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9年的那個初春出走，達賴已在海外流亡50年。

這個生在農家的孩子，一生中命運多次發生轉折。當他還在牙牙學語的時候，被一群僧侶當作寶貝發現了。這群僧侶正在為兩年前逝去的13世達賴尋訪轉世靈童。據載發現新達賴的過程神秘且有戲劇性。神秘之處不僅在於一些“巧合的”地理指示，更在於小達賴的靈異表現。他在眾多物件中一點不差地揀出老達賴用過的，喃喃地說：“這是我的。”如果這不是耳朵認字那樣人為操縱的結果，的確不能不令人稱奇。
無論如何，從那次被發現起，這個孩子的命運就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他從一個窮苦人家的孩子，一腳踏上了西藏貴族社會的頂端。

1949年中國政權的易幟使得達賴面臨一次嚴重考驗。面對解放軍的進攻，西藏笨拙地進行了一番抵抗，但是很快就發現這種抵抗是徒勞的，於是他們做出了明智的選擇，與北京簽署了和平協議。就此而言，西藏方面的功勞堪比和平讓出北京的傅作義。那時候的達賴尚幼，他在這一決策中起到了多大作用很難說，但是西藏歸順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他對新政權、毛澤東顯然像很多漢人一樣熱愛、崇拜，興高采烈。

據記載達賴曾獻給毛兩件禮品，一個鑲有毛畫像的金邊鏡框和一個雕花千幅金輪。在畫像下用藏漢文寫着：“敬愛毛主席，永遠跟着您。建設新西藏，建設偉大祖國。”
這些語句展現出的是一個延安走來的革命青年般的忠君情懷。而毛也對這個藏族年輕人禮遇有加。毛提出：不能光喊“毛主席萬歲”，也要喊“達賴萬歲”，並帶頭呼喊。

然而這種老與少、漢與藏、政與教的蜜月時光很快就過去了。達賴是怎樣對黨、對毛、對“祖國”變得不信任，從而產生嚴重危機感的，這一過程至今缺乏合理的解釋。人們，包括毛，能夠實際感覺到的是，達賴對這個國家變得意興闌珊了。

在1959年最後撕破臉面前，達賴已經有過一次心靈的動搖和出逃的機會。那是1956年底，達賴出訪印度，他在那裡滯留了一個月。是周恩來憑其三寸不爛之舌，生生地把達賴給勸了回來。

但是達賴已經動搖的心再也沒有能夠完全收回來。三年後，他終於出走了，這一走就再也沒回頭。

整整半個世紀，達賴流亡海外，如喪家之犬，但精神矍鑠。他一直在不遺餘力地抨擊“侵略西藏”的勢力。 很長時期，他把謀求西藏獨立作為自己的目標。他聲稱在解放軍進入之前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顯然並不符合歷史事實。根據馬克思的民族自決理論，中國似乎應該允許西藏民眾自己選擇是否願意獨立，但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紅色政權似乎從來唯獨對馬的這一理論很不感興趣。

達賴呼籲西藏獨立經年，了無進展，但他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他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尊重。流亡50年，他出訪300多次，眾多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會見過他。作為一個沒有政權的流亡者，他遠比擁有政權的台灣在國際社會有更大的活動空間。他甚至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這是中國人迄今唯一一次獲得諾貝爾獎——雖然他的祖國一點也不以此為榮，相反還因此痛斥諾貝爾獎評委們。

50年風雨滄桑，達賴一事無成。西藏2004年發布的一份調查結果稱：關於“在您心目中達賴是個什麼樣的人”，８６%的西藏居民回答“達賴是個分裂主義分子或政客”。記者引用一位３５歲藏族婦女的話說：“我沒見過達賴，也不信仰達賴。我只關心今年我的孩子能否考上內地西藏中學。”

雖然這項調查是官方組織和發布的，而且只調查了拉薩的100戶居民，其片面性是明顯的，但並不表明它一定是不可信的。中國30年的經濟改革成功地把人民的注意力轉變到只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上來，而對身外之物如政治、宗教之類一概漠不關心了。

藏人並非什麼特殊材料製成的，時代大潮在裹挾着他們往前走，尤其是在青藏鐵路這座“金橋”把西藏和中國其他地區更緊密地聯結起來之後。如果有一天藏人變得和漢人一模一樣了，那是絲毫不值得奇怪的。

當達賴失去了追隨者，變成了一杆光棍司令，他的悲哀是可以想見的。
所以當黃昏來臨，人生的衰老如期而至，達賴似乎也變得灰心了。與灰心相連的是葉落歸根的渴望，於是他對西藏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不再堅持西藏獨立，只求“自治”，有論者分析只為能回到西藏，他出生的地方。

但是回家的道路並未因他立場的轉變而打通。也許他註定要客死異鄉，在1959年的那個初春已經註定。如是這樣，那麼14世達賴將是第一個客死他鄉的達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