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義和自由---反儒派和馬家幫批判

余東海

反儒家反自由是人世間最大的兩種反常和反動。

馬家幫就是最大的雙反派，既反儒家又反自由。

故馬家為師必然誤人子弟，為政必然殃民禍國。

只要馬族當道，必然地獄現前。

---東海律

一

在政治上，儒家和自由主義都倡導有序自由，民本和人本兩個原則又具有一致性，故存在相互借鑑吸收的基礎。儒家道德雄厚，有助於自由政治的品質提升；自由主義制度良好，可為儒家制度建設提供參考。

自由是西方發達國家最大的共同點，也是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的根本因。人本哲學、自由政治和民主制度都有一定的道德基礎，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沒有道德基礎就沒有秩序和自由，馬家就是最好的證明。因為沒有這個基礎，故秩序自由雙缺，學是邪學，政是暴政，制是惡制，特權階級腐惡空前。

儒家和自由主義相遇，可以形成兩種政治模式：一種以儒為主，吸收民主自由的優點，形成儒家憲政和新禮制；一種以自由主義為主，儒家為輔，為民主制度提供道德營養。

儒家和自由主義的自由各有邊界。不能尊重保障自由的制度和價值是反動反常的，沒有邊界的自由是假冒偽劣的。西方自由也有雙重邊界，一重是民主法治憲政的制度邊界，一重是人本人權平等的價值邊界；王道自由有雙重邊界，一重是仁義禮智信的道德邊界，一重是禮樂刑政的制度邊界。

仁義是儒家的最高原則，仁義和自由，相輔相成。仁義為自由之基礎，自由為仁義之保障。仁義沒有自由，難以弘揚彰明。例如東海，雖有仁義之道，但無自由之權，故無法廣泛傳道授業解惑，只能獨善其身，守死善道。

自由沒有仁義，要麼無法無天，禮法雙缺，如民粹主義的自由；要麼假冒偽劣，自欺欺人，如社會主義的自由。注意，自由主義的仁義度不夠高，但遠遠高於民粹主義和社會主義。反仁義就反掉了自由的希望，反自由就反掉了仁義的精神。反儒反自由是自絕於人道的兩種最高效方式。反儒的自由派，必然反常，敗事有餘；反自由的儒家，必非仁者，成事不足。

仁者必然愛好自由，關心社會和公共事務。厓山群友言：“不是公知，不配為儒。”大讚。公知者，公共知識分子也，熱衷於公共話題討論和政治制度批判的知識分子。東海也曾是其中一員，某年還曾以東海一梟之名進入國內外百名公知名單。不知什麼時候開始，這個詞語被惡意地污名化了。

不能因為儒群中有偽君子就抹黑儒家，也不能因為公知群體有非善類就抹黑公知。故吾曾言，先為豪傑，後為聖賢；先為公知，後為仁者。理解自由真義，尊重他人自由，認同法治自由，追求德治自由，是當代儒家的本分，仁者份所當為。

人而不仁，不知其可也。沒有仁義比沒有自由更可怕。沒有人權自由，人還可以是人，可以有人性人格；反掉仁義道德，人就非人化了，沒有了人性人格。

非人化的人，物化的人，不配追求、無力追求人權自由，也不配享受人權自由。反孔反儒的社會，極權主義想不成功都不可能；反孔反儒的人民，最適合極權暴政。稍好一點的政府都穩不住。

強調仁義掛帥，是因為仁義是人道的根本，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原則性和決定性。人道六度：仁義度、文明度、自由度、和諧度、強盛度、幸福度。仁義度對於其它五度具有決定性影響。這條定律既適用於個人，也適用於家國天下。

仁義道德的高低優劣，終極性地決定着家國天下的命運。《韓星：吳宓與清華國學研究院》一文引用吳宓的話說：“不但一人一家，即一國一族之盛衰滅亡，世界文化之進退，都是以道德水準的高低、大多數人的人格水平為樞機的。”

仁義統帥一切，高於一切。仁義落實於個人，是仁言義行，仁宅義路；仁義落實於政治，是仁政義刑，王道禮制；仁義壓倒一切，意味着以聖德為最高人格追求，以大同為最高社會理想。聖德意味着道德自由，大同起始於王道自由。

《二程粹言》：“子曰：公者仁之理，恕者仁之施，愛者仁之用。子厚曰：誠一物也。”東海曰，和者仁之果。和謂和諧。儒家追求的和諧有四種：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個體身心的和諧。四種和諧都是踐行仁義之道的結果。

二

反孔反儒就是反仁義，是最大的文化顛倒和逆淘汰，必然導致思想、道德、社會、政治、制度一切逆淘汰，天翻地覆。反孔反儒的社會，成功的必然是最壞的人物和勢力，建立的必然是最壞的政府和制度。反孔反儒的民族，迎來的必然是最悲慘的命運。弒父之子必下地獄，反儒之國必地獄化。

吾嘗言，西方沒有儒家，既是不幸，又是幸運。沒有儒家就沒有王道，大不幸；沒有儒家就不會犯下反孔反儒的大罪，又很幸運。就像孤兒無父，但也不至於犯下弒父之罪一樣。孤兒不幸，終將逐漸成長；弒父之子則非下地獄走一遭不可。

孤兒和弒父之喻為吾十幾年前發明，頗為得意，不辭呱噪而屢屢言之。熊十力先生好以海漚喻體用關係，東海好以弒父喻反儒運動，異曲同工。

或謂西方也有父，宗教就是西方之父。沒錯，但西方之父的品質遠遜於中國之父。西方之父是神本主義，給西方帶去的是政教合一的教主制和漫長的中世紀黑暗；中國之父是仁本主義，給中國帶來的是政道合一的禮樂制度和數千年文明輝煌。

不疏遠神本主義，西方就長不大；不遵循仁本主義，中國就會去中華化。至於反對仁本主義，更加不可收拾，必墮地獄無疑。百年浩劫就是最好的證明。

有反儒派言：“強調道德易滋生偽善”雲。大錯。偽善恰是無道缺德的表現。不能因為偽善就不強調道德，不能因為有偽君子就反對君子。強調道德易滋生偽善，反掉道德，滋生的就不是偽善了，而是光天化日之下赤裸裸的、血盆大口的罪惡，欲在領導階級、精英群體中尋找一個兩個偽君子，亦不可得矣。

孔子說:“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吾曾多次將這句話用在王莽身上，後來發現這句話用在五四派身上，也很合適。不同在於，王莽反古之道是復周之禮，五四派反古之道是反對仁義之道。

就制度而言，古今有別，不可襲用；就道德而言，仁義之道作為最高人道原則，既是古之道，也是今之道，適用於古今中西一切人類。反孔反儒反仁義，即使正人，亦愚不可及；即使正人，難免滑向邪道，給家國天下招來災殃。

三

反儒並非五四派的發明，而是有深遠的歷史淵源。老莊都有強烈的反儒傾向，竹林七賢更是反儒的歷史典型。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這兩句話都是嵇康所說，成了竹林七賢的共同特色和盛行一時的思想風尚，為反儒派津津樂道。

東海曰：非湯武即誣文武反聖王，薄周孔即輕聖人蔑仁義，都有道德之罪。越名教即反禮法，那樣的任自然，必然非禮無法，從心所欲必逾矩。那樣的觀念泛濫社會，深入政治，必然毀性害倫，敗壞道德和秩序。

這兩句話，前一句出自嵇康著名的《與山巨源絶交書》，是其自稱；後一句出自於《釋私論》，摘其開頭一段：“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

這是典型的道家觀念，錯誤顯而易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是非非，春秋宗旨，文化責任。心無措乎是非，違道遠矣，怎配為君子！君子必不反儒，正人不能反儒。正人而反儒，思想的正確性和道德的正義性都會嚴重受損。竹林七賢的賢字宜改為閒，竹林七閒。

或謂魏晉統治者利用儒家，故竹林七賢反儒具有正確性。大謬不然。無論什麼人什麼勢力怎樣惡意利用儒家，都不足以成為反儒的理由。對於利用儒家者，正確的應對是以儒家義理糾其偏、批其謬、導其向善或揭其非儒。

例如，日寇以建設大東亞王道樂土的名義侵華，我們就應該彰明王道大義，揭發其有名無實的虛偽和違反春秋大義的兇惡。同樣道理，魏晉統治者以孝治天下，正人君子就應該弘揚忠孝之正義，導之以真正的王道。

對於中道和聖賢，心口俱服最佳，心服口不服次之，口服心不服又次之，心口俱不服最差。非湯武而薄周孔，就是心口俱不服的表現。非湯武而薄周孔者，恰恰暴露了其人觀念有誤而德性薄弱，非正常。

佛道兩家對儒家既有異議也有認同，不能完全視為反儒派。不過，即使反儒也無妨，佛道兩家作為出世法，擁有反儒的特權。它們另有非人道的彼岸追求，不認同儒家理所當然；不涉政，對儒家的批判止於思想範疇，惡果有限。不過，歷史上佛道更多的是附儒，一方面於儒家政治有所依附和依賴，一方面於儒家義理有所迎合和吸收。佛教的儒家化現象又更為鮮明，禪宗就是儒家化的成果。

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問題，包括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孔子辟隱士，孟子辟楊墨，宋儒闢佛道，都對歷史之機。現在依然將批判的矛頭重點指向楊墨佛道，就不對機。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馬列，這是內政外交一切問題的根源。能言距馬列者，聖人之徒也。比較而言，楊墨佛道不乏正義，可引以為儒家之輔統和盟友。

佛道不重五倫，不尊五常，不明政治，有違人道。但是，兩家有得於道，自有其道，可以從另一個側面為人生提供安心立命之所，從另一個角度探索生命的奧秘，成就天性的偉大，讓人類的生活追求更加豐富多彩。故非常適合某些人研究修行。只要道統在上，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抑制其弊，發揚其利。

四

古代政治上的反儒派都是反派，暴秦和洪楊幫就是兩大典型。非政治人物和勢力反儒，也有非正常性，很容易被歷史淘汰。楊墨兩家反儒，曇花一現而已。原因很簡單，儒家五常道是人生、社會之常道，代表着人道之常。反對五常道，就是自絕於人道。除非另有出路，否則必然迅速衰滅。

五四以後天翻地覆，正派反派、正人邪人、善人惡人、英雄狗熊普遍反儒。反儒的正派必然愚昧，昏天黑地；反儒的反派特別反常，天翻地覆。反儒的正派，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幹啥壞啥，什么正事善事都幹不成；反儒的反派，邪無止境，惡無限量，什麼人間惡跡都可以創造出來。

不受夠反儒的罪，不知道儒家的好。不知道儒家的好，就不知道尊重、珍惜、信奉、踐行、弘揚之。個體如是，政黨如是，國家如是。不知道儒家的好，不知道尊重信奉踐行弘揚，那就繼續受罪，直到銘心刻骨地知道，直到把對反儒的恐懼和對儒家的尊愛，深深地刻進中華民族的潛意識。

無儒猶自可，反儒必成災，馬家就是反掉儒家才趁虛而入的。馬家是人世間最大的人性污染源和人道災難源，也是現中國一切問題和危機的根源。

馬家三本：哲學上物本位，政治上黨本位，經濟上社會本位。物本位意味着物質主義世界觀、價值觀和歷史觀，人為物奴；黨本位意味着黨主制，人為黨奴；社會本位意味着公有制（實為按權分配之權有制），人為社會之奴和權力之奴。黨奴社奴權奴，無論貧富貴賤，本質上無非物奴。馬家思想政治框架中，社會高於個體，黨高於社會，黨和社會又圍繞着物質做文章，毫無人和仁義的容身之地。

注意，以有產無產劃分階級和敵我，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共產主義為理想，無非繞物而轉。馬學導出來的馬制，不僅是奴隸制，而且是最不人道、最反人道的奴隸制。在馬家社會，人格人命最被輕賤，人們也最自輕自賤，官民普遍不把別人、也不把自己當人看。

或說馬幫“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看朱成碧、看貓成虎了。導政齊刑民免，自由主義都勉強，豈是極權主義所能。極權主義是導之以詐力，齊之以惡法，民無恥亦不免。馬家之民，既沒有了羞恥之心，又不免於罪惡和刑罰。民德敗壞，罪在官府；萬方有罪，罪在政治。政治無道，人民不免於貧困，不免於恐懼，不免於無底線的墮落。

百年來中國最根本的問題是主義問題，最根本的錯誤是主義錯誤。若不能徹底糾正主義的錯誤，無論改良革命，無非治標之術。要糾正主義的錯誤，就必須徹底去馬，或者歸儒，歸於王道禮制；或者歸西，歸於自由民主。換言之，無論儒化西化，都必須以徹底去馬為前提。

民眾不行有官員，官員不行有制度，制度不行有文化，文化不行則一切不行。壞文化導不出好制度，教不出好官員。文化、制度和官員群體不好，民德民智不可能好起來。這就是文化決定論。欲改革制度，改進官德，改良社會，都必須從文化入手。

文化和制度的革舊圖新，又需要一個正人君子團隊，文化有共識，政治能同心，否則獨木難支，孤掌難鳴。至少隊伍不能太壞。如國民黨，蔣經國欲自由化，並未遇到太大阻力。遺憾蔣家父子文化不足，未能儒家化，將台灣打造成中道文化的領航者和王道文明的示範區----那才是最佳選擇。

百年來對儒家的態度可分為三派：一是高度尊儒派，新儒家派；二是堅決反對派，完全否定，以儒為敵；三是一分為二派，和稀泥派，所謂取其精華，純屬空話。朝野袞袞大多屬於後兩派。第一派人數稀少，屈指可數，勢力微弱，貌似微不足道，但後勁雄厚，充滿希望，代表了中國的未來和歷史發展最正確的方向。

注意，儒家文化沒問題，並非儒家政治沒問題，更非儒家人物沒問題。抵達聖賢境界之前，任何儒生都有問題，儒家群體更有問題。歷代儒群各有各的問題。元明清儒群的品質就呈下降趨勢，民國儒群更低。進入馬邦之後，儒家久已不能成群。而今來復不久，何可苛責，何忍苛責。再假以十年之期，必豪傑君子輩出。

2022-2-24余東海集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首發於議報https://yibaochina.com/?p=245147轉載請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