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由儒家寫的

 “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這是一個頗為流行而非常錯誤的觀點，昧於歷史常識，充滿了權力狂妄和詐力迷信，以為掌握了槍桿子和筆桿子，就可以為所欲為地篡改虛構偽造歷史和強姦歷史了。一些馬家學者嚴厲批判歷史虛無主義，可謂賊喊捉賊。

古今中外無數亂臣賊子暴君邪教，都曾經勝利一時並以勝利者自居，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可沒有任何惡人惡勢力獲得過寫史資格。從秦始皇到斯大林，統統不行，統統被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歷史對正義和真相的執著有着萬古不易的絕對性。

殷鑑不遠，各國馬家幫都喜歡自修其史，無非莊嚴的笑料、堂皇的醜劇而已，真相照樣明明白白。最典型的是前蘇聯的《聯共（布）黨史》，被稱為“共產主義的聖經”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從1938年9月到1953年的15年裡共出版了67種文本，再版3百餘次，總印數達4281.6萬冊，是蘇聯圖書出版史上發行量最大的書籍之一影響夠巨大、廣泛深遠的。

然而，偽史是沒有生命力的，《聯共（布）黨史》影響和“權威”建立在邪說、暴力和謊言的基礎上，經不起真相、真理和正義的追問，很快就成了政治笑柄和文字垃圾，在歷史的長河中轉瞬間消失了蹤影。有一句名言說：“一個人可以在一段時間欺騙所有人,也能在任何時間欺騙某一個人，卻不可能在所有時間欺騙所有人。”最“偉大”的暴君也不可能。歷史更是無法欺騙的。

詐力有用也有限，任何詐力的、邪惡的勝利都是暫時性和泡沫性的，而且必將付出沉重的代價。自古以來，不尊重歷史的政權，也得不到歷史的尊重，登不了歷史的大雅之堂。邪不勝正，假不勝真，這是歷史規律也是歷史事實。良知不滅，天行有常，暴力征服不了人心，邪說改變不了常道。盜賊即使大到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們的程度，在歷史的眼裡，仍然微不足道；其勝利即使“輝煌”一時，也是白駒過隙，最後無不以失敗告終。

如果一定要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那麼，這個勝利者不包括惡勢力。在歷史的雄偉壯麗的畫卷中，任何暴君惡勢力都不過是侏儒、小丑和笑料而已。任何惡勢力，無論曾經多麼猖獗和取得多大勝利，都不過曇花一現而已，都將成為可恥的失敗者。別說惡人惡勢力之類，就是諸子百家中各種良性學派，也從來沒有獲得過修史的資格。

劉少奇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如果人民指一般國民和民眾，就嫌空泛，並有民粹傾向。何況在馬家政治框架中，人民是個有特定內涵的概念，指的是所謂的“革命人民”和“無產階級”，這種人民恰恰是最沒有寫史資格的，他們所寫的只能說偽史和穢史。

孟子說：“民無恆產則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無產者經過馬主義、唯物主義洗腦之後，更將變本加厲地放辟邪侈。權力落入這些人手裡，就像把大刀放在孩童手中，結果難免傷人自傷。我說過，無產階級專政沒有贏家，既是資產階級的災禍，也是無產階級的劫難。大家鬥來鬥去，同歸於窮，同歸於苦；斗到最後，惡性大發，你死我活，同歸於盡。

事實上，歷史是由文化精英、道德精英書寫的，中西都一樣。（西方的文化道德精英，可以方便地成為西儒。）自古中國的文化道德精英是儒家群體，故歷史是由儒家書寫的。中國正史的作者都是儒家。正史指二十四史，從第一部《史記》到最後一部《明史》，作者或作者團隊都是儒家，沒有例外。

儒家對待歷史的態度最為嚴肅，孔子和歷代儒家所編輯或傳述的史料，真實性和可信度最高。三代政治無儒家之名，卻有儒家之實，先秦官員包括史官，都是“六藝”教育培養出來的信奉中道的儒者。文天祥《正氣歌》中寫道：“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齊國太史三兄弟和晉國太史董狐就是不畏權勢、秉筆直書的典範，將尊重歷史、堅持真實、忠於職守、生死不渝的精神體現得淋漓盡致。《春秋左氏傳宣公二年》記載：“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可見孔子的思想取向。

為了保證史官能直書國君功過善惡，禮制規定，皇帝不能看史官所記的關於他的實錄。這個規定唐太宗時還能遵守。《貞觀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記載，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記起居注。唐太宗問他起居註裡記些什麼，並且提出想看看內容。褚遂良回答說，現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自漢以後，“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被普遍視為孔子編纂刪定《春秋》時的原則態度，進而被視為歷代避諱的總原則。這是五四以來儒家受到批判最多而儒家最難反駁的一條罪行，是對儒家和孔子最嚴重的誤會之一。

根據儒家義理，孔子不可能認同“三諱”為修史原則和政治原則。《論語衛靈公篇》載：“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孔子盛讚衛國大夫史魚言行正直剛直像射出去的箭一樣，可見孔子是以“直”為史官美德的。

其實“三諱”是公羊家對《春秋》的過度解讀，僅是“托史寄義、託事明義”的《春秋經》的特徵，非孔子說、非聖人說，有它特定的適用範圍，不能將它擴展為修史原則甚至延伸為政治原則。關此，我在《儒家文化實踐史》一書中有過詳細解釋。

中國正史也不存在“三諱”問題，因為是“易代修史”，前一王朝史由後一個王朝修定，“國亡史成”，後人沒有為前朝“諱”的動機。當然，也不至於故意貶抑，因為歷代統治者重視前朝史，旨在以史為鑑，尋找治亂興衰的樞機，並藉以為新王朝繼統提供合法性。

五四後疑古風起，侮辱傳統文化、懷疑儒經及正史成了時髦。其實，論義理的正確性和真理性，儒家經典至高無上無與倫比，君無戲言，經更無戲言。論所涉及史料文獻的可靠性和準確性，“十三經”也是各派中最高的。

不僅歷史是由儒家寫的，從根本上說，中國歷史就是儒家創造的。儒家是中華文化的主統和中華文明的主要締造者，一部中國史，就是儒家文化的實踐史。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其大成，總名為儒家。儒家就是六經，核心就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中道。諸子百家無不根源於六經，除了儒家影響最大的道家，於六經，只不過“偷得《易經》半部”（康有為語），其它各家就更不用說了。故可以說，儒家是百家之母。沒有儒家就沒有中華文化，更沒有中華文明。

良知不滅，儒家就不會滅，無論遭受多麼嚴重的摧殘，都將一陽來復。嬴政焚坑之後，儒家創造的是兩千多年的輝煌；經過更為深重的毛家之劫，寫下的必將是更加輝煌的篇章。2014-9-25

選自於東海先生作品集之《春秋精神》（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6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