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百年浩劫史，展望中華新文明---誰能代表中國未來？

余東海

東海曰：自由人士常言，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東海曰，哪裡是我的祖國，哪裡就應該自由化。自由不是王道，卻是王道的基礎。

一

順儒者興，尊儒而昌，違儒而衰，滅儒而亡。

這是古來多數王朝的發展軌跡，一個歷史規律。難怪有人問：為什麼歷代王朝到了晚年，往往對忠臣和儒家大開殺戒？蓋它們晚年無不嚴重違反儒家道德、政治原則，又不聽從勸諫，必然以儒為敵。自古忠臣多出儒門，殺害忠臣即殺害儒家，殺害儒家即自絕於天道和天下。故歷代政權殺儒之後，接着往往是徹底的滅亡！

必須指出的是，順儒者興，尊儒而昌，這個規律不適用於國共兩黨。相反，兩黨都是違儒而興、反儒而昌的，都是逆淘汰的產物。原因很簡單，清末以來是史無前例的反常時代，反孔反儒方能興昌。

不過，這種興昌不可能持久，國黨迅速敗遁，馬幫魚龍百變，勉強維持至今，已是強弩之末，卻又對儒家產生了一點溫情。這種先激烈反儒、後有所尊儒的政權，自古所無，獨此一家。在連偽儒政治都絕跡的世界，頗為特殊。

國共兩黨的成功各有相應的社會土壤和民意基礎。

蓋天道對民意具有高度尊重性。整體民意的意願欲求，往往都能得到滿足，求仁得仁，得到仁政；拜魔得魔，得到魔王。《尚書·泰誓上》：“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矜，這裡就兼憐憫和尊重二義。萬民求仁，上天垂憐，側重於憫其心；萬民拜魔，上天遂願，側重於重其意。

民之所欲即民心民意和社會共欲，有兩種表達方式：一是全體性意見意願通過一定程序表達如全民選舉；一是共業意義上的民之所欲，通過因果的方式表達。

在這個意義上，歷代政權無論好不好，儒不儒，都是當時民之所欲的結果。清末時，孫蔣符合民之所欲，故國黨成功；民國時，螞路符合民之所欲，故馬幫成功。

缺德缺智的人往往分不清好壞，甚至好壞顛倒。缺德缺智的人占多數，就形成惡社會，三民社會。三民者，愚民刁民暴民也。這種社會必然反常、顛倒、逆淘汰，把一切好東西淘沙似的淘汰掉，把壞東西逆淘金似的淘出來。

民國是惡社會初級階段，國黨雖不好，不夠壞，故迅速被淘汰。天從民願，惡社會迅速進入高級階段和極端階段。這是一條東海律：反常反儒社會建起的必然是邪惡的政治和制度，就像邪惡之徒做成的只能是邪惡事業一樣。

因為民之所欲未必都具有正確性正義性，故任何學說、人物和勢力的正確性正義性，不能以民眾的崇信來證明。在某些歷史階段和某些社會國家，邪說邪人和惡勢力都可能獲得大量民眾的崇信。這種事例，古今中外皆非罕見。對於學說、人物和勢力的品質判斷，必須訴諸於良知、聖經和實踐，民情民意僅供參考。

將民情民意民眾態度神聖化，是民粹主義的做法，君子不為也。《尚書·大禹謨》說：“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可見違道干譽和違民從欲一樣，都為聖經不許，都是政治大忌。當然，對於民眾的擁戴讚頌，儒家並非反對，而是視之為仁政德治水到渠成的副產品。

二

百年邪惡空前，民國側重於邪。邪說泛濫，反儒主義、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平等主義、社會主義、馬列主義等等，激揚乎學校，喧騰乎朝野，洶湧乎社會，不中邪毒者幾希。知識群體思想界，除了寥寥幾個新儒家，沒有一個正常人。

民眾愚昧無妨，有精英；政治精英愚昧無妨，有文化精英。文化精英群體性愚昧，那就一切無望。愚昧非邪惡，大愚必邪惡，文化群體愚昧到反孔崇馬的程度，至矣盡矣，邪惡程度蔑以加矣，其民其國其社會必然墮落無底線，敗壞無止境，人道災難必然史無前例！

國民黨雖然正派，但三正性非常有限，蔣先生雖為正人，卻是雜家，文化傾向傳統，政治信仰三民，宗教信仰西方，不中不西雜七雜八。其德其智，為將或有餘，不足以為相，遑論為君；守成或勉強，不足以禦寇剿匪、撥亂反正、導良社會，遑論辟邪弘道，重建王道！

民國各界也湧現了不少正義之士。但民粹主義泛濫成災，社會道德急遽下降，越來越適合極權主義，故馬幫的成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國民黨雖有民粹傾向，遇到真正的、極端的民粹主義，縛手縛腳，不可能維持多久。

民國已是蠱社會的初級階段，任何政黨和勢力，不毒到一定程度，與社會不配套，被迅速淘汰就是理所當然、勢所必然的。

在民國，要對治毛式極權主義，非君子集團和王道政治不可。霸道都未必行，何況遠遜於霸道的三民主義集團。而在民國那樣的環境中，縱有聖賢君子，難免邊緣化，沒有建設王道的權位和機會。

國民黨仁義度不高，揚善懲惡皆無力。就像不踐跡不入室的善人面對劇盜，必然縛手縛腳捉襟見肘最後失敗。而毛幫國際背景雄厚，社會基礎紮實，思想自圓其說，善於逢迎暴民，手段狠辣無底，欺詐暴力雙高，取得國民黨是理所當然、勢所必然的。好在蔣家不壞，雖被逆淘，敗而不亡，有一定後福。

注意，東海揭示三民主義的問題和孫蔣集團的錯誤，不是與他們過不去，不是苛責前賢，更不是事後諸葛亮自炫高明，而是為了吸收歷史的教訓，以便更好地開創未來，重建中華，避免重蹈覆轍。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此之謂也。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說，他要研究的是法蘭西的歷史創造了一個什麼樣的舞台，讓路易·波拿巴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平庸小人物，不自覺地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東海曰，對於中國文化人來說，更值得研究的是，中華民國創造了一個什麼樣的舞台，讓反孔反儒運動廣泛開展，讓日寇深入腹地猖獗八年之久，最後讓毛氏扮演“偉人”的角色，讓馬幫成為天下第一大幫並鳩占鵲巢。

民國和孫蔣自有可取可敬之處，但問題也很多很大。民國的道德、制度、政治、社會、教育、經濟、軍事各個領域問題都很多很大，而有文化根源，即立國思想和意識形態非正確。這是民國各種問題的總根源。把這個根源問題剖析清楚，對於重建中華並避免重蹈民國之覆轍，意義重大。

三

古今中西人道主義災禍數不勝數，有邪說支持的人道災禍、即學術之禍也很多，其中大者有五，是暴秦、洪楊、納粹、紅螞、伊恐。它們都是極權主義和恐怖主義，是用歪理邪說武裝起來的反人類勢力。

發生在前蘇聯、中國、紅色高棉及所有馬邦的人道主義災難，都是馬學導出來的典型的學術之禍，極權主義之禍。馬學導出來的道德、政治、制度、法律、社會，都是惡德惡政惡制惡法惡社會。

極權主義的危害具有多重性，其惡制惡法侵犯人權，其邪說歪理毒害人心。極權主義社會是典型的互害型、人吃人社會，官與民、官與官、民與民互害互吃。特權階級固然吃人不吐骨頭，弱勢群體只要有機會，吃起人來同樣毫不含糊。

東海早就指出，極權社會，大多數弱者也有一顆強人的心，變成強人獲得吃人的能力和資格，就是它們最大的理想。

極權主義勢力都有一種極其無知盲目的自信，認為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殊不知，歷史不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而是由正義者書寫的。極權主義的勝利都是脆而不堅，堅而不久的。

歷史自有公道。無論遭到怎樣的災厄和誣衊，聖賢豪傑自有相應的歷史地位；無論受到怎樣的崇拜和吹捧，暴君盜賊終將落入歷史的垃圾堆，釘上歷史的恥辱柱。這就是歷史的公道。幾千年來，沒有任何一個非儒家政權有資格寫史，遑論暴君邪教！它們進入地獄，就是最下賤的東西；進入歷史，就是最弱勢的群體。

邪說之災，正學消之；極權之禍，儒家解之。現在又是儒家來復之時。

順便指出國人持續百餘年的一個極為普遍的愛好：嫁禍。首先，是把違反中道思想導致的人生問題、把違反王道原則導致的政治問題統統嫁禍給儒家；其次，把三民主義和極權主義製造的問題嫁禍給儒家或自由，把特權資本主義製造的問題嫁禍給資本。儒家成了第一背鍋俠，其次是自由，其次是資本。

儒家來復，不再背鍋，也不再讓自由和資本背鍋。誰的鍋誰自己背！

最近流行這段話：“經過歷朝歷代的浩劫，幾乎就沒有什麼讀書人的種子了。為了苟活，剩下很多犬儒，只會阿諛奉承，溜須拍馬，歌功頌德。”

這個觀點理事雙違。只要是儒家王朝，讀書種子、正人君子就永無窮盡。方孝孺被害，明朝的讀書種子、骨鯁之臣和忠義之士前仆後繼，直到明末仍然層出不窮。豈止明朝，歷代儒家王朝無不如此。

只有反孔反儒、焚書坑儒之後，才會出現這段話所述的情況，如百年浩劫。然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太久。儒家一旦有所來復，君子豪傑又將陸續四起。

就眼前來說，問題重重不敢樂觀。所有問題的根源可概括為：反孔崇毛的後遺症，馬學馬制的基礎病。儒家猶無言論權，作用有限，又被儒馬融合的努力中和了部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好在儒家的來復預兆着中華文明重建的希望，意味着大轉型的肇端。大轉型是從馬時代轉向儒時代。馬儒之間，或許還有個自由時代。

轉型期的社會特徵有四：一是混雜，思想觀念、道德標準混雜，是非正邪善惡人禽雜成一團；二是混亂，社會無序化加快加重，各種亂象和突發事件頻繁；三是政治內鬥加劇，官場代謝加速；四是希望在望，體制內外乃至海內外各股勢力中，有所尊儒的人物和勢力最得天時，最易勝出。

反儒派逆勢而動，自絕於天，將迅速自滅。反儒派包括思想上反對、道德上悖逆、政治上敵視和封殺儒家的所有人物和勢力。五四至今百年間，堪稱反儒派的黃金時代，越反儒越容易成功；而今世易時移，儒家一陽來復，進入見龍在田的二陽時期當為期不遠，反儒派就此一蹶，永無再振之時，遑論代表中國。

短期內，代表中國未來的政治力量，或者說中國未來代表性的政治力量，未必是儒家，但必須、也必然是尊儒的。尊儒程度越高者，代表性越大。

四

最近多位學者高調宣稱：“世界歷史進入中國時刻”雲。此言欲成立，前提是有中國。中國者，中道之國也，必須以中道文化立國治國，實行王道德治和禮制。故“世界歷史進入中國時刻”還遠遠沒有到來，其到來有賴於儒家上位。

或問：“若東海為政於馬邦，奚其為政？

答：固知不可能。假設吾為政，必也正名乎！去馬歸儒就是正意識形態之名。先從教育領域開始，將儒學提升為第一學科，開辦國立儒家大學，對各級官員進行簡單的儒學教育和考試。同時啟動修憲，上層建築所有領域都配合去馬歸儒的工程有序展開各項工作。

吾國要自由化，成為正常國家，必須徹底去馬；要中國化，成為王道大國，必須全面歸儒，以儒立國和治國，意識形態、政治形態、制度形態全方位儒化，那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才能兼取古今中西所有文明精華，重啟中華文明新一輪。那樣的話，趕超美西，又有何難哉？直達大同，當為期不遠也。

或謂去馬歸儒的思路需要湯武革命方可。這個思路確實是革命性的，是文化上、政治上、制度上的多重性革命。然而又與湯武革命性質大不同。東海的革命性改革思路，完全可以自上而下循序漸進。例如，先讓儒家享有言論權，可以自由結社自由出書自由講學，一二年下來，就可以具備一定的社會基礎和人才儲備。

《文明的墮落，從語言開始》一文說：

“霍爾姆斯論伊麗莎白朝的語言說：‘語言腐壞了，臭氣還薰染了英國的良心。’這是以語言的腐敗，為文明腐敗的禍首。’奧威爾也稱語言的愚蠢，起於思想的愚蠢。可見，語言與精神的好壞，存在一種互為表里的關係。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言是人類思考世界的根本方式，人如何使用語言，就會如何思考。因此毫不誇張的說，語言的墮落，就是思考能力墮落的先兆，而有毒語言的病變式傳播，正在製造膚淺的一代人。”

說得不錯，特補充曰：文明的墮落，從語言開始；語言的墮落，從詐力開始。詐即欺詐，力即暴力。欺詐性、暴力性語言的泛濫，意味着語言和文明的墮落。

文明的重建，從語言開始；語言的更新，從“修辭立其誠”開始。欲“修辭立其誠”，從尊儒讀經開始。“修辭立其誠”是聖訓，出自於《乾文言》，強調立誠是修辭好壞的標準。老老實實誠誠懇懇地說話，這是君子的最基本要求，是進德修業的基礎。三界精英老老實實誠誠懇懇地說話，中華文明才有重建的希望。

當歷史重新進入儒時代，即儒家在新的歷史平台上復興，將帶來三個偉大的歷史性成果：一、聖賢君子和豪傑之士茁壯成長，量豐質優；二、古今中西各種歪理邪說紛紛破產，進入歷史垃圾堆；三、王道政治、禮樂制度和中華文明得以重建，展開更高境界的新一輪的輝煌！2021-8-4余東海集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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