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1953年5月17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 關於加強增產糧食和救災工作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六日】

增產糧食是農業生產工作中的首要任務。一九五二年我國的糧食產量已經超過抗日戰爭前的水平，但我們絕不能滿足於這個水平。隨着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城市人口和工業人口的增加，糧食供應的要求增大了，而在農村，由於土地改革後，廣大農牧民生活的改善，糧食需要量也增加了；因此，必須增產更多的糧食，以滿足國家和人民的需要，還必須有一定的糧食儲備，以應付可能發生的困難，保證國家工業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編者注

糧食問題開始浮現出來，黨報認為1953年的原因是，“去冬以來，安徽、江蘇、河南、山東、山西等主要產麥省份，先後遭受寒流或晚霜、蟲、雹等災害，不少地區小麥減產，某些早春作物（蠶豆、豌豆等）亦已遭受損失。北方部分地區春旱尚未解除，大秋作物及時播種，尚有困難。長江以南部分地區，又因陰雨連綿，發生爛秧現象。”（文中語）

1953年之後，即使沒有發生上面這樣的困難，糧食問題卻是日甚一日。糧食不足，問題在哪裡呢？中共認為是沒有“組織起來”，如果把農民集體化、集團化，就能夠解決糧食問題。早在1950年中共就開始提倡組織農業生產互助組，即“組織起來”，認為這是合理的農業生產方式。彭真在建政一周年之際，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中講，“在農業生產方面，我們必須把目前正在進行中的土地改革與生產工作密切結合起來，發展農民的生產互助組織。”①

第二年的12月中共對組織農業互助組作出決議草案，草案認為需要，“充分地了解農民這種小私有制者的特點，並指出不能忽視和粗暴地挫折農民這種個體經濟的積極性。”並且“根據我們國家現在的經濟條件，農民個體經濟在一個相對長的時期內，將還是大量存在的。”這是承認農民的“個體經濟的積極性”。不過論調隨後一轉，“黨中央從來認為要克服很多農民在分散經營中所發生的困難，要是廣大貧困的農民能夠迅速地增加生產和走上豐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國家得到比現在多得多的商品糧食及其他工業原料，同時也就提高了農民的購買力，使國家的工業品得到廣大的銷場，就必須提倡‘組織起來’，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發展農民勞動互助的積極性。這種勞動互助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農民私有財產的基礎上）的集體勞動，其發展前途就是農業集體化或社會主義化。”②強調農業發展的前途在於“農業集體化或社會主義化”，這是草案的中心思想。這樣做就是否定了農民的“積極性”來自“私有制”。

《決議（草案）》保證“農民個體經濟在一個相對長的時期內，將還是大量存在的。”但是，此後中共迅速推動農業集體化，農民個體經濟存在的時期並不長。而在農村試行《決議（草案）》後一年多，1953年2月中共就決定作為正式文件下發。“中央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所發《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進一年多的實施證明是正確的，應即作為正式決議，將‘草案’二字刪去。”③

實施《決議（草案）》之後的結果真的證明，決議是“正確的”了嗎？顯然不是，薄一波在他的書中這樣寫道，“據糧食部1953年6月2日向中央的報告和該部負責人稍後像中央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的介紹：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糧食年度內，國家共收入糧食547億斤，比上年度增長8.9%，支出587億斤，比上年增加31.6%。收支相抵，赤字40億斤。6月30日的糧食庫存將由上年同期的145億斤減為105億斤”。薄一波因此認為，“形勢相當嚴峻，全國財經會議的糧食組集中討論了糧食供銷形勢，結論是：問題很大，辦法不多，真有點難以為繼。”④“形勢相當嚴峻”，說明糧食生產已經不能滿足糧食消費的需求。

書中薄一波舉出出現問題的幾個因素，但是不論發生了什麼情況，農業生產互助組成立之後，並沒有出現“農民能夠迅速地增加生產和走上豐衣足食的道路”，也就是說中共在《決議（草案）》中期待的變化並沒有出現，這一點不能否定。既然互助組沒有成功，那麼為什麼之後還要進一步搞初級社、高級社，甚至人民公社呢，草案指出的“農業集體化或社會主義化”這時不是已經證明了此路不通嗎？

答案可以歸結為外部的原因和內部的原因。外部原因是，共產主義本來就是一門宗教，一旦入教，就必須遵照教義。教義上講，社會主義是通向共產主義的必由之路，首先實現社會主義，才能順利地過渡到共產主義。而社會主義就是指工業農業商業的集體化、集團化，所有的生產活動都要求集體化。五十年代東歐的共產黨國家跟隨在教主蘇聯之後，蘇聯在農業上搞集體農莊，這些國家也是這樣，中共不可能置身其外。不論教宗頒布的教義對錯與否，都要不擇不扣地遵守，否則就是離經叛道。

內部原因是，中共黨內沒有糾正錯誤的機制和渠道。如被毛澤東嘲諷為“小腳女人”的鄧子恢（1896年-1972年），最初在黨內的地位很高。1952年成立國家計劃委員會時，任副主席。陳雲、鄧小平、薄一波、習仲勛等人任委員。⑤薄一波陳述鄧子恢不同意毛澤東不顧客觀條件要求加速農業合作化，認為“發展過快”。薄一波在書中這樣寫道，11955年7月11日，毛澤東在頤年堂約見鄧子恢、廖魯言、劉建勛、杜潤生、譚震林和陳伯達，毛“重申自己的意見，並比較嚴厲地批評了鄧子恢同志。但子恢仍舊堅持自己的意見。談話持續五個多小時才結束。據有關同志回憶，毛主席曾對子恢同志說：‘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轟’。”⑥之後鄧子恢被毛指為“右傾機會主義”，迅速邊緣化。毛澤東的“意見”就是快速實現“農業集體化或社會主義化”，而任何與他意見相左的人，在毛看來就是在擋他的路，就是觸犯，就是逆鱗。

共產黨國家的領袖都可以被神話，這是馬列主義這門宗教的一大特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被神化，毛澤東也不例外。“神化”指他們的言論代表絕對的真理，不可以懷疑。七十年代黨報把毛澤東甚至吹捧到這樣的高度，“毛主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⑦毛澤東不僅同教宗馬克思、列寧並列，而且他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一旦被神化，沒有人敢於對“神”陳述不同的看法，觸犯了“神”，後果嚴重。中共黨內瀰漫着人人自危的空氣，毛澤東得以一人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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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民日報》1950年2月1日“慶祝北京解放一周年”

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二冊》“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二冊》“中共中央關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所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作為正式決議的通知（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

④薄一波著《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十二 統購統銷的實行”中“（一）嚴峻的糧食購銷形勢”一節

⑤《人民日報》1952年11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任命的各項名單”

⑥薄一波著《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十五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加速進行的轉折點”中“（二）農業合作化發展速度之爭”一節

⑦《人民日報》1970年1月22日“加強黨的觀念　接受黨的領導——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領袖、政黨、政權、階級、群眾相互關係的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