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的知识精英

ZT - Lao Tian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一个完全的底层革命，革命的成本是底层社会所承担。知识精
英在革命前、革命中和革命后的地位是边缘化的，这种边缘化集中体现在对革命
感受的陌生、与革命队伍的遥远，最后是在新政权中间缺乏适当的有机联系去接
受和传递自己的意志和愿望，隔阂和对立情绪是长期的和双方面的。

旧中国取消了科举，旧中国没有兴旺的工商业，许多知识精英“毕业即失业”的
待遇，实际上是蒋政权无法整合知识精英群体的基本原因。在知识精英群体内部
充满了那种“亭子间的愤懑”，把自己生活方面的困难和处境，转化为对社会上
最强大的利益分配规则制订者的憎恨和不满。这其实才是旧中国知识精英“倾向
进步”的原因。问题在于这种不满仅仅是个人化的、缺乏明确方向和目标，他们
自身迫切的生存困境压倒了对中国全局的思考，也相应地缺乏制度合理化的追求
和多数人利益的视野，在怀才不遇的心态下看不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新中国的建设道路，没有选择西方那样的以私人资本主导方向，而是以国家政权
直接替代资本的间接整合作用，直接对人力物力资源的调配方式，来动员中国的
人力物力实现工业化进程的。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空前简化
，基于利益调整和协调的管理工作总体上是操在官僚精英群体手里。这样的有机
知识分子，是共产党在延安和抗战期间在敌后的群众工作中间培养起来的，是毛
泽东要求军队成为“播种机”“工作队、宣传队”思想指导下的结果，核心内容
是适应中国“利益最少的群体”的需要和认知水平，是以组织技术和阶级意识的
激发为重点的“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

在毛泽东时代，不仅选择“国土防御战略”到处“大办民兵师”，而且国家建设
的组织过程也是相当“军事化”的。最典型体现在劳动力的大规模动员上。在笔
者的老家蕲春县，上水利的时候，一个小队是一个民兵排，一个大队是一个连，
一个公社是一个营，一个县是一个团，冬季农闲的时候每个排组织大约有几十个
劳动力，一个连就有几百人，蕲春县这样一个团里面有574个连，最多可以动员劳
力十万人以上。我们知道知识总是具有继承性特点，共产党的有机知识分子多数
出身军人，难免把整个国家搞得有点象大兵营似的，这是他们熟悉的组织技术的
继承性所决定的。

在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基于私有制社会的利益输送和协调的规则，在新中国基
本上不起作用，这样来自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在新中国就失去了对应性
，知识精英在西化教育中间学习并掌握的知识处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处
境，发言旨趣难免文不对题。对于组织技术和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态度与技术
，并非知识精英的强项，即便是一些所谓的著名社会学家，要他们去组织和领导
农民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组织互助组和合作化进程，不仅是过去不会，现在也仍
然不会。他们虽然掌握着书面文化，但是他们却没有组织技术，这是他们在新中
国也多成为闲人和看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