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定海神針

余東海

東海曰：苟有用我者，三年可也，九年有成！

一

歷史是由儒家寫的，這裡的寫字兼有二義，一是筆寫，記錄歷史；二是行寫，創造歷史。中國的歷史是由中道文化引領和王道政治創造的。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和集大成，就是對先秦中道文化和文明的大總結。

自三皇五帝到明清，儒家始終是歷史主導和創造者。反儒派作為最大的一股歷史逆流，雖然對不同階段的中國歷史造成了各種潛在和顯性的不良影響，甚至導致明顯的歷史倒退，如暴秦和紅毛，但並未從根本上改變歷史的道路和方向。

儒家就是中華民族的定海神針，是道德和政治的定海神針，也是中國歷史的定海神針。禮文廳友說得好：“為什麼歷史書總是改來改去？因為儒家還沒到場。歷史一次次證明，最後登場的都是儒家。一次次試錯只為驗證最終的真理。歷史一次次重演的虛妄，是為等待着由儒家來蓋棺定論。”

儒家之所以能夠起到定海神針的作用，是因為得乎中道。文明的根基是文化，文化的支柱是道德，道德的核心是中道，中道的傳承譜系是道統。

這個中道就是中華民族的道德之綱、文化之綱、政治之綱、教育之綱和中華文明之綱。明道就是明白這個綱，傳道就是傳授這個綱，行道就是實踐這個綱，允執厥中就是牢牢抓住這個綱。抓住這個綱，窮則獨善其身，可以修身；達則兼濟天下，可以治國平天下。中道之用大矣哉。

也可以說，中道就是中華民族的定海神針。將中道比作定海神針，是儒友謝建雄的妙喻。定海神針，原為大禹治水所用，平定水患後，將其插入大海，以使海河永固。大禹允執厥中，中即中道，正是人生、社會、政治的定海神針，得之則仁宅義路，心安世定；去之必雞飛狗跳，一切不穩；反之更乾坤顛倒，天下大亂。

定海神針為孫悟空所得後，變化如意，或可變成其他物體，或可化為很多數量，若要小時，細如毫針；若要大時，塞滿天地。這正是中庸之道的特徵：“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孫悟空得到金箍棒後，威力大增。同樣，人能執中，仁者無敵；政治執中，王道無敵。王道政治就是中華文明的支柱。

大牛廳友言：“既然傳統中國受儒家影響最大，則傳統中國的好與壞就都來自儒家或與儒家有關了。”此言對中有錯。傳統中國的好，確實來自儒家文化或與儒家有關。傳統中國的壞，來源很多，有來自諸子百家和反儒派者，有來自人類深重之惡習者，有古人在實踐中偏離或違反儒家原則而導致者，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更有歷史的局限性。這些都不能怪罪到儒家文化頭上去。

有必要明白兩點：一、理論和實踐總是有距離的，最中正的理論，也不能保證實踐不出偏差；二、歷史總是有局限、有缺陷的，必須翻越千山萬水，才能實現大同理想。即使大同時代，又會有種種新的問題和缺漏。人類社會的發展永無止境，永遠沒有完美圓滿的時候。

二

百年來民主自由事業從失敗走向失敗，反孔反儒是第一因。反孔反儒反掉了人之常情常理常道，導致思想、道德和社會一切反常，王道禮制固然不可能，自由民主同樣喪失了立足之地。

其實，儒家化與現代化不僅毫無矛盾，而且相輔相成。非常贊同錢穆先生“中國應有自己的現代化而非西化”的觀點。他說：

“就歷史實況言，中國五千年來，非不時時有其現代化。孔子即周公之現代化。中山先生在近代，亦即周孔之現代化。現代化貴能化其自我，而非化於他人。故中國宜有中國之現代化，而非即中國之西化。如今日國人之所謂現代化，則不過為時代潮流沖捲而去之一較好名詞而已。故中國之古人，即吾儕之祖宗，則必加鄙棄；中國之後生，即前代之子孫，則首貴留學。”（錢穆《晚學盲言》）

很認同上述言論。唯不同意“中山先生在近代亦即周孔之現代化”這一句。中國自己的現代化，無論怎麼化，都不能離開道統。

指導思想和第一學科必須是儒家文化，中國自己的現代化只能是反本開新，開出新時代的德治禮制。此非中山所能也。錢先生過於抬舉孫中山，可視為時代局限性。凡未抵達聖賢境界者，思想都難免受其時代潮流的非良性影響。

中國的現代化，不應該局限於民主化。

即使在西方，民主也是一種制度價值。苦禪吳群友說：“談到民主，必須注意極其重要的一個觀點：民主是普世價值!這是臨海籍著名科學史家，開拓性的愛因斯坦研究專家許良英先生的一個具有原創意義的觀點，他指出，民主是指全人類都要遵守的倫理道德準則。（《民主是普世價值辨析》2009），注意了，民主作為一種普世價值，意味着它本身就是目的”雲。

東海曰，非也。民主不是目的。在西方五常道中，自由是第一價值和最高目的。對於自由來說，民主法治都是制度輔助。苦禪吳群友提及的許良英先生也是東海故人，2003年7月曾有《以詩代箋戲復許公良英》，當時我也志在民主自由。後來不久歸儒，把自由納入王道政治，把民主視為次優選擇。

中國的現代化，應該是儒家文明的現代化，即儒家憲政，王道憲政。當然，民主憲政也可以作為次優選擇，在王道憲政不可能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

三

關於儒家憲政，我在《中華憲政綱要》和《儒家特區構想》兩文中提供了主要內容和制度框架。有機會進入操作階段，自當綜合蔣慶、康曉光諸位先生的方案，采精擷華，融會貫通，形成憲法和禮制，由三界精英組成憲政審核委員會審查通過，再交給全國人民投票表決。

儒家憲政將充分吸收西方憲政的精華並保障四大自由。吾民吾國最缺的就是自由。中國人智商是各民族中最高的，中國如果自由化，中國人民迸發出來的創造創新力，將會出乎世人意料，文明發展將勢不可擋，文明發達趕超美西是必然的，而且用不了太久。我相信數十年足矣，甚至更短時間都有可能。

正如弗里德曼所說，自由是奇蹟之源。他認為，美國的歷史是一部經濟奇蹟和政治奇蹟同時發生的歷史。之所以能夠發生奇蹟，是因為美國人把兩套思想付諸了實踐一套思想體現在《國富論》裡，即市場經濟；第二套思想體現在獨立宣言中，即人權自由。

這兩套思想也是儒家故物。堯舜公天下時代，人民的自由度比起現代西方，只有更高。即使家天下時代，從夏商周到元明清，和平和正常時期，國人也享有一定的權利和自由。由於歷史的局限，未能為人權自由提供明確的制度保障，但這種思想內含於中道三本主義之中。三本者，仁本、民本、人本也。（詳見《儒門獅子吼》之《三本論》）在經濟上，漢朝以後儒家王朝實行的是古典市場經濟。

以儒家憲政把兩套思想落到實處，其功效必然可觀，可以創造政治經濟雙重奇蹟。

當然，也別把事情看得太容易。我說趕超美西是整體性的文明趕超，包括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經濟文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科技文明乃至軍事文明。比起制度建設來，這種整體性的趕超，需要更加長久的期限和過程。在政治和制度文明超過美西的前提下，或許仍然需要數十年時間。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第十章）孔子說：“如有用我的人，一周年大概可以初具規模，三年見成效。”朱子《集注》：“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綱紀布也，施政綱領、大致規模初步建立，大框架搭起來了。

此言非虛言也。魯定公九年（前501年）夫子五十一歲時，出任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其後升為司空，又升為司寇，兼攝相事，“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的政治能力於此可見。

可惜孔子始終未曾獲得大用。魯國自宣公起，公室越來越衰弱，實權掌握在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手裡。孔子在魯國雖曾為司寇，但權位有限，無法改變卿大於公的局面，更無實踐王道的權會。設想孔子為君一方或為天子於天下，又當如何？

東海學舌曰，苟有用我者，三年而已可也，九年有成。三年初見成效，教育全面儒化，政治初步儒化；九年建成王道禮制，實行儒家憲政，中華文明重新大放光明。孔子是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我加了三倍時間，原因有二：一是自己德智不如孔子，二是現在社會環境和民德民智不如孔子時代。

2021-9-18余東海集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首發於民主中國https://minzhuzhongguo.org/default.php?id=91558轉載請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