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最先从气味开始，法国大作家普鲁斯特如是说。我生命史中极重要的年份
一九八二年，于心间长久呈现空白，就因为没有丝毫的“记忆”气味，或暂时没有
。深秋的香港连日阴霾，却不下雨，整日飘散带盐味的雾气，有点冷，天也黑得早
。接下来是失眠之夜，但一九八二年的“气味”终于找上门来了。
这年夏天，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但令我绝望的是上海的酷暑。那是白天黑夜都
无处逃匿的灼热，人们甚至不像从热水里，而像是从滚烫的火山泥浆里钻出来，身
上任何时候都不干净，空气中更有一股刺鼻的铁锈味。是，这就是记忆中一九八二
年的“气味”。这年夏天，我从可怕的酷暑中悟出一个乐观主义真理：人类承受苦
难的能力是无限的，而天底下也没有无限坏下去的事情，总有意想不到的大小“颠
覆”出现，来修正它们，改变它们。这天夜里，我在溽暑中昏睡，被滂沱大雨震天
动地的水声惊醒，空气中弥漫着剌鼻的土腥味和凉意，简直恐怖，但又何等美妙！
其实，这年夏天真正折磨我的，不是酷暑——那不过表面如此。日日夜夜令我
心绪不宁的，是毕业分配无着落。在上海读研究生三整年，没有任何人向我提及或
暗示毕业分配会有问题。我考上的是“托尔斯泰研究专业”，有朋友告诉我，这是
别说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是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没有开设过
的俄罗斯文学新领域。该朋友还以善意、羡慕和幽默，称我们这届研究生是“头一
茬汁水充盈的肥美韭菜”。
但是，我对于这件事始终心存难言之隐，其心情就像文革中没被揪出来的“黑
五类”，无论怎样装作没事人似地，跟别人一道哈哈大笑，声音里总有几分虚假。
理由不是别的，因为我是从新疆来的。三年来，我耳边多次刮到有人在背后议论我
：“诺，那个外地人”、“瞧，那个新疆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这时起，
我就感到毕业分配不会顺当，但我也不愿“自取其辱”地去纠正甚么，不想告诉他
们，“我在上海生，在上海长，十九岁去新疆开矿，三十二岁考学回上海，怎么不
是上海人？”我不想纠正什么，也因为一股屈辱从心头油然而起：就算我是新疆人
、外地人，为什么不能像堂堂正正留在上海，为国家、为这个罕有的新学科服务呢
？
然而，阴暗的直觉仍挥之不去：就算我是地道的上海人，故乡也会拒绝我留下
。上海的户口政策中似乎有成文或不成文的“铁律”：凡是从上海出去的人，就不
能再回来。你看，六十年代初为减轻城市压力自愿回乡务农的职工、支援边疆建设
的社会青年几乎没有返城的个案。至于八十代初大批上山下乡的上海知青回城，那
也是靠了“病退政策”的恩典，尽管有关部门都知道，几乎每一份“病退”证明都
是假的，证明持有人明明欢蹦乱跳身体好着呢。今天回头来看，当年知青铺天盖地
的“病退证明”，正是文革后中国社会肺叶上的第一粒“结核钙化点”。有关部门
“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则是罕见的仁慈宽容。
但是，在研究生分配问题上绝无这种仁慈宽容。虽说我已有心理准备，但仍忍
不住有所期盼。我年轻时赴新疆当矿工，回上海结婚，妻子“舍命陪夫君”也成了
新疆人。今天，其实不止是我，妻子女儿也在等我毕业分配的结果。我留在上海的
话，她们也可以重回故乡。再看自己的大家庭，兄弟姐妹中间有从未离开过上海的
，也有上山下乡过的，就数我这一枝没有“安定”。媒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安定
”二字，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其意义，干脆说吧，就是今天留美人士的“绿卡”。
当年我们面对的严峻现实是，没有留上海的“绿卡”，我们一家三口就跟正常的、
有尊严的生活无缘。
这年夏天是一九七九年入学的中国硕士生毕业的结果季节，一片欢腾，多少好
职位等着诸位呀，这是新世纪硕士毕业生的盛世景观：肥美的头茬“韭菜”们，都
以高度享受的心情被收割，被扎成捆，被送上市场，被洗净切碎下炒锅，被端上了
餐桌，化为“墨绿色”的浓香。我等一批人，也是头茬“韭菜”，又何尝不想也化
为“墨绿色”的浓香？但我们仍然生长在田头，落寞地顶着正午的阳光。宣布毕业
分配的那天，系里负责分配的领导向我解释，“没有办法安排你的工作。系里的职
能，讲穿了，也不过是传递上级下达的通知。今天，这个通知就是告诉你：没有单
位可以分配，你自己去找吧，找到合适的，我们帮你办。”
于是，我开始了求职奔波。按说，我应该跟系领导据理力争的：为什么别的同
学不必为毕业分配奔走，而我就得为自己操心？难道这是我的事（在当时那个年代
）？其实，当时我确有一股愤懑之情，但我忍了。说得好听，“支边青年”的谦卑
又在起作用了，但说得难听但真实的话，难道不也是自卑？回想在新疆矿上参加研
究生入学考试的那段日子里，那些正牌大学毕业生可以享受国家规定的脱产复习，
而鄙人就因为有“支边青年”的身份而自动“理不直气不壮”，照常上班。不过连
着几个星期上了夜班，竟受到采场主任的呵斥，我也“瘟脑瘟脑”保持沉默，装听
不懂。
从什么时候起，“支边青年”变得如此卑微，而卑微的力量又如此强大？幸好
很快有前辈“见义勇为”，推荐和指引我求职。上海译文出版社、社科院外文所、
复旦分校、上海大学等单位都表示愿意我去工作，并郑重派出了人事干部前去母校
接洽联系，这种热情本身就是对我学识和能力的认可，“头一茬肥美韭菜嘛”，我
喜不自禁。
那些等好消息的日子真是终生难忘！上海译文社的一位主管甚至跟我交待起工
作来：你来上班，我们就把三卷集《涅克拉索夫诗选》的编辑工作交给你。我废话
篓子的天性苏醒了：“高三那年，我就从外文书店把老人家的三卷集买回来了。像
法捷耶夫参加远东游击队那样，背包里也放着涅克拉索夫诗选，不过我去的是新疆
矿上……”主管说，那好那好，老人家在天国知道也会高兴的。我开始幻想日后在
上海译文社上班的情形：一定不挤公共汽车，而要骑自行车，路上来去三个半小时
就背诵涅克拉索夫、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不是新疆岁月梦境里多次出现的情形？
然而，命里注定我跟涅克拉索夫等俄国诗圣无缘。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单位人事
干部全都在母校毕业分配办公室吃了闭门羹，是我害得他们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
。我也对“真相”大吃一惊：拒绝分配我工作的，不是用人单位，竟然是把我从新
疆招来又培养了我三年的母校。系里一位老师代表组织找我谈话，结果我问得多，
他基本无话可说。我一个劲追问“为什么？”“总之，不可以留在上海。”“可是
上海需要我呀。”“需要也不可以。”“那为什么一开始不明明白白告诉我？”“
……”“为什么反而通知我，要我自己去联系工作单位，让我到处奔波，做无用功
、付无效劳动？”“……”“也欺骗那些同情我的学界前辈，他甚至在上海人代会
上为我递交过提案。捉弄他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对吗？”“……”
很快，我知道了第二个“真相”。学校分配办公室很早就在安排我的出路了，
那就是一心一意要送我回新疆。他们找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人民出版社
等单位，向他们“推荐”我。有趣的是，对方则明确明表示不需要这个专业。就是
说，在“拒收”。校方不灰心，继续“说服”，同时安排我在上海到处奔波，包括
“跟涅克拉索夫神游”……我感到莫大的失落。
不知为什么，当重回新疆的可能性浮现时，我心里一次也没有出现新疆大学或
新疆出版社的影子，因为我进新疆后一直生活在戈壁滩上，那里才是我的“新疆概
念”。看来，上海不要我了。回新疆矿上去吧，我对自己说，重新过那种身披羊皮
袄餐风饮露、怀揣俄文版《安娜·卡列尼娜》的日子。三年不见，同事们不管是爱
我的或是讨厌我的，见我出现在矿上，一定会问“为什么回来？”我将说“我永远
属于这里，不管是肉体还是魂灵，都在这里。”三年不在采矿场，重新回到原点，
仍然是原来的自己，只是多了一个学位，多看了一些书，就像普希金在著名的长诗
《奥涅金》中所写：“我乐于放弃这假面舞会的破烂衣衫，豪华、喧闹、乌烟瘴气
的场所，去换取一柜书或荒芜的花园，去换取我那寒伧的田庄……（冯春译）。”
这年夏天，我发现，文学的胸怀永远仁慈。我已打算重回新疆矿上，但我的想
法立即受到指导教授的批评，她要我耐心等待，“在中国，好事多磨才是常情。再
说，《托尔斯泰年谱》的翻译也是大工程，你又不是没有事情做。”我委屈得说不
出话来，但也弄清楚了很多事。原来，研究生毕业“哪儿来，哪儿去”的分配规定
，不过是一个笼统的精神。外地毕业生不能留上海，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就在我
们学校，就在我这一届，在上海无亲无眷的外地生留下来的多的是。还有，在外地
大学毕业的学生直接分进我们学校，而且就安置在我所在的科系，占据了本可以安
顿我的空缺，真是巧得天衣无缝。
对此，我向一位负责分配的老师诉苦，他仍然说：“最大的麻烦你是外地学生
。”“但我出生在上海，是支边青年。”“问题就在这里，你可以不支边嘛，一直
留在上海，今天分配绝无问题。”“当年我是热血青年……”“谁让你热的？当然
，这是随便说说的笑话。”刹那间，我心头响起鲁迅故乡赵太爷对阿Ｑ的呵责：“
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我懂了：全部过错就在于我去过新疆。
到八二年年底，我的分配问题没有解决。到第二年八三年，再到第三年八四
年的八月，也没解决。校方送我回新疆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新疆方面也一直在“
坚拒”，矿上则停发了我的工资。在此期间，那位可亲可敬的学界前辈仍每年在上
海人代会上为我呼吁。但这一切彷佛已经跟我无关了，我货真价实地当起“无业青
年”来，如果还算得是“青年”的话。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同时毕业的同学上班
已有多久了？我对这件事已不觉得悲怆了，甚至为这样的结局感到“满意”：研究
生算什么？懂得一点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什么了不起？真他
妈的。
我对外国文学专业的热情也冷淡下来了，惟有对自己的新疆经历耿耿难忘，也
自豪不已。就在这时，一批六十年代初参加新疆建设的上海人每周一和周五在上海
江西路劳动局门前集会，要求返回故乡。这些支援新疆的青年，当年不少人对边陲
生活怀有美丽幻想；有人更被“白面馒头敞开吃，牛奶羊奶随便喝”的许诺所吸引
。但西去的列车没抵达目的地，仅刚刚进入苍凉荒芜的大西北，许多人的热情就开
始消褪。列车把支边青年载到新疆后绝尘离去，他们这才体验到选择的不可逆转，
明白自己放弃的是全国最高水准的生活供应，于是失声痛哭。支青们没有想到新疆
与上海之间隔着如此漫长的穷山恶水，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这才是最
伤而尴尬的。
这天，我在朋友家聊天，正好遇到朋友的哥哥下班回来大骂江西路劳动局门前
集会的支疆上海人，因为交通堵塞，害得他所乘的电车久久不能前进。这位哥哥骂
得实在太过份，我忍不住纠正他：“能说这些人的要求不合理吗？他们为建设边疆
，放弃了天伦之乐，奉献了全部的青春。在我们国家非战争的年代，这可是最大的
牺牲了。”这位哥哥激动地说：“当年到边疆去，又没有人用刀用枪逼迫他们，都
是自觉自愿去的。这可不是什么上当受骗，而是不折不扣出尔反尔，扰乱我们上海
的正常生活！”“上海，也是他们的。何况，他们受到的损失，也远非什么正常生
活受到扰乱，而是一辈子受穷。建设社会主义，怎么可以让一部分人作牺牲？你看
到支边青年破破烂烂的衣着了吧？他们当年要是不去新疆呢？”“那你倒说说看，
上海就这么一块弹丸之地，怎么能让他们都回来？”“这可是太简单了，让那些一
辈子从小到大享尽上海优惠、永远不知馒头也叫馍馍的人，去新疆工作上五年或八
年。都是上海人，一些人可以永远住下去，而另一些人只要出一次，大门就永远关
上？请问，这是什么规定？不行，都想在上海过好日子，就得轮换轮换。”“不要
忘了，当理想主义者，是要付出代价的。”“但那也得由当事人自己来付，而不是
由别人强迫他们付。”“……”这位哥哥脸上露出了惧色，我以为他无话可说，谁
知他冒出了一句噎得我至今仍透不过气来的话：“你就是他们一伙的，但你却不敢
参加他们的集会，所以，今天你讲得再漂亮，我也不佩服。”
哑口无言的是我，尽管心里暴跳如雷。我回到家，就戏剧性地得到学校发来的
通知：可以留上海了，去一所区级教育学院报到。这是最后的决定，虽然轻描淡写
得有点儿戏，但却不容分说，即不许讨价还价。所有的争拗、对峙、欺骗、拒收、
不满等等，到此结束，一笔钩销。岁月磋跎？这有什么？不就是两年吗？人家当右
派等平反，等了二十年。迟到的毕业分配尘埃落定了。
但是，度日如年的时光从此飞梭般神速。转眼十九年过去，世道来了个翻天覆
地：不仅研究生、大学生可以自由地留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了——只要有单位
需要你；最让人讶异的是，就连来自农村的民工也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城打工和谋生
。上海的襟怀原来是广阔的，而且从善如流。
今天反而是我有点“内疚”：上海后来开始爱我了，甚至爱所有的人了，但我
却踏上了海外谋生的不归路。我一直在反思当年，仅因为分配不顺遂，我这个激情
岁月的“自愿者”、“理想主义者”会变成最耿耿于怀的怨怒者，为何那么绝望、
痛彻心扉？是自私？我连俄国女诗人茨维达耶娃的诗句也念了出来，以浇心中的块
垒：“我把一切都献了出来，你莫斯科却轰我出去、驱逐我。你是个什么东西，竟
在我面前如此傲慢？……如果说我不再爱你，那也是你不爱我在先。”
今天回忆这一切，简直恍如隔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