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人的发展而言，中小学教育比大学教育更重要。在美国，中小学上名校不仅可以不直接花钱，而且不必经过考试。这就是充分利用学区制，搬到好学区里，孩子自动获得入学资格。

　　房价、房地产税、义务教育等问题，一直是国内民生的热点。在美国，房价和教育问题直接相关。两者的连接点就是房地产税。对此，我过去作过一些介绍。意图不在于照搬美国模式，而只是希望展示美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办法，为中国提供一个参照。

　　美国的中等房价，如今已经跌到16万美元以下。CNN在2010年2月房价更高的时候就报道说，考虑到美国中等家庭收入为六万四千美元左右，市场上75%的房子是可承受的。所谓可承受，就是住房消费不超过家庭总收入的30%。

　　国内许多读者曾指责我故意略过了美国的房地产税，进而夸大了美国住房的可承受程度。对此我也撰文进行过解释：美国对住房费用的统计，包括了房地产税和住房保险等一切费用。不过，这里更关键的问题，是房地产税主要用来作为教育经费。那些家里有几个孩子、经济状况不太好的家庭，实际上是通过缴纳房地产税获得了大量的教育补助。我曾开玩笑说，这是美国式的“傍大款“。

　　以我在波士顿远郊不足6000人的小镇为例。这里学校曾进过《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前百名公立高中的排名榜，属于顶尖的学区。当然，代价是房价高。房价高，房地产税就多，教育经费就充足，当然学校好了。但算算账就明白，“穷人”恰恰在这里大有可捞。比如，五十万的房子，在中等房价以下，其每年的房地产税为7000多美元。这里生均教育经费，每年则高达13000美元左右，有的中小学教师年薪能到八万，比周围地区高一倍。如果你家里一个孩子，一年缴纳的房地产税则不过是孩子的教育成本的一半。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一年从镇里等于获得了两万美元左右的教育补助。当然，五十万不是“穷人”能拿得出来的。但是，二十多万的房子也能找到，房地产税才三千。实在买不起，则还可以租房子。只要住下来，有了地址，孩子就零费用地自动入学，连午餐都有补助。

　　那么，谁来给这些“穷人”的孩子埋单呢?当然是富人。这还是通过房地产税来实现的。暑假的一个星期日，女儿在家里练琴练得身心交瘁。我对她说：“咱不练了，爸爸带你玩儿去。”说走就走，开车五分钟就到了镇中心的湖边。这里有各种免费的船只。我们从救生人员那里一人要了一条划艇下了水。在宽广的湖面，只有我们两个人，除了很远的地方依稀可见的一点帆影和一个汽艇。相比之下，颐和园的昆明湖倒象是个养鱼池了。环视这一尘不染的人间仙境，我心里突然冒上个俗不可耐的问题：谁给我们这“慈禧级别”的享受埋单?谁支付那些救生人员和码头、船只的费用?答案很清楚：房地产税。当然，维持这种地方公共设施开销比维持一个学校系统要便宜得多。

　　当我们慢慢划向一个郁郁葱葱的湖岸时，一栋豪宅从树丛中隐隐而出。凭着对本镇的知识，我大致可以判断：这栋黄金地带的豪宅至少两三百万。“谁来埋单”的问题迎刃而解。简单地算算就知道：按三百万美元算，这栋豪宅每年的房地产税是四万多美元，这种富豪家庭，孩子往往上私立学校，不占用公立学校的资源。有的甚至不住在这里，只是某个季节来度假而已。所以，他们的税金大多是用来补贴我等平民百姓的孩子的教育费用，维持包括这湖光山色在内的公共设施。不仅如此，我等在富人家门口划船的平民百姓，腰杆还很硬。富人的房子，要按照我们规定的尺寸盖。如果仗着自己有钱就盖高楼、让房子超越树丛，我们平日到湖上划船时看着心烦，就可以叫镇政府把那豪宅拆掉。这就是老百姓集体决定的“区域规划”：有些地方是自然保留地，你有多少钱也没法买。有些地方腾出来开发，富人可以来，但必须缩头缩脑，把房子躲在树丛中，让我们划船时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其实，富人们也从这种限制中受益。他们买了豪宅后可以放心：周围四望之地，不会有丑陋、傲慢的房子破坏自然景色。

　　我所住的地方虽然豪宅很多，但由于离波士顿比较远，还远不是最贵的地方。有个叫Weston的地方，中等房价高出一百万，是马萨诸塞州最贵的镇。几年前，一个金融总裁在那里盖了栋几千万的豪宅。五口之家如此挥霍，惹得《波士顿环球报》也专门报道。但是，镇里的一位世代居民接受采访时反而心怀感激：“这家人实在帮了我们镇的大忙了!”为什么?这么一大栋豪宅，龟缩在茂密的绿地和森林之后，躲开了公众的视线，只会让当地的自然环境更好。另外，每年这一家缴纳的房地产税就高达几十万美元。这样的富人多了，当地学校还愁经费吗?

　　美国和中国一样，面临着贫富分化严重的问题，双方的基尼系数也不相上下。许多批评者指出，以房地产税支付当地学区教育经费的制度，制造了区域间的贫富分化，使富学区和穷学区的学校成为两个世界。但是，对于一个每月能拿出一两千块支付房租的家庭，在这种制度下仍然有许多机会去“傍大款”、靠在高端地区买便宜房或租房来沾富人的光。而且，你不管搬到多富的地方，当地中低收入的人口最多，选票也最多。即使富人缴税多，在地方事务中，比如定什么税率、往学校投多少资、怎样保护环境等等问题上，富人要听中低收入阶层的话。这样的机制，多少缓解了贫富分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

（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