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植物園的曹雪芹紀念館人氣很旺，擠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迷”們。這是“曹雪芹誕辰300周年紀念大會”系列活動之一的紀念特展所在地。此次活動由北京曹雪芹學會、海淀區委宣傳部聯合主辦。特展的五個主題“江南十三載”“京師一旗人”“著書黃葉村”“故居證明”“夢饗三百年”力圖呈現這位偉大小說家的一生。
關於曹雪芹的生卒年份，紅學界並未有定論。但主流觀點認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三月初七，曹雪芹的堂叔曹鈐諫細滴醯淖嗾壑行吹潰骸芭胖┞硎希螄只橙言幸鴨捌咴隆笨賞貧喜苎┣鄣某鏨掌諼�1715年。曹雪芹學會會長胡德平認為，紀念曹雪芹意義重大，即使觀點上有些分歧，但只要能將發現的文物保存起來，將研究的領域拓展開來，將各種觀點集中起來，而且有一個地方，供人們緬懷他，紀念他，這比一家否定了一家，最後什麼都沒有留下要好得多。
據悉，由曹雪芹學會舉辦的曹雪芹誕辰300周年紀念活動將跨越2015年全年。從4月至12月，先後在廈門大學、復旦大學等進行了曹雪芹文化學術演講，並在北京舉辦了《紅樓夢》文化創意展。接下來11月初，還將在巴黎舉行法文版的《紅樓夢》繪本發行儀式，在俄羅斯艾森大學舉辦第三屆歐洲《紅樓夢》學會研究會。由國際紅樓夢研究會舉辦的《紅樓夢》國際研討會11月初在德國舉行。曾經誕生《紅樓夢》諸多版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將在11月舉行《紅樓夢大辭典》的研討會，各種民間的紀念形式正在層出不窮地進行着。一切，只是源於一部作品的偉大。戴敦邦新繪全本紅樓夢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戴敦邦新繪全本紅樓夢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雪芹如梭羅
《紅樓夢》的四季之美
在時間橫無際涯的荒野里，我們以各自的方式過着日月、四季，而所謂的“文化”，就編織其中。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度過日月和四季的方式，其中的停頓、標記就是某個節日或節氣。比如，丹麥人的“土豆節”（秋假）一過，就開始準備聖誕了，秋假是夏天的迴光返照，之後超市裡紛紛辟出賣聖誕食物和裝飾的專櫃，麵包房裡開始賣聖誕麵包；秋漸深了，早晨的森林裡常常籠着霧，久久不散，草地不再是干松的，一天中的任何時候走上去都會濕了鞋；聖誕的氛圍一直醞釀到平安夜，終於曲終人散。聖誕過後不多久，就是“打貓桶”，每年這幾天，毛茛都會準時從冰雪覆蓋的土地中探出鵝黃的小腦袋，一看到它們，人們就不免欣喜——不用多久，春天就會呼啦啦地來啦：天越來越藍，先只有一兩種悠長的鳥鳴，隨着天氣越來越暖，鳥兒嘰嘰喳喳噪叫，湖邊的栗子樹迸出新芽，風信子、黃水仙、鬱金香漸漸開滿花園。到了夏天，滿城紛說度假、旅遊、海邊夏屋，直到某天，陽光黯然一收，空氣中彌散開秋天的冷寂。我們中國人呢，過年、元宵，在驚蟄豐沛的雨水中春天降臨、清明，端午吃粽子、中秋食月餅，其後日日轉涼，人們用各種方法貯藏秋天豐盛的食物，直到過年。
在時間橫無際涯的荒野里，我們以各自的方式過着日月、四季，而所謂的“文化”，就編織其中。人家問梭羅，你在瓦爾登湖畔的小木屋裡幹什麼呢，他說，“我在觀察四季”——一個人用這種最原始的方法面對時間和天地自然，也就是面對自己的心靈。
從某個方面來說，曹雪芹就是梭羅，《紅樓夢》寫了我們中國人的四季和日常。除夕祭宗祠、元宵開夜宴、芒種節祭花神、中秋賞月品笛……一部《紅樓夢》，不過寫幾年的春去秋來，在這“恆常”的底色之上，作者寫出世事、命運的“無常”，才愈增加了悲劇感。
一般的小說以一個或一串事件為中心，寫它/它們的開頭、發展、結尾，或者變換花樣，把這三者顛來倒去。《紅樓夢》雖以寶黛的情感發展為線索，也重點寫了幾個事件，比如“寶玉挨打”、“尤二姐之死”，但它還有一副潛在的結構便是“季節的轉換”。在此基礎上，寫慶壽、看戲、結社、消夏、過冬、一應的衣飾、食物。這一“季節”的結構方式不能不說是對小說創作的貢獻，深具啟發意義。
故《紅樓夢》大大小小的事件背後，有四季流替之美。而季節還有另外的敘事功能——以它對應人物、家族的命運。比如三十八回的秋天，結海棠社，黛玉魁奪菊花詩，寶黛情感因得到互證而和緩愉快；到了四十五回，“秋霖脈脈、陰晴不定”，黃昏黛玉一人悶制風雨詞，前景黯淡；及至七十六回，黛玉湘雲中秋聯詩，已發出“冷月葬花魂”的悲音——此時大廈將傾，“悲涼之霧，遍被華林”。
世外桃源大觀園
春光無限好 要知道《紅樓夢》如何寫出了美和詩意，就要知道它所描寫的現實世界。曹雪芹有絕好的兩副筆墨，“現實”往往寫得極簡，交代得極平淡，若無其事、舉重若輕。
儘管“紅樓”世界裡冬去春來，夏秋交替。然而我還是要說《紅樓夢》更是一部春天的書。第二十七回暮春初夏，大觀園裡的女孩子們餞別花神，“滿園裡繡帶飄飄，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讓，燕妒鶯慚，一時也道不盡”——大觀園似乎總是這般鮮花着錦似的繁盛。說《紅樓夢》是春天之書，還因為他寫出了青春的美和詩意，青春的恣肆、燦爛，同時，也懷着痛徹靈魂的感傷和悲涼寫青春的凋零、夭亡和詩意的消逝。《紅樓夢》寫出了青春的美和詩意，主要是通過寶玉和他身邊的一干女子。她們讓《紅樓夢》處於靈魂的春天，永遠春意盎然、永遠青春無敵；哪怕後來大觀園裡草衰荷枯、風流雲散。反過來，《紅樓夢》也石破天驚地以女性之光芒照亮“濁世”和暗黑的歷史，把對女性的認同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大觀園為元妃省親而建，出現在第十六回；十六回之前，完成了這樣幾件事：釵、黛匯聚到賈府；寶玉和幻境中的可卿、現實中的襲人同領雲雨之事；秦可卿死。第五回寶玉的睡夢中，太虛幻境的警幻仙子受寧榮二公之託，警寶玉之“痴頑”。“痴”是多情，“頑”是不務正業——所謂的正業，當然是男人們千百年來奉行的仕途經濟。
寧榮要寶玉放下天生的多情，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邦）濟（世）之道。警幻先給寶玉看了“金陵十二釵”卷冊，使他領悟“多情”之後無非“空無”；又授雲雨之事，令可卿與之繾綣，想以“欲”消弭他的“情”：男女之事實是如此、不過如此，不必痴情，心思應花在讀書求功名上。寶玉醒後，復又與襲人云雨（說明他沒忘）。
作者寫得這樣明白，無非想說，日後寶玉在大觀園內，對黛玉的深情，對眾女子的多情不淫，並非蒙昧不知人事，而是不為——只用對比第二十八回寶玉的唱詞和薛蟠的酒令，便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可貴。到了第十三回，秦可卿便死了，她是欲的象徵。
大觀園是詩意的世界（用余英時先生話說是理想的世界），好比世外桃源。二十三回元妃的一道敕諭，把靈秀所鐘的一干女子和寶玉一齊送到了這裡，從而向我們展現了一個詩意和美的世界。
要知道《紅樓夢》如何寫出了美和詩意，就要知道它所描寫的現實世界。曹雪芹有絕好的兩副筆墨。相比而言，《紅樓夢》中的“現實”往往寫得極簡，交代得極平淡，若無其事、舉重若輕，很容易草草看過：鳳姐弄權鐵檻寺，以致逼死張金哥，卻獨享三千兩銀子；賈赦和賈雨村巧取豪奪石呆子的古扇；賈璉與鮑二家的有私，敗露後鮑二媳婦吊死，不過給鮑二些銀兩，答應給他再娶，鮑二“便仍然奉承賈璉”……太陽底下無新事。這些峨冠博帶的孝子賢孫們只知追求功名利祿，荒淫無度，劣跡斑斑。
身在大觀園之外的女人，不是顢頇、愚鈍如邢、王夫人，就是像鳳姐一樣，沾染了男人污濁，機關算盡精明狠辣。寶釵行走於園子內外，既美麗有詩才，又圓滑世故。而平兒這樣善良清俊的女子，受了委屈也是到園內找安慰；大觀園還一度庇護過軟弱的尤二姐。
大觀園內和外面不一樣，沒有森嚴的尊卑秩序，香菱苦心學詩，便被邀入社。寶玉生日，主僕們擠在一處飲酒取樂。這裡似乎也是禮法的弛禁之地，寶玉就和他的侍兒們狎昵異常。
女兒們的詩意生活
她們照亮濁世
她不但求證着感情，而且借詩歌表達着自己的情感，使生命感受得以吐屬，她的價值意義不需外藉，而就在於她的生命本身
大觀園裡的女兒們怎樣生活？第二十三回中說她們“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謎，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樂。”大觀園果然是樂土和芳丘，現實世界奉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法則，園內則推崇和讚美“才情”。黛玉初進榮國府，賈母問她讀了什麼書，黛玉答“四書”，問賈府姐妹們讀什麼書，賈母就道“讀的是什麼書，不過是認得兩個字，不是睜眼的瞎子罷了！”稍後寶玉問黛玉可曾讀書，黛玉便道：“不曾讀，只上了一年學，些許認得幾個字。”
可大觀園內，羨慕詩意世界的香菱可以矢志學詩，並且通過第四十八回香菱學詩，我們還知道黛玉對詩歌有大量的閱讀，她這樣教導香菱：“我這裡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讀一百首，細心揣摩熟透了，然後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裡先有了這三個人作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暘、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這些集子多半從寶玉處得來。
寶玉和女兒們搬入大觀園時正是春天，寶玉和黛玉在落紅陣陣中共讀《西廂》，其後不久黛玉便在花謝花飛之中吟唱“葬花詞”，那是靈魂的甦醒。直到香菱學詩，我們才更清楚地看到，從入府時謹言微行的小姑娘，她的“自我”何以伸展，她的才華從何而來。
當園外的鳳姐忙着把上下的月例銀子放出去得利，男人們忙着襲官、煉丹、走雞鬥狗時，園內的女兒們在結詩社。雖然寶釵時時不忘提一句“女子無才”，可在歷次詩社上，女兒們吟詠才情，並使之成為價值所在和追求。當尤二姐在現實世界中無奈悲慘地死去，“林黛玉重建桃花社”的詩意帶來的是力量、希望和光明。
千百年來中國女性大多是沒有價值和意義追求的。她們的所有價值依附於男性而存在，最大的體現無非生子。她們很難把握自己的命運，人生便是按照“門當戶對”的原則嫁人婚配。《紅樓夢》對女性的關注、思考和認同是空前的，她們高潔的品格照亮濁世，才情又賦予生命價值和意義。在林黛玉身上，特別寄託了作者的這一理想。
中國的婚姻向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實為確保“門當戶對”，即經濟能力、社會地位的相當。
戀愛故事無非是秀才小姐私會後花園，由傾慕——就是戀愛——而又“私訂終身”（僅與終於中狀元的男人私訂為限）。這樣的故事裡，女主角往往是豪門小姐、大家閨秀，男主角則不是窮酸才子便是落魄秀才，總之是出身寒微的田舍郎，就等一朝放榜，登了天子堂，改變與女主角之間的身份鴻溝。為何呢？因為女性的價值完全由門第、財產決定，並沒有實現自身價值的途徑，而男性還可以通過讀書求得功名改變命運。
到了《紅樓夢》才有一個重大的改變。林黛玉孤身依附在賈府，用她自己的話說，一粥一飯皆賴別人。她雖然出身高貴，但實質上已完全處於孤弱地位——八十二回的那一場噩夢十分能說明問題，實際上是卓越的心理描寫。小說的不同凡俗之處在於，不但寫賈寶玉只鍾情於黛玉，而且寫身處孤貧的黛玉同樣一次又一次執着地求證着寶玉的感情——而不是像以前的小說那樣只是被動追求的對象。她不但求證着感情，而且借詩歌表達着自己的情感，使生命感受得以吐屬，她的價值意義不需外藉，而就在於她的生命本身。
黛玉的人格光輝為愛情，為自由
大觀園內的女兒們當然不能談戀愛，不但不能，而且連想都不該想，甚至，連“多情”都是“下流痴病”。賈母在五十四回中說得明白——未必不是說給身邊的黛玉聽的：“這些書都是一個套子，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得那樣壞，還說是佳人……只一見了一個清俊的男人，不管是親是友，便想起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禮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哪一點兒是佳人？便是滿腹文章，做出這些事來，也算不得是佳人了。”這就是為何黛玉“小性兒”，她只能通過爭吵、諷刺、旁敲側擊一次次地求證寶玉的感情。
黛玉的人格光輝便體現於她的自由意志——對愛情的追求，此外她詼諧生動地打趣着鳳姐、寶釵，諷刺着寶玉；她毫不圓滑、目光如炬，常常一針見血地道出真相：鳳姐兒的花里胡哨，薛家母女的討好承歡，周瑞家的送宮花……
如果說在黛玉、探春的身上自由意志熠熠生輝——探春在抄檢大觀園時的對答和巴掌實在是精彩極了；那麼在撕扇子的晴雯、絞發拒絕鴛鴦偶的鴛鴦、苦心學詩的香菱這些奴隸身上，自由意志就更為難能可貴。《紅樓夢》顛覆的不只是“才子佳人”的俗濫小說模式，更是文化傳統中對女性的歧見和漠視、不正視。大觀園中的女兒們不再是以往小說中道德勸誡的女性符號，而是一個個活潑的生命。
寶玉——也是作者曹雪芹，是女兒們的知音和守護者，在他眼裡，她們清淨高潔，沒有沾染道德文章的污濁，他對大觀園的女兒世界寄寓了全部的深情——且看七十七回寶玉探訪臨死的晴雯一節。
寶玉自己既不與璉、環為伍，又不為世道所容，因此雖身處花柳繁華之地，富貴溫柔之鄉，卻又時常體會到立於天地間不知吾誰與從的大孤獨、大悲憫。林黛玉是他的知己和慰藉。晴雯死後，寶玉想去靈前一拜，不想她哥嫂為早得幾兩發送例銀，見她一咽氣就抬到城外化人廠去了——“寶玉走來，撲了個空，站了半天，並無別法，只得復身進入園中，及回至房中，甚覺無味，因順路來找黛玉。”除了黛玉，有誰能理解安慰他對晴雯的感情？寶玉過蘅蕪苑尋黛玉不得，發現寶釵已經搬出去了，園中之人不久都要散了，寶玉“怔了半天，因轉念一想：‘不如還是和襲人廝混，再與黛玉相伴，只這兩三個人，只怕還是同死同歸。’想畢，仍往瀟湘館來。”寶玉的孤獨感和黛玉的無常感息息相通。
作者很巧妙地為釵、黛各設置了一個副本——襲人、晴雯。一來她們可以日夜和寶玉廝守，身為小姐的釵黛卻不可；作者寫得影影綽綽，但暗示發生在晴雯身上的也將發生在黛玉身上；襲人所為也許亦是寶釵所為。一方面，敘事者也不能盡知，留給讀者空間，比如寶釵也可能像襲人一樣誣告；另一方面，王夫人也許會用對待晴雯的態度對待黛玉。寶玉悼晴雯的芙蓉誄，也是為黛玉寫好的悼詞。作者怕我們看不到，特意說，寶玉祭拜完，聽花影中有人聲，小丫頭大叫，“是晴雯顯魂”，卻是林黛玉；作者又讓他們修改祭文，寶玉最終改成“茜紗窗下……”，“黛玉聽了，忡然變色，心中雖有無限的狐疑亂擬，外面卻不肯露出……”作者說得再明白不過了，誄晴雯即誄黛玉。“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性則冰雪不足喻其潔”這幾句也是形容黛玉的——又何嘗不是說寶玉自己？而“高標見嫉”、“直烈遭危”恐怕不免也是黛玉的命運。
真誠筆墨寫人生照亮“生活世界”
魯迅說“《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的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自從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中國的小說，無論唐傳奇還是宋代的“說話”，包括其後的“擬話本”，其本質都是“傳奇”——街談巷議、稗官野史、“口說古今驚聽之事”，其功用“主在娛心，雜以懲勸”。而《紅樓夢》及其所效仿的《金瓶梅》開啟了寫實的傳統；與手段的寫實相對應的，是目的的“描寫人生”。用魯迅的話說，“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用昆德拉的話說則是，“去探索人的具體生活，保護這一具體生活逃過‘對存在的遺忘’，讓小說永恆地照亮‘生活世界’”。
《三國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小說還在歷史和傳奇之間游移；到了《水滸傳》，塑造人物、敘寫故事時已能不為史實所囿；《西遊記》是神魔志怪……到了《金瓶梅》，小說才開始探討直到當時還不為人知的日常生活的土壤。《金瓶梅》的故事、人物完全可以另起爐灶，但作者卻安排從《水滸傳》的一個片段中脫化而來，把鏡頭推近了，一點點地搖過來，似乎故意要改寫中國小說延續已久的“傳奇”本質、歷史“英雄”的傳統，而轉到對日常生活或家庭人情的關註上來。《紅樓夢》把《金瓶梅》所發現的“日常生活”——人的“生活世界”發揮得淋漓盡致，之外，小說開始審視“發生於內心的東西”，展示情感的隱秘世界，遂開闢了新的天地。
《紅樓夢》中的不少手法，穿插、藏閃、“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用詩文、人名暗示人物命運、性格，都從《金瓶梅》得來。然而《紅樓夢》和《金瓶梅》的關係，正如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說的，是“美”和“眩惑”的關係，眩惑讓人“復歸於生活之欲”。《金瓶梅》的寫作目的仍是勸世（道德勸誡），效果恐怕反是“諷一勸百”——勾起人對“色”之世界的嚮往。而“美”，“使吾人超然於利害關係，而忘物與我之關係”，使人“無希望，無恐懼，非復欲之我……猶魚之脫於罾網，鳥之自樊籠出……”
魯迅概括明世情小說的特點：“大率為離合悲歡及發跡變泰之事，間雜因果報應，而不甚言靈怪，又描摹世態，見其炎涼”，可見《金瓶梅》的題材和主題是老套而固定的。而《紅樓夢》卻以親身的見聞經歷為藍本，用寫實的態度、一副真誠的筆墨描寫人生，它的思想是新鮮的、離經叛道的，不是陳詞濫調。又唯其描寫真實的日常，故能採用極近自然的潛在的“季節”結構，並在此之上構築起既有歌哭、又有笑淚的“現實”和“詩意”的兩個世界，達到很高的藝術境界。用王國維的話說，“吾人於是得一絕大著作曰《紅樓夢》”。(轉自凱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