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美國東南部州政府的環保實驗室。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民主黨執政的八年裡，由於副總統高爾的大力推進，全美環保事業蓬勃發展，對於旅遊業為經濟龍頭的州，環保業更是欣欣向榮。我幸運地參與、見證了這一過程，同時也是這一過程的受益者。在這期間，州環保實驗室從三十多人逐漸擴大到一百多，工作場所也從幾間小房搬入了大樓。環保署是高高的白色雙塔建築，三層樓的技術支持部與之相連，化學，海洋生物及計算機部門的辦公室就在這三層樓里。辦公樓背後是實驗室大樓，一條走道從二樓與辦公樓相連接，氣派十足。化學實驗室的業務涵蓋聯邦環保署要求的有機無機化學分析領域。新上任的實驗室主管、雄心勃勃的卡本哲博士不僅善長拉項目找經費，還千方百計購進新設備、採用新技術、設置新職位並廣泛招聘高學歷的技術人才。獲得博士學位的美國人追求高薪，大都願意到大公司工作，因而薪水低但容易得到綠卡的外國博士碩士畢業生便成為了州立實驗室的主力：除台灣和中國大陸外，印度、波蘭、羅馬尼亞、俄國還有非洲肯尼亞留美畢業生紛紛加入，儼然一個小小“聯合國”。

在這種大環境下，我有幸與三個北大人成為同事，儘管他們因各種原因在以後的幾年中先後離開，但正是他們，給我上了北美職場第一課。

老梁，頭髮蓬亂，雙手粗糙，四十多歲的臉上刻着歲月的劃痕，一看就是飽經風霜的漢子。他從芝加哥附近的一所名校取得博士學位後，在我所在的實驗室得到中級化學師的工作。老梁的確是有着坎坷經歷的人，他的故鄉浙江溫州，是富庶的魚米之鄉，父母皆為文化人。抗日戰爭時期，父親投筆從戎為國民黨作諜報工作。“他非常聰明，有過目不忘的本領，可惜被我母親中和了一半，我沒有他聰明；我女兒又被我太太中和了一半！” 老梁用化學術語無不遺憾地說。1955年，老梁父親因“歷史反革命罪” 被監禁、槍決，而老梁初中畢業參加志願軍的二哥在此之前已犧牲在了朝鮮上甘嶺。於是職業畫家的老梁母親有了雙重身份：反革命家屬、革命烈士家屬。不知道哪種身份起了作用，老梁考上了大學，是中國西北的名校。那時正是中國經濟困難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糧食匱乏使得人人飢腸轆轆，老梁在溫州農村的親戚也有的死於飢餓。親友們告訴老梁，糧食短缺是人為（大躍進、人民公社）而非天災，更有軍隊包圍稻田運走糧食的情況發生。那所大學一群學生開始寫文章、出版刊物，揭露真像針砭時事，老梁參與了刻鋼板（在鋼板上鋪上蠟紙，用鐵筆寫字以供油墨印刷）。但地下刊物很快被當局偵破，老梁指間的厚繭成為犯罪鐵證而被捕入獄、勞改，刑滿後留在勞改所在的化肥廠就業。“文革中我在服刑，正好保護了我，在外面我可能就活不了了。” 老梁如是說。

文革結束後，老梁考上北京大學研究生，離開了西北。北大的日子是老梁津津樂道的快樂時光，已經不太年輕的他還參加了北大體操隊。國門初開之際，老梁母親聯繫上了在美國作牧師的一位故友並以畫相贈。巧的是，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喬治 布什常到那間教會做禮拜，他非常喜歡老梁母親的畫，於是由牧師牽線，畫家贈畫老布什先生。在老布什成為總統的就職典禮前，畫家竟然收到了參加典禮的邀請信！臨行之前，中國當局有關部門宴請了她並送行到機場。老梁母親從此留住美國紐約唐人街，不諳英語的她，成為了以賣畫為生的獨居老人，即便是兒子來美後也堅持獨居。

老梁在有機化學分析部工作。主管林博士來自台灣，他畢業於新竹清華大學，是個瘦小刻苦的同胞。他家在台灣以經營雜貨店為生，“我從小就知道怎樣管理員工“， ”我對待員工和儀器是一樣的“，林博士這樣對我說過。”在他手下工作不易，他每五分鐘就要查看你一次“ ，有機部的印度博士Ruddy對我這樣說，而老梁從未訴說過此間工作中的問題。他常在午餐時興致勃勃聊到他專利發明的兩種塗料：一種可以使浴室的鏡面在水霧中保持乾燥；一種塗在飛機機身外可使飛機成為隱形。不久，他讓太太辭了職，在位於他們五英畝地家園的小棚屋裡生產出了一瓶瓶塗料並試圖打開銷售市場。有一天，林博士帶着老梁到各個實驗室查看通風櫃來到我工作的房間，忽聽老梁大聲說道：”這是小學生都知道的!”我沒有回頭，但可以想見林博士尷尬的面容。1992年，實驗室調整部份人員職位，我工作兩年後在無機化學分析部得到晉升，與老梁平級。有一天，實驗室主管房門緊閉的辦公室里傳出激烈爭吵和拍打桌面聲，老梁憤怒的大嗓門清晰可辯。或許與職務晉升有關，老梁辭職了。儘管我們生活在同一城市，卻從此緣吝一面。聽說他從銷售他的塗料到經營承包浴室裝修，以他的勤勞智慧，生活應該無憂。也許相比作枯燥的常規化學分析工作和有限晉升提薪機會的政府雇員，他走了一條更適合他自己的路。

老雷,北大老三屆（1966-1968）畢業生。 與老梁的不修邊幅相反，老雷衣着整齊，不多的頭髮梳得服服帖帖，文質彬彬又才華橫溢。他的父母祖籍台灣，少小留學日本，獲醫學博士後在日開一診所。受台灣共產黨朋友的影響以及深感“支那”人在他國受歧視，他們自然對祖國獨立強盛滿懷期望。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當天，夫妻倆興奮地關閉了診所，宣布回國。他們搭乘遣返戰俘的輪船回到中國，定居北京，並在此後的歲月里懸壺濟世，治病救人無數。但他們的出身背景使得他們在“文革”中在劫難逃，在被懷疑為“特務”而遭關押期間，台語和日文成為了他們夫妻間交流的保密工具。“文革”結束，老雷母親在喪夫之後，孤身一人再赴日本行醫直至終老。

受家庭影響，老雷懂日文，還彈得一手好鋼琴。“文革”中，老雷和女朋友同學一道，在北大校園貼出“論北大文化大革命為什麼失敗“的大字報。幾天后，他們被作為反革命份子抓捕，同北大已經在押的黑幫們一起排隊低頭，鏟運燃煤勞動，接受批判。“有一天我和鄧XX關在一起，他塞給我一張紙條，要我交給他的妹妹。後來他跳樓想要自殺“，”我比他堅強“ 老雷這樣說。”文革“結束後，當老三屆畢業生回校補課”回爐“之時，老雷夫婦憑藉日文優勢考上留日研究生，在此後數年裡獲得日本頂尖大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學成是否回國？老雷夫婦考慮再三。”我們當初也是兩個博士回去的，現在只剩一個人了。“ 母親的話使老雷夫婦斷了歸心。在美國幾所大學作了幾年博士後，老雷以有五十篇論文、自動化儀器分析研發先驅的重磅簡歷，得到我所在實驗室的高級化學師職位。

環保業興旺之時，濕地保護也剛剛開始，為評估濕地的富營養化狀態，大批的濕地樣品湧入實驗室，要求在48小時 至 1 周 內 得到樣品中各種營養物的含量數據。老雷負責將營養物實驗室從無到有建立起來，並開始使用當時剛剛上市的多頻道自動發色光譜儀。這種儀器有快速分析的優點，應對大量樣品起了作用，但因其技術上的限制，檢測度不足以達到聯邦政府環保署的要求，以至於在當年全美環保實驗室分析質量監控盲樣分析中未能達標。大批樣品的壓力及人員短缺，老雷的科研背景及對政府法規的不熟悉或忽略，都可能是造成那次未達標的原因。採用其它檢測度低的方法和儀器，減少樣品，增加人員，這樣的改進後來證明是必須的。聯邦環保署盲樣檢測每年舉行兩次，老雷還有機會，但主管卡本哲博士因為這次失誤對老雷大失所望，將老雷調離營養物實驗室，兩人關繫緊張起來。很快，老雷得到中西部一州政府環保實驗室技術高管的職位，比現有級別升了三級並負責該部門新技術、新儀器建立及疑難特殊樣品的分析，老雷太太也在該州另一部門擔任技術高管，他們在那裡工作直到退休。老雷是我入行分析化學的第一個老師，從理論到儀器建立都讓我受益匪淺。而我在老雷離開後，努力完善了營養物實驗室規章制度、質量監管程序，使自己得到了全面的鍛煉。

老孫夫婦與老雷夫婦同為北大老三屆畢業生，在校時也互有印像。“當年批判我反革命，雖然雙手背綁、低着頭，也能聽出老孫在領頭喊‘打倒’的口號”，老雷笑道。老孫有着北方人的高大身軀和大嗓門（不料大嗓門後來給他引來了麻煩，這是後話）。他是北京人，畢業於著名的北京四中，又上了北大並留校任教，應該是品學兼優的人才，經歷也還順利。國門開放，老孫來美留學，在北美名校取得博士學位，他曾是擁有一千中國學生及家屬的該校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主席。畢業之際，有大公司邀請他面試，豪華長車接送，錄用很有希望。最後的餐宴中，雇主問老孫曾經管過多少人。“我答說一千人，他們就沒敢要我了“，老孫說道。面試的經驗就是這樣得來的。老孫是被我所在的實驗室聘為高級化學師的，他先在無機物分析組工作，簡單重複的工作對於他真是大才小用。於是他換到了有機化學部，作高效液相色譜-質譜分析，這是該部的高檔儀器，有比環保更廣泛的應用市場。老孫所在的液相色譜組由三人組成，這三人均為博士，除老孫外，另外兩人是印度人，其中Ruddy是組長。誰也沒想到，老孫的劫難竟然從這裡開始。

大約是在1994年的一天早上，我上班打開電腦，赫然看到老孫發的電子郵件，稱組長Ruddy數據造假。正在震驚之時，雙塔管理部門的一中國同事打來電話詢問是怎麼回事，原來老孫用的是群發，整個州環保署一千多人都收到了老孫的郵件。那時電子郵件剛剛興起，人們對電子郵件的知識缺乏，管理制度也還沒有建立，據說事後發現老孫郵箱裡有上千郵件未刪除，而且每人都可群發而並無限制。可以想見Ruddy的惶恐及實驗室領導層對老孫的郵件之憤怒，緊急調查解決的結果，是將老孫調換到揮發性有機物的質譜組，該組遠離主實驗室，位於空氣純淨、公園般美麗幽靜的地方。“你們都是中國人，為什麼不勸阻他這樣做？”一個來自關島的技術員對我說。老孫是我上研究生課的課外輔導老師，有機化學方面的問題我常到他所在實驗室諮詢，而印度人Ruddy也是我多年的朋友，見面常開玩笑。也許因為這種情況，老孫從未對我透露過他與Ruddy之間的不和。事後我曾打電話到老孫家詢問，老孫說Ruddy把下屬當在印度時的家奴命令使喚，“我就想試試美國有多民主。” 老孫說。而Ruddy則抱怨老孫說話大聲，不尊重他。其實老孫曾是北大教師，練就了大嗓門。至於“數據造假”，是用於質量監控的空白樣品檢出微量檢測物，空白樣品的污染有各種原因，在說明其原因上老孫對Ruddy的說法不同意。

事情似乎就此平息，然而更大的波瀾緊接其後。卡本哲博士為鼓勵先進，在缺少獎勵機制的政府實驗室開始每年評選最佳雇員，獲獎者可得2百美金獎勵。就在事發不久，Ruddy獲了獎。這是否是領導層為維護實驗室聲譽有意為之？不得而知。但這大大刺激了老孫，他採取了最後的抗爭：向州政府內部法庭提交訴狀。內部法庭是為維護雇員利益而設置的，它判定老孫勝訴。聽說在收到判決後，惱怒的卡本哲博士立即帶着律師來到老孫工作地，宣布將他開除。據說實驗室領導和老孫最後的協議是：老孫不得向媒體公布此案，實驗室提供給他最好的評語以供其另找工作。知到消息後，我急忙給老孫家去電話，但電話已經停掉了，此時的老孫，已不願與任何人聯繫。幾年後，我也調換到質譜組工作，組長推特博士曾回憶老孫：“他在我們這裡時和我們相處得很好。” “他常給我們講笑話，我喜歡他”，該組的另一成員這樣說。聽說精神上備受打擊的老孫，在平復一段時期後，在外州一個私人實驗室找到了工作。

三個北大人，經歷各自不同的命運，短暫地相遇在美國東南的同一實驗室，又先後離開。他們是改革開放後最早涉足美國職場的一批中國留學畢業生，他們的學識無疑是優秀的，他們坎坷、豐富的人生經歷也遠勝於初出校門的青年，作為學生一輩的我，以能和他們曾經共事並受教於他們而深感幸運！然而，他們的職場實踐也清楚表明，無論在什麼樣的社會制度下，民主的理論和實踐都受制於生存的環境，只有當個人利益與當權者利益相符時，能力才會被重視和得以發揮，因此與上級的溝通和諧十分重要。不知道當今流行的“情商”決定論能否在這裡適用？

秋韻   2018年3月6日 於印尼民丹島

1995年於環保署實驗室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