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殺人機器－－真實的切-格瓦拉 |
| 送交者: viewer 2007年07月29日00:00:00 於 [新 大 陸]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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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機器－－真實的切-格瓦拉 作者:IBD 翻譯:九喻
古巴的馬克思主義革命人物埃內斯托-“切”-格瓦拉，正在經歷一次重生。1961年攝影師Alfredo Korda攝下的照片裡，他熱烈的眼神，搖滾明星般的外貌，似乎開啟了少年人對革命、反叛和自由心靈的理想主義的紀元。 從那以後，這個著名的共產主義者的面孔就出現在T恤衫上、汽車上、手錶上、嬰兒服裝上、CD封套上、首飾上、背包上、曼哈頓教室的招貼上，諷刺的是，他的頭像在資本主義市場有廣告價值。 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被人發現在選戰中與穿着格瓦拉T恤的人在一起。歌星Carlos Santana在領獎儀式上穿着格瓦拉T恤。有報道說Angelina Jolie（好萊塢電影明星，曾作為民主黨候選人參加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競選）刺有格瓦拉紋身。好萊塢還製作了電影“The Motorcycle Diaries”，把這個阿根廷出生的革命人物理想化。 唯一的問題是，這個浪漫故事沒有一點真實性。格瓦拉是個要命的“殺人機器”（killing machine），他的革命遺產，是一個奴役人的赤貧的古巴。 古巴裔美國作家Humberto Fontova研究頭像後面的那個人，以及流行文化為什麼會對格瓦拉那麼着迷。在與幾十個認識格瓦拉並和格瓦拉一起打過仗的古巴人交談之後， Fontova在《揭露真實的切-格瓦拉，以及將其偶像化的有用的白痴》一書中，講述了一個非常不同的格瓦拉。 我們訪問了Fontova，討論這個世界上最不該被偶像化的殺人狂之一－－切-格瓦拉。 參訪人：你在古巴度過了幾年的少年時光，直到1961年你們全家逃離古巴。你們一家是怎麼逃出來的？ Fontova：Michael Moore（美國左派電影人）說，在美國的古巴人生活那麼好是因為他們把在古巴搶的財富都帶到了美國。但實際上，幾乎所有逃到美國的古巴人，除了隨身帶的衣服以外一無所有。 我們一家是乘飛機、而不是小艇或汽車內胎離開古巴的。專制官僚系統允許一些人合法出境，但辦出境手續花了一年時間，而在我們到達機場時，共產黨軍人從母親耳朵上拿走了她的耳環，還拿走了我姐姐脖子上的十字架。我們只能帶一個行李箱。他們說這些物品屬於“革命”（la revolution）或“人民”（the people），他們所謂的“人民”，指的是斯大林主義的家庭。我父親在鞋裡鑽了個洞，把他的結婚戒指藏在了裡面。 但是飛機起飛前一刻，我們正要登機的時刻，安全人員上來抓住了我父親，說他哪都不能去。就在他們把父親拖到門裡的時候，母親說我們也不走了。父親說她必須離開，我們猜想父親會被行刑隊處決。父親抓着母親的手說，“無論我發生什麼事情，都不希望孩子們成長在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當時我們三個孩子只有8歲，7 歲和5歲。我們也感覺到事情不對勁。 採訪人：你父親為什麼想逃離古巴？ Fontova：父親不喜歡聽命行事。有人說離開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的古巴的人都是百萬富翁，或者是黑幫人物，或者是騙子，那完全是個神話。我父親只是不想作奴隸。 我們到了邁阿密（Miami），母親給哈瓦那打電話，了解到父親被帶到G2安全部門總部接受審問。許多人沒有能通過審問這一關。你可以想像母親當有有多恐懼，處在一個陌生的國家，一文不名，有三個孩子，自己還很可能成為寡婦。後來我們搬到新奧爾良（New Orleans），在親戚家裡寄居。 新奧爾良有不少古巴人，我們住在一個小公寓裡。幾個月之後母親再次給古巴打電話。這次，她的反應與以往大不相同，她發出喜悅的尖叫。這次是父親從機場打來電話，我還記得他出現在飛機門口，母親跑上去抱住了他。那個擁抱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的故事有個快樂的結尾。 可我想提醒大家，幾千個古巴家庭並沒有我們那麼幸運，他們的故事沒有快樂的結尾。 採訪人：你提到共產黨政權把人們投入監獄。那個數字有多高？ Fontova：在1961年，古巴有630萬人口。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數據，50萬古巴人曾經被投入監獄，在比例上超過斯大林的古拉格。1961年的某個時期，35萬古巴人由於政治原因被投入監獄，18個古巴人里，就有1個政治犯。這些人被聽到對共產黨政權表示不滿。人們很難想像極權統治是什麼樣子，畢竟，拉美不是一直處於獨裁統治之下嗎？是的，可是古巴是拉美唯一的斯大林式的極權獨裁。 採訪人：格瓦拉如何建立了這個極權統治呢？ Fontova：卡斯特羅進入古巴首都哈瓦那以後2周，蘇聯情報人員就來了。格瓦拉是蘇聯情報人員的主要聯絡人。 在比例上，古巴共產主義政權在最初3年處死的人，比希特勒（Hitler）6年時間處死的還要多。想想處決的數字，再想想格瓦拉代表的口號“反壓迫”。太有諷刺意味了，比較一下古巴裔美國人讀到的，和他們親身經歷的。 採訪人：格瓦拉在聯合國講壇上吹噓說“我們處決人”。 Fontova：而且他還在1964年說“我們還要繼續處決人”。根據在巴黎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這個時期古巴共產黨處決了14,000個男子和男童，這相當於在美國處決3百萬人。然而，設計這些處決的格瓦拉，被Jesse Jackson（美國左派黑人領袖）讚美，而Jesse Jackson自己就譴責死刑寫了一本書。 採訪人：談到共產主義信徒（communist chic），Cameron Diaz因為在秘魯使用印有毛澤東像的背包而遭到譴責，在那裡，人們了解毛主義的恐怖。 Fontova：但是你會發現Cameron Diaz為他的行為道歉，因此我把人們佩戴格瓦拉行頭80%的原因歸結為無知。特別是在我處於慷慨狀態的時候，我不願意想到人們有那麼愚蠢。不知道是另一回事。畢竟，從遠處看格瓦拉的照片，你會認為那是張很cool的照片，因為他看上去像是“The Doors”裡面的Jim Morrison。人們、特別是年輕的小孩子，把格瓦拉看作英雄，他很有革命性，他和“大人物”（The Man）戰鬥。我說：先生們，不是這樣，他自己才是人們反抗的“大人物”。你們完全搞反了。 採訪人：你在書裡寫道，格瓦拉是多麼厭惡搖滾樂、同性戀、藝人、黑人、以及現有秩序里的任何成員。 Fontova：我只是在書裡引用切-格瓦拉自己的話。一個誤解是格瓦拉代表自由精神。其實他個性冷酷。早期他曾用“斯大林二世”作為自己的簽名。他還說世界所有問題的解決辦法都在鐵幕後面。他可不是一個嬉皮風格的馬克思主義者，格瓦拉在1962年的演講里曾說他認為反叛精神屬於反革命性質。請注意，他說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必須被清除出古巴。如果你干自己想幹的事情，你會進監獄的。 採訪人：格瓦拉到底是什麼個性呢？ Fontova：他比較傲慢。我採訪過一些人，這些人求見過格瓦拉，以拯救自己的兒子免於未經審判的處決。格瓦拉喜歡耍弄他們。他喜歡當着哭泣的母親的面在電話里大喊，“立即處死Fernandez。” 臨床上說，格瓦拉是個虐帶狂。卡斯特羅是個精神病。謀殺對他毫無影響。對他來說，那只是功利性的屠殺，以鞏固個人權力。 所有我訪問過的人都說，格瓦拉把屠殺作為生活的佐料。他的二樓的辦公室里，有一部分牆被打掉了，這樣他能在辦公室里觀賞他熱愛的行刑隊行刑。 採訪人：格瓦拉殺害兒童嗎？ Fontova：很多男孩被行刑隊處決的時候只有15，16，17歲。他們是窮孩子，為了軍餉而當兵，就像這個國家有時的作法。他們夾在當中。斯大林式的政權處決他們，只是為了顯示“現在是我們發號施令”，“如果你們質疑我們的作法，這就是結果。” 他們並不隱藏這種處決。他們希望把處決作為公開的樣板，象斯大林在卡廷森林（Katyn Forest Massacre）屠殺波蘭軍官一樣。一個原因是對古巴前軍人斬草除根，因為他們知道，一旦反革命運動爆發，這些人會成為領袖。同時他們想恐嚇大眾。 採訪人：格瓦拉是個理想主義者嗎？ Fontova：我這本書應該起名為“你讀到的關于格瓦拉的任何信息不但錯誤，而且完全相反”。格瓦拉1959年搬到哈瓦那的時候，住在古巴最華麗的豪宅里。那裡面有瀑布，有類似現在的等離子電視（Plasma TV）類的娛樂設施，有遊艇碼頭，桑拿浴室。這些都有完整記錄。 採訪人：格瓦拉被認為是古巴革命的靈魂人物。 Fontova：Ariel Dorfman在《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寫了大量文章，他把格瓦拉劃為與特麗莎修女（Mother Teresa）一類，是20世紀的英雄和標誌人物之一。巴黎的知識人薩特（Jean Paul Sartre）把格瓦拉稱為“20世界最完整的人”。格瓦拉經常被成為革命的大腦，但科斯特羅是在背後拉繩子的人。格瓦拉看上去像個知識人，因為他和一些阿根廷人一樣，和法國知識人打得火熱，而實際上他是卡斯特羅的傀儡，和主要行刑人。 採訪人：媒體把這些都搞錯了。這個現象會改變嗎？ Fontova：主流媒體（The mainstream media）的壟斷正在被打破。熱門電視節目“Hannity and Colmes”左派主持人Alan Colmes曾經問我，“為什麼這些故事在今天而不是20年前冒出來？突然之間，你發現關于格瓦拉的這些恐怖信息。” 我說，“不是的，Alan，從1959年開始人們就在說這些事情，但一直都被主流媒體過濾掉了。”主流媒體的壟斷結束了，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對美國人講這些事情。我喜歡把這本書作為（壟斷結束的新時代的）一個例子。 英文：The Real Che Was No T-Shirt Idol, As Cuban-American Author Find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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