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其榮
     中國從古至今，都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近現代以來，世界各種意識形態不同程度的受到自由主義、世俗化、西方化的影響，促成教義的世俗化並與原基本教義偏離。影響之下的教義，較之於其基本教義在觀點上更呈多元化，以更寬鬆態度包融異見，更願意認識或接受自身以外的立場觀點，不再承認任何教義的絕對權威性，轉而以科學的態度作為評價標準，對社會發生的普遍存在異於主流價值取向的群體採取尊重與包容等等。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個人的、利己的和自由的，只要合乎於“法”，便可以以自己的見解對各種宗教、意識形態產生懷疑。這種情形的發生，直接後果是迅速消解教旨教義的權威，由此對教旨主義、意識形態視為圭臬的政權產生極大的衝擊，甚至導致社會的失序。
學界一般認為，由於自由主義的興起，促成了中國近代歷史上新文化運動的爆發，讓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認識到，近代中國政府的一系列喪權辱國，其根源在於儒家文化把中國社會搞得像一潭死水，阻礙了中國科技與文化的發展，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罪魁。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前後由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李大釗等一些受過西方教育的人發起的一次“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運動。1919年5月4日前夕，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原名《青年雜誌》）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 “德先生”與“賽先生”）。新文化運動沉重打擊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傳統禮法，啟發了人們的民主覺悟，推動了現代科學、民主思想在中國的發展，為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奠定了思想基礎。
事實上，中共的革命意識形態是建立在打倒孔家店的基礎之上的，中共也一直把意識形態陣地的爭鬥，作為悠關政權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共建政前三十年的合法性，也來源於此。甚至毛澤東晚年曾向侄子毛遠新斷言道:“我們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我們決不能走歷朝歷代批了再尊的老路。如果沒法統治或者遇到難處了，也到了要把孔子請回來，說明你共產黨也快完了。”現在看來，把尊孔、倒孔作為政權存亡的標準，難免有些意氣用事，未免偏執。但今天的中國社會確實遇到了麻煩，這些麻煩在於執政黨的意識形態與社會生活漸行漸遠，由此造成信仰危機，這些年光怪離奇之怪現狀，大家都是與目共睹的：比如官員大面積腐敗，不問蒼生問鬼神；藝人被潛規則、吸毒、嫖娼；媒體從業人員不守職業道德等等。
鄧小平開啟中國的改革開放，曾一度用不爭論，把意識形態束之高閣，姓社姓資不爭不論，畢竟不能可長可久，這讓執政黨面臨越來越大的執政合法性問題。中國改革開放的後三十多年來，執政黨的合法性主要源於經濟增長，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在經濟上面臨着越來越大的下行壓力。黨要解決一黨永久執政的法理問題，不能取法於西方民主模式，轉向取法於中國傳統管治便成了唯一選擇。
這些年，因貧富差距兩極分化，腐敗頻發，法治不彰，加之中國民眾受住房、教育、醫療新三座大山所困，不滿情緒日益發酵，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中國社會己開始呈現由治而亂的苗頭。誠如《新三國》劉備的一句台詞，天下大亂之根本，在於民心喪亂，欲安天下，必先取人心，而人心之本，在於循天道，行仁義，持忠孝，“劉備”的這句台詞可謂標準的儒家思想，這句台詞暗合劉備的身份，所扮演興漢的政治角色。東漢未年的劉備與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都存在社會矛盾內部不可調和，嚴重動搖了天子的權威，對天子的權威懷疑與批判的直接後果，導致了長達百年之久的戰亂。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主張禁慾以格物致知來安定人心，用長幼尊卑等級秩序，來重構社會的和諧，試圖把社會變亂為治。
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傾向於施用秩序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制土地過分集中，同時建立完善的等級體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董仲舒還強調“天”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若君王施政不仁不義，天就會有所表示，稱之為“天人感應”，也即君權之上還有神權，以示對君王產生震懾。儒家思想認為，只要君主實施仁政，執政法理便始終存在，這也為黨急需的永久執政合法性提供了理論支持。特別是是革命黨轉為執政黨，革命時期主張破壞一切的意識形態，與執政時期維持穩定政治考量相互掐架。若不及時讓位於中國傳統文化，必然形成信仰真空，讓其它思想趁虛而入。儒家文化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為中國社會面臨快速現代化出現的道德大滑坡提供了精神源泉，不至於荷包滿滿，四顧茫茫。
儒家文化的哲學認為，時間是有起點無終點的射線，一切事情有因終有果。空間雖然有限，但可以任意延伸。 “不知生焉知死”，與其它宗教的輪迴轉世不同，只關心現世，因此對其它宗教、意識形狀的包容與寬容，使儒教往往與其它教旨教義並無衝突。在儒家文化圈內的歷史上，從未因此發生過宗教戰爭，世界任何地區在宗教戰爭中失敗的一方，都可以到中國繼續傳教、發展。也正因儒家思想與其它意識形態不矛盾，可以並行不悖，使黨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與儒家文化相互補短，互取所長。
在中國歷史上，漢朝初期的寬鬆統治，導致豪強並起，統治階層意識到秩序對於維持王朝穩定統治的必要性，同時為了開疆拓土，集中資源進行戰爭和大規模公共建設。於是，漢武帝便採納了董仲舒的主張，從此儒學便取得中國哲學界的正統地位。此時，孔子已死三百餘年，董的新儒學出自於實用主義的“治”，與孔子主張的理想主義的“道”，無疑相去甚遠。新儒學糅合了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君王統治的部分，董仲舒之後儒學體系中的儒學只是個殼，本質上是法家思想，被稱為“外儒內法”。外儒內法，不僅意味着儒學的舊瓶裝的是法學的新酒，而且對當今之中國而言，因並存體制內、外兩個社會，外儒也不妨理解為對體制外宣儒，以安人心，對體制內施法，以限權力，符合執政黨要建立法治社會的施政方針。
儒家的最大的問題在於對待政權更替上，儒教的教義暗合盧梭的“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權利”，也正因為此，促成中國歷史上周期性的改朝換代。這就是所謂的“皇帝輪流作，明年到我家”。另外，儒家文化把中國社會搞得像一潭死水，一再阻礙中國社會的進步，那就決定了習時代不可能對儒家思想照搬照套，肯定會有所取捨。
中共從打倒孔家店改變至傳承儒家文化，可謂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其核心是確保執政黨永久執政的現實考量，也是立足於現實政治發展的必然走向。可以預見的是，習時代開啟的全面復甦儒家思想，其結果把是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文化相結合，產生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作為治理中國的官方意識。但問題不是沒有，無論是儒家思想，還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都迴避不了中國社會越來越高漲的民主化呼聲。
補記(此為在關天茶舍的回覆):其實我在這裡，不妨把舌頭捋直了說，中國的所有問題都在於開放，在開放的前提下，民主自由思想在國際上能成為主流思想，在中國也就一樣。至於其它主義、儒法道等思想只能處於一個邊緣位置，社會的治或不治，在乎於法治(rule of law),而中國傳統上的依(以)法而治（rule by law）,由於缺少民主與自由的支撐，往往短命。美英多數等國等雖不崇儒，社會也臻於治，說明儒可有可無，但民主和法治卻是一樣都不能少。那麼閉關鎖國命運如何，歷代王朝的命數擺在哪裡呢，特別是在中國己處在秦漢以來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真是回不去了，只能大膽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