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百年中國話劇史，曹禺依然是不可逾越的高峰。僅一部《雷雨》便足以使他傲視群雄名垂青史，何況還有《日出》、《原野》、《北京人》，如同一串璀璨明珠交相輝映。然而，曹禺一生的成就在前四十年即已完成，他的後半生是在平庸和苦悶中度過的，直至帶着遺憾以86歲高齡辭世。

說曹禺是戲劇天才，恐怕誰也不會有異議。完成處女作《雷雨》時他年僅23歲，雄姿英發、充滿自信，劇本被朋友靳以壓了一年才發表，他也不着急：“我知道那是好東西，站得住。”（謝泳《晚年曹禺》）《雷雨》以複雜的人性及人際關係、尖銳的戲劇衝突、深刻的思想內涵、驚心動魄的藝術感染力，首演便一鳴驚人，以後半個多世紀更是常演不衰，至今仍是各大劇院的經典保留劇目，成為中國話劇史上無可爭議的“第一劇”。

曹禺沒有止步，而是一發不可收拾，上帝仿佛特別垂青這個年輕人，不斷賦予他新的靈感和強勁的創造力。時隔僅兩年，藝術更為圓熟的《日出》橫空出世、光耀人間，浪漫主義加象徵主義的《原野》和寓意深沉、淡遠雋永的《北京人》亦接連問世，作家鮮明的創作個性和獨特的藝術風格得以形成，“中國的莎士比亞”地位亦得以奠定。而完成這一切時，曹禺剛及而立之年。人們有理由期待他創造出更多更大的奇蹟來。

1949年，曹禺39歲，正是作家創造力最為旺盛的黃金年齡，然而，那個天才的曹禺一夜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他忙起來了，參與籌備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出席政協會議和世界和平大會，擔任文聯、文協、劇協常務委員或理事，又先後被任命為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地位升高了，創作水平卻直線下降，以至再也寫不出令自己和觀眾滿意的劇作。他的新劇緊跟形勢，滿懷熱情地努力表現新生活和他的新認識，卻走進了藝術的死胡同。《明朗的天》以知識分子改造為主題，《膽劍篇》為“天災人禍”中的國民鼓勁打氣，“文革”後復出的歷史劇《王昭君》更象是一出鬧劇，再也看不到當年那個信心十足、才華橫溢的曹禺的半點影子！好友巴金、吳祖光都對他有過不留情的批評，率性的黃永玉更是直言無忌：“你是我的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以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裡，你失去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田本相《曹禺傳》）

曹禺是痛苦的。“文革”中，他被剝奪了一切。復出後，他的頭銜又恢復了且越來越多，時間幾乎被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填滿。每次活動都弄得精疲力竭，回到家倒在沙發上，人好象被抽空了似的。一次，女兒萬方同情地說：“真夠忙的。”他緩過點神兒來，說：“就是無聊就是了，沒點兒意思。”“一天到晚瞎敷衍，說點這個說點那個，就是渾蛋唄！沒法子！”“我痛苦，我太不快樂了，我老覺得我現在被人包圍着，做人真難哪！”（萬方《曹禺：我要放棄這個“嘴”的生活》）老人如此自輕自賤、內心煎熬，讀來讓人幾欲落淚。

曹禺偶爾也發出吶喊：“我要坦白出來，我怎麼自私怎麼壞，我要說心裡話，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說的話。”“我要做一個新人，忘掉過去的荒誕和疑慮，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處鑽，放棄這個‘嘴’的生活，用腳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寫真實的人生。”“我要追回已逝的時間，再寫點東西，不然我情願不活下去。”（萬方《曹禺：我要放棄這個“嘴”的生活》）然而他終於未能爆發，1996年銜憾而逝。據說臨終前，還要在一次重要會議上繼續扮演一個早已厭倦的角色，然而生命再也沒給他機會……（謝泳《晚年曹禺》）

一代天才何以彗星般隕落？這固然與曹禺的個性有關，他好熱鬧、喜歡聽讚揚的話，很容易懷疑自己否定自己（萬方語），他謹小慎微，“也許人家正是看重了他身上懦弱的一面，聽話的一面，才不斷派給他各種不屬於藝術家的角色的。”（謝泳《晚年曹禺》）但根本原因還在於：“長時間以來，我爸爸和許多的人，他們都被告知他們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這種對靈魂的改造像是腦葉切除術，有時是極端的粗暴行動，還有就像輸液，把一種恐懼的藥液輸入身體裡。這是一種對自身渺小卑微的恐懼，我知道這是非常嚴酷的事。”（萬方《曹禺：我要放棄這個“嘴”的生活》）曹禺不是鬥士，只是個藝術家，他要的只是免於恐懼地創作的自由。試想，在那樣的政治高壓下，哪個獨立知識分子能逃脫厄運呢？老舍的沉湖和儲安平的“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不就是發生在曹禺眼前的慘劇嗎？

“鳳凰台上鳳凰游，鳳去台空江自流。”曹禺少年成名，又盡享天年，上天待他不薄，本應有更大的成就。唉，留下的又是一個巨大的空洞和無盡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