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其荣
     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近现代以来，世界各种意识形态不同程度的受到自由主义、世俗化、西方化的影响，促成教义的世俗化并与原基本教义偏离。影响之下的教义，较之于其基本教义在观点上更呈多元化，以更宽松态度包融异见，更愿意认识或接受自身以外的立场观点，不再承认任何教义的绝对权威性，转而以科学的态度作为评价标准，对社会发生的普遍存在异于主流价值取向的群体采取尊重与包容等等。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的、利己的和自由的，只要合乎于“法”，便可以以自己的见解对各种宗教、意识形态产生怀疑。这种情形的发生，直接后果是迅速消解教旨教义的权威，由此对教旨主义、意识形态视为圭臬的政权产生极大的冲击，甚至导致社会的失序。
学界一般认为，由于自由主义的兴起，促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新文化运动的爆发，让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近代中国政府的一系列丧权辱国，其根源在于儒家文化把中国社会搞得像一潭死水，阻碍了中国科技与文化的发展，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罪魁。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 “德先生”与“赛先生”）。新文化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礼法，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为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事实上，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打倒孔家店的基础之上的，中共也一直把意识形态阵地的争斗，作为悠关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共建政前三十年的合法性，也来源于此。甚至毛泽东晚年曾向侄子毛远新断言道:“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我们决不能走历朝历代批了再尊的老路。如果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到了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共产党也快完了。”现在看来，把尊孔、倒孔作为政权存亡的标准，难免有些意气用事，未免偏执。但今天的中国社会确实遇到了麻烦，这些麻烦在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渐行渐远，由此造成信仰危机，这些年光怪离奇之怪现状，大家都是与目共睹的：比如官员大面积腐败，不问苍生问鬼神；艺人被潜规则、吸毒、嫖娼；媒体从业人员不守职业道德等等。
邓小平开启中国的改革开放，曾一度用不争论，把意识形态束之高阁，姓社姓资不争不论，毕竟不能可长可久，这让执政党面临越来越大的执政合法性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多年来，执政党的合法性主要源于经济增长，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经济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行压力。党要解决一党永久执政的法理问题，不能取法于西方民主模式，转向取法于中国传统管治便成了唯一选择。
这些年，因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腐败频发，法治不彰，加之中国民众受住房、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所困，不满情绪日益发酵，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中国社会己开始呈现由治而乱的苗头。诚如《新三国》刘备的一句台词，天下大乱之根本，在于民心丧乱，欲安天下，必先取人心，而人心之本，在于循天道，行仁义，持忠孝，“刘备”的这句台词可谓标准的儒家思想，这句台词暗合刘备的身份，所扮演兴汉的政治角色。东汉未年的刘备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都存在社会矛盾内部不可调和，严重动摇了天子的权威，对天子的权威怀疑与批判的直接后果，导致了长达百年之久的战乱。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主张禁欲以格物致知来安定人心，用长幼尊卑等级秩序，来重构社会的和谐，试图把社会变乱为治。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秩序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同时建立完善的等级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董仲舒还强调“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若君王施政不仁不义，天就会有所表示，称之为“天人感应”，也即君权之上还有神权，以示对君王产生震慑。儒家思想认为，只要君主实施仁政，执政法理便始终存在，这也为党急需的永久执政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支持。特别是是革命党转为执政党，革命时期主张破坏一切的意识形态，与执政时期维持稳定政治考量相互掐架。若不及时让位于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形成信仰真空，让其它思想趁虚而入。儒家文化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为中国社会面临快速现代化出现的道德大滑坡提供了精神源泉，不至于荷包满满，四顾茫茫。
儒家文化的哲学认为，时间是有起点无终点的射线，一切事情有因终有果。空间虽然有限，但可以任意延伸。 “不知生焉知死”，与其它宗教的轮回转世不同，只关心现世，因此对其它宗教、意识形状的包容与宽容，使儒教往往与其它教旨教义并无冲突。在儒家文化圈内的历史上，从未因此发生过宗教战争，世界任何地区在宗教战争中失败的一方，都可以到中国继续传教、发展。也正因儒家思想与其它意识形态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使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儒家文化相互补短，互取所长。
在中国历史上，汉朝初期的宽松统治，导致豪强并起，统治阶层意识到秩序对于维持王朝稳定统治的必要性，同时为了开疆拓土，集中资源进行战争和大规模公共建设。于是，汉武帝便采纳了董仲舒的主张，从此儒学便取得中国哲学界的正统地位。此时，孔子已死三百余年，董的新儒学出自于实用主义的“治”，与孔子主张的理想主义的“道”，无疑相去甚远。新儒学糅合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君王统治的部分，董仲舒之后儒学体系中的儒学只是个壳，本质上是法家思想，被称为“外儒内法”。外儒内法，不仅意味着儒学的旧瓶装的是法学的新酒，而且对当今之中国而言，因并存体制内、外两个社会，外儒也不妨理解为对体制外宣儒，以安人心，对体制内施法，以限权力，符合执政党要建立法治社会的施政方针。
儒家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对待政权更替上，儒教的教义暗合卢梭的“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也正因为此，促成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改朝换代。这就是所谓的“皇帝轮流作，明年到我家”。另外，儒家文化把中国社会搞得像一潭死水，一再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那就决定了习时代不可能对儒家思想照搬照套，肯定会有所取舍。
中共从打倒孔家店改变至传承儒家文化，可谓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核心是确保执政党永久执政的现实考量，也是立足于现实政治发展的必然走向。可以预见的是，习时代开启的全面复苏儒家思想，其结果把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相结合，产生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作为治理中国的官方意识。但问题不是没有，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都回避不了中国社会越来越高涨的民主化呼声。
补记(此为在关天茶舍的回复):其实我在这里，不妨把舌头捋直了说，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在于开放，在开放的前提下，民主自由思想在国际上能成为主流思想，在中国也就一样。至于其它主义、儒法道等思想只能处于一个边缘位置，社会的治或不治，在乎于法治(rule of law),而中国传统上的依(以)法而治（rule by law）,由于缺少民主与自由的支撑，往往短命。美英多数等国等虽不崇儒，社会也臻于治，说明儒可有可无，但民主和法治却是一样都不能少。那么闭关锁国命运如何，历代王朝的命数摆在哪里呢，特别是在中国己处在秦汉以来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真是回不去了，只能大胆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