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當年我們也有家庭作業，是課堂教學內容中必要的練習與鞏固。我下午回家第一件事便是做作業，一小時左右就能完成。有時我們也會相約去同學家做作業、玩遊戲。那時沒有電視電腦手機可玩，我家有台熊貓牌收音機，收聽少兒節目“小喇叭”是重要的娛樂，媽媽為我們訂的期刊“兒童文學“、”少年文藝”是僅有的兩種課外讀物。後來我們發現住家大院辦公樓里有一乒乓球檯，於是那裡也成了課後的活動場所。在物質生活貧乏的年代，只有音樂學院的子女有條件從父母那裡學習器樂，班裡有位男同學被要求跟他父親學小提琴，記得我看過他的日程表：早上拉琴、下午拉琴，晚上拉琴，周日也拉琴（那時只有周日一天休息）！

學校負責孩子的教育，孩子負責自己的學習，是那個時代的特點。不僅學校的班主任到學生家訪問，同學們記得數學老師、音樂老師也曾經家訪過。除了查看每學期的成績單與老師評語，父母基本不過問我們每天的細節，也從來沒有給過我們具體指導，除非我們提出需要幫助。記得有一次爸爸幫我背乘法口訣表，背不下去時我開始流淚，爸爸說：“背嘛，哭什麼。” 這是記憶中學習上和爸爸唯一的一次互動。媽媽更是早出晚歸忙自己的工作。1948年四川大學教育系畢業、從事教育工作的她，從未過問過我們教課書的學習。良好的學習習慣、自主思考的學習態度，這或許恰恰是成功教育所追求的。

當年龍小的老師們兢兢業業教書育人幾十年，想來也早已退休。記憶中的他們是： 校長謝國光，教導處吳主任，體育老師常思淼，美術老師彭先誠（彭老師離開龍小多年，現在是四川省著名畫家），自然課老師溫樹安。1965年春節，特級教師袁麗華妝扮成聖誕老人，用她字正腔圓的普通話向同學們祝福新春，一開口便被同學們認出引來鬨笑。誰能想到，三年之後的“文革”中，袁老師不幸被迫害慘死，年僅38歲。這是龍小歷史上永遠的傷痛。

2017年2月，我在回成都的飛機上巧遇同鄉，一位帶着幼女出國旅遊的年輕父親。聊到我16歲下鄉後便離開故鄉，越走越遠，他問道： “你在北京上哪個大學？” 我遲疑了一下，答 “XX”，他驚訝了，又問：“中學呢？” “XXXX”，又是一聲驚嘆，他想了想，再問：“哪個小學呢？” 啊哈，這位同鄉提醒了我，讓我意識到這是一串閃光的校名，而龍小，便是起點。

龍小是我的母校，也是我家姐弟的母校。姐姐在龍小上六年制，與五年制的我同時畢業，兩個弟弟也先後上了龍小，我們有着或共同或各自的龍小記憶。或許有一天，我們姐弟4人能一起回母校參加校慶。

2020年，是實驗班的同學們從龍小畢業55周年紀念，五年一貫制早已普及多年，龍小也已有了分校。得益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浪潮的推動、不斷地與時俱進，龍小在成都市教育界的聲名更是如日中天。如果說，當年的我們在遭受 “文革 “十年對學校教育的摧殘之後，尚能依憑龍小給予我們的信念和知識，自律自強、勤學不倦，成為各行各業的有用之材，那麼，基礎教育質量的重要，教師對學生欣賞鼓勵的重要，普通孩子可以培養成為正直善良、能經風雨、健康快樂的社會良材，就是龍江路小學教學成功的最好證明。

本文撰寫過程中，龍小實驗班（5.2班）同學提供了寶貴的記憶與幫助，在此一併謝過。

秋韻 2020.10.21 於美國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