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良才：《国民党最后的美国诤友——魏德迈将军与中美关系》，《欧美研究》第三十二卷第二期，（台）中研院欧美研究所。
摘 要
魏德迈将军学养人品俱优,在曾在中国战区服役过的美军将领中真正具有中国人敦厚,谦逊以及重情义的特质.在中国战区参谋长任内,魏氏以同情,谅解与包容的态度对待蒋介石及其政府,并积极代为争取美国政府援助,同时又能直言不讳,指出其弊端及亟需改革之处.一九四七年,魏德迈又奉杜鲁门之命来华实地调查,可惜其援华建议并未为国务卿马歇尔所接受,报告亦遭压制.在国共内战的大悲剧中,魏氏的确曾真心诚意地为国民党政府尽一份心力,可惜当时若干主客观因素汇聚而成的历史洪流非其个人所能抗拒.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固然是蒋介石个人生涯中最大的悲剧,也是魏德迈一生中极大的憾事.关键词:魏德迈,蒋介石,中美关系,〈魏德迈调查报告〉(1947年),国共内战奉命来华取代史迪威及其对中国战区的贡献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初来华担任蒋介石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因器量狭窄偏私,个性尖酸刻薄,与人难以相处,加以对中国政府军政领导阶层敌意甚深,因此宾主间的关系日趋恶化.虽然罗斯福派赫尔利来华调停,终未挽回.8 罗斯福应蒋介石之请,於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下令将史迪威召回,并任命魏德迈接替史迪威所遗留之中国战区参谋长及美军指挥官的职务,而当时正在锡兰驻地康堤 (Kandy, 今名马哈努沃勒) 的魏德迈也於十月二十七日夜晚接到马歇尔的电讯.魏德迈对其新任命并不感到欣喜,因为除了仍然希望能率军赴欧洲战场外,他也早就耳闻「中国是美国军事及外交官员的坟场,有许多优秀官员的前程葬送在中国(Wedemeyer, 1958: 269, 272).」但是,作为一个军人,除了接受命令,他别无选择.为了避免魏德迈来华重蹈史迪威的覆辙,参谋总长联席会议在於十月二十四日给魏德迈的指令中,明确规定其主要任务如下:1. 向蒋委员长提供建议并协助其进行对日作战.2. 指挥其属下之美军作战部队自中国实施空中作战,并在作战,训练及后勤支援方面继续支持中国之空军地面部队.3. 除因保护美国人民之生命及财产而有必要者外,不得使用美国的资源镇压〔中国〕内部的斗争. 此外,并将以往并未明确划分的中缅印战区正式划分为中国战区及印缅战区,后者由曾任史迪威中缅印战区副手的索尔登中将 (Lt. Gen. Daniel I. Sultan) 负责.（9 ）此一决定无形中降低了中国战区在美国亚洲全盘战略考量中的地位,「史迪威事件」对中美战时合作关系的立即影响已然浮现.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身份,发布命令,任魏德迈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索尔登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 (秦孝仪, 1978, 5: 629).十月三十日,魏德迈率随员自新德里飞越驼峰抵达昆明,在当地停留一宵,次日飞抵重庆,在机场迎接者有外交部长宋子文,赫尔利及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人.（10） 十一月一日,魏德迈由赫尔利陪同晋谒蒋介石.魏德迈同时发现,史迪威对於其接任该注意之事项并无任何留言或交代.（11 ）抵达重庆之后,魏德迈发现当时中国的情形相当不乐观,西南之战况尤其危急.魏氏在十一月十日致参谋总长马歇尔的电报中表示:「毫无疑问目前中国的情况是严重的,而且在继续恶化.桂林事实上已被包围,柳州的陷落也在旦夕;而中国人的毫无组织,与计画的没有章法则更是出人意表.」事实上,在魏德迈拍发此一电报的前一天,桂林已经被日军攻下,柳州则在十一日陷落.（12） 贵阳之情况亦甚危急,如果贵阳失守,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则是作为美军空军基地以及援华空运唯一的终点昆明以及陪都重庆本身.魏德迈担心一旦昆明失守,不仅危及重庆,更可能造成中国政治及军事上的崩解.（13） 魏德迈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将曾受美军训练及装备,目前在缅甸作战的五师国军中的两师调回,并由参谋总长何应钦驰赴贵阳,指挥援军反攻,贵州战局始告稳定 (Wedemeyer, 1958: 291; 秦孝仪,1978, 5: 648).为未雨绸缪,魏德迈曾向蒋介石建议,如贵阳失守,应有迁都昆明之准备.於十二月二日,蒋以「余绝未考虑及此」婉拒.根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十二月四日之记载: 魏德迈参谋长来谒,於谈话中复以迁都之事相询,公乃郑重告之曰:「此为中华民族精神大节之所关,不能讨论,余纵在渝被敌包围,亦绝不离渝一步也.」魏氏为 公决心所感, 随亦言曰:「如委员长不离渝,余亦绝不离左右.」 公因自记曰:「闻其愿与共患难,同生死之言,殊以为感也.」(秦孝仪,1978, 5: 647)此一记载与事实稍有出入.根据魏德迈自己的说法:「我明白告诉委员长我无意留在重庆被日本人俘虏或杀害,但如果可能我会到昆明去,如果情况许可在那里组织坚强的抵抗.」（14）一九四五年一月,魏德迈晋升陆军中将.除了扭转战事的劣势之外,魏德迈对中国战区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缩编国军兵力,提高国军待遇与建立后勤补给中心.魏氏抵华之初,国军约有三百师兵力,训练及装备均严重不足.魏氏在四月二十六日呈送给蒋介石的备忘录中指出「国军约有三百师之众,美国装备绝不足以配备如此多之单位,故先充实三十六师之训练与装备,若再有可能则扩充至五十师.」此一三十六师之精简,加上仍在缅境作战之三师,共三十九师,即为战后美国协助中国政府建立现代化军队,初步装备陆军三十九师计画之由来.（15 ）魏德迈深知仅凭训练与装备仍不足以致胜,士气是赢得战争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自古即让军队「就食於民」,而军人也认为保国卫民,受之无愧,因此强取豪夺之事实层出不穷,造成民怨甚深.魏德迈调查发现,中国人竟无「行军靠肚皮」(an army marches on its stomach) 的观念 (Wedemeyer, 1958: 335).国民政府所实施的给养制度是依士兵人数将定额款项发给各部队长,由其负责解决粮饷问题.但由於其时军官薪俸微薄,不足以养家活口,因此部队长克扣军粮及吃「空缺」的情形极为普遍,造成战力不足,士气低落.为彻底解决问题,蒋介石接受魏德迈之调薪建议,主动将国军待遇一律提高一倍 (Wedemeyer, 1958: 322, 335-336; 秦孝仪,1978, 5: 655-656).为杜绝部队长的中饱私囊,魏氏又拟具新的配粮计画,分别在昆明及重庆设立一个给养中心,负责采购军粮,分发至各分支单位,再以卡车运送至各部队.此一新配粮计画在全国实施成效良好,不仅士兵粮食不虞匮乏,军民之间的关系亦大为改善.魏德迈并要求马歇尔派遣一位食品专家来华,研究国军膳食情形,并提出改善建议.同时,自美国运送维他命丸,以补充士兵营养之不足 (Wedemeyer, 1958: 322, 335-336; Romanus & Sunderland, 1985: 65).国民政府迁台之后沿用至今的国军后勤补给制度,多少是受魏德迈当年在中国战区所采行措施的影响.除了协助解决国军兵员过剩及给养问题之外,魏德迈在抗战期间也曾数次向蒋介石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其所针对者虽非军国大事,但却颇收移风易俗之功效,更充分反映了魏氏对中国贫苦大众的同情与关怀.例如,魏德迈抵华之后常获国府官员邀宴,菜肴丰盛,有时竟达二十几道菜.魏德迈认为当无数中国人颠沛流离,身处饥馑,而领导阶级却如此奢侈,极为不当.因此他建议蒋介石,在战争期间,此类宴会应予停办,并建议蒋氏以身作则,本身宴客亦应以四菜为限.蒋氏对此欣然同意,并以婉转方式普遍实行 (Wedemeyer, 1958: 322).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建议改变中国人「靠左驶」的行车习惯.在中国,数千年来行人及路上交通工具皆是靠左行走.但是在抗战时期,此一行之多年的旧习惯却造成了不少意外.因为在中国战区所使用的车辆绝大多数是美制的汽车及卡车,其设计是靠右行驶,与英制的车辆不同.魏德迈向蒋介石建议,人车改为靠右行走.蒋氏立即接受此一建议,并打算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内立刻实施.魏氏建议给予数月缓冲期,并大力宣导.此一改变因影响英产汽车在华市场,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 (Sir Horace Sey-mour) 甚至指使若干中文报纸为文攻讦,并要求蒋介石重新考虑,收回成命 (Wedemeyer, 1958: 354-355).此一新的规定於一九四六年元旦在全国开始实施,过程顺利,未发生任何意外.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靠右走」仍是海峡两岸中国人一体遵行的交通规则.抗战期间,魏德迈在中国战区所提出的兴革建议之所以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与采行,主要是由於其诚恳谦逊的圆润个性获得了蒋氏的尊重与信任.魏氏抵华之初,蒋介石即已感觉其人「直谅坦诚,其性格适与史迪威相反 (秦孝仪,1978, 5: 640).」同样的,魏德迈对蒋介石也极为钦佩,但却非盲目的崇拜.对於蒋的能力,领导风格,战略素养及其在当时所面临的困境皆有相当透彻,一针见血但却十分公允的评析. 在其於一九五八年出版,极获好评的回忆录《魏德迈报告》(Wedemeyer Reports!) 一书中,魏德迈对目睹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艰苦奋斗的情形,说出了他的感受:我开始领会到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惊人的坚忍与耐力,绝非如史迪威及他那些记者朋友所描述的不愿作战.法国在德国发动攻击之后六个星期即告屈膝,而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七年后,中国在一九四四年仍在苦撑. 当我对局势了解更多,我认知到中国悲剧的一部分,是我们美国人对中国在一九四一年之前为遏阻日本而作的自我牺牲,大部分时间皆表现漠不关心.(Wedemeyer, 1958: 279)对於蒋介石当时所面临的困境,魏德迈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说:蒋一直是四面作战:对抗日本;对抗以中共为代表的苏俄;对抗以前军阀或半独立省份文武官员所代表的离心势力;对抗「西方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 美国人大部分的时间不是拒绝承认蒋介石所面临的困难,就是对中国战后的命运毫不关心.我们主要的目的是确定中国必须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而不管她的精疲力尽及其人民的惨重牺牲与苦难.当我奉派前往中国战区,军部给我的指令中所使用的就是这些字眼.(Wedemeyer, 1958: 281)魏德迈更进一步指出:美国人以为只要蒋介石下一道命令,它就会被执行.我则体认到委员长不仅不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只是一个松散联合政府的首领,有时会在获取其属下服从一事上遭遇极大的困难.(Wedemeyer, 1958: 323)当然,魏德迈也坦诚指出蒋介石本人能力及领导风格上的弱点及缺失.一九四五年三月,魏德迈返美述职.在与陆军部长史汀生 (Henry L. Stimson) 的餐叙中,史氏询及蒋介石的能力.魏氏回答说: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他不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或熟练的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军队对抗军阀及共党方面相当成功,但极少展现现代军事战术或技巧方面的知识.(Wedemeyer, 1958: 342)对於蒋介石的个性及领导风格,魏德迈曾做过相当透彻的分析:在我与蒋介石两年的相处中,我确信他是一位正直无私的领袖,对其人民的福祉极为关切,并渴望建立符合孙中山理念的宪政体制政府. 在我看来,蒋介石最大的弱点是他对朋友及旧属的忠诚.在他那群僚属中,有些既腐败又无能的人.如果他不能接受劝告而去掉他们,中国局势将会变成怎样实在难以臆测.我曾告诉他,他的僚属中很多极为腐败无能,这些人一日不去,则其为人民所构想的良好计画将永远不能实现.因为这些人使他无法接触到不少中国最爱国能干的人才并获得他们的支持.我承认蒋在政治方面极为机敏,有合理的思考力与坚强的个性.但他却被儒家强调忠於家人朋友的哲学所限.他不愿舍弃他周围那些党同伐异的人,因此疏离了不少中国最好最能干的人才.（16 ）魏德迈对共产主义的本质,尤其是共产党人在中国的意图有极深刻的认识.他承认:「我也像马歇尔一样,曾受惑於史迪威的报告.但经验使我对共产主义的威胁能有所警惕.」在重庆期间,毛泽东与周恩来二人曾在魏德迈的寓所中与其辩论共产主义的本质与手段.追忆这一次谈话,魏德迈写道:我常听说他们〔毛,周〕不是真正的马克斯主义者,而只是对中国人福祉关心的农民改革者.但是这一次非正式的历史性会面却拆穿了这些在美国被广泛传播的报告根本就是谎言.(Wedemeyer, 1958: 285-287)根据魏德迈自己的说法,抗战期间,毛,周曾一度邀请他指挥共军,但遭其以「身为战区〔美军〕指挥官,指令要求其支持国民政府」而婉拒;但当共区发生严重疫病,他曾运送十一吨医药用品救急.(Wedemeyer, 1958: 287)四,魏德迈再度来华实地考察一九四七年春季,魏德迈奉陆军参谋长艾森豪之命,以交换将领身份前往英国访问,在数个皇家军事学院发表一系列的演讲.魏氏在离英之前接获其老长官国务卿马歇尔之电报,命其返美途中顺道访问若干欧洲国家 (Wedemeyer, 1958: 381).魏德迈返国后,於七月初向马歇尔报告访欧观感.马氏趁机表示:「司徒雷登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工作表现乏力.」31 马歇尔并询问魏德迈是否愿意重返中国担任驻华大使.魏氏询以去载马氏要求其使华却因共党反对而撤销任命事.马歇尔毫无窘态或表示歉意,仅笑称:「今日中共可能亦视我为不受欢迎之人 (Wedemeyer, 1958: 382).」魏德迈虽拒绝使华,但因军人服从之天性且念及旧谊,表示愿应马氏之请,率团前往中国作短期实地考察.32 同时,他也希望能为反共的蒋介石再尽一分心力.正如他多年后所说的,他使华任务有双重目的:「让中国人知道他们必须证明美援不会被浪费;同时说服华府必须提供此一援助 (Wedemeyer, 1958: 388).」另一方面,马歇尔之所以选择魏德迈,则主要是基於实际的考量.正如他告诉副国务卿罗威特的:「概括地说,他〔魏德迈〕熟悉中国事务,尤其与重要官员熟识,而他甚受蒋委员长的敬重.」33 当然,在战时即力主援助国民政府的魏德迈,也较易被亲蒋的共和党议员所接受.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纽约,华府,波士顿,芝加哥,丹佛,纽奥良,普洛维顿斯等大城市的主要报纸皆表示反对在國民政府进行改革之前给予援助 (Stueck, 1984: 18).魏德迈受命草拟的指令,在经过罗威特以及远东司长范宣德的修改后定案,於七月九日经杜鲁门签署.34 指令要求魏德迈:(一) 立即前往中国对其目前及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心理及军事情况作一评估.(二) 在与负责之中国官员及领导者讨论时,表明此为一事实调查团,美国政府只有在国府对於促进复元的有效方案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证据时,才会考虑提供援助;而任何可能的援助必须接受美国政府代表之监督.(三) 在作评估时,希望不要觉得需要事先允诺支持或赞助与稳妥的美国对华政策不符的中国官方计画.(四) 在提出考察结果时,应简明陈述所拟之援助的性质,程度及可能之后果;以及如果不援助之可能后果.(五) 完成在华之任务后,前往韩国作短暂停留,并评估当地情况.35值得注意的是,对照魏德迈所草拟之指令以及杜鲁门所签署之正式指令的内容,可以发现罗,范二人作了若干重要的修正.在魏氏草拟的指令中,他被授权对中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准备实际并立即协助一项复元及安定计画」;而正式指令则要求他只能表明其所率领者为一「事实调查团」,而美国只有在国府对复元方案提供令人满意的证据时,「才会考虑」提供援助.另外,魏德迈在陈述援助之可能后果外,也要陈述「不援助之可能后果」,这是草拟指令中所没有的,也为其后魏德迈考察报告之遭受搁置预留伏笔. 对於调查团人员的挑选,魏德迈在与指令相关的执行细节中表示要有一位来自远东司的代表,但他强调「不要一个对国民政府或共党存有坚定的支持或反对立场的人.」36 对於魏德迈此一「远东司内有人亲共」的影射,范宣德相当不满.在呈给马歇尔以及罗威特的备忘录中,范宣德表示:「远东司没有亲共的人.绝大多数远东司的官员对於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之缺失有切乎事实的认识,我也同意他们的看法.」37而在南京〔国民政府在三十五年 (1946) 五月五日自重庆还都南京〕,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则是在中央通讯社向使馆求证时始获知魏德迈将率团赴华的消息.司徒雷登在十二日接获马歇尔七月十一日的电报,告知调查团即将立刻启程,命其将此一讯息尽快通知蒋介石.38 司徒雷登在七月十六日致送马歇尔的电报中,对於魏德迈调查团来华消息在新闻发布之前,未能事先知会使馆,致造成其本人及幕僚之尴尬,深表遗憾.39 马歇尔随即於同日覆电表示因消息走漏而被迫提前发布.马氏并向司徒雷登保证:「魏德迈调查团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40 这一句话才是马歇尔的真心话,也点出了马氏派遣调查团的真正目的.魏德迈调查团一行共十一人於七月二十二日飞抵南京.41 在机场迎接者除司徒雷登大使外,尚有国府文官长吴鼎昌,外交部次长刘师舜等.42 在其发表之抵华声明中,魏德迈表示:余之任务主要系在调查实况,而由专家小组如经济,财政,工程与政治等人员,助余进行,吾人特别注意者,为研究及考察中国政府在复员时所取种种措施之功效……吾人并非根据吾人所希望者为真实之事实,而系根据客观彻底之考察,而断定为真实之事实.……余将竭尽所能执行杜鲁门总统给与余之使命,调查与政治,经济及军事局势有关之良好或恶劣之事实,将其互相连贯,予以评价,而在余之任务完成时,将此种工作所获之结果,贡献与美国总统.43蒋介石以及其他国府高层官员对於魏德迈之来华在起初显然是抱著很高的期望,认为是象徵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契机,随之而来的将是大量的军经援助.44 随著调查团考察行动的展开,这份期望很快就转变成失望与不满.蒋介石首先感到不快的是调查团将甫自日本殖民统治下解脱的韩国包括在行程之内,与中国相提并论,对中国的尊严及主权是严重的羞辱;其次,美国政府在宣布派团来华之时,未与其事先磋商对其本人是极为不敬.45Eng (翻译官),M/Sergeant Alvin Garbs (传令员),S/Sergeant Albert J. Gasdor (速记员),Lt. Colonel C. E. Hutchin, Jr. (执行官),Mr. David Ross Jenkins (财政顾问),Mr. Philip D. Sprouse (政治顾问,远东司代表),Rear Admiral Carl A. Trexel (工程顾问),Mr. Melville H. Walker (经济顾问) 以及Mr. Mark Watson (新闻顾问) 见RUS, 1947, Vol. VII, 642-645. F蒋介石於七月二十三日接见魏德迈时,以「魏氏来华竟未携有美总统之介绍函,颇引以为异.」而蒋更深觉美国舆论对中国怀有敌意,在二十四日之日记中有如下之记载:「尤可痛者,美国舆论不仅以中国与韩国并论,而且其对待中国之态度,尚远不如对待其仇敌之日本.」见秦孝仪 国民党最后的美国诤友—— 魏德迈将军与中美关系 363对魏德迈而言,这种失望与不满的感觉是相互的.魏德迈发觉自从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初离开后,在过去的十五个月间,中国的政治及军事情况非但毫无改善,反而日趋恶化.大使馆一等秘书鲁登 (Raymond P. Ludden) 在七月二十三日向魏德迈提出的备忘录中指出:不幸的是在过去二十年间,国民政府只会以武力对付政治反对势力.目前政府除苦於严重军事挫败以及过度通货膨胀之外,正在失去所有人的信赖……要想把作为中国一股主要力量的共产党人除去将非常困难,即使政府能获得大量军经外来援助……很显然的蒋介石坚信中国共产党问题可以单凭武力解决而不必同时进行社会及经济改革的看法始终未变.……他目前所采行的途径正是刺激共产主义的快速发展,美国对此一情况不能再坐视不管.46同日,蒋介石的侍从武官兼总长办公室副主任蔡文治将军告诉调查团政治顾问石博思 (Sprouse) :国军的主要弱点是士气低落,逃亡者众.共党士气优良.但是,国军如果能吃得饱,获得好的薪饷及装备,士气会一样的好.政府唯一的希望是美国提供军经援助.缺少此一援助,政府将很快崩溃,共党会很快控制全中国.47就在同一天,国民政府委员蒋梦麟在寓所中也告诉往访的石博思:「没有美国的援助无法挽救国民政府.」蒋氏更明白指出「中国最大的腐败存在於军事指挥官之中,所有在东北的将领都预期溃败,都打算趁机能捞就捞.」48曾告诉他:「在这个时期中国没有什麼希望,但大约在五十年之内中国会崛起成为一个强大而安定的国家.」而在二十三日的谈话中,蒋氏则表示:「这样的崛起其结果可好可坏,无人能确实地预测.」见本注,670在如此悲观的气氛中,调查团於二十六日自南京前往上海,正式展开考察活动.49 魏德迈於二十八日返回南京.二十九日,在其抵华后呈给马歇尔之第一封电文中,报告了他的初步观感:调查团不幸地已被一般中国人视为解决中国所有苦难的万灵丹.我们被寄望在一夜之间解决此一情势错综复杂之地区所有重大而存在已久的问题. 我觉得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在精神上已经破产.他们不明白为何而死或做任何牺牲.他们对军政领导阶层已失去信心,预期全面崩溃.那些居上位的的贪腐之辈则试图在崩溃之前竞相捞取.50当晚,在外交部与石博思的长谈中,叶公超次长也坦白地说出了他的看法:虽然蒋〔主席〕犯了很多过错,无人能取代之……他必须做些有益人民福祉的事,必须进行改革,使政府获得人民的支持……上校以上阶级的军官有百分之九十应予淘汰,军队应该重整并给予适当的训练.军队指挥官的贪赃枉法已使军队成为无效率的机器,使士气低落.现在国军在素质上已不如共党军队.如果有一个良好而值得他们支持的政府,有很多与共产党人合作的中国人可能就会离开.蒋仍然坚信他可以靠武力对付共产党人,却不明了对付共党唯一有用的方法就是有一个诚实而有效率的政府.51在以后三个星期中,调查团又先后前往北平,天津,汉口,沈阳,抚顺,青岛,济南,台湾,广州等地考察.所到之处,与当地人士访谈的结果令魏德迈相当震惊.52 其中以东北及台湾的情形最为严重.在东北,魏德迈认为从军事观点来看,当地情况已非国民党人所能掌控.在八月八日呈送马歇尔的电报中,魏德迈指出:国军犯下劫掠罪行,他们经常傲慢无理,以征服者而非负有保护东北人民使命之中国军队的姿态出现.东北人民准备接受共产党的严苛对待,但是他们希望从国民政府的官员及军队那里得到友善的合作.53 魏德迈对於蒋介石派往东北接收之将领的表现相当不满,对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及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二人之印象尤其恶劣.54 八月六日,魏氏在离开沈阳之前与适才抵达的参谋总长陈诚会面,建议后者转请蒋介石将熊式辉及其总部人员全数撤除,另择廉洁能干之将领统率东北所有国军.55调查团八月十一日抵达台北考察,距「二二八事件」发生不到半年.在台湾,魏德迈发现了与东北相当类似的情景.在十七日致送给马歇尔的电报中,魏德迈指出:前行政长官陈仪的统治造成〔台湾〕人民与中央政府的疏离……中央政府失去了一个向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展示其具有提供廉能政府能力的良机……〔台湾〕人民真诚热切的期待自日本人的束缚中获得解脱.但是,陈仪及其党羽却毫不留情地将其腐化贪婪的统治强加之於这群快乐而顺从的人民.军队以征服者自居,秘密警察肆意威吓〔百姓〕以协助中央政府官员的剥削……56八月十九日,魏德迈完成在中国的考察行程.当天,蒋介石与其长谈六小时,就政治,军事,党务等有关问题广泛交换意见,但未触及美国之世界与远东政策或中美具体合作办法.蒋对此似有不满,在日记中有如下之记载:「对美国之无政策.深为世界前途忧.……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不自强,何能为人所重,故除自强雪耻,努力奋勉之外,别无他途也 (秦孝仪,1978, 6: 548-549).」很显然的,魏德迈对於此次来华考察的发现也相当失望.在他与蒋介石相处的经验中,从未像现在这样,对蒋的领导能力几近於完全失去信心.正如他离华前夕写给当时在美国的麦克罗将军的信中所说:「他〔蒋〕向我保证他是真心要帮助他的人民以及消除腐败.他要不是一个玩弄权谋者,就是他无力进行现在有急迫需要的改革 (Stueck, 1984: 43).」但是魏德迈也知道,在当时蒋介石是唯一可以领导国民党击败共产主义的人.他希望蒋介石能真正了解改革已刻不容缓,在后者迈上改革之路时,出一分推动的助力,也让他更能说服美国提供援助.因此,当蒋介石邀请他在国府委员会及各部会首长联席会议演说时,他虽考虑再三仍勉强答应 (Wedemeyer, 1958: 387-388).八月二十二日,面对六十多位包括蒋介石本人及宋美龄等在内的国府高级官员,魏德迈,以一个诤友的身份,坦白地说出了他考察的观感.他抨击政府之军事措施以及国府军政官员之腐败无能.魏德迈并指出共党问题非一时仅赖武力所能解决,政府必须立即从事政经改革,以获取人民之支持.当时在座的国民党元老,考试院长戴季陶聆听之余,感触甚深,竟至泣下.57 可惜,蒋介石以及大多数之国民党领导阶层似乎听不进魏德迈的肺腑之言.他们认为魏氏对国府之批评「其中因受共党及其外围份子宣传之影响,颇有曲解及误解者 (秦孝魏德迈原拟於八月二十三日晚间在司徒雷登大使官邸设宴答谢蒋介石,宋美龄及行政院长张群夫妇.但在当天下午蒋介石托辞身体不适,无法赴宴,魏德迈乃取消此一宴会.蒋介石对魏德迈坦率批评之不悦,由此可见.而张群则对魏氏因蒋介石无法出席即取消宴会亦极表不满.58八月二十四日上午,魏德迈及其幕僚飞东京转往韩国考察.在行前发表的离华声明中,魏氏更明确而直接地指出:余今日见中国各地多有冷漠无情与麻木不仁之现象,对眼前之问题不求解决,而以相当之时间与精力掷於谴责外来之影响,或觅取外来之协助,多数能干爱国之中国人士,原应满怀希望与决心者,反陷於可鄙之失败主义,言之诚属令人丧气.中国虽经多年战争及革命之阻挠及削弱,现仍拥有其本身所需之大部分物质资源,复兴有待於睿智之领导与道德及精神之再生,而此仅能求诸中国内部. 同等重要者,目前中央政府能裁除在政府组织内,尤其省县机构内,担任职位之颟顸或贪污官员,而获得并保持大多数中国人民一致及热忱之支持……为重获得并保持人民之信任计,中央政府须立即实施大刀阔斧而范围广大之政治及经济改革,纯作诺言,将无济於事,亟需见诸实行.一般所应接受者,即军事力量本身将不能消灭共产主义.59如所预期的,魏德迈的离华声明在国民党内立刻引起了极大的反弹.首先,在魏德迈离华后次日晚上,蒋介石召唤司徒雷登之私人秘书傅泾波 (Phillip Fugh) 至官邸,详询调查团来华之背景,并对既有大使驻华又派遣此一未经过邀请之调查团表示不解.蒋介石显然关心美国是否有意逼他退隐或以其他方式令其去职.60八月二十六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行政院会议之报告中,详述魏德迈声明中之各项错误.王氏认为:经济复苏缓慢是由於抗战带来的纷乱失序以及国军未能在日本投降后收复整个东北所造成的结果;国民政府在与共产党人斗争时并非只追求军事的解决;而在清除公务员贪污的工作上亦已获得若干进展.61八月二十九日,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在南京《中央日报》发表长文,强调中国的问题不能用西方的政治及经济的尺度来衡量.他更进一步批评「那些只不过访问少数几个城市,即对当今政府之缺失擅下结论的外国人 (Stueck, 1984: 47).」九月份,国府高层对魏德迈的批评愈趋明显.九月二日,行政院长张群在接受美联社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政府的内政或外交政策不会因为魏德迈调查团而有所改变.他说:「有很多事情魏德迈不知道.」张群并指出:魏德迈来华访问时,他曾数度与其见面,但魏德迈从未与其进行任何严肃的谈话.张群抱怨说:「比较起来,政府之外的人比政府内部的人更受到魏德迈将军的重视.」张群并且强调:魏德迈在离华声明中建议的改革事项,有很多在他来华之前已经实行了.可能魏德迈将军认为他离开中国并不太久,对中国仍很了解.62 当时即将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王世杰在九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中美关系因魏德迈访华后所作之公开声明,显然日趋恶化 (王世杰,1990, 122).」九月十六日,国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长孙科接受合众社记者访问时表示:除非美国立刻给予大量援助,否则中国将会与苏联合作.孙科宣称:魏德迈的「不够技巧的」批评已令许多中国人不满,因此使转向莫斯科的工作变得单纯.63 司徒雷登在九月二十日呈给马歇尔的报告中也指出「甚至有国府高层官员向他表示,可能会请求苏联驻华大使调停国共内战.」64很显然的,国民党高层对魏德迈的批评恼羞成怒.值得注意的是当初力劝魏德迈接受蒋介石演说邀约的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电文中也隐约指出魏德迈对国府之缺失「过於坦白的」批评有伤国民党人的「颜面」.而他们也担心这些出自一位总统特使口中的言辞会激励共产党人,鼓励无党派人士反对政府,同时也会造成金融市场的骚动.因此,司徒雷登认为魏德迈对国府高层官员的谈话以及离华前发表的声明对国府来说「无疑是一个粗鲁无礼的震惊.」65事实上,蒋介石未尝不知道魏德迈对国民党高层的谈话以及在离华声明中的批评皆是实情.单就军人而论,抗战结束未久,军纪败坏将领腐化的情形就已普遍存在.蒋介石在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以及三十五年四月三日两次对国军高级将领的谈话中,就痛切指出:各部队经过此次长期抗战之后,军队风纪的败坏几乎成了普遍的现象,以后剿匪的工作,其艰钜困难不亚於抗战,我们高级将领如果不极力振作,以新的精神和决心来振刷部队的风纪,提高部队的朝气,就没有不失败的!但是我听到现在还有许多高级将领,沈溺於赌博,动辄输赢几十万,这是最可痛心的一件事,这些人我今天不必一一指出,你们自己应该明白.现在反动派到处宣传,说我们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下级军官也很健全,惟有我们一般高级将领人人都是腐败堕落,而且阶级愈高,精神愈萎靡,行动愈腐化,狂嫖滥赌,走私经商,吃部下的空额.不仅反动派如此说法,就是一般外国朋友也是如此看法.这不能怪人家轻视我们,而必须反省我们本身有没有这种缺点.我可以说,我们高级将领虽不是人人如此,至少大部分已经腐败堕落了.(蒋总统思想言论编辑委员会,1966, 19: 23, 68-69)他在以后多次对国民党员的训话中,一再提出同样的指责.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四日在「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的开训讲话中,他就明白指出:自抗战胜利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我们革命的工作,不但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而且因为本党自身在人事上缺乏健全的考核制度,凡是刻苦耐劳富於革命精神的同志,不仅没有识拔出来,反而要受人妒忌,工作上遭到阻碍,这样一来,一般同志工作的情绪,自然更加低落,而整个党务,也就更加因循泄沓了.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蒋总统思想言论编辑委员会,1966, 19: 23, 291)三十八年十月,中共在大陆建立政权,国民党政府播迁台湾.蒋介石在十月十六日「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开训讲话中再度指出:「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像 (蒋总统思想言论编辑委员会,1966, 19: 397).」三十九年三月十三日,他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所在地阳明山庄所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中又再三提醒国民党人:近年我国党政军各阶层中普遍流行的现象,是虚伪,欺骗,因循,苟且.说了话不能实行,下了令不能贯彻.循至於纪律废弛,组织散漫,风气颓丧,官常败坏,外国人讥讽我们政府「贪污无能」,都是由於这种虚伪积习所发生的结果.(蒋总统思想言论编辑委员会,1966, 20: 10)由蒋介石这些讲话可以得知,他对国民党政府内部这些弊病相当清楚.但是除了他本人之外,其身边部属幕僚,即使能看出问题之所在,又有几人敢坦率直言 在台湾的几十年间,在国民党的改造声中,蒋介石曾在无数次的讲话训词中一再重复这些责备,但已流於形式,不具有任何激励改革的实质意义了.另一方面,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离开南京的魏德迈调查团在东京短暂停留之后,於二十六日下午飞抵汉城.魏德迈在韩国进行为时一周之考察活动,於九月三日离开汉城至东京.同日,魏德迈得知司徒雷登於八月二十六日致马歇尔电文之内容.魏氏对司徒雷登当初力劝其接受蒋介石之讲话邀约,而今却暗指其发言不当之作法深感不满.魏德迈立即致电司徒雷登表示不满,并对蒋介石及其他国府高层官员之反应深感遗憾.魏氏指出:「我衷心觉得我之工作系以美国及多数中国人之最佳利益为念.」66 魏德迈最后深感遗憾地表示:战时我在中国竭尽心力.而在过去两年间我在美国也以演讲及写信方式尽我所能地帮助中国,如果蒋介石或任何爱国明理的中国人对我的动机及作为作不利的解释,令我感到悲伤与失望.67司徒雷登虽於九月十二日致电委婉解释,但魏德迈对其言行不一之作法始终难以释怀.68魏德迈调查团离开东京后转赴夏威夷,在檀香山停留九天,积极拟就考察报告.魏德迈於九月十八日返回华府,次日即向杜鲁门提出书面报告.这份冗长的报告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概论从国际局势的观点陈述中国的现况;第二部分则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军事各层面分析中国在战后所面临的问题;第三部分从同样的层面分析韩国的现况及问题;第四部分为结论;第五部分为建议.在概论中,报告指出:尽管人们在中国所见到的全是腐败与无能,可以确定的是大多数人民对共产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并无好感.有些人为了对警察的高压措施,腐败的作法以及国府官员的施政不当表达愤怒的抗议而与共党合作.有些人则因对现今的中国领导阶层完全不抱希望,在绝望中而变成共产党人.69对於苏联在远东的图谋,报告亦指出:美国在雅尔达会议中同意俄人重入东北,而后来又拒绝对国府提供援助,间接地帮助了苏联在远东的计画……东北情况已恶化到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以阻止该地区成为苏联的附属.中共可能即将获得对东北的军事控制并宣布成立政府.70报告亦不忘提醒美国政府,「在战争期间,虽然日本人提出愈来愈有利的投降条件,中国仍选择坚守同盟阵营.如果中国接受投降的条件,大约有一百万日军可以被用来对抗太平洋地区的美军.」71 在政治层面,报告预测共党最后可能统治中国:虽然中国人民一致期望不计任何代价求得和平,照目前情况来看,此一愿望似难实现.一边是国民党,其保守的领导阶层,镇压及腐败已使大众对政府失去信心.另一边则是在意识形态上服从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公认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共党政府……温和派则处於国民党的失政与镇压和共党残酷极权主义的夹缝中.少数党缺乏强而有力的领导与众多追随者.由於国民政府的镇压,无论是温和派,其中很多是在国民党内,或是少数党皆无法发挥他们的影响力……目前的趋势是国民政府的控制逐渐崩溃,而最后可能出现一个共党统治的中国.72在经济层面,报告所呈现的远景也极不乐观:由於内战及通货膨胀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在解体中.目前趋势最可能的结果是不会立刻崩溃,但持续而缓慢的麻痹将会造成国民政府威信与权力的衰退.过去十年的战争造成运输通信设备,矿藏,公用事业及工业的严重损坏.虽有若干令人赞赏的努力与大量的经援,但其整体的能力尚不及战前的一半.由於运输设备的中断以及失去了大部分的华北及东北,这些富庶地区的重要资源已无法再支援经济的复原……国民政府在经济上最迫切需要的是降低军事预算.73在社会文化层面,报告认为公众教育已成为战争以及社经崩解的一个主要受害者:教室,课本以及其它设备多已损毁,而目前已无力作较多数量的添购.教师,就像其他公务人员,发现他们一个月的薪水已贬值到只够几天的米钱.从提供全国严重文盲问题解决之道的小学到培养国家专业,技术人员与行政人才的大学,整个教育体系皆是如此.而大学也遭受另外一个同样严重的打击—传统学术自由的箝制.参加示威抗议的学生遭受国府情治人员严厉有时甚至残暴的惩罚……教职员经常在并非不能胜任的情况下被免职或解雇,显然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政府官员不合.同样的,刊物经常未经指控即被以「军事安全理由」关闭,在更换新的经理人员后,才能重新营业.74在军事情势方面,报告指出国军已渐居劣势:在过去数月间,国民政府的整体军事情势在恶化中,而目前的状况对中共的军队有利.虽然国军在力量上占优势,但战术的先制却是操控在共军手中.共军为达成摧毁其所择定之据点或地区的任务而采用的打跑战术 (hit and run),使他们比国军享有决定性的优势,因为后者必须防卫包括通讯连接线在内的许多重要地区.为实质改善目前的军事状况,国军必须先稳住前线,再重获先制.此外,由於政府使用了全国预算的大约百分之七十以支持内战,为舒缓此一情况所采取的措施,显然必须朝向提升军队效率,并伴随社会,政治及经济改革计画,包括减少军队编制的数量……中国目前的工业潜力不足以有效地维持军队.国军在目前状况下无法顺利应付内战或履行其国际社会一分子之责任.因此任何作战行动计画若期望能够成功,在进行之前必须先有军火 (弹药最迫切需要) 以及技术援助形式的外援.美国提供军援给国民政府,可能会促使苏联公开或暗中提供相同的援助给中共……如此将造成一个类似一九三五年在西班牙的意识形态冲突的竞技场.如果此种在欧洲及中东地区出现的类似状况也在此一地区发生,可能随时会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75在结论中,报告指出:大多数的中国人〔及韩国人〕对共产主义并无好感,他们也不关心意识形态.他们渴望的是食物,遮风避雨的地方以及平安度日的机会.76 在第五部分中有关中国者,报告具体建议:(一) 知会中国,美国愿继续援助中国,以保障其领土完整及加速复原;(二) 中国应有效使用其本身资源以执行经济复兴计画.并采行健全之财政政策,以减少预算赤字;(三) 中国政府能持续证明其已进行具迫切必要性之政治及军事改革;(四) 中国接受美国军事及经济顾问,以有效使用美援.77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东北问题,魏德迈在报告中建议中国要求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以中止在东北的敌对行为,并要求将东北由中,苏,美,英,法五国共同监护,或依联合国宪章托管.78 此一部分,魏德迈认为系其报告中之「最重要之成分」,但马歇尔却认为此一建议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此一建议,当时若予公布,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意指国府无力统治其领土,对中国人的感受是极为无礼的.」79 马歇尔要求魏德迈将其报告中此一部分删除,但遭后者婉拒.马歇尔乃决定将报告压制,不予公布并列为最高机密.80正如一位著名的中美关系史学者所写的:压制魏德迈报告是〔杜鲁门〕政府一项最无必要也最不幸的行为.如果报告得以公布,其所引发的公开辩论可以澄清许多基本问题.如果〔美国〕大众显示无意承担一项积极对华政策之花费以及最后介入中国内战的风险,政府的消极政策便可得到某种背书.如果政府输了这场辩论,则采行新的对华政策犹为未晚……不管怎样,政府均不至於〔后来〕在遭受对国会及美国民众隐瞒重要讯息的指控时而无法辩解.……魏德迈关於东北建议之揭露,其对中美关系之伤害应不会大过雅尔达密约或马歇尔本人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所发表的离华声明.对於国民政府的感受突然表现过度的热切,〔杜鲁门〕政府犯了一个可以避免的错误.(Tsou, 1963: 460-461)魏德迈本人对其报告的被压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在回忆录中指出:调查报告的结论及建议部分,在用字遣词上皆很慎重,就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快.而几乎所有构想皆在极融洽气氛中事先与蒋介石商量过.因此我确信调查报告的公布,不会让美国政府或中国人难堪.如果我错了,那麼在一九四九年的对华关系白皮书中公布了我的报告,则似乎是严重的外交错误.(Wedemeyer, 1958: 398)他更进一步表示:当我在报告遭到压制之后又重回军旅,我也许已经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也是对国家的未能尽责.如果我当时辞职并说出我心中想法,也许我能让美国大众了解真相,因而使中国免於共产党人的征服,使后来残酷而徒劳无功的韩战得以避免.但对马歇尔将军的尊敬与情谊,使我很难放弃军旅生涯,以便在政策上向他挑战.(Wedemeyer, 1958: 402)对魏德迈个人来说,调查报告的遭受压制,正式宣告了魏德迈与马歇尔两人之间长官部属关系以及私人情谊的终结,也使他在军旅生涯中终於无法再上层楼. 仪,1978, 6: 550).」伍,对国府之支持始终如一在其报告遭到压制之后,魏德迈立即归建军中,先后担任过陆军计画及作战署长 (1947-48),陆军副参谋长 (1948,主管计画及作战),陆军第六军军长 (1949-51).魏德迈於一九五一年以中将军阶自陆军退役,正值五十四岁壮年.81 职务虽屡有更动,但魏德迈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支持则始终未变.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六日,距其提出考察报告不到一个月,魏德迈发表谈话,吁请美国当局继续支持蒋介石领导之国民政府,并认为:「非立即给予中国以军事物资及道义上的支持,实不足以阻止共产主义之滋蔓.」(秦孝,1978, 6: 569-570)两个月后,魏氏在参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再度力主紧急援助国府.他说:我认为蒋主席是中国合理的领袖,美国应该将其可能予中国的援助,和中国可以有效方式利用美援的能力,予以相称的配合.最重要的,是他始终如一的反对共产党,在太平洋战争的最高潮,蒋主席可以在极有利的条件下,与日媾和.因之,日本可调出一百五十万人,与美军作战.蒋主席决定忠於他的盟国,他是一极可钦佩的人物,美国应当速予中国以军事,经济援助.(秦孝仪,1978, 6: 529)一九四八年中,国军剿共情势日趋不利,亟需美国军经援助.六月初,参众两院讨论援华法案,马歇尔及陆军部长罗耶尔 (Kenneth C. Royall) 等人皆认为美国援华,不独消耗金钱,反而有损美国之国际威信.魏德迈则力陈:「中国所处地位在对苏军略上重要,美国既抱抵制共党蔓延政策,何以轻视亚洲情势,不予援助.」最后,援华法案经两院协商后於六月二十日通过,援华总额为四亿美元,其中包括军援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82根据联勤总部派往美国之杨继曾署长之报告:马歇尔将军对中国成见甚深,彼历来不主张援助中国,认为中国已不堪救药,终将沦於共党之手,援助不成,必至丧失美国体面,此次国会拨款之讨论,又予以阻挠之机会……幸魏德迈将军之答覆,认为时机虽属已晚,但尚可发生有用之效力,否则,此项援助几将全部取消.(秦孝仪,1978, 7: 101)由此可见,若无魏德迈之仗义执言,此一援华法案似难在国会通过.虽然军援部分之首批军械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初始运送来华,对遏阻共党攻势已经太晚,但魏氏之义助仍足感人.三十八年 (1949)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政府播迁台湾,蒋介石於次年三月一日在台北复行视事.一九五一年九月中,魏德迈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记者专访时表示:「我认为蒋介石目前是中国人理所当然的领袖,我们美国人必须与其合作.」("Interview," 1951: 39) 他始终认为未能在精神上支持蒋介石,是美国战后在远东所犯的一项根本错误.他说:如果我们在一九四六年明确声明蒋介石是战争期间一位忠实而有力的盟友,美国决心继续给予支持,协助其带领中国走出动乱并自八年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崩溃中复原,共产主义可能不会得手……我也深信,如果［我们］能及时给予选择性的精神,经济及军事援助并加以监督,蒋介石应可阻止共产党人在亚洲的扩张.("Interview," 1951: 41-42)三十多年之后,他在接受一位也是西点军校毕业生的历史学者的访问时,仍然认为共产党人的接管中国并非「不可避免」(Eiler, 1983: 46).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七九年建交之后,中共曾多次邀请魏德迈夫妇访问大陆,均遭其婉拒.正如他在一九八三年二月初写给一位中间传话人的信中所说的:我始终坚信真正的和平,繁荣与快乐只有在一个基本人权受到尊重,个人在充分自由的环境中得以自行发展并表达其天赋才智与期望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许多年来,尤其是我在战时及战后在远东服务的那段期间,我一直鼓励中国人依据这些原则追寻他们的命运.……现有的证据充分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恰好是奠基於对这些价值的否定上. 到中国大陆访问,即使是拜访老友,将必然会被解释成赞同或至少是默认—中国的现况.因此很遗憾地,我要让你知道,如果此时接获邀请,我们将不得不予婉拒.我们热切期盼中国大陆已有改变的确实证据,使我们在有生之年,得以心安理得地再次重返那具有可敬人民与美好土地的伟大国度.(Eiler, 1987: 221-222)可惜,他的此一愿望未能实现.当他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以九十二岁高龄逝世於维吉尼亚州贝尔沃堡市 (Fort Belvoir) 时,魏德迈终未能再踏上那片他曾贡献过心力,睽别四十多年的土地.83陆,结论在二次大战期间崭露头角的美军将领中,魏德迈是一个学养人品俱优的人;而在所有曾在中国战区服役过的美军将领中,他也真正具有中国人敦厚,谦逊以及重情义的特质.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之前,魏德迈即以其参谋长才获得马歇尔的赏识与拔擢;可惜后来也因其在对华政策理念上与马氏背道而驰,两人关系渐行渐远,进而遭受排斥,使他在美国陆军中的升迁无法更上层楼.一九四四年十月,罗斯福应蒋介石之请,将史迪威召回,同时派遣魏德迈来华,接替史氏所遗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指挥官职务.在华期间,魏德迈因其个性谦和圆润,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高层皆能相处融洽,尤受蒋氏之信任与敬重,使抗战后期因史迪威事件而濒於恶化的中美战时合作关系得以舒缓.在中国战区参谋长任内,魏德迈除改善国军膳食,建立后勤补给制度之外,并建议消除奢靡风气,改变国人行车习惯,颇收移风易俗之功效.在对中国抗战曾贡献过心力的美军将领中,他与陈纳德二人最令中国人怀念.陈纳德因率飞虎队来华助战,并娶国人陈香梅为妻,极受蒋介石及宋美龄之宠信;但未见其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缺点有所指陈.真正能以同情,谅解与包容的态度对待蒋介石及其政府并积极代为争取美国政府援助,同时又肯直言不讳,指出其弊端及亟需改革之处的只有魏德迈一人而已.可惜,魏氏的坦诚谏言有时并未得到国民党政府高层的善意回应,反而遭受误解与无谓的攻讦. 在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的中美关系发展中,虽也有若干积极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的人,如所谓「中国游说团」 （China Lobby) 中的众议员周以德 (Walter H. Judd) 以及参议员诺兰 (William F. Knowland) 等人;但这些支持者对国民党政府的弊端缺失未必真正了解;或即使曾有所闻,但在冷战「反共第一」的前提下,也未忍多加苛责. 在抗战期间及其后的中美关系史中,对蒋介石的个性,领导风格,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弊端缺失有深刻体认,敢於批评并提供改革建言,而犹能终其一生未改变其支持立场者,魏德迈是唯一,也是最后的一人.对於这样一位真正的朋友,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是有所亏欠的.在杜鲁门任内曾任国务卿的伯恩斯在其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他对国共内战的感想:「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人力充沛物产富饶的国家,却因阋墙而分裂,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悲剧 (Byrnes, 1947: 226).」在这场国共生死搏斗的大悲剧中,魏德迈的确曾真心诚意地想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存续尽一分心力.可惜,战后东亚局势的演变,国民党政府内部长久以来存在的许多问题以及杜鲁门,马歇尔二人对蒋介石及其政权的厌恶,这些主客观因素汇聚成为一股非魏德迈个人力量所能抗拒的历史洪流.在大陆蒋介石及其政权是被这股洪流所淹没的.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最后之失败固然是蒋介石个人生涯中最大的悲剧;对魏德迈而言,也是其一生中极大的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