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現代文學學術界對沈從文和“京派”都有較多的關注，評價也在提高。這是時代變化的結果：在以往比較政治化的年代裡，對作家和文學現象的評論是非常講究區分所謂“主流”與“支流”的。與時代變革特別是革命思潮聯繫緊密的作家作品，一般都會被置於文學史敘述框架的中心地位，而象沈從文和“京派”這些離社會變革的現實較遠的所謂非主流文學，很自然就處於文學史敘述的邊緣。這些年似乎又倒了一個“個”，那些原先處於“邊緣”的作家格外引起注意，反而越來越轉向中心了。這種轉變一開始可能多少帶有要“重新發現”和“矯枉過正”的色彩，也有其必然性。但真正比較健全的有學理性的研究，還是要超越為自己所傾慕的作家“爭地位”的心態，實事求是，把作家作品放到文學發展的歷史鏈條中去考察，看他們到底在那些方面取得了文學的創新，從而比較客觀地評價其得失與地位。這一講我們重點介紹沈從文和京派小說，不只是因為他們屬於所謂“邊緣”作家，以前我們在專科階段也關注不夠，現在需要多講一點；更希望通過對沈從文和京派的評論，了解這樣一些重要的文學史現象，拓寬我們理解現代文學的視野。大家對沈從文的作品可能比較熟悉，我們不妨用更多的篇幅來欣賞，學習如何評論以他為代表的現代抒情體小說。下面，先介紹“京派”這一文學現象，接着我們了解一下沈從文的創作概況，最後，着重鑑賞《邊城》等代表性的經典作品。
一，關於“京派”
把“京派”和“海派”當作不同的文學流派，是後來文學史家的研究工作。不過因為這兩派所涉及的作家群的範圍都比較大，各自的情況又都很複雜，不同於其他有結社有綱領而且傾向鮮明的派別，所以有些論者對於把“京派”看作流派，仍持謹慎的態度。但學術界多數意見還是認為，“京派”是大致可以視為一種流派的。
通常認為所謂“京派”，是指三十年代活躍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義作家群。要注意這個定義帶有的時間和地域性，也有政治傾向性。這一文學派系的“命名”跟三十年代初發生於上海與北京兩個城市作家之間的一場論爭直接相關，當時雙方互相攻擊的主要人物是北京的沈從文和上海的蘇汶，後來又加進了魯迅等人。1933年10月，沈從文發表《文學者的態度》1一文，批評了那些主要在上海的新派的作家，指責他們對創作缺乏尊嚴感，有“玩票白相”的習氣。稍後在《論海派》2一文中，他對上海某些文人作風提出了更為尖銳的批評，以輕蔑的口氣指責他們是“名士才情”加上“商業竟賣”，並且把“舊禮拜六派”和所謂“感情主義的左傾”，統統都捆在一起，斥為“妨礙新文學健康發展”的“海派”。與此同時，沈從文又標榜北京作家的“誠實與質樸”，主張要張揚文壇正氣，破除“海派”的歪風。沈從文的批評大致代表了北方一些自由主義作家的立場：他們對當時方興未艾的左翼文學、時髦的現代派文學以及流行的商業化文學，都相當反感，而力圖與此拉開距離，保持一種批判的態度。上海的作家自然也有反駁。曾經追求過革命文藝，後來又傾向文學價值獨立的蘇汶，在《文人在上海》一文中就指出，所謂“上海氣”其實就是現代的都市氣，是現代機械文明傳播的產物，相信必將還產生更廣的影響。應當說，沈從文對所謂“海派”浮泛作風的批評不無中肯，但也有他的偏狹。所以後來魯迅屬文《“京派”與“海派”》，說“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是商的幫忙而已”。3魯迅似乎在各打五十大板，其實是從地域文化角度為兩派文人“看病”，對當時文壇弊病的批評可謂入木三分。
其實所謂“京”“海”之爭，不甚明了，多少也有文人的意氣和派性在裡邊。不過，論爭除了顯現文學觀上的不同，也確實反映出當時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別。近些年來有關上海和北京文化的比較研究多了起來，大家有興趣可以找這些論文看看，也許對於了解“京派”和“海派”不同文化品格的形成是有幫助的。在三十年代，中國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已經從北京轉到上海 。上海是中國現代的大都市、大商 ，西方文化和革命思潮的影響特別大，整個文化氛圍包括文壇的狀況，比起北京和其他地區來，要更顯得開放、求新、多變，但商業色彩也比較濃。上海文壇很複雜，既有典型的商業化的流行文學、墮落的文學，有新感覺派之類前衛的文學，有張愛玲這樣很傳統又很現代的文學，更有富於使命感而深受青年傾賴的左翼文學。所以，以“海派”來籠統地涵括上海文壇，並不大合適。相對而言，“京派”作家群的文學旨趣互相較為接近。由於五四的高潮早已過去，大批作家南下上海等地，三十年代的北京文壇變得比較沉悶。但北京畢竟是古都，又經過新文化運動的洗禮，文化的積澱深厚，有比較寬容豁達的風氣。那些主要在北京天津的大學任教或上學的一批作家，可能也是因為遠離了時代的中心，寫作心態一般都比較雍容、恬靜和紮實，在文化取向上較少商業的或黨派的味道，卻也比較守成和穩健。近年來有些論者認為當年的“京”“海”之爭，看似偶然，卻從根本上反映了三十年代的文學格局，是“鄉土”與“都市”兩種文化背景的對峙在文學中的體現。這也提出了一種分析的視角，值得探討。總的來說，“京派”創作群體的基本傾向是自覺地區別於當時左翼文學，又有意與各種商業化和流行的文學保持距離的作家；他們看重文學的獨立價值，卻又不免超離時代變革的主流。
從創作實踐來看，“京派”以小說最顯實績，除了大作家沈從文，還有一個具有相當活力的創作陣容：有以田園牧歌風格著稱的廢名，擅寫詩意小說的蘆焚，給創作以深入的審美理論闡析的朱光潛，以及凌叔華、蕭乾、李健吾、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林庚，等等。“京派”作家群雖然沒有結社，但“學院派”的沙龍活動頻繁，辦同人刊物是他們主要的文學生存方式。如《大公報•文藝副刊》、《文學雜誌》，以及《駱駝草》、《文學月刊》和《水星》等等，都是“京派” 活躍的園地。這個流派作家都是很自由的，各自的寫作路線和風格不盡相同，但創作精神、心態和審美追求有相對的一致性，那就是政治意識的淡化與藝術獨立意識的增強，具體一點來說，在以下三個方面有流派的共性：
（一）多寫鄉土中國和平民現實的題材。出於對文學的政治功利性、黨派性和商品性的不滿，“京派”作家試圖避開時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選擇，而轉向以文化觀照和表現最普通的中國人生。他們對現代工業文明侵入之後的鄉土中國的變化懷着矛盾的心態，在表現道德淪喪的同時，格外注意以傳統的和民間的道德重新厘定現實人生。強調與都市文明相對立的理想化的宗法制農耕文明生活，使他們的創作多帶懷舊色調和平民性，對原始、質樸的鄉風民俗和平凡的人生方式取認同態度，熱中於發掘人情、人性的美好，並讓這些美好與保守的文化和傳統秩序融為一體，在返樸歸真的文學世界中來實現文化的復甦與救世。若從“生活在別處”的審美意義上講，“京派”這種戀舊的文學模式容易產生藝術效果，何況其中還有文化批判和審視的價值。“京派”作家寫盡了人生之“常”與“變”，但多是由“常”看“變”，實際上是在時代變革之外尋求自足。這樣看來，“京派”作品的審美價值和文化品格是比較複雜的，其長處和缺失往往是二而一的，應當仔細分析，不可籠統評判。
（二）從容節制的古典式審美趨向。這跟“京派”作家多取普通的題材與平和的寫作目標是有關的。他們樂於追尋過去，從平凡的人生命運中細加品味，挖掘其中的詩意，寄託一定的文化理想。這就需要沉澱生活，節制感情，除盡火氣，以誠實、寬厚的心態來創作。當然，如前所述，“京派”遠離商品化和都市化的文化追求，也決定了這些作家寫作的從容篤實，他們的小說往往達到一種和諧、 圓融、靜美的境地。在當今相對平和的年代，象“京派”這樣一類作品似乎更能贏得讀者的青睞。
（三）比較成熟的小說樣式。“京派”作家注重文學功力，在各種小說的文體上都有創新和推進。當他們以“鄉土中國”的眼光審視都市生活時，常寫世態批評的諷刺小說，而描寫鄉土人生時，則大大發展了抒情體小說。“京派”最拿手的還是抒情體小說，這方面他們有突出的貢獻。不同的作家自然有不同的情味，但他們比較共同追求的是文體風格趨向的生活化，通過作家人生體驗的融入、散文化的結構和筆調，以及牧歌情調或地域文化氣氛的營造，等等，將對鄉土經驗的眷戀和傳統回歸的渴望，用極具詩意的體式來加以表現。“京派”小說家有形式感，講求“文章之美”，作品比較有可讀性。
這三點當然只是作為“京派”一般特徵的概括。具體到某個作家，還應當結合其創作來細加體味和分析。在重點講述沈從文之前，我們不妨再提示幾位也很有代表性的作家，以加深大家對“京派”的了解。
首先一位是廢名，原名馮文炳，湖北黃梅人，1929年在北大英文系任教時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說集《竹林的故事》，代表作還有有長篇小說《莫須有先生傳》、《橋》等。他堪稱京派小說的鼻祖，連沈從文都受他的影響。廢名作品的特別之處，是田園牧歌的情調加上古典式的意境的營造。不僅反映鄉村風景、風俗、人情之美，尤其致力於鄉間兒女情態的描寫，透露出一種哲人式的人生態度和對普通生命方式的體悟。讀廢名的小說尤其應當注意其獨特的文體。他所寫的是“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深受中國古典詩文的影響，有時他在試圖用做古詩絕句的韻味來結構現代的小說。閱讀時可以多體味其如何通過文體的交匯產生出“詩化小說”的特殊效果。廢名的作品並不容易讀，裡邊總有某種玄學意味，又有“理趣”和“禪趣”，閱讀時只有放慢速度，才能漫漫體會那有意為之的“澀味”的境界，看作家如何將藝術和哲學兩相調和。
第二位值得這裡提到的是蕭乾，北京的蒙古族後裔，是“京派”後起的作家，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曾任駐英記者。有短篇小說集《籬下集》、《栗子》和中篇《夢之谷》。作品多帶自傳性色彩，寫童年生活，從“童年視角”出發，以一個城中“鄉下人”的獨特身份寫作。充斥於他的作品中的蒼涼感是強烈的，又是清澈而健朗的。《夢之谷》是他經歷的寫照，極具抒情性和感傷情調，語言雅麗清新，重直覺的把握。
第三位是蘆焚，筆名師陀，有《谷》、《里門拾記》、《落日光》、《野鳥集》等小說集。他在作品中是一個滯留城市卻未能忘情於鄉村出身的敘述者，寫作總是突出自己的鄉村文化背景，以場景的展現見長，具有悲哀的抒情氣質。無論寫景寫人，都繚繞着詩意，你讀着讀着，不覺間就會被那自然界的荒涼與人事的辛酸所打動，北方農村衰敗圖景中的悲涼之氣會給人極深的印象。讀蘆焚還當體會他如何將抒情、諷刺和象徵摻和，在奇幻神秘氣氛中製造某種可以引發聯想的寓意。
另外，若要對“京派”的文學傾向和價值追求有更清晰的了解，最好還讀一讀這一派的代表性美學家和評論家朱光潛的論著。
“京派”其他一些作家也都有各自的藝術個性，但最重要的還是大作家沈從文。
二， 沈從文的文學理想與城鄉對照的兩個文學世界
關於沈從文的創作情況，專科階段教科書上已經有基本的介紹，這裡不再重複。我們想更深入探討的，是沈從文的文學理想、寫作姿態和他的文學世界的關係。這也是理解這位傑出作家特殊貢獻的重要入口。大家除了讀沈從文的散文和小說，還應當讀一點他的文論。如40 年代寫的文論結集《燭虛》、《雲南看雲集》，等等，其中談人生，談哲學，很自然也涉及文學，比較清晰的表露他的文學觀和審美追求。沈從文反對將文學納入商業的或政治的功利圈，但也並不主張“為藝術而藝術”。他是有自己的文學的道德理想的。所以他有一部分作品對現代都市文明的非人性的弊害，保持了尖銳的批判和諷刺的立場。與此同時，沈從文用主要精力在系列作品中創造了“湘西世界”。在他看來，那是原始的、健全的人性的世界，恰好可以用以觀照和批判弊病叢生的現代都市文明。也許這正是作家的天真。沈從文堅執地相信文學的功能不止於社會道德的觀照，更在於能使讀者“從作品中接觸了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示，對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4這也就是通常說的文學的特殊功能，可以喚起人的感覺、想象，讓人能重新體驗、思考和發現生活。在沈從文看來，所謂“生命的明悟”，“明白人生各種形式”，“激發生命離開一個動物人生觀”，5正是文學所要達致的最高的境界。
這種比較超越現實功利的文學觀，在“京派”中有相當的代表性。也正因為此，沈從文在當時和後來很長一段時間，都是被主流的批評家視為迴避現實、置身於“烏托邦”的消極作家。從政治的層面看，沈從文的文學追求的確不能適應那個時代的需求。或者說，在那個更需要文學擔負直接干預社會的功能的時代，對於沈從文所追求和提倡的這一方面文學的功能，還沒有具備能夠充分接受的社會心理條件和需求。但是如果拉開了歷史距離，從文學的多種功能的角度重新評價沈從文，會發現沈從文的這種文學觀正好又發揮了近百年來中國文學發展中的比較欠缺的人性審視及道德完善的功能。我們只有了解沈從文這種文學理想，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寫作姿態與獨特的文學世界。
當然，沈從文的文學觀念也是在其創作過程中逐步形成的，直接支配他的寫作的，也許是更重要的，還有他的人生體驗和所謂“角色認知”。
沈從文的主要文學貢獻是用小說與散文建造起他特異的“湘西世界”。這與他特殊的身世經歷，特別是青少年時期的生活體驗相關，也與他自己的“角色認知”上的困擾相關。沈從文生於湖南鳳凰縣，地處湖南、貴州、四川三省交界處，是苗、侗、土家等少數民族聚居之所。湘西秀麗的自然風光和少數民族長期被歧視的歷史，給他帶來特殊的氣質，使他既富於多彩的幻想，又有着在長期的歷史中積澱的沉痛隱憂。沈從文出生於行伍世家，14歲高小畢業後從軍，隨軍隊輾轉流徙於三省邊境與長達千里的沅水流域，諳熟這一帶人民的愛惡哀樂的鮮明生活樣式和淳樸的鄉俗民風，積累了寶貴的人生經驗，也形成了對民間世俗生活特殊敏感的生活情趣。以後接觸了“五四”新文學，1923年隻身離開湘西來到北京，同年秋報考燕京大學，未被錄取。他是以“城市邊緣人”的身份，靠自己的艱苦奮鬥和出色的才華，打進文壇，“擠”進城市的上層文明社會的。所以他可能很自負，又始終有一種自卑。這對於他的創作題材的選擇和藝術視點的形成，都有決定性的影響。
沈從文的自卑和自負，都表現為他一生都自命為“鄉下人”。他一再宣稱：“我實在是個鄉下人……鄉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巴佬的性情，愛憎和哀樂有它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頑固，愛土地，也不缺少機警卻不甚懂詭詐。6這種“鄉下人”的角色認知，某種程度上觸及了作者隱秘的潛意識角落裡鄉下人的自卑情結，但更重要的是使他成為湘西生活自覺的敘述者、歌者，另一方面又使他在躋身都市生活時，自覺地以“鄉下人”的目光和評判尺度來看待中國的“常”與“變”。沈從文的創作處於左翼文學和海派文學之外，選取了地域的、民族的文化歷史態度，由城鄉對峙的整體結構來批判現代文明在進入中國的初始階段所顯露的醜陋之處。在那個“湘西世界”中，力圖通過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來呈現，從而保留了那個世界的自在性和自足性，生動復現了楚地的民俗、民風，寫出了極具地域特色的鄉土風貌，展現了豐富多彩的底層人民的生活圖景。
與此同時，沈從文的作品也展現與“湘西世界”相對照的現代都市的病態文明景觀。《八駿圖》、《紳士的太太》、《都市一婦人》等作品常用譏諷的調侃，刻寫城市各色人等，特別是“高等人”的虛偽、無聊、壓抑和變態，展現“文明”的繩索如何反過來捆綁人類自己，導致生命力欠缺的都市“閹寺病”。這些描寫都市人生的小說，實際上對於沈從文並沒有完全獨立的意義，它總是作為整個“鄉村敘述體”即“湘西世界”的一個陪襯物或一種批判性的觀照而存在的。如《紳士的太太》，描寫幾個城市上層家庭的日常生活狀態，盡意而窮相，以冷雋的筆調揭露了紳士淑女們的種種醜行。《八駿圖》則以犀利的諷刺之筆畫出了八位教授的精神病態。他對都市兩性關係虛假性的揭示最不遺餘力，這同他讚美湘西少女的純美，鄉村性愛形式的大膽、自然，民間傳說中愛情悲劇的壯美，幾乎是同時出現在筆端的。沈從文在他的兩個文學世界中都大量描寫了性愛題材。這是他觀察不同生命形態的重要的角度，他要由此探討不同文化制約之下的人性的健全或病態。在他的描寫中，面對性愛或隱或顯的涌動，鄉下人總是能返樸歸真，求得人性的諧和；而都市的“智者”卻用由“文明”製造的種種繩索捆綁住自己，拘束壓制自己，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輪迴圈中。沈從文在這裡是把性愛當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識的符號來看待的，所肯定的是人的自然、和諧、健康的生命，反對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的某種倒退，反對生命的被戕害。
沈從文“兩個文學世界”對照的總體敘述結構，的確有文化審視與觀照的功能，然而對一般讀者而言，“湘西世界”更有特殊的審美價值，更能讓人了解另一種“人生形式”，從而獲得“生命的明悟”。為了深化這種藝術體驗，我們來細讀分析代表作《邊城》。
1933年夏，沈從文在青島嶗山一條小河邊，遇到一個女孩，穿白色孝服邊哭邊化紙錢，然後從河裡舀了一舀水，擺船走了。這讓他想起湘西也有為前輩死者“起水”的風俗。這情景觸動了沈從文，聯想起17年前在湘西縣城絨線鋪中那個溫柔的小女孩兒。這些印象的疊合，就逐漸形成《邊城》中的翠翠。沈從文完全是用夢幻般的回憶的口吻講述這個“邊城”故事的。大家注意一下閱讀時的語氣節奏，那種簡樸、原始、悠遠的感覺：
由四川過湖南去，靠東有一條官路。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為‘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西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純的人家。這人家只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隻黃狗。
隨着故事的展開，我們看到的是古道熱腸的老船夫五十年如一日的辛勞與善良，是翠翠的天真活潑、那清明如水晶的少女情懷，是他們周遭那些鄉親們的和氣、誠實、勇氣與義氣。對沈從文來說，這一切都是他遙遠的美好的回憶，是可以用來對抗和迴避喧囂的都市生活煩擾的精神“自然保護區”。而對讀者來說，《邊城》的故事的確也是如同世外桃源般的美麗與悠遠。
故事就是這樣的簡單：茶峒小鎮上船總的兩個兒子天保和儺送同時愛上翠翠。翠翠雖然對二人都有好感，但內心卻深愛着儺送。天保自知愛之無望，為了成全弟弟，坐水船外出不幸遇難。哀傷悲痛的儺送隨後也出走了。在一個暴風雨之夜，經不起打擊的老船工溘然長逝，留下孤獨的翠翠和渡船。這也是一個悲劇故事，但並不給人奇崛的震撼或特別的悲鬱，生、死、聚、散，一切都是那麼自然，仿佛全都是自然的安排。作者在淡淡的敘述中不經意地營造了具有地域民俗彩色的背景，還拓展了翠翠已逝母親的幾乎雷同的故事。作品最終是在牧歌氛圍中陰差陽錯地產生了悲劇。沈從文說過，我們生活中到處是“偶然”，生命中還有比理性更具勢力的情感。一個人的一生可以說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來。你雖不迷信命運，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將形成你明天的命運，決定你後天的命運。《邊城》似乎也在印證這個人生的頓悟。在沈從文這裡，簡樸的受偶然的命運支配的人生形式儘管帶有悲劇性，仍然是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形式”。7《邊城》所展現的就是這樣一個完滿而自足的“湘西世界”。
在這個世界裡，沈從文正面提取了未被現代文明浸潤扭曲的人生形式，這種人生形式表現的極致，便是對“神性”的讚美。在沈從文的美學觀中，“神性”就是“愛”與“美”的結合，這是一種具有泛神論色彩的美學觀念。他認為：“我過於愛有生一切。……在有生中我發現了美；而美即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產生，它就是“可以顯出那種聖境”的“神”。 “神”、“愛”與“美”三者一體，因此沈從文作品中神性就是最高的人性。如《龍朱》、《月下小景》從現代文明之前的歷史中尋繹理想的人生形式，而所贊的愛和美都上升到人性的極致。在《邊城》裡，美麗天真的翠翠、她的殉情的雙親、俠骨柔腸的外祖父、豪爽慷慨的順順，都具有作家所想望的“人性”美。在那幾乎與世隔絕的角落古風猶存，人們身上更多一些淳樸，作家也對它作了美化，用以表現對“人性”美的嚮往與追求。
沈從文把《邊城》看成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臘小廟”，而翠翠便是這種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從文的理想人物。在這些理想人物的身上，閃耀着一種神性之光，既體現着人性中莊嚴、健康、美麗、虔誠的一面，也同時反映了沈從文身上的浪漫主義和古典主義式的情懷。沈從文在《小說作者和讀者》中認為小說包含兩個部分：“一種是社會現象”，“二是夢的現象”；寫小說“必須把‘現實’和‘夢’兩種成分相混合”。8 “湘西世界”就是沈從文理想人生的縮影，是他現實與夢幻的交織。這夢幻難免與現實持有距離，但作者的目的似乎是從人性道德的視角，去透視一個民族可能的生存狀態及未來走向。沈從文是具有現代意識的作家，他在思索“湘西世界”“常態”的一面的同時，也在反思變動的一面。他一方面試圖在文本中挽留湘西的神話，另一方面在作品中已經預見到“湘西世界”的無法挽回的歷史命運。在暴風雨之夜猝然倒掉又重修的白塔，象徵着一個原始而古老的湘西的終結，和對重造湘西未來的渴望。
順便提示給大家的，是要格外注意沈從文的《邊城》等作品的牧歌田園詩風格。德國的哲學家和美學家叔本華曾制訂一張詩歌體制級別表，即將各種基本的文體按等級分類，依次是：歌謠，田園詩，長篇小說，史詩和戲劇。他認為戲劇最具客觀性，那麼田園詩顯然比較靠近純詩。田園詩最大的特徵是牧歌情調。牧歌（pastoral）最早指古希臘人描寫西西里島牧羊人生活之詩。後來維吉爾寫了著名的作品《牧歌》，也帶典型的田園詩風格，後來人們便習慣用“牧歌”來稱謂這一風格文類：指的是一種傳統的詩歌，表達都市人對理想化的農牧生活的嚮往。文藝復興後，出現一些專寫古代田園生活的田園詩或散文，也是牧歌一類文體的引申。現代批評家常把那種偏於表現單純、素樸生活，並常與現代繁複生活相對照的作品，都稱作“牧歌式（田園詩式）”的作品。
中國現代作家一般都感時憂國，重現實幹預，少悠遠的烏托邦式的藝術想象。 就如魯迅所說，風砂撲面，靈魂都比較粗糙，哪有那種閒情逸緻去寫什麼田園詩？因此現代文學中也極少田園牧歌型的製作，沈從文就成為一個例外（也許還可以加上廢名等人）。我們欣賞《邊城》與其他沈從文所寫的湘西世界的牧歌式作品，有多種角度，但我這裡提示兩點，即是要注重自己進入閱讀狀態後的那種夢幻感和超離感。這類作品的審美情趣可能主要就在這裡。
作為一個極富形式感的出色的作家，沈從文的貢獻還在於創造了詩意的抒情小說文體，或詩化抒情小說體。他實際上是把詩和散文引進了小說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從而也就擴大了小說的表現領域及其審美的功能。沈從文注重意境，善於“造境”，表現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時重在風俗、重在人情，使優美與平庸交織，淳樸、健康與原始、蒙昧並存。沈從文的辦法就是“純化”，把自然景物、社會生活場景的描繪儘量融入簡樸的生活情致之中，人和自然合一，或者自然環境成了人性的外化。用美學的術語來講，即是審美的對象化。如《邊城》的自然景致是如此之美，其中就摻和着作者的情感、回憶、想象，無處不在體現作者的美學追求。自然景物與人事民俗的融合、作者人生體驗的投射、純情人物的設置、流動的抒情筆致等等，共同造成現實與夢幻水乳交融的意境。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沈從文的散文創作的成就也很高。散文中一如既往的是詩化的文體。不過除了慣常的詩意抒情，沈從文在他的散文中又喜歡夾敘夾議的筆法，還不時以哲人的姿態，在議論的部分進退裕如地思考關於歷史和生命的抽象命題。《湘行散記》和《湘西》都是這方面出色的作品，仍帶鄉土牧歌的特徵，卻又更具真實的形態。因此可以用比讀他的小說現實一點的期待，來讀他的這一類作品，欣賞他與故鄉的文學感情生活的撰述。要注意他如何將湘西的人生方式，通過景物印象與人事哀樂娓娓道來，卻又比小說更真切，更有歷史感，當然也更能直接觸摸到作者的靈魂和情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