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照耀中國革命航程的燈塔——毛澤東中國革命理論體系初探

郭建波 · 2015-06-08 · 來源：烏有之鄉

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思想被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從此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從中國革命的實踐情況出發，創立了中國革命的理論體系。這是毛澤東思想中的璀璨明珠，指明了中國革命的方向。

一、毛澤東中國革命理論體系的基本構成。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在如何進行革命的問題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進行着艱辛的探索，歷經半個世紀，形成了毛澤東中國革命的理論體系。這個探索時間之長、鬥爭之激烈、情況之複雜、任務之繁重、道路之曲折，不僅在國際共產主義史上，而且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革命;第二步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上層建築)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樣中國革命就由新民主主義革命、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政治路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三大革命組成。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進行這三大革命的鬥爭實踐中，形成了三大理論成果：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三大理論成果構成了毛澤東中國革命的理論體系。

這個理論體系以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萌芽，以井岡山時期《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為初步奠定，以《新民主主義論》走向成熟，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論人民民主專政》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制定為進一步發展，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及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基本路線的制定和在文革期間的論述為最終形成，構成了毛澤東中國革命的理論體系。

二、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

毛澤東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中國近代社會，認識到中國社會的性質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社會性質決定革命性質。既然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性質就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樣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大山的壓迫下，中國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會遇到嚴重困難，這就決定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的兩面性——革命性和妥協性。這種兩面性決定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可以參加民主革命，成為革命的重要動力，但是卻難以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的失敗就是證明。這樣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後，以五四運動為標誌，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承擔起革命的領導重任。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

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分清敵我的問題。毛澤東運用馬列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對中國社會的各階級進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農民則是工人階級最忠實的同盟軍，這兩個階級構成了中國革命的主力。小資產階級也可以參加革命，成為革命的動力，但是其階級特點則會產生動搖。民族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性和妥協性，在革命處於高潮的時候，則會參加革命;在革命處於低潮的時候，其右翼則有可能脫離革命陣營，跑到敵對陣營裡面去。因而革命黨要對此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他們破壞革命陣線。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則是革命的敵人。

一般來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由資產階級來領導的。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帝國主義也不允許中國走獨立發展的資本主義道路，這樣在五四運動以後中國革命的領導重任就落到了中國無產階級的肩上，通過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來領導了。因而以前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被稱為舊民主主義革命，發展的前途是資本主義;五四運動以後，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被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主要動力，團結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共同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發展的前途是社會主義。

但是如何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呢?蘇聯採取的是在城市發動武裝起義的方式，而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又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呢?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列主義的指導下，從中國的國情出發，通過艱辛的探索認識到，中國無產階級雖然先進，但是才幾百萬人，單靠這幾百萬人的無產階級是無論如何也難以取得革命勝利的。而中國農民階級占中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深受封建剝削和壓迫，具有強烈的革命性，因而中國共產黨就要到農村去，發動農民，開展土地革命鬥爭;同時敵人在城市力量強大，在農村則力量薄弱，因而就要避開強敵，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農村去建立根據地。這樣就將土地革命、武裝鬥爭和根據地建設結合起來，形成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找到了一條中國式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毛澤東主張隨着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及時調整黨的方針政策，從而使黨能夠在時代變革的潮流面前，站在潮頭來領導中國革命的發展。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及時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由反蔣抗日、聯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將土地革命時期的政策調整為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取削了蘇維埃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陝甘寧邊區，將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加入國民革命軍序列，但保持共產黨領導的政權和軍隊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

為了取得革命的勝利，就要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各階級進行了深入分析，他提出要以工農兩大階級為主力，團結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條件下還可以聯合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國革命只能分兩步走，而不能“畢其功於一役”。第一步是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聯合起來，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一起進行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民主革命取得勝利後，就要轉入第二步，以民族資產階級為對象，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了。這樣就可以擴大統一戰線，增強革命力量，孤立敵對力量，分化瓦解，各個擊破。這就是中國革命的策略。

沒有一支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從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切認識到武裝鬥爭的重要性。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政權是由槍桿子裡面取得的著名論斷。秋收起義後，他對當時的隊伍進行了徹底的改造，通過三灣改編和古田會議，制定了人民軍隊的建軍路線和原則，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加強了軍隊的思想政治工作，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在革命戰爭實踐中，毛澤東又總結出了進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從此，人民軍隊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奠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軍事基礎。

建立一個堅強有力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政治保證。一個黨員，不僅要從組織上入黨，更重要的是從思想上入黨。只有從思想上入黨，才能主動、自覺地執行黨的綱領，履行黨員義務，遵守黨的紀律，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帶頭作用。黨組織才能顯示出蓬勃發展的活力，具有無堅不摧的生命力和戰鬥力。

一九四二年毛澤東發起的延安整風運動，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風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執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使全黨獲得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形成了理論聯繫實際的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作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這三大作風構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黨風。毛澤東強調不僅要有一個優良的黨風，而且還要有一個優良的學風。他主張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研究馬列主義著作，提高全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能力和水平。只有掌握科學理論，並能根據社會實踐創造性地運用科學理論的政黨，才是有生命力的政黨，才是成熟的政黨，才能擔負起中國革命的領導重任。

這樣，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就成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將人民組織起來，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進行武裝鬥爭，才能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一九四九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取得成功的。

三、關於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

七屆二中全會決議規定，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就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就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上，黨內出現了嚴重分歧。

這種分歧表現在建國前夕劉少奇在天津提出“剝削有功”、“剝削越多越好”的講話中，也表現在一九五一年春夏他提出的“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制度而鬥爭”以及反對“動搖、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步驟的春耦齋講話上。毛澤東批評了這種觀點。

這種分歧還表現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薄一波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稅制上。毛澤東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的講話中嚴厲批評了薄一波。他說：“關於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二中全會也講得很清楚。”“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他還進一步指出“薄一波的錯誤，並不是孤立的，不僅在中央有，在大區和省市兩級也有。”

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提出“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資產階級)”、“確保私有財產”、“四大自由”，毛澤東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同他談話時說：“在三畝地上‘確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結果就是發展少數富農，走資本主義的路。”

黨內存在的這種分歧在一九五一年山西省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上首先表現了出來。山西省長治地區是老解放區，當時長治地委書記王謙從農村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出發，在互助組的基礎上，指導有條件的農村開始興辦農業生產合作社。這種作法得到了山西省委的肯定和支持。可是，令人沒有想到的是，當上報華北局和中央後，卻遭到了劉少奇和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的反對，劉少奇在批示中指出“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思想”。毛澤東獲悉這一情況後，明確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主張。他將劉少奇和薄一波找去，說既然在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階段依靠社會分工可以提高勞動生產力，那麼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內依靠擴大分工也就能夠提高農業生產力。毛澤東說服了他們，才使得山西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得以繼續進行下去。

雖然在毛澤東的反對下，劉少奇沒有繼續堅持自己的意見，但是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主張。直到一九六五年，有一次在他家中開會，他還對袁寶華說，先有機械化，後有合作化，直到現在我也沒有放棄我的觀點。他還抱出了一大摞馬列書籍來證明自己的觀點。

從以上列舉的史實來分析，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上，黨內是存在嚴重分歧的。這種分歧雖然在毛澤東的主導下得以暫時解決，堅持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但是其影響則是深遠的。當着以後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上出現困難的時候，這種觀點還會再次表現出來，並成為黨內政治鬥爭的主旋律。

毛澤東反擊了黨內這股反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逆流之後，就領導全黨全國人民投入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洪流中。但是應該如何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呢?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探索出了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革命之路。這就是通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的方式，完成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對官僚資本採取沒收的政策，對民族資本採取和平贖買的政策，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採取相應措施完成了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政權鞏固和經濟恢復的基礎上，一九五三年制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決定在逐步實現工業化的同時，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當時提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完成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大約需要十八年的時間，實際上只用了六年左右的時間就基本上完成了。

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通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的方式，循序漸進，步步提高，逐步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互助組是具有社會主義萌芽性質的勞動合作組織，初級社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合作組織，高級社已經成為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合作組織了。

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圍繞合作化發展的速度問題，毛澤東和鄧子恢又產生了嚴重分歧。毛澤東主張大力發展高級社，而鄧子恢主張適度發展，在整頓收縮過程中又砍掉了二萬多個合作社。劉少奇實際上支持鄧子恢的意見。毛澤東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在總結農業合作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精闢地闡述了農業合作化與工業化之間的關係問題，指明了農業合作化的正確方向，推動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隨後毛澤東又搜集各地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的典型材料，寫了一百零四篇按語，主持編輯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已經到來。

在高級社發展的基礎上，在毛澤東倡議下，後來又辦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採取政社合一的形式，集工、農、商、學、兵、政、黨為一體，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人民公社在全國迅速興起，當時規模過大，又採取了“一平二調三收款”的措施，和大躍進聯繫在一起，出現了不少問題。

毛澤東首先發覺了這些問題，於是他領導全党進行糾“左”，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將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相當於初級社的生產隊。毛澤東明確指出，人民公社要興辦工業，發展商品生產，不能自給自足。一九五九年二月，毛澤東說，別看現在工業產值在公社工農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但是人民公社直正“光輝燦爛的希望”就在這裡。

二十多年後，當國家工業化初步實現，農業為工業提供積累的任務基本完成後，人民公社的社隊企業(後來的鄉鎮企業)才迅猛發展，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一度占了國家工業產值的“半璧河山”。人民公社化，不僅開闢了一條農村工業化的正確道路，而且還是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逐步過渡到人民公社社級所有的必由之路。但是由於一九七八年後，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散了人民公社，瓦解了農村集體經濟，農村工業很快蕭條了下去，積重難返的三農問題出現了。

當時中國資本，分為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由於這兩類資本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的作用的差異，因而在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式上採取了不同的政策。

對於國民黨“四大家族”經營的官僚資本，採取的是沒收的政策，直接轉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這種措施具有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雙重性質。

對於民族資本，採取的是和平贖買的政策。通過統購包銷、加工訂貨的初級國家資本主義和公私合營的高級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在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影響下，順利地完成了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那麼，為什麼對民族資本採取和平贖買的政策，這個政策為什麼能夠行得通，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又為什麼沒有像俄國資產階級那樣進行反抗呢?

這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曾經同中國共產黨共同進行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當時處於從政治上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穩定政局，促進經濟平穩發展的需要。同時也由於通過沒有官僚資本，國家已經控制了經濟命脈，又掌握着政權，民族資產階級在企業內部也受到工人階級的監督，而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力量又比較弱小，不論從政治上還是從經濟上受到了種種限制，無力反抗，因而才能夠成功地實行了和平贖買的政策的緣故。

在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很快地實現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後，要不要接着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當時黨內是存在嚴重分歧的。這種分歧表現在是發展一個時期的新民主主義還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上。從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看，劉少奇、薄一波、鄧子恢等人是主張發展一個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的，而毛澤東則主張依照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後，接着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雖然當時他們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也進行了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但是隨着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深入，毛澤東與他們之間的矛盾趨於激化，並對後來的黨內鬥爭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四、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就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也是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

一九五六年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在社會主要矛盾和要不要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毛澤東仍然在進行着探索，沒有立即做出明確的回答。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占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了，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建立起來了。中共八大提出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儘管毛澤東隨後不久就對此提出了疑問，但也沒有立即否定這個提法，也沒有對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作出明確的判斷。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雖然提出了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仍然沒有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出明確論述。

一九五六年發生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一九五七年整風期間發生的右派進攻及反右派鬥爭，使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進行了深入思考，他發現單有一個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也是不鞏固的，必須還要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提出要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八屆三中全會上將階級矛盾仍然確立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是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後，進行過一次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因而在這次革命基本完成後，進行的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就被稱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由來。

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對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認為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當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的時候，就會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當生產關係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時候，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當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的時候，就會促進經濟基礎的鞏固與發展;當上層建築不適應經濟基礎的時候，就會對經濟基礎起到瓦解和破壞的作用。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因而這兩組社會基本矛盾實質上就是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辯證統一。

要發展社會生產力，就必須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標誌着生產關係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但是還沒有取得完全勝利。這是因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還存在着若干非有公制經濟，在生產關係的其他兩個方面，人和人之間的平等關係尚未從實質上得以實現，分配領域的資產階級法權仍然存在，因而在生產關係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最終完成。

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經濟基礎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政治法律道德和社會意識形態，構成社會的上層建築，因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建立以後，就必須建立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否則的話，就會瓦解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致使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得而復失。因而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辯證關係出發，在進行經濟基礎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後，還要進行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

這樣看來社會主義革命不僅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經濟基礎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而且還包括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由於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階級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因而不論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還是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階級矛盾都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同時，我們還要看到，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完成，標誌着經濟基礎領域的階級矛盾已經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在這個領域不是主要矛盾了。但是上層建築領域的階級矛盾仍然存在，而且還在這個領域居於統治地位。如果不能通過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與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築，那麼經濟基礎領域的社會主義成果，不僅難以鞏固，而且還會得而復失。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條件，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則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充分條件。因而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階級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這就發生一個疑問，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占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了，為什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還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呢?

這是因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與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有着不同的階級劃分標準。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是以是否占有生產資料來作為階級劃分標準的，而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是以政治思想作為階級劃分標準的。

那麼，以政治思想作為階級劃分的標準，到底是對馬列主義階級劃分標準的發展，還是背離呢?

從前文的分析中我們看到，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還要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由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社會基本矛盾決定的。這一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變化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根據馬列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階級是以是否占有生產資料來作為劃分標準的。從馬列主義的階級劃分標準出發，立足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運動，在進行綜合分析後，我們認為以生產資料作為階級劃分的標準適用於一切階級社會，也適用於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具有普遍性，這是階級劃分的普遍性原則;而以政治思想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僅適用於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具有特殊性，這是階級劃分的特殊性原則。

如果用關於階級劃分的普遍性原則，來觀察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完成的社會主義社會，必然會得出資產階級作為階級業已被消滅了，階級矛盾已經不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結論;如果用階級劃分的特殊性原則來觀察，必然會得出階級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結論。

階級劃分的普遍性原則，是馬列主義唯物史觀的基礎性構件，科學揭示了階級社會發展的動力問題;階級劃分的特殊性原則，來源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從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能動性的作用中產生的，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思想體系進行鬥爭的反映，是進行上層建築領域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要求。

從這個分析出發，我們既不能以階級劃分的普遍性原則，來否定階級劃分的特殊性原則，否定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階級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事實;也不能以階級劃分的特殊性原則，來否定關於階級劃分的普遍性原則，混淆階級的劃分標準，離開唯物論，走向唯心論和形而上學，造成階級鬥爭擴大化。這就要弄清兩個階級的劃分標準，準確界定其適用條件，而不致將兩者混淆起來，造成混亂。

這裡應該注意到的是，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階級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才導致階級劃分標準發生了變化，而並非階級劃分標準發生了變化，才導致了階級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這樣看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階級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個主矛盾就奠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基石。

毛澤東在提出了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究竟是應該如何進行這次革命的呢?

當時在中央書記處負責日常事務工作的彭真，後來在與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一位工作人員談話時說，毛澤東原先是想通過整風的方式來解決黨內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問題的，但是最終還是採取了文革的方式，這個原因他還不能說。彭真到死也沒有講出這個原因。雖然他沒有說清楚這個原因，但是我們可以從邏輯上判斷，彭真講的這個原因肯定是不利於否定文革的，否則的話，在文革被全盤否定後，他還會有什麼顧慮呢?

由此看來，當時毛澤東是想通過整風的方式來進行政治路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但是他最終採取了文革的方式，其原因是複雜的。這是因為一九五七年毛澤東提出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後，黨內外接二連三地發生的問題使他進一步認識到進行這場革命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發起後，確實出現了不少問題，黨內是毛澤東首先發現了錯誤。他領導全党進行着艱難地糾“左”，廬山會議前夕糾“左”已經取得了實質性進展。會議期間，當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給他寫的一封信印發會議參考後，以這封信為導火線，引發了會議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激烈爭論，發展下去就要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了。在這種情況下，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與劉少奇、周恩來、林彪三位常委進行了長達五個時候的談話後，才在七月二十三日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於是會議由糾“左”轉為反右，開展了反右傾鬥爭。

這裡涉及到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認識問題。如果認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正確的，那麼在廬山會議期間出現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苗頭後，進行的反右傾鬥爭就是必要的;如果認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是錯誤的，那麼就會對反右傾鬥爭持否定的態度。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對中國式社會主義的一次偉大探索活動。大躍進是在中國經濟落後的情況下，充分發揮人力資本的優勢，為了擺脫蘇聯模式，動員廣大人民群眾進行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一次探索。廣大人民群眾投身於工業化建設，發展的成果也就為人民群眾共同享有。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在高級社的基礎上，為了鞏固和發展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實現農村工業化，縮小城鄉差別的必然選擇。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如果一旦否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中國的發展方向，或者是照搬蘇聯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農業合作化之前，這都是毛澤東所竭力避免的。為了避免這兩個結果的出現，就要堅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進行反右傾鬥爭。

正是因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直接關繫到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方向和道路問題，關繫到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問題，而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的鞏固與發展又和全民所有制經濟的穩定息息相關，因而毛澤東才說“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斗下去，至少還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

這個時候糾“左”已經取得實質性進展，如果將會議決議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進行糾“左”，形勢將會好得多。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會議結束的時候，在工作安排的問題上出現了失誤，將會議決議傳達到了全黨，中斷了糾“左”的進程，造成了嚴重的後果。毛澤東後來多次談到此事，痛惜之情溢於言表，為當年沒有安排好反右傾鬥爭和糾“左”的工作進行過檢討。

在出現三年嚴重經濟困難後，在對形勢的判斷、解決困難的措施及對廬山會議的認識上(翻案)，黨內又出現了嚴重分歧。這種分歧主要表現在：當時的社會形勢是光明為主還是一片黑暗;在解決困難的措施上，是在堅持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經濟的前提下，通過調整人民公社體制來解決問題，還是實行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廬山會議進行的反右傾到底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這三個問題成為黨內爭論的焦點。

形勢的判斷是對社會主義信心的反映。黨內明顯出現了兩種觀點：毛澤東認為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基本上是光明的，但問題也不少;劉少奇、陳雲則將形勢看得很嚴峻，認為沒有大好形勢，七千人大會後最困難的時候還未過去。

在克服困難採取的措施上，陳雲、鄧子恢、田家英主張實行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劉少奇贊成這種主張。這樣就不僅否定了人民公社化運動，而且還否定了農業合作化成果。令毛澤東深感憂慮的是，這竟然獲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數常委的贊成和支持。陳雲還向毛澤東進言，如果實行分田到戶，四年就可以克服困難，否則需要八年。毛澤東認為，從當時中國農村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出發，在堅持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經濟的前提下，通過調整人民公社體制來克服困難。於是，他領導全黨，深入調研，取消了公共食堂，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將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相當於初級社的生產隊。他說用這種方式來恢復經濟，主要是今明兩年，六四年掃尾。後來經濟的迅速恢復證明了毛澤東的判斷。

在對廬山會議反右傾的認識上，劉少奇強調的是所謂彭德懷“裡通外國”問題，對會議出現的企圖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當時進行反右傾鬥爭的必要性問題避而不談;而毛澤東關注的是對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認識問題，翻案會導致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否定，而一旦否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後可能出現的嚴重後果問題。

在黨內出現嚴重分歧的問題下，毛澤東一九六二年夏召開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隨後的八屆十中全會，反擊了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糾正了黨內的錯誤認識，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

為了落實八屆十中全會的精神，貫徹執行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決定在全國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場運動後來通稱“四清”運動。

在總結“四清”運動試點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先後制定了《前十條》和《後十條》，指導“四清”運動的開展。但是隨着“四清”運動的深入，在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運動的重點及方法上產生了嚴重分歧，令毛澤東感到驚異的是，作為黨的接班人的劉少奇就連“四清”運動的性質和主要矛盾都搞不清楚，還否認黨內存在走資派，這顯然違背了八屆十中全會的決議，背離了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認為劉少奇已經不適宜於再做黨的接班人了。

面對黨內出現的這些問題，毛澤東憂心忡忡。文革發動前夕，他在一次談話中曾心情沉重地說：“我多次提出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着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劉少奇不適宜於繼續做黨的接班人，在當時還僅是毛澤東個人的一種想法，他沒有跟別人交談過，因而直到文化大革命發動的時候，就連中央文革小組的張春橋、戚本禹也不清楚《五一六通知》中說的“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到底是誰。

當然，毛澤東說的“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在當時還是個不確定的人物，如果以後劉少奇改正了錯誤，站在了正確路線一邊，這個赫魯曉夫就不是指他。這表現在《二十三條》制定後，劉少奇仍然繼續主持中央工作，作為文化大革命發動標誌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就是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這表明毛澤東對改變劉少奇接班人的地位是非常慎重的。

但是在文革開始後，在是否派遣工作組的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又一次發生了嚴重分歧。他們分歧的焦點，主要地還不是派不派工作組的方法上，而是工作組的立場上，是支持群眾造反，還是壓制群眾造反的問題。經過調查，在毛澤東主導下，中央撤銷了工作組。

即使文革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毛澤東也沒有計劃馬上改變劉少奇的黨內接班人地位。這既表現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會期上(當時預計會期五天)，也表現在除了追認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人事變動外，沒有將其他人事變動列入會議議程上。這又一次表明毛澤東對改變劉少奇黨內接班人的地位是非常慎重的。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八月四日，毛澤東在工作組問題上，批評劉少奇的時候，劉少奇以“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拒絕接受毛澤東的批評，最終點燃了變動劉少奇黨內接班人地位的導火索。據王光美文革後回憶，這是劉少奇唯一一次頂撞毛澤東。當然問題不在於劉少奇是否頂撞了毛澤東，而是他們之間存在着路線上的分歧。正是因為劉少奇拒絕悔改而他們之間的矛盾再也難以調和，於是八月五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劉少奇的黨內接班人地位被變動。

這裡的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麼反對派工作組，而號召人民群眾造反，用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方式來進行文革呢?

這是因為蘇聯共產黨就是由於中央出現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才導致 蘇共變質、蘇聯改變顏色的。中國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經濟領域出現的“三自一包”和對外關係中出現的“三和一少”，就是修正主義的綱領。當時中國也存在着走修正主義的社會階層。從國際範圍內的階級鬥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中國的現實分析出發，修正主義在黨內的出現具有必然性，而中央出現修正主義要比地方出現修正主義造成的危害大得多，可以直接導致共產黨變質，政權易手，資本主義復辟。因而毛澤東在要求反修防修的同時，才特別強調要防止中央出現修正主義。

以當時毛澤東在黨內的權威和地位，要變動黨內某個人的地位並不困難。他考慮的問題是，一旦將來他不在了，黨內特別是中央出現了修正主義又該如何處理呢?如果黨中央出現了修正主義，由它派出的工作組又怎麼能夠解決問題呢?因而他認為只有訴之於群眾，一旦中央出現了修正主義，群眾就可以起來造反，將修正主義消滅掉，使中國沿着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

這就要將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通過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起來造反，使他們認識到進行革命的必要性，在運動中經受鍛煉，增強識別修正主義的能力，因而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過七、八年再來一次，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這樣就逐漸形成一套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制度，還要寫入《黨章》和《憲法》，使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能夠得到切實保證。這樣一旦將來中央出現了修正主義，人民群眾就拿起批判的武器去進行武器的批判，蜂擁而起，掀起批判修正主義的洪流，將修正主義消滅掉。

於是，毛澤東才衝破重重阻力，毅然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五、毛澤東中國革命理論體系的實踐威力

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科學的理論來源於革命的實踐，同時又是推動革命實踐深入發展的強大動力。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從中國的革命實踐出發，創造性地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構建了中國革命的理論體系。在這個理論體系的指導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初步勝利，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艱辛探索的基礎上，集中全黨全國人民的智慧，戰勝了黨內“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同國內外敵人進行血戰後取得的。毛澤東以巨大的理論勇氣，革命家的雄偉氣魄，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始終走在這種鬥爭的最前列，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不僅創立了中國革命的理論體系，還親自領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實踐，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的革命道路。毛澤東將革命的勝利歸功於黨和人民，他說《毛選》那裡是我的著作，是革命烈士用鮮血寫成的。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全黨全軍戰勝了黨內“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經過二十八年的奮鬥，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大革命失敗後，召開了八七會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立了武裝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和開展土地革命的總方針。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點燃了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指明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在井岡山旗幟的指引下，革命根據地呈星火燎原之勢，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

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中央長達四年的統治，導致了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白區損失百分之百。長征期間，召開了著名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糾正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挽救了黨和紅軍。這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毛澤東主張東進北上，張國燾主張南下西退，毛澤東採取正確的鬥爭策略，戰勝了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路線，維護了黨和紅軍的統一，勝利地完成了長征，將革命的中心奠基在西北。張國燾路線致使紅四方面軍損失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給革命造成了巨大損失。

華北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根據形勢的變化，推動了黨的方針政策的轉變，以西安事變為契機，國共雙方停止了內戰，確立了合作抗日的局面，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執行既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方針，堅持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地位，糾正了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防止了大革命失敗悲劇的重演。

抗日戰爭期間，在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內，政治上實行“三三制”的原則，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經濟上實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村交租交息的政策;軍事上堅持持久戰的方針，實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成為抗日戰爭中的主力。這樣在抗戰結束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就由抗戰前的三萬餘人，一個陝北根據地，和南方若干游擊區，發展到一百多萬正規軍，二百萬民兵，十九個解放區，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抗戰勝利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既全力爭取和平，又做好戰爭準備，抓住時機，進軍東北。在國民黨蔣介石撕毀政協決議，向解放區進攻的時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解放區軍民進行了自衛戰爭，粉碎了國民黨的全面進攻。國民黨向陝北和山東發動重點進攻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率領一支七、八百人的隊伍轉戰陝北，這不僅在政治上大大鼓舞了解放區軍民的鬥志，還向世人宣布中國共產黨人是不可戰勝的，又從軍事上牽制了胡宗南集團，減輕了其他解放區的壓力，加速了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毛澤東根據形勢的變化，果斷決策，大舉出擊，經略中原，命令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晉冀魯豫解放軍主力，挺進大別山，揭開了我國戰略反攻的光輝篇章。而後又抓住時機，組織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殲滅了國民黨軍隊主力，向全國進軍，最終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充分證明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是正確的。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根據中國的國情，探索出了一條中國式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之路，僅僅用了六年的時間(實際上三年)就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毛澤東曾經說，他很高興，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時都沒有這樣高興。這是因為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中國就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在中國大陸消滅了剝削制度。

從中可以看到，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雖然是毛澤東中國革命理論體系的必然要求，但在黨內卻遇到了重重阻力。毛澤東是在排除了黨內的干擾，找到了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以後，才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

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建立，不僅消滅了剝削制度，使人民獲得解放，極大地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且還為社會主義工業化開闢了廣闊的途徑。

要實現工業化，就需要原料和資金。我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只有依靠農業為工業提供積累。農業合作化實現後，就可以及時將農業上的資源迅速調撥到工業上來，滿足工業化的發展要求。同時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工業化建設。

新中國的工業化，是在面臨外部封鎖、制裁和威脅，主要依靠國內市場進行積累的情況下，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依靠自己力量發展起來的。當時中國工業化的飛速發展，絲毫不遜色於美、德、日、蘇的工業化。這是世界工業化發展史上的壯舉，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全黨全國人民進行的艱苦創業，他們的豐功偉績永遠鐫刻在歷史的豐碑上。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不僅沒有發生大規模宰殺耕牛，農業生產力遭到破壞的問題，而且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迅速提高，用和平的方式，用短短幾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些史實足以說明毛澤東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是正確的。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毛澤東提出了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和一九六二年黨內出現的右傾，使毛澤東進一步認識到開展這場革命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於是召開了八屆十中全會，制定了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決定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不論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擴大化，還是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和一九六二年黨內出現的右傾，以及隨後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澤東提出的繼續革命遇到了重重阻力，遭到了黨內官僚幹部的抵制與反對。這種阻力比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遇到的還要大，導致這場革命要麼流於形式，難以取得成效，要麼開展不下去，這樣就使毛澤東希望通過開展黨內整風的方式來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希望化為泡影。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經過反覆思考，才不得不採取文革的方式，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來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這樣看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不僅在要不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問題上，而且在採取什麼方式來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問題上，黨內是存在嚴重分歧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是在遭到黨內官僚幹部的抵制，排除了他們的干擾以後，才採取了文革這種激烈的群眾運動的方式的。

究竟採取什麼方式來進行文革，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也在進行着探索。從《五一六通知》到《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就是這種探索的初步成果。文革發動後，從文化、教育、黨政機關發展到工廠和農村，對上層建築進行全面的改造，是文革發展的必然要求。從文革初期黨內高層的人事變動，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而發展到全面奪權，是文革在進行過程中，為了排除干擾而不得不採取的措施和手段。

隨着革委會的廣泛建立和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召開，文革中疾風暴雨式的階段已經結束，下一步就要轉入斗、批、改了。毛澤東認為文革的目的就是通過斗、批、改，對上層建築進行全面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以前進行的全面奪權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就是為下一步進行斗、批、改掃清道路。如果斗、批、改搞不好，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達到，以前進行的努力就會付諸於東流，因而搞好鬥、批、改就成為能否搞好文革的關鍵環節。

令人遺憾的是，當文革進行到斗、批、改階段的時候，文革陣營內部出現嚴重分歧，進而導致了文革陣營的分裂。這表現在林彪集團的形成，對文革的節節抵制，以及一九七○年廬山會議上的鬥爭和九一三事件的出現。這樣就使斗、批、改進行的時間被拉長，四屆人大也不得不一再被推遲。後來進行的評法批儒、批林批孔、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評水滸活動、反擊右傾翻案風，實際上都是斗、批、改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斗、批、改取得實質性成效的情況下，以中共十大和四屆人大的召開為標誌，將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寫入《黨章》和《憲法》得以鞏固，將工農兩大階級的優秀分子選拔到在黨和國家各級領導機關中。這樣我們就看到了一些新奇的現象，在一線工作的工人、農民，當上了黨中央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在地方領導機關中也是這樣。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得以根本改造，機構精簡，人員下放，幹部“三同”，參加勞動，幹群關係水乳交溶，漁水之情不斷加深，進一步密切了黨和群眾的關係。以“八個樣板戲”為先導，工農兵群眾不再“跑龍套”，成為文藝舞台上的主人。以鬥私批修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日益深入人心，成為八億人民的道德準則。社會主義文化蔚然成風。

……

毛澤東去世後，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革實踐被全盤否定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隨後遭到毀滅性破壞。

這個時候，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曲折發展使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迸發出燦爛的光輝，其真理的光芒照耀着國際共產主義的夜空，如同光芒四射的燈塔激勵着世界無產者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的沉痛教訓，不僅證明了當年毛澤東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英明預見，也說明了當年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展反修防修鬥爭的必要性和正義性。

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後，中國公有制經濟大面積破產，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現在已經占了中國經濟的主體地位，正在向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領域進軍。與此同時，廣大工農群眾淪為出賣勞動力的僱傭勞動者，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腐敗問題屢反屢犯，三農問題積重難返，涉及民生的“住房商品化、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的三項改革，成為新時期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國際壟斷資本已經大舉進軍中國市場，我國開放了二十八個產業，其中有二十一個產業被外國控股，中國經濟的殖民化程度日益嚴重。

這些問題無不在昭示着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光輝。令人痛心的是，這些思想光輝是通過反面透射出來的。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十六條》中提出抓革命，促生產。文化大革命十年，正是中國三線建設最為關鍵的時期。為了建設三線，幾百萬社會主義建設者背井離鄉，風餐露宿，將汗水、鮮血拋灑在了這片土地上，還有不少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於是，在廣袤的西部地區，新修的鐵路跨河鑽洞，在險灘峻岭中穿梭，一座座現代化的企業崛起於荒山大漠之中。這不僅是備戰的需要，也大大縮小了東西部之間的差距，為中國以後的騰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文革十年，中國的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近一倍，糧食產量穩定增長，在滿足國家工業化迅速發展的前提下，人們生活水平得到了初步改善。新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美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中日邦交實現正常化，迎來了第三次建交的高潮，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從文革開始時的四十九個發展到一百一十多個國家。毛澤東提出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贏得了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廣泛贊成和支持。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有人說新中國成立後前三十年走了封閉僵化的老路，這種說法是沒有史實依據的。因為以鞍鋼憲法確定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大慶工人的“三老四嚴”精神，王進喜的鐵人精神，大寨黨支部在陳永貴的帶領下，立志改變山村面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艱難創業精神，以及文革期間進行的斗、批、改，這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一五計劃期間從蘇聯引進的一百五十六項，文革期間的四三方案，從蘇聯和西方國家大規模地引進工業裝備，成為後來開放的先聲。這又怎麼是封閉僵化呢?

在兩次革命進行期間，我們用僅僅二十多年的時間就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搞出了“兩彈一星一核艇”為代表的國防尖端裝備，在人口增長一倍的情況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勝利地進行了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戰爭等一系列自衛戰爭，既抗擊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又反對蘇聯的擴張，頂住了蘇聯霸權主義的壓力，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和國家安全。

歷史已經證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進行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是正確的，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

由此看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新中國;通過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上層建築，進一步鞏固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這三次革命構成了中國革命的系列，指導這三次革命的理論構成了中國革命的理論體系。

六、毛澤東的政治遺囑

毛澤東在文革後期曾多次說過，他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國;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兩件大事就是其中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為什麼毛澤東是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文化大革命，而不是把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作為他一生所做的大事呢?

這是因為儘管這兩次革命性質相同，但是意義卻不一樣。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必要條件，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能否存在的充分條件。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如果沒有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那麼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不僅難以鞏固，還會得而復失。因而毛澤東才把文化大革命而不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作為他一生中所做的第二件大事。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毛澤東的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風起於青萍之末。毛澤東運用對立統一規律深入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他見微知著，從當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運動中，認識到了修正主義出現的歷史必然性，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發出了資本主義復辟的預警，開展了反修防修的鬥爭，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深切認識到進行繼續革命的艱巨性和複雜性。這是一次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並不是靠一次文革就可以完成的。他多次說過七、八年後再來一次，經過多次文革才能夠建立起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

但是當時的人們在相當程度上還處於蒙昧狀態，他們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洞察力，往往在資本主義復辟已成現實的時候才能認識到。雖然幾乎全民捲入了文革的大潮，人們也用文革式的語言來進行論辯，但是他們卻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緊迫性和嚴峻性缺乏深刻的認知和警覺，這嚴重製約了毛澤東關於文革的部署和開展的行動。因而毛澤東極為擔心一旦他去世後，文革會被全盤否定，他畢生追求的社會主義可能會付諸於東流，工農群眾也就難以避免淪為僱傭勞動者的命運。因而直到臨終前，他還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發出告誡：

“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這是毛澤東的政治遺囑。他已將批判的武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武器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留在了歷史的長河中，如果將來一旦有人膽敢復辟資本主義，人民群眾必將拿起批判的武器去進行武器的批判，使中國重新復歸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

二○一五年六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