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犬儒中国－－读胡发云小说《如焉》 |
| 送交者: viewer 2008年02月02日15:01:54 于 [新 大 陆] 发送悄悄话 |
|
作者:舒崇
《如焉》的作者胡发云，今年58岁，现居武汉.《如焉》一书完成于 2003年。2004年，这部小说的电子文本贴上了一家网站。其后不久，这个网站被下令关闭，但这部小说和其他一些好作品仍然在网上继续流传。2006年初，《江南》杂志全文刊登了这部小说，引起热烈反响。同年10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小说《如焉》写的是在SARS 爆发前后在华中某城市发生的故事，主人公茹嫣是位寡居多年的中年女性，她在同事兼好友江晓力的介绍下与本市的副市长相识并恋爱。同时，茹嫣又在网络上认识了以达摩为代表的几个知识份子。SARS 的爆发引发了原本隐藏的多种矛盾。在这一突发事件中，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小说深入细致地刻画出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揭示出知识份子的复杂心态和整个社会的一般的精神面貌。 许多人都自嘲，说自己是毛子，说周边都是毛子 小说《如焉》写到了“六四”，揭示出“六四”后犬儒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成灾，特别是知识份子的犬儒化。 小说中的人物毛子就是知识份子犬儒化的一个典型。毛子属于红卫兵一代，1966年文革爆发时在上高中，一度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当过造反派，后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和同学一道下放农村当农民。在走出了初期的狂热与迷信之后，毛子和他的同学们开始了对现实的怀疑与思考，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努力搜寻各种书－－包括那些在当时被禁止和不公开发行的书，首先是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找到了批判现实的思想武器（他们给自己这个小团体取了个代号“青年马克思”），逐渐萌生了自由民主的理念。随后，他们先后上调回城，当上了收入低微的蓝领工人。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复出，恢复高考，“青马”的好几位成员都考上了大学，毛子更是以高中学历直接考取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社会科学院。在80年代，毛子写了不少鼓吹思想解放的文章。八九民运爆发，毛子非常活跃，还去了两趟北京，发声明，作讲演，风云一时.六四屠杀把毛子吓坏了，几乎精神崩溃，再不敢表达他的自由化思想。其后不久，新来的院领导要毛子替他写一篇支持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文章，毛子意识到这是一个巧妙的讨好上司以及在政治上表态转向的大好机会，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接下来，毛子入了党，当上了研究所的头头，兼职大学教授，政治上表现日趋保守，还不时地写一些阿谀当局的文字，物质待遇则步步升高。如今的毛子，“功名利禄，香车华屋，娇妻虎子，”一应俱全，志得意满，风度翩翩，连身体都变得“高大壮实起来，不论是西服便服，穿在身上都是一副伟岸挺拔的样子”了。 毛子的转变无疑是很有代表性的。作者胡发云后来接受采访时就讲到：“毛子这个人物出来以后，许多人都自嘲，说自己是毛子，说周边都是毛子”。小说告诉我们，当今中国知识份子的犬儒化主要是“六四”屠杀所造成的恐惧效应。正像小说中人物达摩所说：“恐惧常常比灭杀更有力量。灭杀祇能消灭异端的肉体.恐惧可以改换他的灵魂，让一个最不羁的反叛者，成为驯良的奴隶，并以此作为其他同类的标本。尤其可怕的是，恐惧是长在自己内心的，别人无法帮你将它割除。” 人们普遍注意到，90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份子大部分转向保守，放弃了对自由民主的争取，放弃了对专制强权的批判。通常这被解释为知识份子被共产党收买，成了既得利益者。不少知识份子自己也很乐意承认他们被收买－－被收买那就表明自己有身价嘛，所以听上去不那么丢脸，或许还有几分光彩。其实，共产党总是使用胡萝卜加大棒这两手。对大多数知识份子而言，也总是要在大棒奏效之后，胡萝卜那一手才能奏效。要说中共的改革给知识份子带来了实惠，所以知识份子愿意拥护中共，那么尽人皆知的是，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命运改善的大转折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发生在八九民运之前。那为什么还会爆发八九民运呢？为什么知识份子还会在八九民运中扮演领导角色呢？知识份子的政治转向分明是发生在“六四”之后，因此首先是、主要是恐惧的产物。“六四”屠杀给国人造成了强烈的恐惧，出于恐惧，多数人不得不远离政治；而一旦远离政治，他们就不再感到压迫的存在，因此也就不再有明显的恐惧感，于是他们就自以为生活得自在而潇洒。这是，统治者再给出物质的诱饵，很多人就甚至感到很满意了。 达摩无疑是作者最钟爱的人物。达摩也是当年“青年马克思”小组的一个成员，是这个小组中公认的最有思想的。从农村调回城市后，达摩先是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达摩没有报考大学，因为他相信由于自己多年的刻苦自学和独立思考，已经没有必要再去上那个大学了。后来他所在的工厂垮掉了，达摩就干起了家用电器修理的个体户，一直生活在社会下层。按学历，按身份，达摩都算不上知识份子，但唯有达摩才始终保持了知识份子的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达摩是知名的网络大侠，他常常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主要是思想文化政论时评，也有散文随笔，思想犀利深刻，文笔朴素优雅，在民间思想界颇有影响。 有一次，达摩偶然地在书店里发现了一本毛子写的迎合当局的新着，刚读了几页就感到很恶心，忍不住去质问毛子。于是，在两位老朋友之间爆发了一场短兵相接、推心置腹的激烈争辩.一开始，毛子说得很干脆，写这本书是“骗钱混生活”的，反倒讥讽达摩太正经太矫情。继而毛子又辩解道，我们都是小人物，年轻时的理想主义不过是不知天高地厚；既然世间之事有它的命数，不是我们所能把握能改变的，那些个空洞的价值理想还有何用？何不把眼前这些事情都看淡一点，放下来，让这段混沌难堪的日子熬过去？至于未来么，就交给后人吧，任它是好是歹。在达摩的尖锐追问下，最后毛子竟口不择言，蛮不讲理地说：不管怎样，我的日子比从前过得好了。 毛子的自辩无异于一篇犬儒主义的宣言。然而有趣的是，犬儒常常不肯承认自己是犬儒。他们每每要编造出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或说词，把犬儒心态予以掩饰，予以合理化。这就使得治疗犬儒病变得很复杂，但也因此而成为可能。正因为大多数犬儒都不能心安理得地当犬儒，所以，指出他们害了犬儒病就可能会激励起他们去克服它。达摩直率而深刻的批评，对毛子有如醍醐灌顶，当头棒喝。最后，毛子决心告别犬儒主义，重新拾回一度失落的理想主义.毛子当然知道他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乃至风险，但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毛子说得好：“我自己就是光着身子混上来的，有什么舍不得丢弃？”更何况现在的压迫再厉害，总比毛时代轻多了吧。 两条都是不归路 《如焉》中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卫老师，卫老师是个老革命，也是当年共产党队伍中为数不多的一个知识份子、一个文化人，1949年后出任党的高级文化官员，然而却在1955年的一次政治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成员，从此被定为“阶级敌人”，跌入社会底层，妻子为了子女的前途被迫离婚，又在文革期间自杀身亡。卫老师本人则在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文化革命中受尽磨难，九死一生。 然而，正像卫老师40几年后回首往事时讲述的那样，“一直到我后来被抓进去，我依然真诚地相信这个政权，真诚地相信他们的理论，真诚地相信我自己是有罪的。尽管我委屈，我惶惑，我痛不欲生，但是我还没有往最深处怀疑过什么，更没有怀疑过我自己做过的那些自认为是革命的事是否有需要审视的地方。”随着苦难的持续和思考的深入，卫老师终于省悟到问题出在他自己参加的那场革命上，出在他自己参与建立的那个制度上。 卫老师慨叹地说：“我写过领袖的颂诗，我参加过新中国最早的大批判，我编写过第一批新语文教材。可以说，10多年后，那些押着我游街的学生，那些打骂我的孩子，就是我自己教育出来的……直到这种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几乎永远不可翻身的时候，才想起它的一些问题，但此时革命洪流已经不可阻挡，让千千万万讴歌过它，献身于它的知识份子甚至革命前辈都在那一片汪洋大海中陷于灭顶之灾。” 这些思考无疑是极其痛苦的，因为它是对自己的否定。如卫老师所说：“它几乎又要将我自己再次否定一次。如果55年，66年，是别人从一个方向对我的否定，那么今天，则是我自己从另一个方向对自己的否定”。卫老师是老革命，早先被打成反革命，在压力下他认罪了，承认自己犯了反革命的错误.这是第一次否定。后来他恢复了自信，重新肯定自己是革命者，相信自己并没有犯过反革命的错误；但是再深入反思下去他不能不意识到，自己还是错了，自己虽然没有犯过反革命的错误，但是自己却犯过革命的错误，自己参加的那场革命本身是错的。这是第二次否定。第二次否定要比第一次否定更艰难更痛苦，也更伟大更深刻。 25年后，卫老师卷入的那件反革命集团案获得平反，大难不死的卫老师重新出山，带着他长期苦难中的沉重思考，发表了不少文章，在海内外都有影响，到了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卫老师再一次成为异端。此时的卫老师，心境十分坦然。他不止一次地表示他感谢1955年，使自己付出几十年的代价而大彻大悟，走上了一条正确的不归路。另外一些老革命则是用几十年的时间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归路，现在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大概都清楚地知道他们过去做的都错了，但是他们不能改弦易辙，从现在开始，他们就日夜担心别人会鞭尸。 《如焉》里借一位老革命的女儿江晓力之口，讲出了那些老革命的心里话。江晓力深知共产党犯下过许多严重的错误，也深知当今政府官员的腐败及其招致的广泛民愤。她知道“以前那一套，老百姓不信了，我们自己也不信了，但是，这一切祇能由我们自己来改，改得鼻青脸肿，改得头破血流，都行。最重要的一条，不能掘我们祖坟，不能断我们后路。谁想这么做，你有一万条理由，也不能答应的。”共产党要改革，但是祇能由共产党自己来改，不能让别人来改。“这里面没有是非，祇有胜负。”这就是今日的共产党统治集团：他们什么“主义”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其权力。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两种犬儒主义：统治者的犬儒主义和被统治者的犬儒主义.统治者早就不相信他们口头上标榜的那套理论和原则，他们祇是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作维护权力的手段和镇压反抗的藉口。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实际上处于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尤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后，他们就很容易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放弃理想，放弃抗争，甚至反过来嘲笑理想，嘲笑抗争。 中国作家是否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 小说的主人公茹嫣，原本与世无争，不喜欢抛头露面，对政治更是毫无兴趣，祇是为了和远在法国留学的儿子保持联系才学会了上网，由此进入了奇妙的网络世界。通过互联网，茹嫣读到了很多传统媒体上读不到的讯息和文章，结识了一批象达摩这样的她过去没有机会结识的人物。从描写母子亲情开始，茹嫣在网络上发表了很多文章，逐渐涉入到一些重大的公共事件。茹嫣的网络言论是如此地触及到专制政治的痛处，以至于被她原来的朋友江晓力提高到“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和“卖国”的地步，那位陷入情网，已经向她求过婚的副市长到头来也出于自己仕途的考虑而和她分手。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过去茹嫣不关心政治，实际上是不关心共产党的那套政治，因为一党专制下的政治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互联网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交往空间，从而使得人们自主地参与公共事务也就是参与真正的政治成为可能。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政治动物是很有道理的。茹嫣不关心的是假政治，一旦真政治出现，她很自然地就被吸引过去了。 二、茹嫣虽然没有读过什么有关人权与自由的书，但是她一旦参与公共生活，凭着她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立即就对这些人权与自由等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正好证明了人权与自由等理念的普适性，就像中国老话说的“事同此理，人同此心”。这两点都和网络有关.小说极其生动细致地描写了网络对中国社会社会的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早就有人讲过，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在今日中国，网上的虚拟世界远比网下的真实世界更真实。 卫老师感慨说：其他国家，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包括前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它们都有作家艺术家留下了自己的声音。而中国却缺少这样的声音。“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也曾产生过所谓伤痕文学，解释和记录了毛时代的罪恶与苦难，但多半是自我设限，浅尝辄止。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界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但其中有份量的、真正触及沉重现实的佳作却更见稀缺。因此，不少评论家说，《如焉》这本书洗刷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耻辱。平心而论，《如焉》还并没有达到我的最高期待。但是它无疑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里程碑。 －－原载：《北京之春》，2008年2月号 ——————————————— |
|
|
|
|
 |
 |
| 实用资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