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25日,當耶穌誕辰的鐘聲再次賜福人世的時候,一個混含
着仇恨與蔑視的嗓音在一間與世隔絕的屋子裡響起:
“人民公敵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一案,證據確鑿,事實清楚。根
據《羅馬尼亞刑法》第162條、第163條、第165條和第357條,被
告犯有故意殺人罪、危害國家安全罪、破壞公共秩序罪、貪污
罪、受賄罪。特別軍事法庭宣布:數罪併罰,判處被告尼古拉.
齊奧塞斯庫死刑,立即執行,沒收全部財產,不准上訴!”,
同時,他心愛的女人也將魂歸西天。這就是中共和中國“人民”的好
朋友齊奧塞斯庫的下場。
從被捕到槍決,只用三天,秘密審判,不准上訴。這不是正常的審
判,而是復仇。人們爭取民主,卻用非民主的手段對待獨裁者,原因
就在於仇恨和恐懼。對人們來說,即使讓獨裁者多活一天,都會帶來
危險,大家知道,這個該死的傢伙一旦有了機會就會毫不遲疑地殺戮
反叛的民眾。所以,群眾對齊奧塞斯庫非常態的審判毫無異議,沒有
一個人公開質疑,似乎這一天的鮮血是完全應該的,人們知道必須以
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早在45年前,墨索里尼及情婦克拉雷特。戰爭尚未結束,一支衣衫襤
褸的山區游擊隊就匆匆宣判了他們的死刑。然後,意大利歷史上最著
名的一對屍首,被懸吊在米蘭廣場上,任由仇恨的剔刀來剜割,任由
怨毒的鞭子來抽打。
人們象害怕惡魔一樣害怕獨裁者,甚至一聽到他的名字就哆嗦,甚至
迷信地擔心他會復活。為了活下去,為了釋放恐懼,他們只好表現得
比獨裁者更瘋狂更決絕……。這是仇恨的力量,但更是恐懼的力量。
在獨裁者坐以待斃之時,他對敵人最大的希望或許是他平時最討厭的
民主和程序,可惜,太晚了。人們在獨裁者哪兒得不到的民主,獨裁
者也很難從人們那兒得到。因為人們身上壓根就缺少那東西,缺少的
原因都是拜獨裁者所賜。正是因為獨裁者早早即把民主的種子和土壤
給踩爛了,所以獨裁者往往死於獨裁的方式。依靠暴力維持的權力,
最終埋葬它的也是暴力。
古羅馬詩人查維納說過:“幾乎沒有一個專制暴君能安享天年。”希
臘人把誅戮暴君當作公民的義務,古羅馬人也將之頌為美德,連西塞
羅、彌爾頓等人文學者也公然詡之……可以說,古往今來,“暴君當
誅”的理論常常受到輿論的鼓吹。這種理論發展到現代,以憲政精神
明確下來,既人們可以用選票推翻自己不喜歡的政權。
選票是個好東西,可這個好東西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礎上,不能遭受任
何恐怖的威脅,否則只能是個更壞的東西。現代極權體制恰恰是選票
加恐怖,薩達姆的恐怖給他帶來100%的選票,金正日的恐怖也給他帶
來100%的選票,某東方大國恐怖也往往帶來“一致通過”。可見,極
權主義是今日世界最無恥的恐怖主義。
恐怖導致與恐怖作鬥爭的人也變得殘忍,它使溫和的人也學會了暴烈
莽撞。暴力壘起一堵暴力之牆,將理性堵在人們的生活之外。除了槍
杆子裡出政權的理論,人們不知道選票里也能出政權。更嚴酷是,長
期的政治高壓,對人權信息的鎖閉,對自由文化的防範,對民主人士
的迫害,這一切都使得“草民”和“父母官”一樣頭腦簡單,行為魯
莽,缺乏正常的公民社會的精神滋養,沒有現代文明習慣和憲政遺
傳。
在那些將最優秀的政敵斬草除根、格殺勿論的運動中,等待獨裁者的
只能是更激烈的反撲和報復,因為他們早已把理性與寬容的力量給絞
殺了。當把一個政府把最寶貴的“理性派”送進墳墓時,也就等於提
前把自己送進了墳墓。獨裁者應從正在倒下的屍首上看見自己未來屍
首的影子。在一定意義上說,獨裁者死於自己的遊戲規則,他們在充
當劊子手的同時,無形中卻扮演了自己的劊子手之角色。獨裁者死於
非命的故事也說明: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中非“食人皇帝”博卡薩最信奉的就是《君主論》的名言:“軍事問
題應是君主惟一的專業,忽視軍事就會亡國,而精通軍事,會使你贏
得整個國家。”為此,他頒布了《優軍法案》,使全國總人口的二十
分之一成了軍人,將整個國家預算的一半劃為了軍費。可惜的是,不
不明白,權力者愈嗜暴,暴死的危險愈大。1987年,在博卡薩被處死
前,有人替他算了一筆賬,若按他自己制定的《刑法典》:其左手將
被剁掉三千次,右手將被砍掉兩千次,耳朵將被削掉一千回,而腦
袋,將被砍掉600遍……。應該說,從《刑法典》出籠的那一刻起,
博卡薩的死,只是時間問題了。
從愷撒大帝到拿破崙,從查理一世到路易十六,從墨索里尼到特魯希
略,從馬科斯到波爾布特,獨裁者無一例外都有性命之憂和牢獄之
禍。只要御座的銅釘有一絲鬆動,只要從那個位子上稍有一點閃失,
即有血光之災。事實證明,獨裁者的“萬歲”神話其實虛弱得很,不
堪一擊,企圖依靠打壓來做萬世“核心”,永遠“代表”人們是不可
能的。
制度、司法和政治遊戲規則,不僅主宰“草民”的命運,也決定着獨
裁者的命運。在一個拒絕暴力、政治寬鬆、民主完備的社會,包括統
治者和草民,人們少有性命之憂,多有“自由之憂”。國民的精神面
貌和社會性格與政治形態之間有深刻的關聯。癲狂、嚴厲、偏執、激
烈、苛刻,等等,不僅是獨裁者的個人氣質,也能深刻影響一個民族
的靈魂。
中國大陸經歷一個世紀的革命和動亂,進入了一個後極權時代。隨着
極權統治的經濟暴力和政治暴力以及思想暴力的強化,暴力逐漸隱藏
在很多國人的靈魂深處。一方面是獨裁者運用法律的同時也在拋棄法
律進行惡意的掠奪,對反抗者進行的無情的打壓,另一方面,反抗者
的反抗離開暴力再也找不到有效的工具。獨裁者和反抗者的暴力傾向
都在積累,一旦社會環境惡化到一個臨界點,暴力有可能再次危害中
國。
有一種反叛者是利用言論來抨擊當局,以求用言論影響政治,他們是
異議人士;還有一種反叛者是利用法律去幫助到迫害的人們,以求利
用法律來改變法律,他們是維護權人士。這兩種極權的反叛者,都是
理性的改良主義者,但是他們往往被誣陷為“煽動顛覆政府罪”或者
“顛覆政府罪”。
即使在皇權時代,異議人士也是善諫之士,言者無罪,往往還得到皇
帝的嘉獎,而維權人士在帝王那裡,也從來都是護法的勇士,自古都
是紅臉的忠臣。但是,後極權時代的獨裁者沒有常理可言,也不喜歡
按照常理出牌,只要便於打壓,法律在能用的時候就用,不能用的時
候也可以置之不理,於是很多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都被監視起來或者
送進監獄。
極權發展到後極權時代,就是腐朽的,垂死的和掙扎的極權統治,它
表面上強大到了極點,實質上也就脆弱到了極點。連異議人士和維權
人士都想方設法進行打壓,只能說明極權已經沒有了自信,對社會恐
懼到了極點。而這時候,社會也象一座蓄勢已久的火山,在沉默中等
待爆發。
有一個巨大的廣場,曾經發生過一場大屠殺,可是至今沒有一個勇敢
的領導人出來說是他下達的開槍命令,相反,每一個領導人離任的時
候都要通過某種方式告訴人們他和這場屠殺無關。這也昭示了獨裁者
在裝腔作勢中能夠感覺到危險的來臨,他們在為這一天準備退路。
在“打倒人民公敵”、“獨裁者滾下台”的憤討聲中,幾天前還“深
受愛戴”的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成了一隻喪家之犬,惶惶然東躲
西藏,正象40年前他親口咬定的那樣:“任何專制的暴力一旦與人民
的正義之師交戰,他們必將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僅民眾唾
罵他,連親手培植的國防軍和基層“黨之家”也背棄了他。當齊氏和
那位任第一副總理的“賢內助”劫車而逃時,幾乎所有羅馬尼亞的廣
播里都響起了這樣的聲音:“各位市民請注意,人民公敵齊奧塞斯庫
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輛紫色達契亞轎車逃跑,請予以緝拿……”。
獨裁者的危機在獨裁者自身,獨裁者的退路在獨裁下是走不通的。要
想解除危機,與其準備退路不如網開一面,讓異議人士說話,讓維權
人士做事,讓民主人士參與社會的建設工作,一起把把中國推向現代
文明,在現代文明的陽光下共同沐浴自由的陽光。民主之路是一條關
乎獨裁者自身安全的路,這個道理希望現代文明中為數不多的幾個獨
裁者能夠快點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