贪恋“国色”者要比爱好“女色”的市井之徒、平民百姓更有道德优越性。因为他们好的不是人人喊捉（奸）的藩金莲，而是可以光宗耀祖的“国色”，掷地有声的崇高概念。他们“因好色而纵欲”常常可以感天动地，不但可以将别人劝进自己的战车，甚至将自己的一辈子也骗个精光。路易· 斯博洛尔曾说：“政治使人变得罪恶。”然而，政治并不足以使罪恶转变成毁灭性的大灾大难，它的另一个前提是“意识形态使人变得愚蠢”。同样是在电影《毁灭》结尾，在苏军攻陷柏林之际，戈培尔夫人之所以毅然将自己的六个孩子一一毒死，只是因为她心存信念——没有“国家社会主义”，人类就没有希望和未来，而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国家。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后现代思潮本质上是一次关于“好色”的转向，即从好“国色”转向好“女色”，从“国家万岁”转向“国民万岁”，从“领袖万岁”转向“生活万岁”。这是在经过二十世纪诸多大灾大难之后，人类获得的一个宝贵经验。近年来，在法、美至少有两件事可以佐证这一点。一是不久前法国评选本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纵横沙场谋求大国霸业的拿破仑皇帝跌出前十名，领先于他的是众多慈善家和那些给他们生活增添乐趣的人。另一件事涉及美国的两位总统，一位是好“女色”的比尔·克林顿，另一位是好“国色”的乔治·布什。如今地球上大多数居民之所以认为小布什时代较克林顿时代危险，是因为人们发现这位牛仔总统试图将这个旧伤未癒的世界重新拉回到好“国色”不好“女色”、要政治不要生活的旧时代。

当然，好“国色”不必完全贬抑，好“女色”亦不必无条件称颂。毕竟，死于好“女色”也不是一件好事情。今日世界的现实是如何彻底从死于“国色”的困境中走出来，却又不致跌进死于“女色”的深渊。

如王尔德所说，人生因为有美，所以注定是悲剧。从启蒙时代正午灼眼的阳光到后现代温香软玉的沉沉暮气，男人能否逃出死于“好色”的宿命？如果诚如开篇所言，什么样的男人不死于好色？在他未死亦未好色之际，究竟为何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