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觀者世界》（The Spectator World）編輯助理及ISI研究員胡安·P·維拉斯米爾（Juan P. Villasmil）於2025年12月12日在《美國保守派》雜誌發文稱，新的《國家安全戰略》是有清晰的思路、明確的層級結構以及一項有骨氣的對外政策，也正是我們翹首以盼的戰略：

新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堪稱佳作。這份文件之所以如此有力，並非在於其文筆，而在於其清晰的思路。幾十年來，美國首次擁有了一項並非基於理論、口號或空泛的“國際社會”概念，而是基於一個真實國家——我們自身——具體利益的戰略。

去年，我在《新聞周刊》上撰文指出，美國必須擺脫後冷戰時代根深蒂固的“首要主義”思維，轉而奉行我所謂的“外交政策斯多葛主義”：謙遜、層級分明，以及對民族國家保持清醒的尊重，致力於改變那些最容易改變的因素，並將最具體的威脅置於首位。智庫界——甚至包括保守派智庫——都認為這些論點古怪、不成熟或無禮。但新的《國家安全戰略》不僅承認這種邏輯，而且像遲來的修正一樣，恰到好處地予以回應。對於我們這些一直在邊緣地帶闡述這一觀點的人來說，這份文件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意義，並非因為它與我們的觀點不謀而合，而是因為它將重心拉向了現實。

它不是一篇評論文章，而是一份治理藍圖。

許多評論員急於將這份文件歸入熟悉的範疇，匆忙地稱之為“現實主義”或“克制”。但這完全忽略了重點。這裡提出的“美國優先”並非研究生研討會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而是政治家意義上的現實主義：目標明確，手段坦誠，以及對共和國命運毫不妥協的承諾。

《國家戰略》在其最重要的論述之一中精闢地概括了這一點：“美國優先”是“務實而不‘實用主義’，現實而不‘現實主義’，原則性而不‘理想主義’，強硬而不‘鷹派’，克制而不‘鴿派’”。這不僅僅是一種教條式的表述，更是一種道德宣言。外交政策的各種理論流派固然有用，但戰略的真正任務更為簡單，也更為古老：確定國家生存和繁榮所必需的要素，然後毫不猶豫地付諸行動，不加任何顧慮、辯解或自欺欺人。

這也解釋了為何眾多批評者，尤其是在歐洲的批評者，對這一戰略反應強烈，既感到震驚又義憤填膺。波蘭總理唐納德·圖斯克感嘆道：“親愛的美國朋友們，歐洲是你們最親密的盟友，而不是你們的問題。”許多智庫專家也紛紛附和。但這些反應更多地反映了歐洲的期望，而非戰略本身。 《國家安全戰略》非但沒有忽視歐洲，反而將歐洲置於其應有的位置：既不凌駕於美國的核心利益之上，也不低於美國的核心利益，而是置於一個優先事項的層級之中。

事實上，歐洲的批評建立在選擇性投射的幻想之上。多年來，歐洲一直譴責美國追求自身利益，尤其是在西半球的利益，同時又期望美國為其國防提供保障，遏制其對手，並承擔自身猶豫不決所帶來的政治和經濟代價。然而，正是這個要求美國堅定不移承諾的歐洲，卻屢次對華採取觀望態度，忽視其能源政策中顯而易見的脆弱性，並將與美國的聯盟視為一種道德權利，而非戰略關係。

《國家安全戰略》旨在恢復平衡。它承認歐洲的歷史和文化重要性以及聯盟的持久價值，同時明確指出主權國家負有主權責任。國家不是小學生，它們會根據激勵機製做出反應，它們會追求自身利益。他們應該被推動，而不是被嬌慣。美國期望歐洲做出貢獻，並非因為我們對歐洲漠不關心，而是因為我們相信歐洲能夠做得更多。

《國家戰略》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它打破了對西半球的沉默。幾十年來，各大智庫都忽視了這一地區。他們設立了歐洲、亞洲和中東教席；舉辦關於印太架構和歐洲分擔責任的會議；發布關於海灣地區、北約和台灣問題的白皮書。然而，這個對美利堅共和國的存亡影響最為直接的地區，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極少數研究西半球問題的人士可以肯定地告訴你：這是近年來美國外交政策中最具突破性的進展。《國家戰略》最終承認了一個早已顯而易見的事實：亞洲或許是全球優先事項，但西半球才是文明的重心。

國家安全戰略最終明確指出，許多人私下裡早已認同的觀點：地緣位置決定力量。如果美國想要在經濟、技術和軍事上與中國競爭，就必須同時確保自身共和國所處的空間安全。一個大國不可能在區域權威受到侵蝕的同時在全球範圍內投射力量。中國似乎本能地理解這一點。它不會在容忍自家門口存在卡特爾統治的同時與核競爭對手對抗。它不會在允許大規模移民、從而損害國家公民和社會經濟基礎的同時談論威懾。一個無法控制邊界的共和國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一個允許敵對勢力滲透其所在半球的國家無法在國際事務中清晰地採取行動。

從約翰·昆西·亞當斯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以來，每一位政治家都明白，西半球並非一個感性的問題；它是國家生存的戰略前提。國家安全戰略提出的並非僅僅是對門羅主義的懷舊，也不是冷戰的復活，更不是對海外僑民壓力集團的妥協。它提出的東西要簡單得多：承認美國如果想要保持主權大國的地位，就必須確保其周邊地區的安全。正如建國者們所相信的，正如早期共和國所相信的，正如每一位嚴肅的戰略家所相信的，半球至關重要，因為地理位置並非抽象的學術概念。這也是“美國優先”哲學理念的簡單之處。它始於我們眼前的事物，而不是那些迎合我們道德虛榮心的東西。

一些批評人士認為這過於功利或缺乏道德。但國家安全戰略恰恰證明了相反的觀點。它之所以具有道德意義，正是因為它負責任。它明白，在美國能夠在亞洲領導聯盟、影響歐洲局勢或在中東斡旋和平之前，它必須首先是一個運轉正常的共和國。一個對自身主權缺乏信心、邊界不安全、沒有根植於自身文明遺產的國家，無法承擔大國的重任。“美國優先”並非孤立主義，也不是霸權主義。它在最深層的意義上是共和主義的。它是一種戰略學說，其基礎是相信美國人民應該擁有一個在保護世界之前先保護他們的政府。

國家安全戰略的精妙之處在於，它拒絕將國家擬人化或將聯盟情感化。它不把盟友視為脆弱的裝飾品，也不把對手視為卡通式的反派角色。它並不認為美國可以永遠補貼那些不願自力更生的人。它摒棄了過去30年的不切實際：那種認為美國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無需優先考慮任何事情、也不會在國內造成任何後果就能主宰世界的幻想。

國家安全戰略要求歐洲承擔更多責任，因為歐洲擁有財富、人口和制度，有能力做得更多——而且聯盟要想持久，就必須是互惠互利的。它將亞洲重新定義，不再是意識形態鬥爭的戰場，而是經濟和技術競爭的核心舞台。它將中東視為利益攸關的領域，而不是道德使命的所在。它將非洲視為充滿機遇和風險的土地，而不是用來宣泄自由主義者愧疚感的場所。

並非所有變革都是破壞性的。任何誠實的史學家都知道，最具顛覆性的舉動可能僅僅是在幾十年來拒絕正視現實之後，終於勇敢地面對現實。國家安全戰略正是促成了這種清醒的認識。它不是宣言，也不是理論。它是一項戰略，不是為我們理想中的世界而制定，而是為我們實際生活的世界而制定。

最終，它的力量在於將美國治國方略恢復到其應有的基礎：一個主權國家的人民理應擁有主權戰略。這是我們久違的、真正意義上的主權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