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62年9月，中共舉行8屆10中全會。毛澤東做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要求對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並說，中國人當中有百分之一、二、三的人是不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父親把《人民日報》的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文，讀了又讀，皺着眉頭對母親和我說：“形勢不大妙，老毛不知又要搞什麼名堂了。”

一日，統戰部叫父親去一趟。父親進了小會議室，羅隆基已坐在那裡。不一會兒，彭真板着臉來了，對章羅既不握手，也不問候。父親心想：（一九）56年他們曾一道出國訪問蘇聯和東歐，彼此有說有笑。今日見面，如臨敵匪。中共讓一個主管政法的人出面談話，肯定有了什麼嚴重情況。

彭真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兩個雖犯了嚴重政治錯誤，但黨中央、毛主席對你們是寬宏大量、仁至義盡的。”

父親和羅隆基，互看了一眼，覺得有些摸不着頭腦。

彭真繼而說：“你們認為社會主義不好，共產黨待你們不好的話，可申請出國。除了台灣，你們去哪個國家都行。如果沒有錢，我們願意送你們出國。在國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來看看，我們中國共產黨仍然歡迎。必要的話，還可以派人去接你們回來。現在，就看你們的態度了。”

父親回答：“我雖留學德國，三次暫居香港，到過十幾個國家，但請轉告毛主席，章伯鈞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

羅隆基說：“有機會我是想出去。不過，現在不想走，我還要看看。”

彭真起身，談話結束。

好幾天，父親的心情都很壞，一直在推想彭真談話的起因。他對母親和我說：“不知誰出了問題，把亂子的責任朝我們倆人的頭上推。與中共打了幾十年的交道，我們的愛國立場，他們是清楚的。現在，居然由政法書記出面，提出送我們出國。很顯然，是對我們最基本的家國觀念和愛國立場也產生了懷疑，一定認為我們在背後搞了什麼舉動。”

父親也不滿羅隆基那天的表態：“最糟糕的，是努生的表態。什麼叫 ‘有機會想出去’？人家不正是懷疑我們伺機而動嗎？所有的聰明他都擺在臉上，其實，他處理一些問題，是傻氣十足。可你要當面說他傻，他還要跟你吵。”

停頓片刻，父親象是自言自語：“這幾天，他沒有打電話來，恐怕躺在床上，也慢慢察覺到氣味不對了。”

過了段時間，馮亦代來我家過周末，吃罷晚飯，閒聊起來。他告訴父親：“傳言劉王立明的一個兒子，最近在邊境被捕。審訊時他交代說，有四個人要潛逃國外，他是先行探路的。但這四人究竟是誰，還不清楚。”

馮亦代講這則消息，不過是當作社會傳聞、茶餘酒後的談資，說說而已。不想，父親聽後大驚，驟然悟出彭真講話的背景。馮亦代走後，父親對母親說：“劉王立明是努生的相好，再加上我和你，不剛好四人。如果中共是這樣來推斷的話，那一定懷疑我們有出國的企圖，難怪彭真要找我倆談話了。”

事情沒有了下文，算是不了了之。但父親和羅隆基的內心，都更加明白：中共對他倆的印象是越來越壞了。這從民盟中央的每次學習會，胡愈之必罵章羅的行為中獲得印證。倆人的情緒很消沉。

不過，他們也有喜悅歡欣之時，儘管它短得只有幾分種，卻刻骨銘心。

“伯鈞，今晚我到你家，有個消息告訴你。”羅隆基在電話里的口氣輕揚，連站在一邊的我，都聽見了。

晚飯後不久，羅隆基來了──這是一個初春，父親還穿着藍色薄絲棉襖，而他已換上了淺駝色西裝。精心梳理的頭髮，整齊地披向腦後。

神情含蓄的羅隆基，讓父親猜猜他帶來一條什麼樣的消息。

父親說：“統戰部對我們有什麼新的處理？”

他搖搖頭，說：“比這個重要。”

“是不是周恩來找你談話？要你做些事。”

他又搖頭，說：“比這個重要。”

父親不猜了，帶着一種譏諷口氣，說：“當今的民主黨派，再沒有比中共的召見更重要的事了。”

羅隆基說：“伯鈞，我倆上了大英百科全書啦！”

父親霍地從沙發上站起來，走來踱去，情緒很不平靜。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間去，早點睡覺。

當晚，他倆談得很久。

第二天，父親精神很好，走到我的書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後，對我說：“我想，有些事情現在可以跟你講一講了。”

我說：“這和羅伯伯昨天帶來的消息有關嗎？”

“是的。”父親讓我把他的小茶壺拿來，他似乎要認真地和我談談了。

他說：“前兩年，爸爸還期待着摘帽子，現在戴不戴、摘不摘均無所謂。只是連累了你們。小愚，我向你鄭重宣布──反右時的爸爸並沒有錯。兩院制一定會在中國實現。”說到這裡，父親的聲音很高，拳頭攥得緊緊的。

父親看到我吃驚的表情，便儘量控制自己的激動，語調也放平緩，繼續說道：“這話現在聽起來很反動，你不必害怕，女兒，將來你就會曉得它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統戰部的座談會上，我提出國家體制改革，關鍵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分權問題。因為從集權到分權，是社會發展的進步，任何國家都如此。努生欣賞西方的三權分立是分權，我說的兩院制實際也是分權。不管兩分、三分、四分，怎麼分都可以。總之，集權在當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後國家的大政方針，還是黨內一決定，全民都擁護。我敢斷言，老毛繪製的共產主義美好理想永遠是藍圖，是幻想。昨天努生講，最新的大英百科全書已經上了中國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條目。他們的基本解釋為：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這樣一個簡單的條目內容，讓爸爸激動徹夜，覺得自己一輩子從事愛國民主運動，能獲得這樣一個歸納，也很滿足了。爸爸能被歷史記上一筆，還要感謝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倆當作一、二號右派份子，我們始終不過是個內閣部長或黨派負責人罷了。”

幾十年的光陰似雲煙一般飄散而去。果然，父親和羅隆基以未獲改正的右派身分，被歷史銘記。我始終且永遠為這個身分而自豪。

（一九）六三年秋，我畢業了。由於家庭出身不好，政治表現不佳，被分配到西南邊陲。

羅隆基說：“小愚。你走時，羅伯伯給你餞行。”

父親聽罷，翹起大拇指稱讚道：“你能讓他請客，很不簡單。共產黨說我兩個是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聯盟。可是，他從來沒有請我吃過飯。”

九月下旬，羅隆基興沖沖打來電話，說餞行的事已經辦妥，在和平賓館預定了西餐。那時的金魚胡同，多為庭院式的四合院，精緻又氣派，而和平賓館是那裡唯一的洋樓，西餐做得不錯。

初秋的夜空，疏闊清朗。七時整，父母帶着我準時進了餐廳，身着灰色西服的羅隆基，已在那裡等候。他起身拉着我的手，一定讓我坐在他的旁邊。桌上的刀、叉、杯、盤在燈光下，熠熠發光。寒暄幾句之後，羅隆基說：“這裡的西餐很豐盛，一個人一份是吃不完的。所以，我已點了菜，訂的是三份。四個人吃，也是足夠的。”

父親不吭聲，母親忙說：“可以，可以。”

上菜的時候，我發現羅隆基點的，幾乎全是牛排、豬排一類。而且，哪裡是他所說的“一個人吃不完一份”？

肚子尚未填飽，彬彬有禮的服務員即上前，輕聲問道：“飯後，要不要咖啡、紅茶、冰淇淋？”

不等羅隆基開口，我搶先喊着：“要，要。我要雙份冰淇淋。”

在飯桌上，羅隆基講了很多親熱的話：希望我常寫家信，信中毋忘對他的問候；希望我每年能回北京探望父母；希望我歸來時，身旁能有個如意郎君；希望能惦念着北京城裡一個孤苦伶仃的羅伯伯……原本，飲食聚會是件歡悅的事，經他這麼一說，變得慘兮慘兮。父親的話，就更少了。

飯畢，我再三道謝。大家步出賓館，穿過有假山、水池點綴的中式花園。時近中秋，冷的月色和黃的路燈透過凌亂的葉片，把班駁的光影投灑在地面，晚風已分明帶着涼意。父親用車先送羅隆基回迺茲府。

到了他家門口，羅隆基問父親：“要不要進來坐坐？”父母連連擺手。其實，我是很想進去的。

羅隆基俯身汽車的窗口，對我說：“小愚，再見！羅伯伯祝你一路平安。”

不想，月下的一聲再見，竟是訣別。

回到家，父親讓廚師馬上給他煮一小鍋稀飯，說：“努生太小氣，我根本就沒有吃飽。”

此後，外地工作的我給父親的寫信，在末尾從未忘記問候羅隆基。父親的覆信對他的情況，卻隻字不提。

（一九）六四年，姐姐結婚，母親來信說，婚禮在家舉行，父親大宴賓客，請了以羅隆基為首的八個大右派。那日，羅隆基非常高興，席間談笑風生，還問起了遠在天邊的我。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在鄉下參加“社教”運動。一日，進縣城開會，在“社教”工作團團部的辦公桌上，放着剛到的《光明日報》。打開一看，發現刊登着這樣一條新聞：“全國政協委員羅隆基去世”。文字簡短，平淡如水。當夜，我回到茅草棚，流着眼淚給父親寫信，追問：我親愛的羅伯伯是怎樣地去世？

父親沒有回覆。

（一九）六六年春節，因批評單位領導而人身已不自由的我，沒有向組織請假，跟人家借了八十元，偷偷買了張機票，悄悄溜回北京。父親高興得親自到機場去接，我坐進老別克車裡，便問：“爸爸，羅伯伯是怎麼死的？”

父親不做聲，司機不做聲，警衛不做聲。車外是一片殘雪和雪後的嚴寒。

第二天用過早飯。父親把我叫到他的臥室，對我說：“昨日，你剛從飛機下來，就打聽努生的情況。你要知道，現在的北京政治空氣很緊張。這些話題，都不宜在公開場合談論。現在，爸爸可以告訴你── 他是害心臟病突然去世的。據說，努生白天還給相好的女人打過電話，晚上又請別人吃飯，夜裡老病突然發作，想叫人來救助，伸手去按床頭的小鈴，只差半尺的距離，就斷了氣。‘才如江海命如絲’，這句詩用在努生身上，是合適的。”

我去過羅隆基的臥室，潔淨，有序，貴族氣息。我能想象出他臨終的樣子：掙扎，痛苦，死不瞑目。

父親嘆息良久，又道：“如有儀鳳在，努生當不死。”後更正，說： “所幸儀鳳未嫁努生！”

“爸爸，死後你去看了他嗎？”我這樣問父親。

“或許因為我們是‘聯盟’，也通知了我。我到迺茲府的時候，一切已被收拾得乾乾淨淨，也空空蕩蕩。我問民盟的人：‘老羅寫的那些東西呢？’他們說：‘組織上拿走了。’”

“羅伯伯寫了什麼書？”

“不，不是書，是日記。幾十年，老羅一向有記事的習慣。他留下的這些文字，讓統戰部的人看看也好。努生筆下，一定罵我不少，這起碼能叫他們知道章伯鈞和羅隆基到底有無聯盟？”父親說到這裡，不知為什麼臉上浮起一絲苦笑。

母親還告訴我，羅隆基家中藏有一箱子女人寫給他的情書，裡面還有青絲髮。這些屬於隱私的物品，也被拿走。反右時，民盟的人罵他是“一日不可無女人的流氓”，可他劃右以後，依然故我。那時，我不大能理解男人的這些事，便去問父親：“你說羅伯伯是流氓嗎？”

“你要知道努生是獨身，他有權談情說愛。他的這種頗為浪漫的生活態度，與其說是品格沉淪，不如說是在壓抑、委瑣的現實中，唯一可以表現自己、表現活力的方式。當然，他也用這個方式擺脫精神孤獨。再說，交往的女友都知道羅隆基身邊還有其他女友的存在，但仍然願意保持交往。她們覺得老羅是有真感情的，不搞什麼欺騙。象與劉王立明的親密關係，就伴隨努生半輩子。所以，有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父親在說最後一句話的時候，口氣幾乎是惡狠狠的。當時我不知父親所講“有人是流氓”，指的是誰。

不管別人怎麼罵他，官方怎麼說他，羅隆基的滔滔雄辯和喃喃情語，在我心中都是無比的美好和珍貴。

英雄無後，天才無種。羅隆基無妻又無後，他的弟弟與侄子繼承了他的財產：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畫；賣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數千元的現金；兌換了從前的美國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鈔；大概他還留有極少量的黃金。叔侄倆把他的書籍捐給了民盟中央，獨獨甩下骨灰──羅隆基的骨灰，走了。

（一九）八三年一個冬日的晚上，由羅隆基供養讀完大學學業的侄子來京出差，提着個大蛋糕探望母親。他喜洋洋美滋滋地地告訴母親：前不久，挑了十八幅齊白石的畫（羅隆基專門收藏齊白石），以三萬元的價格賣給了省博物館，現在自己是個萬元戶了。母親送走客人後，哀嘆不已，說自己要有三萬塊錢就好了，可以留住老羅的藏畫。

（一九）八五年，是父親誕辰九十周年，我們一家人在母親的帶動下，四方奔走，不斷請示，終被官方批准，搞了一個座談會。民盟中央是主辦單位之一。這次活動使民盟的人受到啟發，決定也照這個樣子，給羅隆基舉辦九十周年誕辰紀念活動。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民盟中央召開了“紀念民盟創建人、著名愛國主義戰士和政治活動家羅隆基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

我對母親說：“即使民盟中央不請我參加，你也要帶我去。”

母親同意了。

在會上，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做了總結性、評估性的發言，而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千家駒的即興講話。他坦言，從前自己一向看不慣羅隆基，所以反右時很積極。“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認識到羅隆基在大節上，始終是沒有錯的。為此，他一直愧疚……

我們全家每年都要給父親掃墓。我第一次掃墓是在（一九）七八年平反出獄（我於一九六八年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返京後，由母親帶我去的。

祭掃完畢，我問：“羅伯伯骨灰，也在這裡嗎？我想看看。”

母親答：“他的親人都不保留，民盟的人還會保管？”

我仰望浮雲，滿臉淚痕。

“古來何物是經綸，一片青山了此身。”從父母雙亡，寡嫂收養到孤淒而死，屍骨無存，羅隆基始終是個漂泊無依的人。

（二ＯＯ一年十一月完稿、二ＯＯ三年六月修改於北京守愚齋）

注釋：

注釋⑴
潘光旦（1901～1967）：原名光，後署名光旦，又名保同，號仲昂，江蘇寶山縣人。1913年江蘇省政府咨送北京清華學校。1922年秋赴美留學，入迪特茅斯大學，1924年獲學士學位；同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獲理學碩士學位。在社會學、優生學、家庭問題及進化論、遺傳學方面有很高的造詣。返國後歷任吳淞政治大學教務長，東吳大學法律學院預科主任，光華大學社會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暨南大學講師，中國優生學會會長等職務。1927年春，與胡適、徐志摩等在上海籌設新月書店。1929年10月任出席第3屆太平洋國際學會中國代表團代表。1934年秋任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後兼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1937年10月任長沙臨時大學教務長。1938年5月臨時大學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務長。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任第2～4屆全國政協委員。1957年劃為右派，後任中央民族學院專門教授。1967年逝世，終年66歲。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著有《優生學》、《優生概論》、《政學罪言》、《人文史觀》、《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等。

注釋⑵
曾昭掄（1898～1967）：字叔偉，湖南湘鄉人。1919年畢業於清華，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留學。1926年獲化學博士學位後，回國在中央大學任教授併兼任化學系主任。1931年秋任北京大學教授、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1932年發起創建中國化學會，並擔任化學會會志總編輯，還多次當選為中國化學會會長及常務理事。1935年擔任國立中央研究院評議員。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隨北大南遷，任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大教授。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8年4月選為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高教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化學研究所所長等職。曾被選為第1屆全國人大代表，第1～4屆全國政協委員。1957年劃為右派，1958年任武漢大學教授，1967年逝世。終年68歲。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著有《炸藥製造與實驗法》等。

注釋⑶
范朴齋：生卒年不詳。國務院參事室參事，民盟中央委員兼宣傳委員會副主委，1957年劃為右派。1979年改正。

注釋⑷
張志和（1894～1975）：化名何渠安，筆名李凡夫，四川邛崍人。 1916年畢業於保定軍校2期，畢業後服務於川軍，歷任連、營長，劉文輝川軍總司令部參謀，後又兼任兵工廠總辦。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創辦《新四川日報》《新川報》。大革命失敗後和陳靜珊在上海開辦辛墾書店，又在家鄉辦敬亭小學和中學。1932年脫離川軍出蜀。 1934年出國考察，併到蘇聯參觀，回國後曾去兩廣鼓動李宗仁等抗日。1936年在上海辛墾書店主編《研究與批判》革新號。同年底在成都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抗戰爆發後，曾去延安。回到成都後恢復黨籍，從事文化界救亡運動，與陳靜珊等合辦《新民報》、主編副刊《政經周刊》，應王陵基相邀，經黨同意，任30集團軍副團長及總司令部參謀長，赴武寧抗日。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前身），任民盟中央委員，西南總支委員，主要從事國民黨西南高級軍政人員統戰工作。1942年將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引與周恩來見面，後促成劉部起義。1945年在成都出資開辦健誠實業公司和臨邛茶廠，掩護地下黨和進步人士。1949年後，當選為第2屆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委員。1957年劃為右派，1975年逝世，享年81歲。 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

注釋⑸
劉王立明（1896～1970）：原姓王，名立明，婚後隨夫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姓劉。安徽太湖人。1916年留美攻讀生物學，回國後，於20年代初開始創辦婦女刊物，發表文章，著書立說，宣傳富民強國，要求婦女解放，成為我國早期婦女參政運動的倡導者之一。她領導中華婦女節制協會，反對包辦婚姻，倡導節制生育，開展婦女職業教育和興辦婦女福利事業。先後在上海、香港、重慶、成都、廣元等地，創辦婦女職業學校、婦女文化補習學校、婦女工藝生產社、婦女賑濟工業社等。抗戰前，在上海創辦了專為單身婦女解決食宿困難的女子公寓，在江灣設立婦孺教養院，收容大批流離失所的婦女兒童，並給予一定的職業訓練和文化教育。抗戰期間，又在四川敘府和重慶分別創辦湛恩難童教養院和勝利托兒所，後者是當時重慶唯一的全托托兒所。她還發動各階層婦女募集寒衣，支援前線，搶救傷員、難民和天津流亡學生，並負責主持梅園難民救濟所。1934年日本特務暗殺了劉湛恩，她秉承丈夫遺願繼續從事抗日運動。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當選為中央委員，與李德全等人發起組織了中國婦女聯誼會，團結進步婦女，宣傳民主反對獨裁。1946年，與陶行知等人倡導成立中國人權保障委員會，陶去世後，接管會務。積極援救被捕的進步人士及其家屬。建國後，任第1～4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常委，民盟中央委員，中華婦女節制會會長，世界婦女節制會副主席。1957年劃為右派，1970年逝世，享年74歲。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

注釋⑹
周鯨文（1908～1985）：號維魯，遼寧錦縣人。青年時期，從北京匯文中學畢業後，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旋赴美國，入密西根州立大學，畢業後赴英，入倫敦大學學習政治學。1931年返國，主辦《晨光晚報》。1933年塘沽協定後，在北平組織東北民眾自救會，出版《自救》周刊。1936年任東北大學秘書主任兼法學院院長，並代理校長。 1938年初赴香港，創辦《時代批評》半月刊，宣傳抗日。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為發起人之一，1944年改為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後任副秘書長。建國後，任第1屆全國政協委員，第2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 1956年12月去香港，後在香港主編《時代批評》及英文《北京消息》半月刊。1985年逝世，終年77歲。著有《人權運動綱領》、《風暴十年》。

注釋⑺
葉篤義（1912～）：安徽安慶人。畢業於燕京大學政治系。1944年加入民盟，後任民盟中央委員、宣傳部副部長。建國後，任法律出版社社長，政務院政法委員、副秘書長，全國人大憲法修改委員會副秘書長。1957年劃為右派。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後任第6～7屆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副秘書長、中央副主席兼秘書長。

注釋⑻
羅德先：生平不詳。

注釋⑼
張東蓀（1887～1973）：原名萬田，字聖心，浙江杭縣（今屬餘杭）人。早年留學日本，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辛亥革命時回國，歷任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府秘書，上海《大共和日報》、《庸言》雜誌、《大中華》雜誌和《正誼》雜誌主筆，《時事新報》總編輯。並在上海中國公學任大學部部長兼教授。1919年在北京創辦《解放與改造》雜誌，任總編輯。次年改名為《改造》。1920年與梁啓超等成立《講學社》，1922年與瞿菊農等創辦《哲學評論》，並主編《唯物辯證法論戰》。1932年與張君勱等在北平組創國家社會黨，並發行《再生月刊》。1934年與張君勱在廣州創辦學海書院任院長。後回上海，任光華大學教授。旋又去北平，任燕京大學教授，抗戰時期，曾一度被日軍拘禁。獲釋後，從事著作。1938年當選為第1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2年當選為第2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抗戰勝利後，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6年1月出席中國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1973年6月在北京逝世，終年86歲。著有《道德哲學》、《認識論》、《科學與哲學》、《多元認識論重述》、《階級問題》、《知識與文化》、《思想與社會》、《理性與民主》等。

注釋⑽
浦熙修（1910～1970）：江蘇嘉定人。女。7歲隨母赴北京，讀一年高中即輟學。再進入京華美術學校學繪畫，兩年後接替大姐在北京女師大附小教課。後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同時繼續在小學兼課。大學畢業後，任北京志城中學語文教員。1936年隨夫袁子英至南京工作。1937年任職《新民報》，初負責發行廣告，後升任記者，採訪部主任。1948年夏，《新民報》被封后，繼續為上海、香港等地報刊撰寫揭露時政通訊；同年11月，被捕入獄，經營救出獄赴上海。1949年曾參加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上海《文匯報》副總編輯兼該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並被選為中國民主同盟候補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委員。1959年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辦公室副主任。1970年4月23日病逝。終年60歲。著有《新疆紀行》、《朝鮮紀行》等。1957年劃為右派，1979年獲得改正。

注釋⑾
在五四運動中，羅隆基取代了清華最初是學生領袖陳長桐，領導清華學生參加了五四運動。而校方對學生的愛國行為早已不滿。一次學生開會，校長張煜全下令關閉電燈，不想此舉激怒了學生，學生點燃蠟燭繼續開會。恰巧這時有學生發現會場外有幾個打着燈籠的鄉下人，盤問後方知是校方請來準備彈壓學生的。由此引起清華學生驅趕校長風潮。張煜全、金邦正接連被學生列隊趕出校門。外交部派來第三任校長羅忠詒，尚未到任，就傳出消息說此人吸食鴉片，輿論譁然。短短幾年，清華三易校長，實不多見。在三趕校長的風潮中，聞一多寫宣言、貼標語，做的是文書工作，而羅隆基則充分發揮了他的領袖才能，演講、開會，風頭極健。羅隆基、聞一多等辛酉級學生，應該在一九二一年夏季畢業，秋季赴美。由於參加學運而受到校方當局的刁難。羅隆基和聞一多受自請退學的處分。一年後才赴美。因此辛酉級學生一部分人在清華學習九年。故羅隆基後來在人前誇耀自己是“九載清華，三趕校長”。

注釋⑿
劉清揚（1894～1977）：天津人。回族。女。五四運動時期，參與發起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擔任天津各界聯合會常務理事，並參加了周恩來、鄧穎超等發起組織的覺悟社。1921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回國後，在廣州、上海、北平等地組織愛國婦女團體。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脫黨。1931年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44年在重慶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婦女委員會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全國政協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常務委員，全國婦聯副主席，中國紅十字總會副會長。1961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68～1975年被監禁。1977年病逝。這裡說的“遠學劉清揚”是特指她的婚姻行為。她與張申府的愛人關係從保持了二十八年（1920～1948）。正當共產黨在解放戰爭中以勢如破竹的速度取得勝利之際。1948年10月23日張申府在《觀察》發表《呼籲和平》一文。11月15日民盟總部宣布取消其盟籍。12月26日劉清揚在《人民日報》刊登了離婚啟事。

注釋⒀
趙君邁（1901～1988）：湖南衡山人。畢業於日本成城中學，後赴美國留學，先後畢業於威斯康辛大學和諾維支騎兵學校。1928年回國，加入中國國民黨。1930年任浙江教導團團長。1936年任財政部稅警視察長。抗戰期間，任湖南身省鹽務局局長，衡陽市市長兼警備司令。 1942年被選為第3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員。 1945年任吉林長春市市長。1946年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2、3、4屆全國政協委員。歐美同學會副主任委員。1988年7月13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