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里洋場的苦鬥（上）

　　一九三三年夏末秋初，江青滿懷革命激情踏上了從青島開往上海的輪船。

　　由於青島左翼朋友的幫助，再加上俞啟威的姐姐俞珊的周密安排，江青順利地躲過了警察的監視和密探的跟蹤。她並不怕這些敵人，甚至想接受血與火的考驗，實現自己入黨時的誓言，但她不願意就這樣去死，她要找到黨，要繼續革命，“自己才十九歲，還沒有為黨的事業做出貢獻，怎麼能在這牢籠般的青島蝸居下去呢？！”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誡自己。現在終於踏上了新的征程，她對未來的革命道路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對今後的新生活有着青年人特有的嚮往。初秋的海灣是那麼平靜，粼粼微波，給人無窮的遐想，碧海落日也讓第一次坐輪船的江青心情非常好。

　　也許這次航行有意給江青上一堂嚴峻的生活課。輪船一駛入大海，看似平緩的海面，水面下好象萬馬奔騰，有千萬隻巨大的手把輪船托起又摔下，偌大的船好似一隻玩物，被大海任意耍弄。這下可苦了暈船的江青，頭暈目眩，嘔吐不止，性格堅強的她，這時也希望有人來照顧一下。想照顧她的人是有的，那是俞珊特意託付的一個年輕人，看上去溫文儒雅，但他很快露出了流里流氣的本相。當江青被顛簸得東倒西歪、心中翻腸倒肚之際，這個傢伙乘攙扶江青的時候，竟伸手亂摸亂揣。江青暴怒了，想不到華麗的衣冠下竟是這麼骯髒的行為，她奮力推開了他：“滾開！你再胡來，我就要喊人了！”

　　那人討了個沒趣，只好坐在她的對面乾瞪眼，但本性難改，不時地呲牙咧嘴說些髒話，繼續進行調戲。

　　這時的江青完全沒有了剛上船時的好心情。她需要承受大自然賜給她的考驗，又要和人間的醜惡行為作鬥爭。鬥爭是戰勝困難的唯一法寶，江青逐漸明白了這個人生哲理。她咬緊牙關，努力適應，克服着揪心的暈船痛苦，決不表現出一絲一毫的軟弱，像一座雕像穩如泰山地坐着、熬着。她的鎮定，她的凜然正義，使這個心懷鬼胎的年輕人，再也不敢亂說亂動，雖然面對着美貌的姑娘，他並不死心。

　　聽到歡呼聲，江青知道已經到上海。她一路緊繃着的心一下子鬆弛下來，激動得兩眼噙着淚花，她畢竟太年輕、太單純、太缺少人生閱歷。她猛地站起來，奔跑向迎接她的人，一路上的委屈、苦難，真想抱着朋友痛哭出來，傾訴出來。但她是從不願向人示弱的，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就是這樣，還是把一件行李忘在了輪船的甲板上。

　　剛開始，江青把上海當作自己的故鄉，自己的領土，自己的家園，因為這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搖籃，一直作為共產黨中央活動的中心，是自己這個年輕的共產黨員崇敬嚮往的聖地。最初的感覺還不錯，心裡挺輕鬆的，左翼朋友們很熱情，還見到了原山東省實驗劇院的一些老師和同學。

　　沒多久，江青就感到這裡並不是那種想象當中的聖潔之地。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最令人苦惱的是無法找到共產黨，找到地下黨組織。由於自己是在青島的白色恐怖中隻身逃出來的，沒有任何聯繫黨組織的方法，完全憑着一腔革命熱情投奔上海。可是人海茫茫的十里洋場上海，何處能尋覓黨的蹤跡？左翼朋友們都是戲劇界的，只能告訴她，只要找到左聯的田漢等人就可以找到黨。可是，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剛剛遷往江西瑞金革命根據地，上海的地下黨遭到極大破壞，左翼文藝團體的負責人，如田漢、陽翰生等，已成了驚弓之鳥，東躲西藏，改頭換面，他們領導的上海藝華影片公司已徒有虛名，像浮萍草一樣，飄忽不定，根本沒有固定的場所。其次，自己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子，置身在文藝圈的人群中，看到的是白眼，遭遇的是冷淡，一些正派男子有意疏遠她，怕人說閒話，而個別表現熱情的又不懷好意。一段時間過來，江青少得可憐的盤纏花盡，窮苦潦倒，陷入極端貧困的淒風苦雨之中。

　　萬般無奈，她只得再次求助於俞珊。俞珊在濟南參加過田漢領導的南國劇社的演出，也認識一些他們圈子裡的人。俞珊也是一個追求自由，嚮往進步的女性，她對江青的所作所為十分敬佩，樂意幫助這位無依無靠的貧窮姑娘，儘管她已經知道了江青與自己的弟弟俞啟威的同居是為了革命工作施放的煙幕彈，還是不辭千里勞苦，專程趕到上海。輾轉搜尋，動用了一切關係，終於領着江青找到了正在寫劇本的田漢和他的秘書廖沫沙。

　　“田先生，這是我的弟媳，叫李雲鶴，”俞珊仍然假戲真做，拉過十九歲的江青，向田漢作介紹：“我的弟弟俞啟威在青島涉嫌共黨案被逮捕了，弟媳一個人來到上海，無依無靠，又沒有任何地位，你看能不能收留她，求求您了。”

　　田漢當時二十九歲，相貌堂堂，風流倜儻，戴着近視鏡，一付文化名人的派頭。他打量了一下江青後，不緊不慢地說：“密司李能幹什麼工作啊？”






　　江青早已從幾個渠道打聽清楚田漢的情況。她是個有心的姑娘，為了找到黨，她執着到如痴如迷的程度。她知道田漢是湖南長沙人，從“五四”運動起就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一九二七年起，開始從事戲劇事業。一九三二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任“左翼戲劇家聯盟”黨組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創作了不少話劇和歌劇。一心找黨的江青，曾經當過戲劇學員的江青，在青島大學攻讀了文藝理論的江青，剛入黨不到一年的江青，見到田漢，簡直象見到親人一樣激動！儘管她對“密斯李”的稱呼感到彆扭，甚至有些反感，但還是充滿敬意地向田漢作了自我介紹，並表達欽慕之情：“田先生，早在一九三一年左翼戲劇家聯盟成立那一年，我就參加了青島分會，並參加很多你們組織的活動。”

　　在上海嚴重白色恐怖下，田漢已經整天提心弔膽，擔驚害怕，現在面對着熱情的江青，感到手足無措，又不好直白地表現出自己的恐慌、制止她訴說左翼劇聯的情況，只得岔開她的話題，把身旁的廖沫沙介紹：“他是我的秘書，幫我抄寫稿件，起草一些信件。他一九二七年從長沙師範畢業，和我的弟弟田沅是同學，你們可以來往。”

　　聰明的江青已經看出了田漢的冷淡，他害怕談革命，不願接觸左翼活動，他把自己當成外人。從一定意義上說，田漢是出于謹慎，其實表現了田漢缺乏地下黨負責人對革命青年應有的責任心，他只在自己的小圈圈裡打轉轉，他不願從革命需要的角度去吸納江青這個熱情奔放的有志青年。

　　俞珊提出讓田漢安置江青住下，田漢勉強地說：“既然沒地方住，就讓我弟弟領着到我家去，和我母親住在一起吧。”

　　委曲求全，在江青短短的人生道路上已不是一次，為了繼續尋找中國共產黨，為了參加革命工作，她辭別了俞珊，隨田漢的弟弟田沅來到田家。田漢的母親是富家老太太，一見江青是個鄉下姑娘，怎麼會讓她和自己住在一個屋裡呢，所以非常冷淡地讓她和他們家的保姆住在一起。

　　江青不計較這些，先住下，向地下黨匯報自己的情況才是最重要的。她三番五次地向田漢講述自己在青島參加革命的經過，懇切提出要求恢復黨組織生活。本來田漢他們只要通過左翼聯盟的關係，會驗證江青的述說是真實的，能夠儘快恢復她的黨員身份。但由於當時田漢他們執行王明的關門主義路線，嚴重脫離群眾，根本不敢也不願做這些工作。他們只看重俞珊的私人關係，只想利用江青的年輕、美貌，所以才讓周揚、陽翰笙也和江青見了面。

　　江青向他們展示了自己的才華。在田漢、廖沫沙和周揚、陽翰生他們眼裡，並不欣賞江青的革命激情，只看到她有一雙清朗聖潔的眼睛，一張漂亮美麗的臉蛋。特別是那雙眼睛與眾不同，好象在深深地望着人，又象在溫柔地譴責什麼，使他們又喜歡又害怕。當江青如泣如訴、婉轉悠揚地唱了一段京劇之後，他們不約而同地讚嘆不已，並拿定了主意：可以利用她的藝術才華。田漢說：“你將來一定可以成為一個出色的演員的，我給你創造上舞台和銀幕的機會，就在電影公司干吧，”

　　“我很感謝田先生對我的關心。但是我想我還是多接觸一下勞苦大眾，做基層工作比較好。現在黨需要發動群眾，這方面更需要我。”

　　江青的回答，使田漢、陽翰笙等人大吃一驚，他們說：“你很年輕，而且多才多藝，不做演員會後悔的。再說，你一個外來女子深入到工廠做宣傳工作，很危險哪。”

　　“我不怕！從我入黨的那天起，我就決心要實踐我的誓言，請你們考驗我。”

　　由於江青執意不按田漢的安排去做，田漢他們對江青的工作就冷淡起來。

　　而江青在田漢家住得度日如年。焦慮於參加革命，已使她心亂如麻，再加上田漢的弟弟田沅的騷擾，更叫她寢食難安。田沅是個油頭粉面的公子哥，靠着田漢的關係，混跡於革命隊伍，進進出出於演藝界。從見到江青第一眼，他就開始打鬼主意。他自認為家庭條件優越，能穿考究的衣着，表現得風流瀟灑，一定會吸引女孩子。他自我吹噓對女人的相貌頗有鑑賞力，並以此為自豪。他確實接觸過形形色色的漂亮女人：電影明星、舞女、女大學生。是的，他對女人獨具慧眼。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江青，色迷迷地說：“密司李，直覺告訴我，你是我熟悉的最偉大最美麗的女性，我愛你！只要你答應我，我會把自己和一切都奉獻給你！”

　　田沅的無恥糾纏，江青氣憤極了，她第一次領教了十里洋場上海流氓的醜惡嘴臉。她幾次向田漢訴說他弟弟的不軌行跡，田漢總是笑嘻嘻地敷衍她，因為田漢在縱容自己的弟弟，讓田沅有權干預江青生活的各方面，匯報江青的情況。

　　江青看到田漢的秘書廖沫沙表面上還比較正經，於是求他給予幫助，離開田家，擺脫田沅的糾纏。她對他說：“我對田沅的行為恨極了！他哥哥又不管他。我是一個追求革命的女性，實在不願看他們那副德行。”

　　廖沫沙假仁假義地說：“我理解你，到我這兒來吧，我握着您的手，壯一壯您的膽子。”江青情急之下沒聽出廖沫沙的弦外之音，隨後搬到廖家。

　　當時廖沫沙的妻子回湖南老家去了，他又經常住在電影公司寫作而不回家。住了幾天，廖沫沙還算規矩，可是正巧廖沫沙的妻子回來了，見家中住着一個陌生的女人，立即和廖沫沙大吵大鬧，弄得江青十分尷尬，不得不幫着廖沫沙解釋：“我們是革命同志，純屬事業上的需要，我們的交往絕對不雜加個人的感情。”

　　“不，你不了解他。他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我親眼看見過他的那些醜事，又厭惡，又氣憤。你知道嗎？他為什麼白養活你？為什麼不收你的房租？別有用心！”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江青忍耐着，克制着，又住了兩天，終於找到了一份工作，臨行前，她借了二十元錢，親自交給了廖沫沙。

　　江青的這份工作是一位左翼戲劇家聯盟的朋友介紹的，地點在上海西部北新涇鎮，叫晨更工學團，是一所專為貧苦子女進行教育的學校。這所學校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議創辦的，是公開的、合法的教育團體，一些革命左派人士都在這裡工作，如共產黨員王洞若、徐明清（當時叫徐一冰）、“左聯”的陳企霞等。江青在晨更工學團的店員識字班當教員，教唱歌，輔導識字、讀書。





　　從此，江青在上海有了正式的落腳地點，結束了一個多月寄人籬下的生活。對於這份工作，江青是滿意的，完全符合她“接近勞苦大眾，做基礎工作”的心願。

　　晨更工學團是個鬆散的教育團體，並非正規學校。最初只是借用陳更村幾間農舍辦學，後來又搬到一座資本家廢棄的花園，一切都非常簡陋，條件十分艱苦，經費極其拮据。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們，只有一碗飯吃，沒有工資。但這裡聚集着一些熱血青年，上海地下黨負責工人運動的同志十分看重這處革命陣地，建立了共產黨和共青團組織。

　　對於貧苦出身的革命者江青，她看重的是晨更工學團能接觸勞動人民，能了解工人們所受的壓迫和剝削，能灑下革命的火種，為推翻萬惡的舊世界積聚力量。她通過識字、讀書、唱歌，向店員們傳播馬列主義真理，啟發大家的覺悟。她還參加編寫文藝節目，反映活生生的階級鬥爭，她帶領學員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進步街頭劇，在附近的工人、農民中進行宣傳，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她還在黨組織的安排下，積極勇敢地去貼標語撒傳單，參加和組織工農群眾進行示威、抗議活動。

　　由於周揚、田漢等人不積極通過左翼聯盟的渠道來了解和接納江青這位來自青島的年輕共產黨員,在晨更工學團江青不得不重新履行參加革命組織的手續，先後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聯”、“左翼劇聯”和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由於江青的出色表現，晨更工學團的黨組織已通過關係，了解了她在青島入黨的情況，同意恢復她的組織關係，由晨更工學團的黨支部書記王洞若給她談了話。從此，江青又回到了黨的懷抱。

　　在生活上，江青也表現出一個革命者優良的素質。她生性活潑、樂觀，從不被困難所嚇倒。當時三個女教員擠在一個鋪着草蓆的地鋪上睡覺，每頓飯只有黃豆芽、菠菜湯之類的素菜，連油也很少，能有大米飯吃就算不錯了。有個浙江的女青年吃不了這份苦，只待了兩個月就走了。江青卻處處吃苦在前，時時為工學團的工作着想，能節省的就節省。例如，誰要進城（工學團離上海市區較遠），就向負責人討幾角錢的車費，可是江青卻從來沒要過一次車費，幾乎不進城，更沒有逛過外灘或商店等。她的衣着打扮保持着艱苦樸素的本色，從不塗脂抹粉，一頭短髮，俊秀中透着精幹利索，一身藍布旗袍顯得樸素、大方。

　　一九三三年左右正是中國共產黨受王明路線影響嚴重的時期，江青作為熱血青年、女共產黨員，還無法識別黨內的路線鬥爭，也參加了城市鬥爭中的一些左傾冒險活動，如飛行集會、不必要的遊行示威，等等，從而暴露了革命者的身份。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發了紀念“一·二八”抗戰兩周年的示威遊行，晨更工學團的很多人參加，江青勇敢地走在遊行隊伍中。這次遊行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鎮壓，晨更工學團的學員“王大個”扛着大旗，首先被警察抓走，遊行隊伍被衝散，從此，晨更工學團成了上海市北新涇鎮警察所監視的重點，江青等人被“包打聽”（特務）盯梢。在這種情況下，晨更工學團的黨、團組織進行了轉移，黨組織安排江青到北京（當時叫北平）暫避風頭。

　　江青在北京待了三個多月。由於黨組織的巧妙安排，她沒有暴露，併到北京大學當了旁聽生。這期間，江青系統地聽了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教授講解的《資本論》，又到市圖書館借閱了不少馬列主義書籍，每天只靠麵包和白開水維持生活。強烈的求知慾望，使她整天忙於聽課、閱讀，在知識的海洋里邀游，在馬列主義的殿堂里得到進一步升華。

　　一九三四年五月底，地下黨組織為了加強對婦女工人的工作，通知江青返回上海，把她安排在一所為女工開辦的夜校里任教。這所學校由基督教女青年會上海分會統一領導，實際上由中共黨組織控制着。為了工作方便，江青改名張淑貞（這之前一直用“李雲鶴”的學名）。

　　江青透過這層灰色的保護，白天和外國傳教士周旋，夜裡到女工中宣傳抗日愛國的理論，還教女工們學文化、唱歌，同時兼任浦東女工技校的課，整天處於緊張繁忙的工作之中。

　　這是江青在上海度過的最愉快的時光。剛滿二十歲的她，長得漂亮，對人熱情，工作積極負責，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她把自己學到的豐富的馬列主義知識，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經常深入到工廠車間、工人宿舍中進行社會調查，體驗工人階級的生活，和工人交朋友，在感情上打成一片，在生活上與女工們同吃同住，用自己的知識為工人朋友出主意想辦法，排憂解難。很快，她贏得了工人同志，特別是女工們的信賴和尊敬，說她是一位好老師，是工人的知心人，她教唱的抗日愛國歌曲久久在女工們中間傳唱，她拉得婉轉優美的二胡聲時時迴蕩在人們的耳邊。

　　江青還擠時間閱讀上海新出版的左派書刊，她特別鍾情於魯迅先生的作品。魯迅的作品深刻、犀利，與她的思想經歷發生了共鳴。通過魯迅的作品，她還粗略了解了當時上海文化界的各個派別和各種傾向之間的鬥爭。同時，還用張淑貞的名字給報刊投稿，公開發表的有《寶寶的爸爸》、《王秘書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還我和珊》等，顯示了她較高的文學造詣，表現了她對社會對人生較強的洞察力，也說明這時的江青已具有比較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一定水平的馬列主義分析能力。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正當江青全心全意投入革命工作，並取得很大成績的時候，突然被捕了。

　　被捕的原因和經過是這樣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一天，江青正走在上海的馬路上，忽然看見一張熟悉的面孔，她驚呆了！那人也認出她，喜出望外。於是兩人走到僻靜處攀談起來。

　　此人名叫樂若，是青島的中共地下黨員，當年和江青曾一起參加活動，江青從青島來上海，他也參加送行。一晃一年多，真沒想到會在上海相遇。彼此交談了幾句就分手了，並約定下次見面的時間地點。

　　江青的警惕性還是很高的，在那種嚴重的白色恐怖下，不得不處處保持戒備。她回去之後立即向所屬的黨組織負責人王洞若作了匯報。王洞若知道樂若現在的真實身份是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的交通員，認為可以和他交往，但不要談各自所在組織的情況，不要發生組織聯繫。

　　遵照黨組織的安排，江青與樂若第二次見面了。由於彼此通過地下黨組織互相有了了解，談話就輕鬆愉快隨便多了。臨別，樂若說江青不引人注意，請她給一個學校的秘密聯絡點捎一封信，並說：“這件事很重要，關繫到上海黨組織的安全。”江青接信後首先跑到她所屬的黨組織負責人那裡說明情況，那位負責人同意她去送信，並告誡了一系列要注意的事項。然後，江青一刻也沒敢延誤，馬上把信送到。

　　幾天后的下午，樂若又約江青到外國人建的兆豐公園（現在是上海中山公園）見面，並交給她一張表格，讓她幫助送到指定地點。就在這時，險情發生了。原來團中央出了叛徒，樂若這個交通員已被特務跟蹤。樂若一看情況不妙，馬上叫江青快跑。由於江青路徑不熟，很快被特務們截住，抓住她的衣服，而樂若卻逃脫了。江青大聲喊：“快來人呀，流氓綁架人啦！流氓綁架人啦！”

　　“你喊什麼，混蛋！我們是警察局的。”一個特務給了江青一巴掌，鮮血順着嘴角流出來。

　　江青忍住疼痛，仍然拼死掙扎，並大聲說：“我又沒犯法，你們憑什麼抓我？”

　　“你是共黨分子！”

　　“血口噴人，你們有什麼根據？”

　　“走，跟我們到警察局去！”

　　“我不去，我要回家！”

　　江青繼續掙扎着、反抗着，特務們不由分說，推着她往警察局去。走到一塊野地邊，天已黑了，江青裝作滑倒，歪在地上，順手把藏在衣角里的、樂若交給的秘密表格放進嘴裡，隨後咽到肚子裡。

　　到了上海市警察局，特務們一匯報，知道要抓的樂若跑了，只抓了個女的，也不知道她的政治情況。特務頭子一聽，大發雷霆，讓把江青關到看守所里。

　　在看守所，江青已完全冷靜。她知道特務們沒有任何證據，是無法定自己的罪的。無論特務怎樣審問，如何威逼利誘，江青一口咬定自己是無辜的，只是在公園裡散步被抓的，自己有正當職業，是教會學校的老師。同時她托同在一個看守所房間的一位熟人（她教的一位女工人學員）給地下黨負責人王洞若、徐明清（也是學校負責人）捎信，說明情況，因為這位熟人馬上要無罪釋放了。

　　江青在看守所被關了一個月，受盡折磨。國民黨反動派的政策是“寧肯錯殺一千，不能漏掉一個”，進警察局容易出來難，不死也得讓人掉層皮。吃豬狗食，受精神蹂躪，不是打就是罵，牢房又黑又暗又潮濕，空氣污濁，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由於沒查出江青的什麼罪證，再加上地下黨組織托“左翼教聯”和基督教女青年會上海分會出面保釋，江青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被放了出來。

　　出獄時的江青已骨瘦如柴，發着低燒。地下黨組織立即安排徐明清帶她到鄉下去治病、療養，因為徐的老家就是浙江農村。

　　徐明清是早期共產黨高級幹部王觀瀾的愛人，一直在上海以辦教育為名進行地下工作，在晨更工學團就和江青在一起，到了浦東女子技校是同事，一直相處很好。這次徐明清順便回家看望父母，就和江青坐車來到了山清水秀的故鄉。

　　在鄉下，經過中西醫的診斷，認為江青是在獄中染上了肺結核，幸虧發現得早，治療及時，很快就控制了病情，一步步好轉起來，臉色由黃變紅，人也變胖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身體剛剛恢復的江青不願在徐家過春節（農曆正月初一為公曆二月十四人）再添麻煩，決意回上海。徐明清向上海黨組織作了匯報，認為現在回上海,警察局還會找麻煩，建議她回濟南老家，春節後去北京，繼續到北大當旁聽生。

　　於是，江青在黨組織的安排下，探望了濟南的母親和姐姐，在北京一直待到一九三五年五月，開始邁向她革命生涯的下一個里程。

　　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在將近兩年的時間裡，江青從一個幼稚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已經變為一個比較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她經歷了十里洋場上不少的人和事，接觸了上海的下層社會，熟悉了大都市的工人階級，提高了馬列主義水平，堅定了共產主義信念，從熱血青年學生成長為沉着幹練的職業革命工作者。她將以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勇士姿態迎接今後生活道路上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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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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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十里洋場的苦鬥（下）

　　一九三五年的中國國內形勢非常嚴峻。由於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領導，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一方面軍被迫進行長征，全國其他革命根據地也基本喪失殆盡，到處是一片白色恐怖。雖然在一月份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但不要說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就是上海的中共地下黨組織也不清楚。國民黨反動政府散布的是“朱毛紅軍完蛋了！”“共產黨被徹底消滅了！”






　　與此同時，國民黨反動派更加緊了文化戰線上的反革命圍剿。蔣介石親自下令由特務機關軍統局接管各郵電檢查所，實施“郵電檢查紀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頒布《圖書雜誌審查辦法》。他們派出大量特務暗殺進步人士，搗毀進步團體，查封革命文化機構，任意審查、刪改書報雜誌，勒令各出版社不准出版進步書籍，各電影院、劇院不准上演革命戲劇和電影。正如魯迅先生在給友人的信中說：“黑暗之極，無理可說，我自有生以來，第一次遇見。”

　　在這黑暗中，上海的中共地下黨組織要求它的黨員們隱蔽起來，以灰色或黃色面目出現，積聚力量，進行合法鬥爭。當江青所屬的黨組織研究她的安置時，有人提出江青有很好的戲劇根基，思想覺悟又高，具有革命的堅定性，可以進入戲劇、電影界當演員，聯絡、團結影戲界的進步力量，開展革命工作。於是決定讓人通過上海業餘劇人協會來做這方面的工作，把江青安排到協會去。一是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的後台老板張善琨是上海流氓頭子黃金榮的徒弟，是手頭闊綽的投機商人，所以能到業餘劇人協會去會有很強的保護色；二是上海業餘劇人協會中有兩位是江青的熟人，一個是演員魏鶴齡，是江青在山東省實驗劇院的同學，另一個是導演萬籟夫，是江青在山東省實驗劇院的老師，由他二人向協會舉薦，順理成章，不會露出任何蛛絲馬跡。





　　於是，江青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接到黨組織的通知，讓她以演員身份回上海，改名為藍苹，繼續進行革命工作。說實在的，這時的江青並不願再去演戲。因為她有着在山東省實驗劇院當學生演員的痛苦經歷，又親眼目睹了上海文藝界的所謂名人、黨的領導者周揚、田漢、陽翰笙、廖沫沙等人的嘴臉，不願意再步入演藝圈，與這些烏七八糟的人為伍。她十分願意再去做工人運動，和勤勞的工農大眾在一起，那才是屬於自己的生活天地。但她明白當時形勢的殘酷，自己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又上了上海反動警察局的黑名單，根本無法再回到她熟悉的、熱愛的工人姐妹中去，那裡時時張着黑網，遍地都是特務走狗，正等着革命者上鈎。何況這是黨組織的決定，自己應該無條件地聽從黨的安排。

　　江青到達上海業餘劇人協會正趕上籌備外國話劇《娜拉》的演出工作。經過老師同學的介紹，編劇導演的測試，決定讓她主演該劇。





　　《娜拉》是挪威十九世紀著名劇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又名《玩偶之家》、《傀儡家庭》，這是一出反映金錢萬能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追求婦女解放的話劇，江青主演的娜拉是一位反抗家庭壓迫，嚮往自由人生的叛逆女性。

　　江青是一位進取心很強的革命者。她不干則已，干則干好。既然答應黨組織做演員，這又是接手的第一齣戲，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排演之中。她閱讀了大量的相關資料，有時睡到半夜醒來，也馬上摸出枕頭下的易卜生的原著，用細微的聲音，耐心地讀着每一句話。為此，她多次失眠。

　　為了把握娜拉的心理狀態，江青多次閱讀魯迅先生一九二三年寫的《娜拉走後怎樣》，認識到娜拉現象是個社會問題，演好娜拉具有重要的意義。

　　但可惜易卜生沒有把出走後的娜拉應該怎樣繼續去找出路的法子告訴我們，而魯迅先生則指出應該“經濟自由”，“掌握經濟權”，進行“經濟制度的改革”，要想達此目的，必須有“韌的戰鬥”，要用革命的鞭子“猛抽社會”。江青邊讀魯迅先生的文章邊思考《娜拉》劇本，她感到自己就是在進行“韌的戰鬥”，用自己塑造的娜拉形象來鞭笞全世界玩弄婦女的醜惡現象；用娜拉的苦悶與無奈以及最後的沒出路來召喚人們覺醒，砸爛身上的鎖鏈，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用娜拉這個貴族婦女的吶喊和無畏，來激勵革命低潮時人們的鬥志。

　　這樣反覆閱讀劇本，江青感到自己與娜拉有許多相通的。她認為，我們應該本着娜拉出走時的精神，挺起胸膛去爭取社會上確定不移的地位，而不應該做“小鳥兒”，做男人的奴隸和玩具，不應該把自己的生命為男人而犧牲。我們婦女應該自主自立，不應該做寄生蟲。所以，演好娜拉就是為婦女解放做出榜樣，婦女的解放是整個社會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於江青有這樣高水平的認識，再加上她精湛的演技，刻苦認真的演出態度，並能虛心聽取各方面正確意見，一心一意為觀眾着想，所以《娜拉》的演出獲得巨大成功，轟動了上海話劇界，公演持續了一周，整個金城大戲院天天座無虛席，據說魯迅先生也曾前去觀看。





　　當演員，演《娜拉》，江青都是當作革命工作來完成，都是為了實踐加入中國共產黨時的誓言：“為實現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終身！”可她萬萬沒有想到會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首先，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的後台老板把這齣話劇的演出作為一次賺錢的買賣來經營，來炒作，這樣就把主演江青當成商業廣告來大肆宣傳；其次，當時上海的報刊雜誌都控制在國民黨反動派手中，資產階級的低級趣味是文藝的主題，他們對女演員的報道是容貌妖艷、性感迷人，欣賞的是臉蛋漂亮、行為浪漫。所以這些刊物、報紙、電影畫報對江青肆意進行歪曲醜化，以達到他們的要求；同時娜拉是個資產階級的貴婦人，其裝梳、行為、言語都帶有北歐資產階級色彩，這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觀眾也會產生各種不同的反響，更何況當時的國情，話劇、女演員最是飛短流長的熱點和焦點，這一切對江青的形象都十分不利。





　　由此可知，二十一歲的革命者江青將面臨着陷阱，必須走荊棘叢生的路。

　　如果光是階級敵人的明槍明箭，江青會一笑置之，革命麼，“忍辱負重”四字應該是座右銘。可惱的是“戰友”，甚至是自己的“上級”，“領導”，也把他們的自私，無恥壓榨在她的身上。

　　魯迅先生給朋友的信中寫道：“叭兒之類，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確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友’，因為防不勝防。例如紹伯之流，我至今還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為了防後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後，格外費力。”演過《娜拉》之後，江青也面臨着魯迅遇到的問題。

　　周揚，這個當時中共地下黨在上海的負責人之一，他早就留意上了江青。對她的身世、性格、愛好、政治態度及周圍環境，作了仔細的跟蹤和了解。不要認為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因為江青在所屬的黨組織中表現得非常優秀，如果周揚需要什麼情況，大可通過基層黨組織來完成。他留意的是她的身材和美貌，幾乎同時，田漢、張庚這些人也請求他幫他們的忙，以便儘快把這個女人控制在他們自己手裡。





　　按照傳統的觀點，江青長得並不是最漂亮的——鼻子稍翹——嘴唇稍厚，但身材苗條，面目清秀，明眸丹唇，笑起來挺迷人的，露出一排雪白如玉的牙齒。從不搽一點粉，又不施脂，更無口紅，完全是自然的清純俏麗，雖然成了名演員，在舞台下，還象一個鄉下姑娘一樣純潔和質樸。也許正是這些，使得周揚、田漢、張庚、廖沫沙及田漢的弟弟田沅等人，這些混入革命隊伍的紈絝子弟，這些玩弄女性的高手，心猿意馬，魂不守舍。

　　江青不屑於理睬這些所謂領導者輕浮的目光，依然我行我素，表現了一個成熟的革命者的堅強。在進入上海電通影業公司當電影演員之後，她沒有忘記黨交給的任務，積極接近進步人士，努力爭取革命力量。有一個影評作家馬驥良，筆名唐納，從學生時代就積極進步，後來又參加過左翼作家聯盟的活動。在當時白色恐怖下，仍然能主持正義，發表許多有進步意義的好文章，實屬難得。演員和影評作家經常有接觸，江青也有意做馬驥良的思想工作。這樣，一個年輕漂亮的女演員，一個長得很“帥”而且多才多藝的影評作家，就成了一些心術不正的人的話題。

　　首先，周揚告訴江青：“藍苹同志，你別跟唐納走得太近，他很危險。”

　　“沒有關係，我能爭取他過來。我發誓。”

　　“黨不需要這樣的人。”

　　“為什麼？”江青盯着周揚的眼睛，輕輕搖頭表示不同意他的觀點。“他一直參加着左翼聯盟的工作，思想還是傾向於進步的。”

　　“張庚和田漢同志向我再三強調過，唐納和政府當局的某些要員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你注意到他的行動有什麼反常嗎？”

　　江青搖搖頭：“我看不出來。”

　　其實，當時江青對周揚的認識是很模糊的，也沒想到他和自己的談話有什麼深意。周揚是筆名，周起應才是真名。他皮膚很白，發亮，一看就知道保養得很好，只是修剪過度，滿臉長着粉刺，有人取笑他，他卻一本正經地說：“這是錦上添花。”後來，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到八月間，江青先後從《文學界》雜誌和《光明》雜誌上看到了以周揚署名的《關於國防文學》、《現階段的文學》、《與茅盾先生論國防文學的口號》等三篇文章，闡述他的文學統一戰線的主張。周揚明確指出：“國防文學運動就是要號召各種階層，各種派別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統一戰線上，為製作與民族革命有關的文學作品而共同努力。國防的主題應當成為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心的主題。”





　　這個時期江青也看過不少魯迅先生的雜文，知道有“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與“國防文學”之爭，總認為魯迅先生說的有道理，“國防文學”只能是當前文學運動中的一個具體口號，國防的主題也只能是諸多文學主題之一，而決不是什麼“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題” 。周揚這樣寫這樣講顯得十分霸道，聯繫他對馬驥良（唐納）的態度，都反映了周揚他們“唯我為馬頭是瞻”的文痞和學閥作風：只有跟我走才是革命的，否則就是漢奸，就是反革命。從此，江青對周揚他們就更加反感了。

　　以後的事實，更加重了江青的這種認識。













　　周揚為了證明他的“國防文學”觀點，特意樹立了夏衍的《賽金花》為樣板，並大肆吹捧這個劇作寫了“時代的最中心的主題，給國防創作開闢了一個新的園地，是國防文學的一個標本。”其實，賽金花只不過是一個妓女，在賣身帝國主義侵略者、倍受痛苦折磨之後有所悔恨而已，她算得上什麼民族英雄？周揚看中劇本《賽金花》，一是它緊扣國防文學所需要的主題，二是作者夏衍是他手下的得力幹將，三是迎合了當時資產階級上流社會欣賞口味。

　　一九三六年夏季的一天，周揚、夏衍、張庚三人一起找到江青，和她商量主演《賽金花》的問題。周揚開門見山地說：“中共中央的高層形勢你大概還不了解。我可以簡單地介紹一下，因為你是位年輕的黨員，政治嗅覺比其他的演員要敏銳的多！中共中央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發表宣言，向國民黨政府，全國各黨各派和各界人士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到該年十二月更進一步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促進了目前的抗日高潮。我們根據王明同志發表的《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與共產黨的策略》的精神，在眼下尤其要強調全民的共同利益，實行階級融合，把宣傳和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最中心的問題來對待。我們已於今年春天自動解散了‘左聯’，着手籌備成立‘文藝家協會’，創作和演出關於‘國防文學’的作品。”

　　江青聽着周揚滔滔不絕的講話，本來這是一個普通黨員聽上海地下黨組織最高領導人之一的形勢報告，應該是肅然起敬，恭耳細聽的，但她總是做不到。除了對王明的什麼言論她沒看見過，對中共中央的抗日統一戰線多少有所了解，對“左聯”的解散，她看過魯迅先生的評價：“其實，左聯開始的基礎就不大好，因為那時沒有現在似的壓迫，所以有些人以為一經加入，就可以稱為前進，而又並無大危險的，不料壓迫來了，就逃走了一批。”所以自動解散是必要的。而“文藝家協會”，她知道，魯迅先生沒有參加，據說因為見解不同，不願把自己讓人當招牌使用，並且說過這樣的話：“搞‘文藝家協會’不過是一些人為了出點名，洗洗澡而已。”並勸一些文學青年還是參加的好，否則會被逼瘋的，“加入以後倒未必有什麼大麻煩，無非幫幫所謂指導者攻擊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點較費力的工作，以及聽些謠言。國防文學的作品是不會有的，只不過攻打何人何派反對國防文學，罪大惡極。這樣糾纏下去，一直弄到自己無聊，讀者無聊，於是在無聲無息中完結。假使中途來了壓迫，那麼，指導的英雄一定首先銷聲匿跡，或者聲明脫離，和小會員更不相幹了。”

　　由於分散了精力，江青沒有聽清“指導的英雄們”是如何引出《賽金花》的，只聽到了夏衍的聲音：“讓你主演《賽金花》，正是為了這個目的而服務的，以推動‘文藝家協會’的建立。”這下引起了江青的重視，因為是主演，而不是什麼“文藝家協會”。自從接受黨組織的安排，進入演藝界，已經一年多，她自問是積極認真的，也做出了不少成績，憑自己的實力，演賽金花是沒有問題的，何況這是自己這個演員的本職工作。但夏衍下面的話，立刻引起她的警覺：“但是，你必須從組織到生活都得聽我們的。”

　　江青微微一笑：“如果只是從藝術上講服從，我可以無條件地服從導演的安排。我認為由我飾演賽金花，比其他人更合適。儘管外界對這個劇本有這樣那樣的說法，為了革命工作，我能頂住壓力，我可以不在乎。不過，我再次申明，要想從生活上因此而受限制，辦不到。作為一個人，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選擇屬於我自己的生活。”

　　江青很清楚，自從和夏衍相識以來，他和其他人一樣不懷好意地關注自己的一舉一動，這次讓她主演他創作的《賽金花》更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事後，她對另一個女演員說：“這些道貌岸然的傢伙，其實都是流氓，他們用當演員，主演角色為誘餌，企圖拉人下水。我是決定不上當的。十個導演九個壞，我對此有充分的準備。”這些話也傳到他們耳朵里。從此，江青惹惱了他們，埋下了禍根。最後，他們終於讓王瑩主演了《賽金花》，而同時在演出這劇目的上海業餘劇人協會中散布：

　　“藍苹（江青）看不起王瑩，想爭這個角色被我們拒絕了。”

　　“藍小姐（江青）到處搞三角戀愛，好多人都準備綁架她，放她血，她遲早是個惹禍的根子。”

　　導演張庚甚至拍着馬驥良（唐納）的肩膀說：“象藍苹那樣的女人，你能養活得了嗎？她為了名利，什麼都可以不顧，你趁早還是把她一腳踢開，離她遠遠的為好，免得將來受她的害，她接近你是有政治目的的。”





　　那一段，江青在劇團或公司，都有幾個男男女女嘰嘰喳喳地罵她。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她住的周圍逛來逛去。

　　他們不光言而且行，與一些資產階級文人、政客勾結在一起，編造她的花邊新聞，敗壞她的名聲。

　　同時，江青也目睹了他們更多的下流行為。有一次她親眼看到，在劇團演出期間，又招來一位還沒滿十三歲的小女孩，雖然瘦的皮包骨頭，但長得很清秀。她小名瘦雀兒，正好是那個著名導演下飯的菜，他總是盯着她。小姑娘先是反抗，卻招來毒打，而有些人麻木地看着小姑娘被導演揪到後屋裡，接着便傳出她的一聲聲慘叫……

　　江青氣憤地說：“這個畜獸不如的傢伙！”而旁人卻視而不見地各人忙各人的事了，沒有一個答理她。她想起了魯迅先生的話，中國人太麻木了，太自私了，太難以改變了。

　　一次， 江青剛換下了戲裝，準備從那座又髒又冷的舞台上撤退，又遇到了夏衍的糾纏,“我得去見我的經紀人“，她找了個藉口。

　　“我們很快就見面嗎？”夏衍追上來問。

　　“那可不一定，不過我總是在這附近。”

　　她急匆匆地走在馬路上，突然發現一輛小車停在路邊，車裡有個人向她招手，她一愣，呵，原來是在青島的地下黨組織的熟人，運氣真好！轉眼間，她靈巧地擠進了小車，而他閃電般地將車開動了。

　　“我看到一個女子慌裡慌張地趕路，就注意了一下，沒想到是你。”老熟人熱情地說。

　　“我被壞蛋糾纏。上海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你知道當前的形勢嗎？”

　　“不大清楚。不過，聽說毛澤東領導的中央紅軍經過一年的艱苦跋涉，已於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延安。”江青神往地說，“我早已厭倦了在上海的生活，我多麼想奔赴延安啊！如果有可能，我要給毛澤東寫信，告訴他我想拿起槍桿子，當一名紅軍戰士！”

　　“談何容易！”那人脫口而出，不過馬上作了糾正。“只要有信心和決心，這個目的也不難實現。”

　　他們在一起，談了很久。臨分手時，他給了她一張傳單，是用粉紅色的紙張印刷的，並說：“這對你認識當前形勢很有幫助，黨內也很快進行傳達和布置。”

　　她回到家中展開傳單一看，十分驚喜，這是黨中央的聲音：

　　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全國海陸空軍，全國各黨派各團體，各報館，一切不願意當亡國奴的同胞們：

　　自蘇維埃中央政府和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組織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渡河東征以來，所向皆捷，全國響應。但正當抗日先鋒軍占領同蒲鐵路，積極準備東出河北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之時，蔣介石氏竟以十師以上兵力開入山西，協同閻錫山氏攔阻抗日紅軍去路，並命令張學良楊虎城兩氏及陝北軍隊向陝北蘇區挺進，擾亂我抗日後方。

　　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本意集中全力消滅蔣氏攔阻抗日去路的部隊，以達到對日直接作戰之目的。但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再考慮，認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且連蔣介石閻錫山氏的部隊中，不少願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愛國軍人，目前接受兩氏的命令攔阻紅軍抗日去路，實系違反自己良心的舉動。

　　因此，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於迅速執行抗日戰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屢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後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然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當局諸公進言 ，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以“兄弟關於牆外御其？”的精神，在全國範圍內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此不僅諸公之幸，實亦民族國家之福。如仍執迷不悟甘為漢奸賣國賊，則諸公的統治必將最後瓦解，必將為全國人民所唾棄所傾覆。語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願諸公深思熟慮之。

　　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更號召凡屬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團體、人民、黨派，贊助我們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主張，組織停止內戰的促進會，派遣代表隔為雙方火線，督促並監視這一再雜貨能夠的完全實現。


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

主席　毛澤東

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

主席　朱 德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江青激動地反覆看了三遍，心裡一陣砰砰亂跳後，終於平靜下來。這篇《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義正詞嚴，有理有利有節，每個黨員都會為自己的政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而驕傲而自豪！據說通電出自毛澤東的手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即使地下黨內部，也很少能看到毛澤東的文章，但是他的傳奇故事聽到不少，所以她早已從好多渠道熟悉了“毛澤東”三個字，對他充滿了神奇的聯想，她用自己熟悉的面孔去想象毛澤東其人。從這篇通電的字裡行間，她仿佛看到了一個老練、自若、大度的政治家的形象，僅從他氣壯山河，穩操勝券的字句里，她就對他充滿了無限的景仰之情。“這才是我們黨的領袖，有了這樣的領袖，我們的革命事業才能無往而不勝！”她興奮地一邊又一邊地叨念着，徹夜難眠。同時，她想到了自己目前的處境。





　　上海的夏天又熱且長，江青坐在她租用的那張竹編的床上，眼淚一直在她那漂亮的臉腮上淌。她在這裡，可以說沒有一個知己，一貧如洗，自己的同志或者說她認為本應是一個戰壕的人，除了對她的肉體或藝術還有興趣外，他們幾乎根本無法理解自己真正的心情。

　　她道別了那位街頭相遇的熟人後，一連幾天久久不能入睡。窗外，房東的“朋友們“又來了，刺耳的音樂聲飄上樓來。一會兒又傳來了牌九聲，吵鬧聲，嬉笑聲，還有各種數鈔票的爭執聲。而她，緊緊地閉上眼睛，隔了很久終於下了決心，用她自己的心聲給毛澤東寫一封誠摯感人的信，訴說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苦悶，希望，要求……





　　一九三六年的上海，還是死一樣的沉寂，國民黨反動派的高壓政策，“攘外必先安內”的倒行逆施，使反動政客、親日分子格外囂張；受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影響的中共地下黨，表現的領導無力，東搖西擺，特別是在文化戰線上繼續對偉大的文化革命旗手魯迅先生進行刁難和圍攻；倒是民主黨派，黨外人士異常活躍，贊成共產黨中央的主張，屢屢發起抗日救亡運動。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地下黨員的江青更加苦惱，對自己來自演員生活的麻煩也更加憤慨。

　　江青在文藝圈遇到的麻煩，和魯迅在整個文藝界遇到的麻煩是大同小異的。魯迅先生也曾被竊居文藝界的某些共產黨領導人罵為“漢奸文人”，“破壞統一戰線的罪魁禍首”，是“理想的奴才”，是“助長惡劣傾向”的元兇，是“封建餘孽”，要對他“實際解決”之。江青是和魯迅先生心靈相通的，可惜她這個弱女子無法“投一光輝，使伏在大纛蔭下的群魔嘴臉畢現”，而只能對“上海的痞子的無恥訛詐”採取不理的態度，把萬分痛苦埋在心底。

　　在上海將近四年的生活中，在文化和思想領域，江青一直把魯迅先生當成自己的導師。她如饑似渴的閱讀魯迅先生的雜文，這正逢魯迅先生發表的雜文最深刻、最鋒利、最潑辣、最幽默的鼎盛時期。可是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巨星隕落，五十六歲的偉人魯迅先生逝世。噩耗傳來，江青悲聲痛哭起來，隨後，十月二十五日，她就在《大公報》上發表了《悼魯迅先生》；十一月十五日，又在《綢繆》月刊上刊出她的《再睜一下眼睛吧，魯迅！》。江青含着熱淚，懷者對形形色色的反動派的深仇大恨，真實地寫出了參加魯迅先生追悼會的哀痛情景：“一個挨着一個，靜默的向前移動着，當我挨到了棺材的時候，突然一種遏止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淚水涌滿了眼眶。同時從心裡喊出：‘魯迅，你再睜一下眼睛吧！只睜一會兒，不，只睜一下！’”

　　“由千萬個人組成的那個行列——那個鐵一樣的行列，邁着沉重的，統一的大步走着。無數顆跳躍的心，熔成一個龐大而堅強的意志——我們要繼續魯迅先生的事業，我們要為整個民族的存亡流到最後一滴血！”

　　“思念吞沒了大地，吞沒了我們的導師。每個人象是失去了靈魂似的，拖着滯重的腳步，跨上了歸途。但是每個人心頭都燃燒着一個憤怒！”









　　從此，江青開始沉默了，人也變得憔悴。

　　她向自己所屬的地下黨組織負責人王洞若談了自己不願再當演員，要求離開上海的心情。

　　這時，西安發生了震驚全國的“雙十二”事變，隨後逼蔣抗日成功，國共開始了第二次合作，紅軍改為八路軍、新四軍，南京、西安等地相繼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

　　江青斷斷續續聽到這些消息，有的是從黨內同志那裡，有的是從同事的口中，這就更加堅定了她離開上海、奔赴延安的決心。她無心再干她的演員工作，不止一次地向黨組織負責人反映自己的苦惱，反映自己“在那樣的環境裡的鬱悶狂躁”，並且寫了不少文章，投給報刊雜誌，表達自己對社會，對人生，對婦女，對演藝界的種種看法。

　　地下黨組織也明白江青的處境，了解她的苦衷，認為“李雲鶴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這對於一個很有進取心的年輕女黨員是不適合的，如果離開這個環境她會有很好的發展，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同意了她的要求，並立即着手進行聯繫。於是江青在一九三七年四五月份離開十里洋場的大上海，回到濟南，與母親、姐姐團聚了一段時間，然後就搭乘去西安的火車，跨上奔赴延安的征程。

　　江青的演員生活雖然給她帶了不少麻煩，產生了種種苦惱，曾寫過《人言可畏》，談到對演藝界女性不公正的誹謗和歧視女性的文人的攻擊。但這一切對她革命性的磨鍊卻起了重要作用。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女子，在十里洋場這種弱肉強食的環境中，在白色恐怖的重壓下，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在演藝界單槍匹馬地同各種敵人進行鬥爭，遭受了那麼多落難卻堅強的挺着，不顧一切地去完成黨交給的工作，頑強地生活下來，最後排除萬難投奔延安，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啊！說她是“一個偉大的女性”，“一個了不起的奇才”，“一個在逆境中成長起來的堅強的女革命家”，“一個不屈不撓的從高壓下衝撞出來的無產階級勇士”，是一點也不過分的。試想，那些身居高位，如周揚，田漢，夏衍，廖沫沙等人這段時間又幹了些什麼？除高喊口號，排除異己，攻擊魯迅，生活上男盜女娼，又為革命做了多少好事？又試想，當時又有多少女演員冒着危險去演那些進步的、有一定革命性的話劇和電影？而江青每次都挺身而出，不怕擔風險，不怕流言蜚語。在那“人言可畏”“謠言殺人”的時代，阮玲玉以自殺抗爭，王瑩以墮落同流合污，而江青卻出污泥而不染，敢愛敢恨，堅定地走自己革命的路，如果沒有相當的馬列主義水平和無產階級覺悟，能做到這一點嗎？將近兩年的時間，江青主演和參加演出了十幾部話劇和電影，塑造了各種個性鮮明的藝術形象，同時利用業餘時間寫了大量文章，公開發表的就有近十篇，其中最能代表她的思想認識是《我們的生活》。這篇文章辭藻華麗，情緒激昂，觀點獨到，給昏暗的上海演藝界投一曙光。文章中她鞭笞上海戲劇界環境的罪惡，責罵某些導演把演員當成玩物，痛斥了“演員就應該過糜爛生活”的陳腐觀點，宣揚演員應該是創造者，要把自己訓練和培養成象鋼條一樣堅不可折，她堅持認為戲劇應該是改良社會的手段，當前應該高舉反對帝國主義的大旗，警惕依戀舊世界的帝國主義的魔爪伸向新劇運動。她認為，左翼戲劇不能象資本主義戲劇那樣只要漂亮的臉蛋，只要沒有思想沒有靈魂的玩偶；演員應該深入生活，演出應注入自己的精神，要為社會的主體工農大眾創造出藝術精品。這是不是“了不起的奇才”？江青面對的是花花世界，燈紅酒綠的十里洋場，醉生夢死的糜爛生活，心不動、氣不餒，連眼皮也不翻，心靜如水，依然保持着清貧的生活。台上扮演貴夫人，台下是清純秀麗的樸實的鄉下姑娘打扮，穿着蘭色或白色旗袍，腳上是一雙帆布鞋，有時連襪子也不穿，頭上依舊短髮，額上一束“留海”，從不施粉畫眉抹口紅。這樣的形象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在蜚聲影劇界的女明星中，有幾個能得做到？江青演出之後的大部分時間是躲在宿舍里看書寫文章，她幾乎讀遍所能見到的魯迅先生的作品，這給她“韌的戰鬥”增添了精神力量。她很少去舞廳，連電影院也捨不得花錢進去欣賞和享受，她把僅有的收入除支付生活費用外，大部分寄給她的母親和姐姐，因為這時姐夫去世，姐姐母子和母親的生活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 。有時江青生病了，連想吃點水果都沒錢買；甚至出現飢一頓飽一頓、把吃晚飯的錢都節省下來。住最便宜的亭子間　屋內只有一張鐵絲床，一張寫字桌，隨身所有，只有一隻黑皮箱和一個鋪蓋卷。這一切的一切，就是年僅二十一二歲的江青所度過的演員生活！這還不夠“偉大”和“堅強”嗎？須知，江青之所以操守自檢，節儉自律，自強不息，完全因為有革命的理想，完全為了保持共產黨員的形象。若不然，以她的演技，可以在上海大紅大紫；以她的容貌，可以嫁個闊老享受終生，也可以找個如意郎君廝守一輩子。她為什麼自尋煩惱，自討苦吃，自找麻煩？因為她是無產階級革命者！因為她是馬列主義革命家！她要革命，要鬥爭,要改造中國和世界！又因為她是個女人，她的宏圖偉念受到世俗的非議，受到小人的誣謗,受到敵人的攻擊和咒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