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胜华：也谈胡适的身份意识（文末谈及李敖） |
| 送交者: 好且有趣 2005年09月23日16:54:17 于 [诗词歌赋]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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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胡适的身份意识 ——致邓晓芒先生 胡胜华
顷读湖南《书屋》杂志二○○四年第八期《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一文，文中先生呼吁一个想做新型知识分子的人在生存问题有了基本的解决之后，就应该想到、也有条件做到把自己的生存方式做一个颠倒（即“把思想本身当作人生的根本基础”）；呼吁“一个想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影响社会政治的人首先应考虑自己的本分和立足点的问题，不要蜕变为争夺权力的政客，把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从而失落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乃是“对真善美这些人类精神生活目标的自由追求者，是人类自我意识和人生最高价值的体现者”；同时也是“对有限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存在的不懈的批判者”。立意甚佳。事实上，先生不仅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据我所知，在现实生活中，先生就有两件举动，令人欣赏，一是撰文批评北大改革，斥所谓“一流大学实乃一流衙门”，二是为不合理的博士论文制度，公开向武汉大学叫板，最后以辞去博导头衔为抗议，这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实不多见。可惜，“世情薄，人情恶”，先生的批评和抗议，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沦为人们的谈助而已。 大作的基本意旨，我是赞同的，不过，我觉得似乎陈义过高，也未免流于烦琐哲学。坦白地讲吧，今日凡是以大道理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都很难不给人酸气的感觉。中国社会缺乏培养西式知识分子的环境和土壤，知识分子总是存在于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一地带给知识分子以上下其手的机会，因而表现出来的造型和德行，令人欲呕，鲁迅在他的小说和杂文中，多有刻画。如今功利主义流行，在一派“重理轻文”的形势下，想要知识分子改变传统的陋习、心理和死症，可谓难乎其难！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我看到太多太多的丑陋的知识分子，使我对知识分子，压根上失望了（这一丑陋与失望，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甚至觉得知识分子早已成为一恶名，稍知自爱者，也不应乐于接受也。先生呼吁知识分子在解决生存问题之后，要做一个精神的追求者和现实的批判者，可见先生注意到了经济问题。但先生未免忽略了一个事实：在体制大一统的情况和现实中，想经济上真正的独立，谈何容易？试问有多少知识分子可以不倚仗政府、不倚仗公家、不倚仗体制而能我行我素，批判社会？试问又有多少知识分子为了挤进政府、挤进公家、挤进体制而不遗余力，争得你刀我枪？知识分子能少做点恶心的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能洁身自好，就已经是很不错了，安能指望其挺身而出，牺牲自我？所以，我以为，至少在目前，先生所说，未免陈义过高。 但是，虽然陈义过高，却又不能不说，知识分子的问题摆在那儿，如同大街上的红绿灯，有目共睹。但光从理论和道德上讨论，效果不彰；如果有效，知识分子的问题，也不会演变得如此触目惊心。即以大作而论，倘不是有心人阅读，恐怕转眼之间，即成废纸。其实，解决这个问题不妨多从具体的事例和实例方面入手，入手的途径有二，一是拿文字和证据当作匕首，到处给知识分子放血，以收棒喝之效，使小人们有所忌惮；二是树立标杆和榜样，推崇真正令人欣赏和学习的优秀人物，此二途，或可叫“激浊扬清”吧？然先生此文，却充满许多哲学术语和抽象名词，一般人不屏气息气、正襟危坐，恐怕是难以读毕的。所以，我以为，先生所说，又未免流于烦琐哲学。 以上是我对先生此文大的方面的感观。以下谈一些枝节方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有很多人持有先生同样的看法，所以我不能不做一次认真的讨论。 （一）关于知识分子的典型和代表，先生文中列举了鲁迅和胡适二人，并做了简明的比较。我想此二公，真被人说烂了，尤其是曾经一度“国人皆曰可杀”的胡适，现在慢慢恢复名誉，且有纵深研究之势，这自是可喜的现象。不料先生却以“其实”、“误解”、“诤臣”否定胡适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此点大为可议！试看先生先说：“……在这种意义上，儒家知识分子也可以看作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但这种‘批判’是以世所公认且已经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前提的，而不是立于个人研究的专业和学理基础上的，因而并不具有真正的批判所蕴含的开拓性和启蒙性。它更多地类似于鲁迅所描绘的奴才的批评：‘老爷，您的衣裳破了……’”又说：“现在许多人非常称道胡适的自由知识分子立场，把他视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其实他骨子里还是一介儒生，他的自由不过是孔子‘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自由在现代国际条件下的实现而已。”这岂不是说胡适和他的思想，“不是立于个人研究的专业和学理基础上的”，而只不过是“各条‘战线’上的士兵”，并且“这些‘战线’全都听命于中央政权或代表‘天道’的政治势力的政治号令”？这是何等怪论？胡适用新方法整理了断烂朝报的中国哲学史，创立了新式标点，鼓吹了白话文，介绍了实验主义，攻击了孔家店，改革了丧礼，提倡了怀疑态度，讨论了民主政治，发展了现代教育……竟然“不是立于个人研究的专业和学理基础上”的！试问这如何叫人信服？若说他“听命于中央政权或代表‘天道’的政治势力的政治号令”，那么，这个政权是北洋军阀吗？显然不是！是国民党政权吗？显然也不是！我举一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胡适写《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公开说“国民党里有许多思想在我们新文化运动者的眼里是很反动的”；公开说“我们这样指出国民党历史上的反动思想，目的只是要国民党的自觉”；公开说“我们对于国民党的经典以及党中领袖人物的反动思想，不能不用很诚实的态度下恳切的指摘”；公开说“国民党对于我这篇历史的研究，一定是很生气的。其实生气是损人不利己的坏脾气。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如果不愿意自居反动之名，应该做点真实不反动的事业来给我们看看。至少，应该做到这几件事：一，废止一切‘鬼化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二，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该用白话；三，废止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四，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五，至少至少，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个求直言的诏令！”最后说“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试问，这样虎虎生风的文字和态度，是听命于国民党政权吗？又试问他要求国民党改用国语、白话，要求国民党改变传统思维，开放言论自由，难道不是基于学理上的研究？事实上，胡适和他的思想，后来遭到国民党围剿、删除、污蔑，正好反证国民党对其的戒备与排斥。再以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一日《独立评论》第一六三号的《政治改革的大路》为例。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公开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讥讽蒋介石不配独裁，他评论说：“蒋先生是不是一个党的最高领袖，那不过是一党的私事，于我们何干？”又说蒋介石“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这种目无“党国”的态度，这种说“当今圣上”有如说一个眼中人物、有如说一个娃娃的态度，衡之于今人，恐怕也百不得一吧？又岂能以“听命于中央政权或代表‘天道’的政治势力的政治号令”一笔抹杀？ （二）先生又说胡适“一味地寄希望于最高领导人接受他从西方‘拿来’的一套现成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只起到了一个旧式‘诤臣’的作用”。这是比拟不伦了。先生似乎忘记了所谓“诤臣”的一个形式条件，就是我低低在下，你高高在上，我小心翼翼地劝你，身份是根本不平等的，而胡适在历史上，却正是言论自由的主将。所谓言论自由，它的一个形式条件是我可以随意说出我说的话，内容从挖苦你到开你的玩笑，悉由我高兴，并且我为我所说的负责任，说与被说之间，身份根本是平等的，一如他在“《人权论集》小序”中说的：“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请问这是“诤臣”吗？有人以胡适跟国民党走得近，就下结论说他是“诤臣”，这是我们不敢领教的。国民党当时乃是全国第一大党，并且是他以为有希望走上自由民主道路的政党，故他们之间，不乏纠葛。但就胡适而言，迹其一生，所做的唯思想变化、思想革命，不涉政治活动，此由雷震等人力邀胡适做“新党”党魁却为胡适以做一个有力量的现代公民的理由所婉拒可知。而且，在大的原则和立场上，我们看不到胡适向国民党卑躬屈膝的纪录，他还是维护了知识分子的人格与规格，不失为超然独立的政治清客。所以，我以为与其说他是国民党的“诤臣”，不如说他是“诤友”，反倒差强人意。 （三）先生又说：“人们以为他提倡自由主义，他的个人人格就是‘自由’的，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就个体人格来说，鲁迅比胡适更具有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意识。”这段话在语气上，显然是说胡适有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意识，只是鲁迅更加“具有”；而前面先生又说胡适“骨子里还是一介儒生”、又说“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不是自由知识分子，可见是矛盾的。邓先生是学哲学出身，按理似乎尚不至于矛盾如此，大概是出于对胡适的误解吧？ （四）先生又说：“……（鲁迅）确实是中国遍地奴才意识的思想荒原上的一个异数。一个人有无独立人格不在于他想什么，而在于他如何想，不在于他主张什么，而在于他如何主张。何况鲁迅所主张的基本上就是他所做的，这就是‘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虽然在这方面他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还留有不太彻底的尾巴。”其实，依我看来，鲁迅的确是一个异数，他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有着极为清醒极为深刻的认识与了解，但他在“如何想”和“如何主张”方面，却多以情绪出之，于是，怨恨之下，“一个都不宽恕”，老辣诚然老辣，然究不是正轨，不是人情之常、事理之正，使后辈也难于效仿和学习，比之于胡适的明正通达、研讨知识，似尚略逊一筹。从我们现在看来，胡适的思想，似衣钵有后，接棒有人，可是鲁迅呢？ （五）至于先生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蔡元培先生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与他身为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的士大夫身份不无关系。”其实，依我看来，蔡元培先生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反倒在于他弃“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的士大夫身份”如草芥，弃这些养尊处优、功成名就、“学而优则仕”的大好本钱如草芥，而去革旧文化的命，去组织学社，去编写报刊，去制作炸弹，去跟当时的教育部翻脸，去跟“中华民国”的总统大人不合作，这种人格和奇变，才正是蔡元培高明光大之处。当然，先生以“士大夫身份”作为蔡元培号召力的一个因素，也未尝不可自成一说，只是不宜拔得过高而已。 （六）很显然，通过胡适与鲁迅的比较，先生以为鲁迅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但鲁迅讥诮胡适和他的思想不过类似奴才“老爷，您的衣裳破了……”（按鲁迅的原文是：“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衣服可有些脏，应该洗它一洗。”见之于《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此说如果于理至正，那么，倘是鲁迅，是绝对不会去说“老爷，您的衣裳破了”的，依他的横眉冷对的脾气与傲骨，他会卷起衣袖直接动手扒“老爷”的皮，此之谓骨头最硬者也！同理，以鲁迅为榜样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是否也应该效仿效仿，直接动手扒“老爷”的皮﹖别人且不说，就连先生自己，恐怕也不至于如此吧？事实上，鲁迅的“讥诮”，只是情绪而已。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中，对于鲁迅这种情绪上的讽刺，有这样一段剖白： 但是“新月社的人们”发表了几篇争自由的文章颇引起一些人的评论，以为我们是不够彻底，还是小资产阶级的要求欧美式自由的勾当，比不得马克思列宁等等的遗教来得痛快。有人讥诮我们的要求不过是思想自由，有人讥诮我们只是在纸上写文章而并不真革命。这些讥诮，我们都受了。讲我自己吧，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上写着“武装保卫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在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我们争自由，只是在纸上争自由。好了，现在另有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了，“议决事项甚多”，甚多者，即不只发表一桩事之谓也。他们“奋斗”起来必定可观，鲁迅先生恐怕不会专在纸上写文章来革命。 不知先生看了这段话作何感想？若说新月派的人物在纸上争自由，用笔墨奋斗软弱可哂，那么鲁迅不是在纸上争自由，用笔墨奋斗吗？鲁迅何尝自己动过拳头？事实上，在纸上争自由，用笔墨奋斗这点上，鲁迅和新月派是一致的啊，所不同的，只是情绪之高昂与否耳！时至今日，我以为胡适的平和通达、胡适的立身本末，胡适的独立风骨，反倒是最难能可贵。至于鲁迅，虽然骨头之硬，举世无两；文章之辣，天下第一，但到底是不容异己。 （七）统观先生全文，先生所举的知识分子的典型除鲁迅之外，是爱迪生、是卓别林、是甘地、是罗素、是萨特、是莱特兄弟、是爱因斯坦、是索尔仁尼琴，无一个中国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完了，除鲁迅一个榜样外，竟别无他人了，这真是时无英雄，遂使鲁迅“盖帽儿”，这岂不希奇？！事实上，倘若真要找一个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找一个可以见贤思齐的标杆，找一个“把思想本身当作人生的根本基础”的例证倒不缺人，此人非他，李敖是也。李敖平生服膺胡适，尽得胡适真传，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且他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全无凭依，所靠惟才具、勇气和金钱耳，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没有前卫，前卫就是我的锤子；我没有后台，后台就是我的肩膀。”——以他为标杆，谁曰不宜？ 以上所说，难免有率尔之言，但感于先生高风，故特修此书，以为进言。语云：君子成人之美。不知先生其许我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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