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元曲，看似一脉相承，实则大相径庭。一雅一俗，貌合神离。
北人不可语词，南人难能唱曲。这“曲”是曲艺的曲，并非说南人连个民歌小调什么的都唱不好。南方的戏曲曲艺，极受方言区域限制。
如越剧，外地人觉得辗转缠绵实在好听，不知她唱什么都听得止不住泪流满面，但即使听得泪流满面也仍不知她到底唱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南戏始终赢不了北曲，除非它敢于北方化、通俗化，由阳春白雪变为下里巴人，如前面说的京剧。北方本土特产相声、快板书、大鼓书、评书，倒是不受语言限制，不用变就可以风靡全国。
用一种文字记录多种语言，是汉字的最大特点。据说陈诚曾开过一个方言的玩笑，说抗战怎么打这么久？因为日本人越打越多，——有的地方说“一本”，有的地方说“二本”（湖北），有的地方说“四本”，有的地方说“七本”，最多的地方说“十本”.英美国家说得勉强像“九本”.日本人自己说是“你本”，这个“你”有点接近吴方言的“二”，相当于用吴语说“二本”.所有这些发音相似或迥异的方言，都用一个“日”字来表示。
有历史学家认为，汉字是使中国分裂后终归能够重新统一的一种凝聚力。有道理，却非绝对。使用汉字的越南，从中国分离出去了；使用汉字的朝鲜，到底没能与中国统一；至今仍在使用汉字的日本，也没实现它“统一中国”的宏愿。倒是先前并不使用汉字的满州、吐蕃、西域，今天成了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和英国都使用英文、英语，说分家就分家了，没见到什么凝聚力。你可以说它们相隔重洋，扭不到一块，那么美国和加拿大呢？
南人的发明
南方比北方温暖、湿润，阳光充足，植物丰茂，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源地。前面已经说过，农业远远领先于北方。北方文化开始超越南方，大约以黄帝为标志。从那以后，北方尤其中原一带成了中华文明的代表。不过，南方并未一蹶不振，相反总是在文明的各个领域露出头角。
传说黄帝令仓颉造字，仓颉大约是北人。字造出来了，可往哪儿写？现在发掘最早的中国文字是甲骨文，也就是刻在龟甲和牛骨上。
龟主要产于南方，牛倒是南北都不少，尤以南方更多，黄牛水牛都不缺。从古文字应用和发展所需的材质来看，南方比北方具有优势。春秋战国时，出现了竹简。这竹子又是南方的物产，可以推断发明用大量的竹子来写书的一定是南人。竹简不光在取材的方便与数量上远胜于甲骨，而且使文字不再作为吃肉啃骨头的副产品，孔夫子做学问也尽可以“远庖厨”了，还使那些图画似的甲骨文、金文一变而为篆书。
一直到三国，篆书仍被当成传统的标准汉字。竹简之外还有丝帛，桑蚕的主要产地在长江流域。据说毛笔是北人蒙恬的发明，他出生齐国，又为秦朝大将，但迄今考古发现的毛笔实物，最早的三例都是从战国楚墓中发掘出来的，时间比蒙恬要早得多。蒙将军只是首创用兔毛作笔罢了，当然这也很了不起，能文能武的。“竹帛烟销帝业虚”之后，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书写工具造出来了，那就是纸。纸的发明者蔡伦，南方桂阳（湖南（林阝）州）人。蔡伦造纸的原料用树皮、麻头、敝布、鱼网，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至少有两样是南方特有的：麻头和鱼网。今天宣纸仍主要产于南方，最著名的当然是安徽泾县。
东晋发明黑火药，南宋发明火枪、火铳、火箭。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升籍贯无考，但宋代商业书坊的基地在南方，尤其集中在江浙闽一带，第一部用活字印刷的书也是在潭州（长沙）出版。还有指南针，其原理、制作由沈括的《梦溪笔谈》首先提出，他是钱塘（杭州）人。
南方除了“四大发明”，还有三“C”：绸、茶、瓷。桑蚕据汉代及以后的文献说是黄帝元妃嫘祖发明的，不确。北方出土的最早的蚕茧是在仰韶遗迹中（1926年，山西夏县），南方出土的最早的丝织品是新石器时期的遗迹中（1958年，浙江吴兴），南早于北。有些书籍反而据此说北早于南，完全没有道理，除非我们承认蚕茧是丝织品制作成的。茶叶不用说了，只说瓷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都发现了汉代瓷窑，后来更多的瓷窑广布江浙湘鄂蜀赣闽粤等南方诸地，至唐代传至西方。在英语中，中国与瓷器是一个词，有爱国者以为这是西方人对中国的蔑视和污辱：怎能将我泱泱中华大国比作易碎的瓷器呢？其实西方人是耳闻中国（秦）在先，目睹瓷器在后，是以中国之名唤瓷器这稀世之宝，而非用瓷器之名状中国之脆弱。唐代的中国一点都不像爱国者们的心理那样易碎，西方人羡慕都羡慕不过来，蔑视你干嘛？倘若豆腐先于瓷器传到西土，没准中国与豆腐就是同一个词了。顺便说一句，这豆腐也是南人发明的（西汉淮南王刘安，江苏丰县人），虽说大豆的主要产区在北方。南人发明的豆类制品还有豆酱、酱油、豆皮、腐竹，……一直到臭豆腐。豆腐类食品不仅丰富了饮食，更为素食者提供了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在原创地印度衰落的佛教能够在东土长久不衰，豆腐的功不可没。
北人发明豆汁儿，就是将南人发明的豆浆弄馊了喝，极具风味。
为什么豆浆也要南人来发明？因为豆浆要用磨子来磨，这是南人用的东西。北人不用磨子，用碾子干碾。不过北人发明了吃素油，首先是麻油，南人起先吃不惯，后来跟着吃，就惯了，这是宋代的事。
北人诸子胜巧匠
青铜时代的鼎盛在北方，北方因地域干燥，挖出的青铜器皿一件一件既多又完整。南方就不行了，锈蚀残破往往不便于器识，除非有保存较为完好的墓葬。即使如此，南方出土的珍品也足以令北人过目不忘，如寒光闪闪的越王勾践剑。南方楚国拥有的铜，不会比北方少，才能够毫不客气地“问鼎”中原。楚国最早发明渗碳钢技术，以打造铁兵器。吴国铸剑大师干将，越国铸剑名匠欧冶子，曾为楚王打造“龙渊”、“泰阿”、“工布”三柄铁剑，闻名于北方各国。至战国时代，北方的韩国才造出名噪于世的铁剑。荀子评议楚国的兵器之锋利：“惨如蜂虿”.中国古代的兵器，大多都是南方发明，或由南方完善。不过这些兵器，并没能阻挡北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到了宋金时代，南人只好以头躯迎敌：“金有狼牙棒，宋有天灵盖”，这已经相当于“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了。
北人最重要的发明是马镫。现今发现最早的马镫，是1973年在赤壁对岸乌林出土的东汉晚期的铜马镫，及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出土的铁马镫。南方不出产马，骑士远远少于北方，将马镫的发明权归于北人是有说服力的。别看这玩艺儿不起眼，它的发明对于人类军事史的意义，绝不在飞机、大炮和坦克之下。马镫大大促进了骑术的发挥，战斗力骤增，使北方骑兵对南方步兵从此处于绝对优势。而此技传到西方，立刻仿造，促使欧洲形成特有的骑士制度及骑士精神。
先秦时代，南方重科技，格物致用；北方重思想、学说，选用人材。诸子百家，大都出于北方：鲁国的孔子、曾参、子思、墨子、尸佼，齐国的管仲、晏婴、孙武、孙膑、淳于髡、尹文、田骈、鲁仲连，东周洛阳人苏秦，邹人孟子，宋国的庄子、惠施，晋国的史墨、魏舒，魏国的李悝、杨朱、张仪，赵国的慎到、公孙龙、荀子，韩国的鬼谷子、韩非，卫国的吴起、商鞅，郑国的列子、子产、申不害。只有老子是楚国人。战国末期楚国还出了一个跑到北方去的（曷鸟）冠子，他是道家学说的继承人。今天看来，一个老子即完全可与北方诸子匹敌，虽然他对当时社会的直接影响太小，又主张无为而治，与世无争。
楚威王曾厚币迎聘老子学派的庄子，但他“不愿为有国者所羁”，拒绝了。楚国独霸南方，地大物博，惟楚有材，然而“楚材晋用”，人材外流的情况是很严重的，留在本国的或外来的人材也遭受迫害。和氏璧的故事，伍子胥的故事，吴起的故事，张仪的故事，李斯的故事，屈原的故事，楚国流传下来的尽是这些令人遗憾的故事。
相比之下，楚国偏于重用干将、莫邪、欧冶子、公输班一类能工巧匠。鲁班为楚国设计制造舟船，在对越战争中发挥神效。他又发明一种云梯去攻打宋国，不料被他的鲁国同胞、主张“非攻”与“兼爱”
的墨子抵挡和说退。可惜楚国一直到亡都不明其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方一度流行楚文化热，不知对两千多年前繁荣发达的楚国亡于秦有何反省？
秦汉魏晋，北方一直是文化中心。三国蜀汉虽说“人和”，人材其实远不及北方魏国。建安风骨，竹林七贤，皇帝、皇子都吟诗作赋，文化得不得了，岂是前后两篇出师表可比。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时候就说，咱们不玩这个。他七擒孟获得手，把人家的香蕉都砍了，全种上庄稼。到了晋代，北方的文化开始纵酒，清谈，放浪形骸，专门玩诸葛亮不玩的那种玄的。结果八王之乱，永嘉之祸，文化重心被迫南移。
南北朝时，北魏向慕汉化，“盛修文教，缙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隋书·儒林传》）与此同时，佛教在中国盛兴。南朝梁武帝信佛，虔诚到非要辞去皇位去当和尚不可。菩提达摩跟他讲佛，谈不拢，便跑到北朝的少林寺去面壁，一坐九年，是为禅宗的东土初祖。北魏名著《洛阳伽蓝记》，记北朝都城中大的寺庙几十座，场面壮丽，金碧辉煌，气势盖过南朝。北方还流行造像，开凿了莫高、龙门、云冈三个大石窟群，北方再一次成为文化中心，首先是佛教中心。达摩的禅宗在北方传了五代，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佛教教派，后一分为二，即以五世禅宗弘忍的大弟子神秀为首的北方禅宗，以承继弘忍衣钵的慧能为首的南方禅宗。神秀没衣钵而富有学问，仍“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当上了唐王朝的帝师。慧能大字不识几个，口称“本来无一物”，却偷似的怀揣了衣钵躲去南方。
北禅主张渐悟，南禅主张顿悟，简称“南顿”和“北渐”.北渐渐渐在唐末衰落；南顿则流传至今，南宋时还东传日本，发展成为日本禅。
总的来说，北人不重技术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但北人创造了中国的典章制度，历史上各时期的政治体制，影响较大的改革方案，大都是北人或北方政权制定的：建立分封，建立中央集权，建立九品中正制，建立科举制，建立后宫制，建立太监制，建立外藩制。
北人利用南人的技术，北学为体，南学为用。北人规定穿什么样的衣服，是峨冠博带还是胡服褶裤，是右衽束发而不是南方的左衽披发，还发明和推广妇女缠足。北人用纸币，开银行，设镖局，行跪拜大礼。
北人定祭礼，铸九鼎，立祀庙，修长城，凿石窟，造佛像。北方留给后代的是庞大的都城，威严的皇宫，气派的陵寝；南方只能留下精致的园林，黑瓦白墙的小镇。
南人北人，谁主沉浮
再来讨论南人朝代与北人朝代。注意，不是讨论南朝、北朝。
北人朝代：黄帝-夏商周-三晋、齐、鲁、秦、燕、宋-秦-新莽-魏晋-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宋、夏、辽-金-元-清-民国（北洋政府）。
南人朝代：炎帝-楚、吴、越-汉-吴、蜀-东晋-南朝-十国（除北汉）-南宋-明-民国（国民党政府）-人民共和国。
说明：南北分裂时，无论建立者是南籍或北籍，北方政权归为北人朝代，南方政权归为南人朝代，如三国建立蜀国的刘备，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虽都是北人，但其国在南方，应为南人朝代。南北统一时，则无论国都在南在北，皆以建国者的原籍划分，如汉、明等朝在北方建都，但开国皇帝是南方人，故归为南人朝代。
北人朝代，秦（灭周起）50年，新莽15年，魏晋至元末1148年，清初至北洋政府倒台312年，凡1525年。
南人朝代，两汉三国472年，东晋南朝272年，十国87年，南宋152年，明276，南京政府至二十世纪末72年，凡1331年。
南人朝代与北人朝代，相差不过一百多年，年代竟然如此接近。
秦以前，东周南北诸侯国家长期并存，时间上也基本并列。只有夏、商、西周一千余年的北方朝代，可与南方远远地拉开距离。北人朝代年代较为连续，南人朝代的年代则比较破碎，原因是几次南北分裂都以北方统一南方告终。南北统一时的南人朝代，除了个别的短暂的情况外，几乎都建都北方。这样不出三代，其帝王的南人身份就难免发生变化。幸亏我们只问王朝的出处，不追究每代帝王孰南孰北。一般来说，开国皇帝的风格，其建立的体制、章法，对后世皇帝的影响往往极为深刻。如李渊的通达，赵匡胤的宽容，朱元璋的忌刻，造成唐王朝的开放、宋王朝的优士和明王朝的专制。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更不能以血统论名之。朱元璋的继任者建文帝，就比他那嗜杀的祖父厚道多了，不过明王朝到底还是他四叔朱棣那种皇帝吃得开。风气、体系可以因袭，也可以改革变化，这里只是强调肇始者的作用罢了。中国王朝多重视守成，认为“创业难而守成更难”，循祖宗的法度，萧规曹随，也就是“按既定方针办”，能不变都不变，稳定压倒一切。
除了开国之君，朝廷中方针大计的主要设计者和执行者亦值得注意。杨剑宇编著《中国历代宰相录》，尽列史籍上留下记载的宰执上千人，并为数百位著名或有影响力者作传。其中自秦至清的南人宰相195名，北人469名，北人占绝大多数。南北籍之比，具体到每朝为：秦（1：1），两汉（10：52），魏（1：10）、蜀（2：4）、吴（8：2），西晋（0：17），东晋（2：17）、十六国（0：5），南朝（20：23）、北朝（0：58），隋（1：7），唐（8：61），五代（0：21）、十国（17：12），北宋（17：27）、辽（0：23），金（0：35）、南宋（22：6），元（0：28），明（61：21），清（25：44）。
秦代两位名相，一南一北：李斯是楚国人，赵高是赵国人。李斯的出生地为今日之河南上蔡，是自然地理的北方，但楚国却是南方国家，按前面提到的南北划分原则，他应算做南人。汉是南人建立的朝代，立朝之初起用了几位南方籍宰相，他们都是跟着开国皇帝打天下的勋臣，而其后几乎尽用北人为相。两晋只有南渡后的两位南人宰相，其余全为北人。隋唐两代，南人所占比例还是太小。完全由北人（及胡人）担任宰相的朝代是：西晋、十六国、北朝、五代、辽、金、元。
这几个朝代，西晋和元是统一时代的大王朝，其余均为分裂时代的纯北方政权。三国时魏国司徒陈矫，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大分裂时北方政权中唯一一位重要的南方籍宰执。而分裂时代的南方政权，北人宰执仍能够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如三国时的蜀、吴，东晋，南朝，残唐十国中的南方九国。
北宋的南北比例不再悬殊，说明北方在文化重心上已不复绝对的优势。宋太祖、太宗两朝宰相赵普是北人，“杯酒释兵权”的谋划者，但书读得太少。太祖因痛感对于南方文士的需要，平南后大批起用南人，名臣辈出。南宋是最重相权的朝代，南人当宰相竟大大超过北人，文化中心也终于随着北方领土的丧失彻底南迁。北人张（山聂）诗叹：“我宋用人，亦杂南北。唯南多士，栉比周行。北客凋零，晓星望月。”《宋史·陈亮传》：“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北人被普遍认为勇有余而智不足，即所谓“南怯北勇，南智北愚”，大抵自南宋始。故北人想出人头地，只好从军，立功升迁，形成“南政北军”的格局。经过一百多年，北人的后代逐渐演变成为南人，整个南方也就沦为蒙古铁蹄之下。
元末南人反攻成功，建立明朝，朝中政治人物多出于南方。昔日稷下学士、建安文人、洛阳才子汇集的北国风光早没了影，在通往北方的路途上，挤满了进京赴考的江南才子。两百多年的科举试中，南人占压倒优势。而南方籍帅才名将也占多数，这是与此前历代大不相同的，如徐达（开国）、戚继光（抗倭）、袁崇焕（抗清）、吴三桂（投清）、郑成功（攻台）等。但除了帝王将相，明代还有一大左右朝政的政治势力，即太监集团，人数多时竟达十万之众，又占据大内，并组成恐怖特务组织锦衣卫，故明朝又称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太监绝大多数是北人，晚明以江南士人为主的东林党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南人与北人之争。当然，投靠阉党的南人也不少，如楚党和浙党，如安庆文人阮大铖；而宦官中，亦有支持东林党人的秉笔太监王安，他是保定人。唐时，太监主要出自福建、广东、广西等南方诸地。宋代太监极少，也未有过宦官之患。元以降，太监基本上出自北方。元明清建都北京，太监是皇帝身边的人，应会说北方话，便于服侍和传达圣旨，还必须熟悉北方的气候与生活习俗，“厚重少文”又“忠心耿耿”.
南人后来居上
激烈、长久的党争消耗了王朝的气数，一直持续到明亡、清兵入关之后。本文开始提到的清初时南党与北党的较量，便是这种党争的余焰。“在摄政王多尔衮执政的头几年中，‘南人’与‘北人’的区别变得极为明显了，而省份的区别则已不为人注意了。同时，南人与北人的竞争，也取代了曾经引起官僚党争的‘清流’与‘浊流’的冲突。例如，浙江海宁名门的后裔、有名的降人陈之遴，在当时就这样说过：‘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满清占领北京，首先依靠北人官僚，山东、北直隶（河北）、河南、山西等省籍的明臣，成了第一批归顺者，尤以山东籍降臣为众，北方局面迅速被清廷控制。但多尔衮要的是整个中国而非仅占领北方，虽优宠北人，却也对南人摆出唯材是用的姿态，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等江南籍降臣都官居相位（大学士）。他们偏重选拔起用南人官员，在朝中结成南党，终于为清廷所忌，惩处了二陈，南北党争自此平息。有清一代，在用人参政上南北平衡，历史上只有北宋一朝差可比拟。
尽管如此，南北双方的文化差距不减反增，南人的地位越来越高。
蔡冠洛撰《清代七百名人传》（1936年），打破一般正史主要为高官显爵作传的章法，分政治、军事、实业、学术、艺术、革命几大类编，共收清代有影响的名人（除皇帝外）714人，包括南人475名，北人234名，外国人5名。北人中以原不属于中国而又占居统治地位的满洲籍人最多，为128人，另外还有蒙古11人。如仅以传统意义上的北方即华北地区计算，则所收北人竟未能过百，仅为南人的五分之一。
大一统的清朝，入关之初就有南北之分：一个迅速归顺的北方，和一个持续数十年难以平定的南方（南明王朝、三藩反叛、台湾军政府）。南明史可法在扬州向清廷提出“划疆而治”，北方归清朝，南方归明朝，为多尔衮所拒。到了晚清，再次面临南北分裂：太平天国。
当年铁蹄横扫中国无敌手的八旗军早衰败不堪，不得已以南制南，用湘军、淮军打败了装神弄鬼的南方“天朝”.又以南人收复新疆，组建海军，——北洋水师的将领多为福建人。北方拳乱，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出逃，南方舆论认为北方已亡：“存我中国者，其惟南方乎！”提出“保南存国”，“南北分疆而离立”.（刘学照《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辛亥革命，南方诸省纷纷响应，宣告“独立”，在南京成立临时国民政府，如果清廷拒不退位，“南民北清”相持对峙，分裂局面势不堪设想。袁世凯“窃国”称帝，又是南方起兵讨伐，又差点酿成南北分裂。民初有一副对联，嘲笑当时南争北斗的政治乱象：
民由是也，国由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清亡以后，南人继续保持对全国的影响力。在长达数十年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左右各派政治势力消长的军事力量不可小觑。即以国共两大阵营而论，国民党政府授衔上将，包括特级、一级、二级、追赠上将，及中将加上将衔，至1994年共二百余人，其中北人53人，南人165人。南北比例为3：1.共产党政府授衔的元帅、大将、上将，及红军、八路军时期未授军衔的高级军事领导人，至1988年共191人，其中北人33人，南人158人。南北比例几乎为5：1.（据《中国国民党二百上将传》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总的来说，国共两党原本都是南方“乱党”，曾相互合作北伐。孙中山在广州“另立中央”，自任“非常大总统”，与北洋政府对抗。国共反目成仇，共产党从南方拉起一支队伍转移到北方，先在陕北，进而华北，然后东北，发展壮大成国民党的强敌。三大战役结束后，国共最后一次和谈，即“北平谈判”，国民党政府拟议“划江而治”，苏俄斯大林也有这个意思，将中国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半。结果和谈破裂，渡江战役打响，北方再次统一南方。
北方代表中国
中国文化、经济的重心在中至晚唐最后一次大举南移，此后再也没有北返。而中国从古到今，除了明初两代皇帝加国民党政府一共短暂的五十余年，北方几乎一直保持着政治中心的地位。即使在东晋南北朝及宋金对峙时代，北方也比南方更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它结束分裂，选择中国的统一者，它确定与周边相邻国家、地区与民族（西域、吐蕃、西夏、蒙古、朝鲜）的关系，它应付一切来自传统中国疆域外侵略威胁，它把外来民族一股脑儿同化成中国人，它规划未来中国的版图。总而言之，北方决定中国的大势走向，南方只是北方的附庸和后院。
我们老爱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反倒让西方国家利用了来打我们。没错，是这么回事，但怎么不再继续深入地想下去。四大发明都是南人发明的，象征中国传统物质文明的瓷、茶、绸都出自南方，南方还是粮、棉的主要产地，“两湖熟，天下足”，为什么南方没能成为中国的中心，不能代表中国，反倒一次次被北方征服、统一、主导，让北方代表中国，成为中国的中心？问题出在哪里？难道一副马镫，真的能使南人对文明的所有贡献黯然失色？
我以为，北方是民族及文化融合的一大基地，这是它始终能在气势上压倒南方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前面讨论的南方方言的复杂，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先秦时代的百越民族，没能像中原及周边区域的诸侯国那样，由华夏诸族相互融合成汉族，即专家们所说的“最纯正”的中原汉族；反而更加分裂，成为相互间连语言都无法顺利沟通的几个族系，沿袭至今。有趣的是，中原的“纯正”汉族逃到南方，也没能促进各系的融合，仍骄傲地固守谁也听不懂的祖宗腔——客家话。可以想象，南人们各自操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去和讲着“统一英语”
的北人抗争，在文化上会处于一种怎样的态势。
反观北方，总是在融汇、统合、包容。那些进入中原的外来民族，都无一例外地完成了汉化：匈奴、氐、羌、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色目、满洲，以及带有欧洲人种特征的“罗马人”，甚至包括世界上最难被同化、连希特勒的种族大屠杀都不曾使其屈服改变的犹太人，他们也在中国北方融入了汉族，尽管留在那里的“纯正”
的汉人已经稀少到几近于没有。而南方，保留了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群，几千年都没有太大的改变，“五十六个民族”，这里占了族数和人数上的绝大多数。即连身为“汉族”的大部分南人都未能彻底“汉化”，包括能说好“九声”却说不好“四声半”的广东人，包括被考证坐实为“纯正”汉族的客家人，“汉语”（普通话）讲得还不如北方的满人、回人，甚至不如与汉人混居的蒙人、藏人。汉颜焉能不汗颜！
能吃会喝，能说会道
从饮食方面亦可见一斑。都知道南人善吃，尤以广东人“什么都敢吃”，我相信第一个吃螃蟹的中国人也一定是他们。但敢吃不等于能吃。南人吃大米，吃了至少九千年，你叫他吃麦面，连吃三天就受不了。北人碗里五谷杂粮吃嘛嘛香，这才是真能吃。茶叶是南方物产，传到北方，虽说北人茶品不及南人精细，花茶、大碗茶什么的，毕竟成为风尚。大北方各少数民族，更创造出奶茶、酥油茶的喝法，兼享南北物产之精华。北方的牛奶，却始终未能在南方普及，甚至编造出酥酪吃多了“汗不得出”以至“病多难治”的中医理论。宋元以前南人吃猪肉北人吃羊肉，后来北人发现猪肉好吃，于是牵猪赶羊，都吃上了。你到北方农村的院落里转一转，随便就能找到一头独行特立的猪。而南人至今吃不惯羊肉。北人的拿来主义，显然比南人的排拒主义要大气。
北人虽“短于文”却“长于说”.陈名夏文章做得不赖，讲错一句话送了命。冯铨文章不如他，却会讲话，“一心事二君”之类，故能全身而退。北人常出能说会道之辈，那种“北人嘴钝口讷”的印象，实在错得离谱。京油子，卫嘴子，北京人“什么都敢说”，侃爷“功夫全在一张嘴上”，“侃晕了算”，贫嘴张大民，“我是流氓我怕谁”……。最典型的是相声，简直就是京津人的专利，外地人只能听，学不来那一口京片子。所谓“痞子文学”的玩语言，不是玩文本的叙述语言，玩的是口语对话，大量唇枪舌剑、戏谑调侃、逗趣耍贫的对白，如同相声或轻喜剧，还是以“说之长”掩盖“文之短”.中国古代巧言令色的说客，油嘴滑舌的弄臣，满口谀词的太监，巧舌如簧的纵横家、诡辩家、清谈家，数来数去差不多都是北人。魏国人张仪有一张好嘴，在楚国郁郁不得志，被怀疑偷了和氏璧打个半死。其妻垂泪，他问：“我舌头还在吗？”妻逗笑了：“还在。”他说：“舌头在便是本钱，不愁发不了迹。”果然后来在秦国拜相，靠的就是那条三寸不烂之舌。
南方追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崇尚“大音稀声，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道可道，非常道”，讲不出道理的道理最好。申包胥到秦国乞师救楚，嘴笨说不动秦哀公，只好立于庭中大哭七天七夜，感动秦君出兵。
我倒不认为，长于“说”有什么不好，只要不是强词夺理、过于油滑和光说不练。能说会道终归是一种优秀素质，“茶壶煮饺子，有货倒不出”的“沉默的大多数”未必值得欣赏。古希腊古罗马的演说家，在历史和文学上的地位都是很高的。演说和雄辩，奠定了古民主制的基石。中国上千年的科举制是以文取仕，实际取舍系于一人两人：考官或皇上。现代民主制则很大程度上是以言取仕：竞选宣言、电视辩论、议会演说、记者招待会，……竞选人必须面对民众、媒体、对手，过不了“说”这一关成不了一个好的政治人物。现代司法也离不了说，法官一般从优秀律师中选任，而出色的律师除了大量的案头文件准备，主要得凭借法庭上即兴发挥的高度的语言技巧，询问、反诘、陈述、逻辑、乃至语气。宗教亦如此，藏传佛教、天主教的领袖，都必须是语言上的高手，擅长讲经、布道，否则难堪大任。西藏以转世方式相传的历任达赖喇嘛，即使在亲政数年后，仍须通过一次次严格的考试：当着数千僧人的面，与各大寺最出色的学者进行每次数日的辩论。这比在大学做学问拿博士，也要经过的口语答辩难多了。私下里破万卷书、引经据典、行文严谨、深谋远虑固见功力，众目睽睽之下依然口若悬河、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妙语连珠更令人折服。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经验。中国人历来提倡“敏于行而讷于言”，但毕竟还有诸葛亮这样深得人心的人物形象，他的特点恰恰是“拙于行而巧于言”，坐着轮椅摇摇鹅毛扇，却能舌战群儒、骂死王朗。
绕来绕去，又回到说上来了。本篇题为“细说”，其实只能算“杂说”.既然杂说，也就只能说个大概，有的地方说得粗，有的地方说得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一直以为，南北的区分，及南人北人的异同，既可划得很细，亦可划得很粗。有时千里之别，有时毫厘之分，不可能绝对化。清末民初文化大师辜鸿铭，尝自称“东南西北人”.他生于南方（马来西亚），居于北方（也卒于斯），学于西方（留学欧洲），娶于东方（日本太太），通十余种语言，你能用南人北人来简单归类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