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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苹眼看鴉片戰爭 （上）
文／亦文

說到中國近代史，鴉片戰爭是個繞不過去的坎兒；1839年以後，請中國人信耶穌，鴉片和以它命名的戰爭也成了傳道者和聽道者的心病。一個半世紀以來，有華人的國家和地區，就有關於鴉片戰爭的著述與研究。近年來，由於兩岸三地的大量學術交流、中英文史料的發掘與再發掘、以及大環境對客觀公允的治學方法的寬容，國內的學術界對近代史的研究進入了新的層面。香港的回歸和毒品在全世界範圍的泛濫，也使鴉片戰爭再次變成熱門的話題。然而，民間對鴉片與戰爭的認識仍然不外乎當年中小學教科書裡學到的常識（common sense），請允許筆者嘗試從聖經的角度、用基督教信仰的第三苹眼重新理解一回我們那些“不具常理的常識”（common nonsense），或者說，反省一下我們思維慣性中的一些誤區。

誤區之一∶都怪上帝造了鴉片？

《創世記》的讀者，或許都曾問過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上帝不在伊甸園裡造分別善惡的樹，亞當夏娃不就不會犯罪了嗎？說到鴉片問題，人類也有同樣的怨恨∶如果上帝沒有創造鴉片，人間不就沒有鴉片鬼了嗎？沒有鴉片鬼，不也就沒有鴉片戰爭了嗎？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來看看鴉片的來龍去脈。

鴉片是從罌粟而來。罌粟是一種草本植物，含28屬、250個品種。其中只有鴉片罌粟和苞鱗罌粟能產生出鴉片，而且後者早已不再是經濟性藥源。即便是鴉片罌粟，其花朵曾象鬱金香和芍藥一樣成為純觀賞性的植物，其蒴果中密密麻麻的籽粒也不含毒素。只有當人類的手、用專業的刀、以嫻熟的技術割破蒴果的表皮，那分泌出來的乳白色流質，才是提煉鴉片的原料。而把採集到的罌粟乳膠煮濾、壓模、裝箱、密封、販運，需要一系列複雜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結合。至於在煙榻上“對臥遞吹”、在“呼吸煙霞”中感慨“浮生若夢、青燈有味”，則更是由人類文明與智慧交織成的人生景況。

人類很早就發現了罌粟及其乳膠的食用及藥用價值。古希臘醫學家迪奧斯科里斯在他的《藥物論》中總結了罌粟在希臘羅馬治療物質中的作用∶罌粟籽塗上蜂蜜，可以替代芝麻，或者用來配製乳劑，烘烤麵包。直到今天，罌粟籽還因其所含的大量軟磷脂而被用於食品加工業。此外，鴉片的殺菌性被用來治療皮膚病，其麻醉性被用來止痛、催眠，其鎮靜作用被用來止咳、止瀉。值得一提的是，希臘羅馬人深知鴉片上癮和過量的危險性，無論醫生還是病人，使用時都非常謹慎與節制。（斯卡伯勒，1995）

鴉片最初也是因觀賞和藥用被引進中國的。比如，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國（即大秦，東羅馬帝國）遣使獻“底也迦”，即一種由鴉片配製成的、用來止瀉和解毒的良藥；直到明朝，暹羅（今泰國）、爪哇、榜葛剌（今孟加拉）仍把烏香（鴉片的別稱）當作貢品獻給中國皇帝。早在唐朝，阿拉伯商人便把罌粟種子帶到中國，唐人在詩文中曾吟詠過米囊花（即罌粟花）的美麗。明萬曆年間的文學家王世懋和崇禎年間的旅遊家徐霞客也都曾把罌粟花與芍藥比美。宋代的醫生已發現了罌粟在治療嘔逆、赤白瀉痢、腹痛、咳嗽方面的作用，以及養胃、調肺、利喉方面的藥用。那時的中醫，通常把罌粟的籽和殼磨成炒熟研末，製成蜜丸及“魚餅”；或者和竹酒煮成“佛粥”當滋補品服用。蘇軾詩中所說的“童子能煎鶯粟湯”、蘇轍詩中的“研作牛乳，烹為佛粥”指的都是這類食補法。雖然元朝已有一位叫朱震亨的醫生指出“粟殼┅止病之功雖急，殺人如劍，宜深戒之”，但是，魚餅、佛粥和烏香時期的鴉片，沒有造成社會性的危害。即便在今天，醫藥學家也仍然認為從罌粟殼裡割取的天然鴉片只含20%的鴉片酊，只具有溫和的鎮靜作用，是藥性最弱的麻醉劑，與其他人工合成或提純的毒品相比，對人體的危害最小。

直到鴉片灼火吸食享用法被人類發明後，鴉片才從藥品“淪為”毒品。如果說“藥品”和“毒品”在漢語中還有一字之差，在英語中則都由drug一詞來表達，也許這種“一語雙關”更能揭示人與自然的關係∶同一種物質，善用可以作藥品，濫用則成了毒品。藥品和毒品的區別，並不僅僅在於物質本身的生化性質，而是往往取決於其文化性質∶即如何使用。首先是用量，“是藥三分毒”，適量使用可以治病，過量使用則可以致病、甚至致命；其次是用法，以中國為例，煎服可以持續千年而“未為大害”，而吸食則在幾十年間就“禍國殃民”。鴉片既屬於自然，又屬於社會。罌粟由觀賞植物演變成食物、藥物，再演變成毒物，既是人智征服自然的過程，也是人智濫用被造物的過程。創世記中說∶“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因為那時天地萬物中，只有罌粟，沒有鴉片、更沒有鴉片貿易和鴉片戰爭。神只創造了罌粟，是人類自己從罌粟中創造了鴉片、從鴉片中創造了嗎啡、又從嗎啡中創造了海洛因。

人類的悲劇在於∶並非因為我們犯了罪，所以我們才成為罪人；而是因為我們本性是罪人，所以必然會犯罪。如果讀者能接受這一前提，就能避免在思考鴉片問題時的因果倒置∶並非因為有了鴉片，所以人類才會沈溺；而是因為人類的本性中一直在尋找可以替代神、可以滿足自己、誘發沈溺的事或物，所以才造出了鴉片。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罌粟、甚至也不在於鴉片，而是在於人如羊般容易迷失的本性。沒有罌粟，人類也會移情別戀到其他事物，如大麻、如酒、如賭博、如偶像、如金錢、如電腦遊戲┅┅整個人類史，就是一部不能自拔的歷史。只要人的罪沒有被對付掉，不管上帝造了什麽或沒有造什麽，這個世界都不會變得更美好。

誤區之二∶都怪外國人用武力傾銷鴉片？

麥天樞、王先明兩位學者在《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中引用了英軍司令璞鼎查對中方代表耆英說的一段話∶
“即使英國用專制的權力禁止鴉片的種植，對中國也毫無益處。中國人不將吸煙的習慣徹底掃除，這只能使鴉片貿易從英國手中轉到別國手中。假如你們的人民是具有道德的，他們絕不會染此惡習；假如你們的官吏是廉潔守法的，鴉片便不會到你們中國來 ┅┅ 假使中國人不能革除吸食鴉片的惡習，假使中國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鴉片，那中國人民總要設法得到鴉片，而不管英國的法律如何 ┅┅”(p.528-529)
雖然充滿著“侵略有理”的虛偽與專橫，誰又能否認他說的符合邏輯與史實？

學術界一般公認，是荷蘭人把美洲的煙草和印第安人吸煙的習俗帶到爪哇、蘇門答臘一帶，當地的土著把煙草和鴉片混合在一起點火吸食。那時，台灣也是荷蘭的殖民地，所以鴉片吸食法很可能由荷蘭人傳到台灣，再由南洋的華僑帶到廣州、福建一帶。抽鴉片雖非中國人發明，卻由中國人發揚。擁有四大發明的華夏古國那被壓抑著的創造力，終於在鴉片本土化、文明化的過程中得以充分展示。無論是“燕子巢”（以燕子銜泥隱喻煙鬼的煙土不離口）之類的煙館名，“清水淨煙”之類的招牌，“聞香下馬，知味停車”之類的對聯，“三熬九煉”的挑膏過程，“名堂煙”的燒工，山西潞安的煙拖，安徽壽州和江蘇宜興的煙斗，恰圖的煙盤，山西太谷與山東膠州的煙燈，甘肅蘭州的銅砂煙葫蘆，甚至各地國產鴉片的崛起、以紅棗桂皮益母膏炮製的贋品鴉片，都不可否認地充滿著“中國特色”。從西到東，希臘羅馬、印度、阿拉伯、土耳其、英美、南亞，直到中國，鴉片終於找到了可以肆虐滋長的溫床。

不錯，鴉片及其吸食法都是舶來品；不錯，鴉片在1796年到1858年間是非法進口品；不錯，是英屬東印度公司壟斷了鴉片貿易；不錯，猖獗的鴉片走私販擁有堅船利炮。從小到大的教科書上都是如此譴責外人，但是，我們是否如此反省過∶為什麽鴉片流傳全世界，而唯有當時的中國獨受其害？為什麽同樣是西方貨船上運來的鋼琴、棉布、毛呢、刀叉、金屬、玻璃、鐘錶、儀器、書籍以及這些商品背後的西方文明，我們都不屑進口，而偏偏選擇鴉片？為什麽自雍正而嘉慶而道光，鴉片非但屢禁不止，而且越禁越多？為什麽即便在一口通商的閉關國策下，外洋的鴉片仍能暢銷全國各地？為什麽林則徐在虎門銷毀掉18,197箱又2,119袋鴉片的同一年度，仍有約35,000箱的鴉片可以走私到中國，甚至超過了上一年度（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周寧在他的《鴉片帝國》中，如此總結中國為何在制度與精神上更容易受鴉片的毒害∶
“因為中國有一個加工分銷的商業網散播它，有一個貪污腐敗的官吏網保護它，有一個有閒有錢的階層消費它，有一個普遍悲觀失望、逃避現實的社會心理為它提供了需求的精神背景。中國不是因為抽鴉片而衰亡的，而是因為衰亡已經開始┅┅”（p.46）
另一位大陸學者蘇智良，在《中國毒品史》中也指出，與興奮類的毒品相比，“鴉片比較適合東方人的性格”(p.7)，抽鴉片的心理體驗，類同於莊禪理想的審美自由。東方的獅子要昏睡，自然會笑納狐狸送來的枕頭。

早在英國動用武力之前，鴉片便已泛濫全國。通常情況下，巨大的躉船隻消平靜地停泊在伶仃洋上，就會有中國的“快蟹”、“扒龍”在光天化日之下聚攏來提貨，而遠處等著“收規”的正是那些負有巡視稽查之責的中國水師，水師兵將的幕後，還有等著分潤的大小官僚，近在粵海關、遠至北京內務府。每一次禁煙令，不過是“規費”漲價的新藉口。外商的鴉片之所以賣得快、賣得好，是因為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心甘情願地代理、推廣、吸食┅┅神州各地，都有因走私鴉片而自發的新行當 （如煙土行、兄弟幫、滾子商）把鴉片分銷到各地的大窯口、小窯口、熟膏店、零剪店；煙館老闆不惜為“發蒙客”免費燒煙，拉人下水┅┅堅船利炮可以征服一個國家的軍隊，卻無法強迫個人消費。歷史證明，即便是由不平等條約保護的五口通商，也只增加了鴉片的進口，未能增加中國人對其他舶來品的消費量。等到鴉片可以在國內合法種植販運後，人們將會發現中國的查頓與馬地臣並不比英國販子更有道德或民族榮譽感。到了清末民初，我們在張愛玲的小說里甚至看到，母親為了牢牢抓住當家權，蓄意讓親生兒女染上煙癮┅┅

當上帝責問亞當偷吃禁果時，男人把責任推給女人∶“你所賜給我┅┅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當上帝責問夏娃，夏娃又把責任推給動物∶“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我們這個民族，在思考鴉片這個問題時，是否會犯同樣的毛病？抽煙的怪賣煙的，賣煙的怪種煙的，種煙的怪禁煙的，禁煙的怪抽煙的，一圈怪下來，男女老少都染上了毒癮。行蹤被限定在360米長、230米寬的廣州十三行內的鴉片販子再猖獗，也沒有神通掏遍18省中國人的荷包；可以說，99%的鴉片都是中國人自己塞進同胞嘴裡的。末日審判的那一天，每一個煙販，要為自己所經手的每一兩鴉片負責；而每一個煙鬼，也都將為自己所吸的每一口煙負責。一個半世紀以來，我們早已習慣把自身的落後、貧窮、愚昧、墮落都怪在帝國主義身上，而且彷佛可以子子孫孫、世世代代怪下去。然而，對在帝國主義出現之前即存在、而且會永遠存在下去的民族劣根性和人類罪惡的本性卻視而不見、避而不談。21世紀的中國人，雖然不再用煙槍燒煙泡，但仍被各種物質的和非物質的毒品所轄制、捆綁，今天，我們還能怪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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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區之三∶傳教士是鴉片走私的幫凶？
誤區之四∶英國本土禁食鴉片？
作者來自上海，現旅居新西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