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我們做百姓的怎麼都想不通，比如活着為什麼這麼難。說難聽的，中國人只要每天有兩碗稀粥喝，不至餓死，便滿足了。一如電影《活着》裡女角兒家珍所說：我啥也不圖，只圖跟你一塊兒過個安生日子。她這話，是對着她爛賭爛嫖的丈夫福貴說的。福貴敗光了家產之後，夫妻倆團圓了，家珍天真的以為只要男人不賭不嫖不抽大煙，這安生日子是過定了的。

然後福貴扎紮實實的過起了日子。女人留在在家裡，操持家務，帶孩子，伺候老人，男人背着一箱子皮影顛沛流離於鄉野間，演繹並延續着每個中國百姓的最高理想：帝王將相，才子佳人。

看電影的時候，我想：要死多少小人物，才能成全一個大時代。福貴不至於死於戰亂，卻也幾乎喪命。先是被抓國民黨抓了壯丁，拉大炮，搬沙袋。要不是跟班兒春生從死人身上扒來的幾件軍棉襖和一瓶燒酒，他也得凍死。接着做了共產黨的戰俘，依舊是扮說笑逗唱的丑角兒以保自身。好容易戰爭結束回家了，家珍依然是那句話：只圖跟你過個安生日子。

那箱子借來的皮影戲，在福貴眼裡，無疑是帶着吉祥意味的。福貴還是天真，想着這箱子皮影既然伺候的了賭館裡的少爺老爺大爺們，又伺候的了共產黨軍隊裡的革命戰士，自然的，也伺候的了毛主席領導下的革命大將和革命小將們。當危機悄悄逼近時，福貴並不苯，他還是拿出他自認為安全可靠的娛樂方式再一次娛樂了大家，並在群眾的嘻哈聲里喘息並慶幸着又一次的化險為夷。

他的機智是小人物的機智，他以為只要夠卑微，夠下賤，夠謹慎，他這安生日子是穩穩的。因此怯弱的福貴強迫他多日未睡好覺的兒子去學校爭表現，結果兒子因為躲在牆角補覺而被倒塌的牆壓死。（這兒不得不提一下原著小說《活着》。小說里福貴兒子的死，是因為小孩兒愛表現，自己爭着給區長難產的老婆獻血，血給抽幹了而死的。電影突出了為父的謹小慎微，小說表現的是孩子的盲目性。在這個細節上，電影和小說打了平手。然而小說更慘。）

福貴和春生有兩句對話，春生說：我們可不能死，得活着回去。福貴接着：對，得活着回去，活着回去以後得好好的活。中國字模糊的精妙便體現在這裡。福貴似乎在那一剎那，明白活着和生活着畢竟是兩碼事。但他剎那的領悟並未曾賦予他實現“生活下去”的本領，他活下來之後，便只是在活着，而非在生活着。

緊跟着，福貴和家珍給他們唯一的啞巴女兒攀了門好親事，給她尋了個老實巴交，家裡三代都是工人的瘸腿青年作丈夫。想起來他們之間也是有愛情的，共同的對多變的時代和多難的命運的恐慌，將他們牢固的維繫在婚姻里。更何況，女的知道男的成分是沒說的，男的也見到了女方家牆上掛着的革命證明，這就夠了。如此可靠的結合，似乎天衣無縫，毫無紕漏，然而小人物的計劃安排的如何周密，也躲不出時代的計劃和安排：福貴和家珍的女兒，由於在生產時未得到接產醫生及時的救護（醫生都被拉街上去批鬥了），而死於產後大出血。

每一次福貴都後悔不喋的嘮叨：如果當初我——他不知道誰也逃不出去的，當這個時代決定捉弄和擺布每一個小人物的時候，誰都逃不出去。我在想。當年安全的度過每一個戰爭，每一次運動的人們，今天是在生活着，還是仍然只是活着？有哪一個家族，哪一個個人能夠安全的躲到今天呢？即便當時都熬過去了，已步入中年的他們，能夠躲過眼下中國如火如荼進行中的下崗運動和市場化潮流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