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胡適的身份意識

——致鄧曉芒先生

胡勝華

曉芒先生：

頃讀湖南《書屋》雜誌二○○四年第八期《當代知識分子的身份意識》一文，文中先生呼籲一個想做新型知識分子的人在生存問題有了基本的解決之後，就應該想到、也有條件做到把自己的生存方式做一個顛倒（即“把思想本身當作人生的根本基礎”）；呼籲“一個想以知識分子的身份來影響社會政治的人首先應考慮自己的本分和立足點的問題，不要蛻變為爭奪權力的政客，把手段變成了目的本身，從而失落了知識分子的身份”，因為真正的知識分子乃是“對真善美這些人類精神生活目標的自由追求者，是人類自我意識和人生最高價值的體現者”；同時也是“對有限的現實生活和社會存在的不懈的批判者”。立意甚佳。事實上，先生不僅這樣說了，也這樣做了。據我所知，在現實生活中，先生就有兩件舉動，令人欣賞，一是撰文批評北大改革，斥所謂“一流大學實乃一流衙門”，二是為不合理的博士論文制度，公開向武漢大學叫板，最後以辭去博導頭銜為抗議，這在教育界和學術界，實不多見。可惜，“世情薄，人情惡”，先生的批評和抗議，隨着時光的流逝，漸漸淪為人們的談助而已。

大作的基本意旨，我是贊同的，不過，我覺得似乎陳義過高，也未免流於煩瑣哲學。坦白地講吧，今日凡是以大道理討論知識分子問題的，都很難不給人酸氣的感覺。中國社會缺乏培養西式知識分子的環境和土壤，知識分子總是存在於統治者和老百姓之間的中間地帶，這一地帶給知識分子以上下其手的機會，因而表現出來的造型和德行，令人慾嘔，魯迅在他的小說和雜文中，多有刻畫。如今功利主義流行，在一派“重理輕文”的形勢下，想要知識分子改變傳統的陋習、心理和死症，可謂難乎其難！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我看到太多太多的醜陋的知識分子，使我對知識分子，壓根上失望了（這一醜陋與失望，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內）；我甚至覺得知識分子早已成為一惡名，稍知自愛者，也不應樂於接受也。先生呼籲知識分子在解決生存問題之後，要做一個精神的追求者和現實的批判者，可見先生注意到了經濟問題。但先生未免忽略了一個事實：在體制大一統的情況和現實中，想經濟上真正的獨立，談何容易？試問有多少知識分子可以不倚仗政府、不倚仗公家、不倚仗體制而能我行我素，批判社會？試問又有多少知識分子為了擠進政府、擠進公家、擠進體制而不遺餘力，爭得你刀我槍？知識分子能少做點噁心的事情，就已經很不錯了；能潔身自好，就已經是很不錯了，安能指望其挺身而出，犧牲自我？所以，我以為，至少在目前，先生所說，未免陳義過高。

但是，雖然陳義過高，卻又不能不說，知識分子的問題擺在那兒，如同大街上的紅綠燈，有目共睹。但光從理論和道德上討論，效果不彰；如果有效，知識分子的問題，也不會演變得如此觸目驚心。即以大作而論，倘不是有心人閱讀，恐怕轉眼之間，即成廢紙。其實，解決這個問題不妨多從具體的事例和實例方面入手，入手的途徑有二，一是拿文字和證據當作匕首，到處給知識分子放血，以收棒喝之效，使小人們有所忌憚；二是樹立標杆和榜樣，推崇真正令人欣賞和學習的優秀人物，此二途，或可叫“激濁揚清”吧？然先生此文，卻充滿許多哲學術語和抽象名詞，一般人不屏氣息氣、正襟危坐，恐怕是難以讀畢的。所以，我以為，先生所說，又未免流於煩瑣哲學。

以上是我對先生此文大的方面的感觀。以下談一些枝節方面的問題，對這些問題，有很多人持有先生同樣的看法，所以我不能不做一次認真的討論。

（一）關於知識分子的典型和代表，先生文中列舉了魯迅和胡適二人，並做了簡明的比較。我想此二公，真被人說爛了，尤其是曾經一度“國人皆曰可殺”的胡適，現在慢慢恢復名譽，且有縱深研究之勢，這自是可喜的現象。不料先生卻以“其實”、“誤解”、“諍臣”否定胡適的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此點大為可議！試看先生先說：“……在這種意義上，儒家知識分子也可以看作是‘批判型’的知識分子，但這種‘批判’是以世所公認且已經居於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為前提的，而不是立於個人研究的專業和學理基礎上的，因而並不具有真正的批判所蘊含的開拓性和啟蒙性。它更多地類似於魯迅所描繪的奴才的批評：‘老爺，您的衣裳破了……’”又說：“現在許多人非常稱道胡適的自由知識分子立場，把他視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楷模，其實他骨子裡還是一介儒生，他的自由不過是孔子‘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的自由在現代國際條件下的實現而已。”這豈不是說胡適和他的思想，“不是立於個人研究的專業和學理基礎上的”，而只不過是“各條‘戰線’上的士兵”，並且“這些‘戰線’全都聽命於中央政權或代表‘天道’的政治勢力的政治號令”？這是何等怪論？胡適用新方法整理了斷爛朝報的中國哲學史，創立了新式標點，鼓吹了白話文，介紹了實驗主義，攻擊了孔家店，改革了喪禮，提倡了懷疑態度，討論了民主政治，發展了現代教育……竟然“不是立於個人研究的專業和學理基礎上”的！試問這如何叫人信服？若說他“聽命於中央政權或代表‘天道’的政治勢力的政治號令”，那麼，這個政權是北洋軍閥嗎？顯然不是！是國民黨政權嗎？顯然也不是！我舉一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熀�適寫《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公開說“國民黨里有許多思想在我們新文化運動者的眼裡是很反動的”；公開說“我們這樣指出國民黨歷史上的反動思想，目的只是要國民黨的自覺”；公開說“我們對於國民黨的經典以及黨中領袖人物的反動思想，不能不用很誠實的態度下懇切的指摘”；公開說“國民黨對於我這篇歷史的研究，一定是很生氣的。其實生氣是損人不利己的壞脾氣。國民黨的忠實同志如果不願意自居反動之名，應該做點真實不反動的事業來給我們看看。至少，應該做到這幾件事：一，廢止一切‘鬼化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國語；二，通令全國日報，新聞論說一律該用白話；三，廢止一切鉗制思想言論自由的命令、制度、機關；四，取消統一思想與黨化教育的迷夢；五，至少至少，學學專制帝王，時時下個求直言的詔令！”最後說�煛叭绻�這幾件最低限度的改革還不能做到，那麼，我的骨頭燒成灰，將來總有人會替國民黨上‘反動’的諡號的。”試問，這樣虎虎生風的文字和態度，是聽命於國民黨政權嗎？又試問他要求國民黨改用國語、白話，要求國民黨改變傳統思維，開放言論自由，難道不是基於學理上的研究？事實上，胡適和他的思想，後來遭到國民黨圍剿、刪除、污衊，正好反證國民黨對其的戒備與排斥。再以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一日《獨立評論》第一六三號的《政治改革的大路》為例。在這篇文章中，胡適公開要求國民黨開放政權、譏諷蔣介石不配獨裁，他評論說：“蔣先生是不是一個黨的最高領袖，那不過是一黨的私事，於我們何干？”又說蔣介石“他長進了，氣度變闊大了，態度變和平了”。這種目無“黨國”的態度，這種說“當今聖上”有如說一個眼中人物、有如說一個娃娃的態度，衡之於今人，恐怕也百不得一吧？又豈能以“聽命於中央政權或代表‘天道’的政治勢力的政治號令”一筆抹殺？

（二）先生又說胡適“一味地寄希望於最高領導人接受他從西方‘拿來’的一套現成的制度設計，實際上只起到了一個舊式‘諍臣’的作用”。這是比擬不倫了。先生似乎忘記了所謂“諍臣”的一個形式條件，就是我低低在下，你高高在上，我小心翼翼地勸你，身份是根本不平等的，而胡適在歷史上，卻正是言論自由的主將。所謂言論自由，它的一個形式條件是我可以隨意說出我說的話，內容從挖苦你到開你的玩笑，悉由我高興，並且我為我所說的負責任，說與被說之間，身份根本是平等的，一如他在“《人權論集》小序”中說的：“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請問這是“諍臣”嗎？有人以胡適跟國民黨走得近，就下結論說他是“諍臣”，這是我們不敢領教的。國民黨當時乃是全國第一大黨，並且是他以為有希望走上自由民主道路的政黨，故他們之間，不乏糾葛。但就胡適而言，跡其一生，所做的唯思想變化、思想革命，不涉政治活動，此由雷震等人力邀胡適做“新黨”黨魁卻為胡適以做一個有力量的現代公民的理由所婉拒可知。而且，在大的原則和立場上，我們看不到胡適向國民黨卑躬屈膝的紀錄，他還是維護了知識分子的人格與規格，不失為超然獨立的政治清客。所以，我以為與其說他是國民黨的“諍臣”，不如說他是“諍友”，反倒差強人意。

（三）先生又說：“人們以為他提倡自由主義，他的個人人格就是‘自由’的，實在是一種極大的誤解。就個體人格來說，魯迅比胡適更具有自由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和批判意識。”這段話在語氣上，顯然是說胡適有自由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和批判意識，只是魯迅更加“具有”；而前面先生又說胡適“骨子裡還是一介儒生”、又說“實在是一種極大的誤解”，不是自由知識分子，可見是矛盾的。鄧先生是學哲學出身，按理似乎尚不至於矛盾如此，大概是出於對胡適的誤解吧？

（四）先生又說：“……（魯迅）確實是中國遍地奴才意識的思想荒原上的一個異數。一個人有無獨立人格不在於他想什麼，而在於他如何想，不在於他主張什麼，而在於他如何主張。何況魯迅所主張的基本上就是他所做的，這就是‘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雖然在這方面他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還留有不太徹底的尾巴。”其實，依我看來，魯迅的確是一個異數，他對中國歷史和社會，有着極為清醒極為深刻的認識與了解，但他在“如何想”和“如何主張”方面，卻多以情緒出之，於是，怨恨之下，“一個都不寬恕”，老辣誠然老辣，然究不是正軌，不是人情之常、事理之正，使後輩也難於效仿和學習，比之於胡適的明正通達、研討知識，似尚略遜一籌。從我們現在看來，胡適的思想，似衣缽有後，接棒有人，可是魯迅呢？

（五）至於先生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蔡元培先生之所以有那麼大的號召力，與他身為前清進士、翰林院編修的士大夫身份不無關係。”其實，依我看來，蔡元培先生之所以有那麼大的號召力，反倒在於他棄“前清進士、翰林院編修的士大夫身份”如草芥，棄這些養尊處優、功成名就、“學而優則仕”的大好本錢如草芥，而去革舊文化的命，去組織學社，去編寫報刊，去製作炸彈，去跟當時的教育部翻臉，去跟“中華民國”的總統大人不合作，這種人格和奇變，才正是蔡元培高明光大之處。當然，先生以“士大夫身份”作為蔡元培號召力的一個因素，也未嘗不可自成一說，只是不宜拔得過高而已。

（六）很顯然，通過胡適與魯迅的比較，先生以為魯迅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但魯迅譏誚胡適和他的思想不過類似奴才“老爺，您的衣裳破了……”（按魯迅的原文是：“老爺，人家的衣服多麼乾淨，您老人家的衣服可有些髒，應該洗它一洗。”見之於《言論自由的界限》一文）此說如果於理至正，那麼，倘是魯迅，是絕對不會去說“老爺，您的衣裳破了”的，依他的橫眉冷對的脾氣與傲骨，他會捲起衣袖直接動手扒“老爺”的皮，此之謂骨頭最硬者也！同理，以魯迅為榜樣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是否也應該效仿效仿，直接動手扒“老爺”的皮﹖別人且不說，就連先生自己，恐怕也不至於如此吧？事實上，魯迅的“譏誚”，只是情緒而已。梁實秋在《答魯迅先生》中，對於魯迅這種情緒上的諷刺，有這樣一段剖白：

但是“新月社的人們”發表了幾篇爭自由的文章頗引起一些人的評論，以為我們是不夠徹底，還是小資產階級的要求歐美式自由的勾當，比不得馬克思列寧等等的遺教來得痛快。有人譏誚我們的要求不過是思想自由，有人譏誚我們只是在紙上寫文章而並不真革命。這些譏誚，我們都受了。講我自己吧，革命我是不敢亂來的，在電燈杆上寫着“武裝保衛蘇聯”我是不干的，到報館門前敲碎一兩塊值五六百元的大塊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現在我只能看看書、寫寫文章。我們爭自由，只是在紙上爭自由。好了，現在另有所謂“自由運動大同盟”了，“議決事項甚多”，甚多者，即不只發表一樁事之謂也。他們“奮鬥”起來必定可觀，魯迅先生恐怕不會專在紙上寫文章來革命。

不知先生看了這段話作何感想？若說新月派的人物在紙上爭自由，用筆墨奮鬥軟弱可哂，那麼魯迅不是在紙上爭自由，用筆墨奮鬥嗎？魯迅何嘗自己動過拳頭？事實上，在紙上爭自由，用筆墨奮鬥這點上，魯迅和新月派是一致的啊，所不同的，只是情緒之高昂與否耳！時至今日，我以為胡適的平和通達、胡適的立身本末，胡適的獨立風骨，反倒是最難能可貴。至於魯迅，雖然骨頭之硬，舉世無兩；文章之辣，天下第一，但到底是不容異己。

（七）統觀先生全文，先生所舉的知識分子的典型除魯迅之外，是愛迪生、是卓別林、是甘地、是羅素、是薩特、是萊特兄弟、是愛因斯坦、是索爾仁尼琴，無一個中國人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完了，除魯迅一個榜樣外，竟別無他人了，這真是時無英雄，遂使魯迅“蓋帽兒”，這豈不希奇？！事實上，倘若真要找一個中國優秀的知識分子，找一個可以見賢思齊的標杆，找一個“把思想本身當作人生的根本基礎”的例證�煹共蝗比耍�此人非他，李敖是也。李敖平生服膺胡適，盡得胡適真傳，甚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且他的獨立性和批判性，全無憑依，所靠惟才具、勇氣和金錢耳，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沒有前衛，前衛就是我的錘子；我沒有後台，後台就是我的肩膀。”——以他為標杆，誰曰不宜？

以上所說，難免有率爾之言，但感於先生高風，故特修此書，以為進言。語云：君子成人之美。不知先生其許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