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烈：《江青傳》第十二章　江記“樣板”

成為上海的“女客人”

神出鬼沒，江青忽地一回回南來，“隱居”在上海。
往日，她也來上海，但沒有這麼頻繁，而且主要是為了治病。如今，她來上海的使命卻是“天機不可泄”。為了行蹤保密，中共上海市委規定對她一律以代號“女客人”相稱。
她是“老上海”，她最喜歡住的是坐落在上海鬧市區、離淮海中路不過數百公尺的錦江飯店。
錦江飯店是當年上海首屈一指的賓館。錦江飯店的前身，即十三層的華懋公寓，上海人俗稱“十三層樓”。當年，夏其言、史枚就住在“十三層樓”附近的抬安坊。藍苹和唐納吵吵鬧鬧時，找史枚評理，便去信安坊。
華懋公寓原是英籍猶太商人沙遜的產業。解放初，由於沙遜洋行積欠了上海市政府一大筆稅金，就以華懋公寓作抵押，歸屬上海市政府，改建為錦江賓館。另外，附近的建於一九三五年的十八層茂名公寓，建於一九三四年的六幢三層炮台式公寓歸入錦江賓館。
在馬路對面，設立了錦江俱樂部，內有彈子房、滾球房、閱覽室、文娛室、溫水游泳池、舞池、網球場，還有一個花團錦簇、綠茵成片的大花園。
錦江飯店中樓，設有總統套房，專供國賓下榻。那裡先後住過美國總統尼克松、卡特、布什，日本首相田中、中曾根，法國總統德斯坦、西班牙國王胡安、印尼總統蘇加諾、南斯拉夫總統鐵托……一百二十多個國家的近千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曾在錦江飯店下榻。
江青看中上海，全然是因為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腦”跟她一拍即合。此人便是柯慶施。柯慶施是資深的中共領導人物，他早在一九二○年已加入中國社會主義 青年團，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赴蘇聯莫斯科學習。回國後，擔任過中共安徽省委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江青在延安時，結識了柯慶施。那時，何慶施擔 任中共中央黨校“黨與群眾工作研究室”主任，而江青則是中共中央黨校學員，說起來，柯慶施算是江青的老師。
一九五八年之後的柯慶施，進入他政治生涯頂峰期。他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又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是上海響噹噹的“第一號人物”。在一九六五年，他還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當中國這艘碩大的巨輪向“左”偏航之際，原來就思想頗“左”的柯慶施，頗得毛澤東的賞識。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柯慶施在上海文藝會堂對文藝界人士發表演說，提出了“大寫十三年”的“左”的口號。
所謂“大寫十三年”，指大寫解放後十三年，以為“只有寫社會主義的時期的生活才是社會主義文藝”。
江青敏銳地意識到柯慶施的文藝見解與她完全“合拍”。正處於孤掌難鳴的她，求助於柯慶施，立即得到柯慶施的支持，在北京，她“召見”中宣部、文化部 四位正、副部長，部長們對她的意見不屑一顧。她尋求支持，尋求強有力的支持者。柯慶施的支持，使她一次次南下上海，進行一番番密謀。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藝界大會上講話時，說及了自己的“認識過程”，強調了“柯慶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認識過程是這樣的：幾年前，由於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恢復聽覺、視覺的功能，這樣，我比較系統地接觸了一部分文學藝術。首先我感到， 為什麼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舞台上，又有鬼戲呢？然後，我感到很奇怪，京劇反映現實從來是不敏感的，但是，卻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反動 政治傾向的戲，還有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了厚古薄今，崇洋非 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它就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個階段，我只想爭取到 批評的權利，但是很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村慶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組織人寫的。
人所皆知的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而江青所說的“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卻鮮為人知。此文發表於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七日上海《文匯報》，題為《“有鬼無害”論》。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曰“梁壁輝”。
“梁壁輝”何等人氏？顯然，這是一個筆名，據云，筆名源於“大筆一揮”，寫此文時頗費思索，“揮了兩筆”，“梁壁輝”亦即“兩筆揮”的諧音！“梁壁輝”是誰的筆名？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部長俞銘璜也！
在上海發出“有份量”的第一炮
俞銘璜在發表了《“有鬼無害”論》之後半年，便病逝了，年僅四十七歲。兩年後，柯慶施也去世了。
俞銘璜和柯慶施在去世前，都沒有留下“女客人”關於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回憶。倒是應該“感謝”江青，在她得勢的時候。“吹”出了這篇文章的內幕。不過，畢竟是當眾演說，她也是寥寥數語而已。
這篇文章的“組織人寫”以及發表，是頗為重要的事件，此後，江青選擇上海為“基地”，選擇《文匯報》為“陣地”，其源蓋出於此。姚文元那篇批《海瑞罷官》的“宏文”，實際上只是此文的“續篇”罷了。
筆者從上海《文匯報》友人那裡得知，當年經手“梁壁輝”的文章的是唐振常。當年他是《文匯報》文藝部主任。雖然他如今調離了《文匯報》，筆者在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五日尋訪了他。他回憶了那段鮮為人知的往事……
唐振常記得，那篇稿子是“上頭”來的，是《文匯報》總編輯陳虞蘇交給他，叫他照登的。其實，稿子也不是陳虞蘇組織來的，是“上頭”交下來，要他“奉命照登”罷了。
唐振常一看那筆跡，很熟悉，知道乃是俞銘璜的手筆。那時，俞銘璜常給《文匯報》“筆會”副刊寫雜文，跟唐振常聯繫頗多。不過，畢竟俞銘璜身為中共中 央華東局宣傳部長，以真名發表雜文諸多不便，常署筆名“於十一”。這一回，“梁壁輝”筆名是頭一次用。據唐振常回憶，似乎只用過這一次，後來他未用過“梁 壁輝”。因此，倘若不知內情，想要考證用過一回的筆名“梁壁輝”是誰，將頗費周折。不用“於十一”，特地新擬了筆名“梁壁輝”，這本身便表明了此文非同一 般，作者使用了“隱身術”，故意不讓人知道究竟是誰寫的。
此後，在俞銘玻故世之後，種種悼念他的文章，也都從未提及“梁壁輝”，從未提及《“有鬼無害”論》。
唐振常與俞銘璜有過許多交往。他說，俞銘璜此人並非“左”派，當時是“奉命而寫”，寫了那篇貫徹江青意圖的《“有鬼無害”論》。
這倒是確實的。俞銘璜的入黨介紹人惠浴宇，寫過《記銘璜同志》一文，內中寫及：
我的記憶所及，他曾在各個時期、各種場合，為彭柏山等一批所謂“胡風分子”說過話，為方之等一批所謂“右派分子”說過話。他們有的曾是銘磺的戰友，有的不大熟悉，有的和他個人之間還有過齟齬……①
①惠浴宇，《寫心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俞銘璜曾有着“蘇中才子”的美譽。他的古文底子頗好，筆桿子厲害。陳毅曾說：“俞銘橫這個人，是個多面手，年輕肯干，能說會寫，就是一張嘴不肯饒人。”江青要批“有鬼無害”，找了柯慶施，而柯慶施則找了這位“蘇中才子”——俞銘璜也就“奉命而寫”。
這場干戈，最初發生在三位諸城老鄉之間，即康生、孟超、江青。
孟超也是諸城人，比江青年長十二歲，中共黨員，參加過左翼作家聯盟，寫了詩、散文、雜文。一九五四年出任人民美術出版社創作室副主任。一九六一年， 他忙於根據《紅梅記》改編成崑曲《李慧娘》。正在這時，他的同鄉康生發話了。唐振常在他所寫的《有鬼皆害辨》①一文中，提及了康生：
①唐振常，《有鬼皆害辨》，《文匯報》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
一九六一年紫光閣一次會議上，他點了一大批壞戲，指名道姓，要這個演員演，那個演員唱，並不加區別地為所有鬼戲張目，又指令孟超同志的崑曲《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說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
一九六一年夏，崑曲《李慧娘》在北京上演。
康生為《李慧娘》鼓掌，誇獎道：“孟超做了一件大好事！”
這時，孟超的老朋友廖沫沙也應邀去觀看了《李慧娘》。他以為這是一齣好戲，以李慧娘與裴書生的堅貞愛情以及對奸相賈似道的鬥爭貫穿全劇，揚善抑惡，具有教育意義。
《北京晚報》編輯得知廖沫沙看了《李慧娘》，當即打電話約寫劇評。廖沫沙常給《北京晚報》寫稿，一口答應，揮就一稿，寫畢，只是標題未想出恰當的，略加思索，寫上《有鬼無害論》。他的原意是指《李慧娘》中寫了鬼，這有鬼無害。在文中，他寫道：
/我們對文學遺產所要繼承的，當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壓迫的鬥爭精神。
我們要查問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誰和反抗誰。用一句孩子們看戲通常所要問的話：她是個好鬼，還是個壞鬼。如果是個好鬼，能鼓舞人們的鬥志，在戲台上多出現幾次，那又有什麼妨害呢？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報》刊出了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一文，署他常用的筆名“繁星”。
正在關注着崑曲《李慧娘》的江青，注意到了“繁星”的這篇短文……江青記起了當年從山東初來上海時，見到田漢、廖沫沙的那一幕。
江青選中了孟超的《李慧娘》、選中了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作為突破口。一九六二年冬，剛剛“批判”了“反黨小說”《劉志丹》的康生，聽說江青找中 宣部、文化部正、副部長談話，要批鬼戲，批《李慧娘》，康生也馬上變臉，此公原本說《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這時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狠狠批 評中宣部、文化部“右傾”，要追查“鬼戲泛濫”的責任。
其實，對於所謂“鬼戲”，要作具體分析。那些宣傳迷信的鬼戲，當然應當反對。但是，像《李慧娘》中寫李慧娘死後化成鬼，仍要矢志報仇，這鬼實際上是人的化身，是李慧娘的光彩照人的形象的升華和繼續。江青打“鬼”，實際上是藉此打人！
江青當時畢竟尚是“小人物”，人微言輕，中宣部、文化部可以置之不理。可是，康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他的話有份量，中宣部、文化部不能不執 行。於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共文化部黨組的名義，寫了《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上報“中共中央宣傳部並報中共中央”。請示報告指出：
“近幾年來，‘鬼戲’演出漸漸增加，有些在解放後經過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劇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復了原來的面貌；甚至有嚴重思想毒素和舞台 形象恐怖的‘鬼戲’，如《黃氏女游陰》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為嚴重的是新編的劇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評論界又大加讚美，並且提出‘有鬼 無害論’，來為演出‘鬼戲’辯護。對於戲曲工作者中這種嚴重狀況我們沒有及時地加以注意……”①
江青看了這份報告，說道：“點了‘有鬼無害論’，為什麼不點出文章作者‘繁星’？不點‘繁星’的真名實姓廖沫沙？”
江青覺得不解氣，認為文化部黨組的報告不過是“官樣文章”，她要“衝破封鎖”。她在柯慶施的支持下，終於“爭取到批評的權利”，組織俞銘璜寫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文章。
俞銘璜的文章在《文匯報》發表後，北京的《文藝報》於五月號予以轉載。在此之前，《文匯報》四月號發表了趙尋的《演“鬼戲”沒有害處嗎？》一文。此後，在八月，《光明日報》開展了《關於上演鬼戲有害還是無害的討論》。
唐振常在一九六二年，曾以筆名“唐致”在《解放日報》發表《談鬼戲》一文，此時也遭到“麻煩”。
給《紅燈記》打上“江記”戳號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在上海組織“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女客人”，待大幕拉開之後，忽地翩然光臨上海紅都劇場。
她只是來看戲的，不想驚動劇團。那是上海愛華滬劇團在演出滬劇《紅燈記》。她藉口身體不好，沒有接見演員，但在中場休息時說了一句：“這個戲很不 錯。”江青很早就注意這個戲。那是一九五八年，哈爾濱京劇院新編了一出現代題材京劇《革命自有後來人》。江青看了滬劇《紅燈記》，覺得比《革命自有後來 人》好。
這時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創作”，用她的話來說，叫做“大破大立”。她要“立”的第一個戲，便是《紅燈記》。
不過，江青最初還不能最直接給劇團下達任務，不能不藉助於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

林默涵曾如此回憶：
在上海休養的江青看了上海愛華滬劇團演出的《紅燈記》，她向我推薦這個本子，建議改編成京劇。我看了覺得不錯，便交給了阿甲。阿甲同志是精通京劇藝 術的，他不僅寫過劇本，擅長導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在他和翁偶虹同志的合作下，劇本很快改編成了，即由阿甲執導排演。全戲排完後，請總理看，總理 加以肯定。後來，江青也看了。在《紅燈記》的修改過程中，江青橫加干預，給阿甲等同志造成了很大困難。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總理那裡發脾氣，說京劇院不 尊重她，不聽她的意見，糾纏到快天亮。總理無奈，只好對她說：“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親自抓！”第二天，總理的秘書許明同志（在 文革期間，她被“四人幫”迫害死了）打電話告訴我這些情況，她說：“總理說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親自抓。”我說：“這樣的事情怎麼好麻煩總理呢？我一定 努力抓，請總理放心！”
為了提高《紅燈記》的演出水平，我建議《紅燈記》劇組的同志到上海學習、觀摩愛華滬劇團的演出（引者註：這是在一九六四年八月），由我帶領。還有哈 爾濱《革命自有後來人》劇組的同志也一塊去。愛華滬劇團為我們演出了兩次。為了答謝上海愛華滬劇團的同志，我們邀請了滬劇團的導演和幾位主要演員來京觀看 京劇《紅燈記》的演出（引者注；這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那天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給毛主席及其他領導同志演出，主席同愛華滬劇團的同志們親切握手，他們 非常高興。①
①《林默涵談〈紅燈記〉創作經過》，《中國文化報》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阿甲，亦即符律衡，在延安曾與江青同台演出過京劇《打漁殺家》。在京劇方面，阿甲兼演員、編劇、導演於一身，富有經驗。接到江青推薦的滬劇《紅燈記》劇本，就仔仔細細地進行改編。
京劇《紅燈記》中，李玉和一角最初由李少春扮演；李鐵梅一角本來選定唱功極佳的杜近芳，但是杜近芳畢竟年歲偏大，改用劉長瑜；李奶奶一角由高玉倩扮 演；鳩山一角，自然非袁世海莫屬。演員陣營頗強，加上阿甲編導功力深，京劇《紅燈記》波瀾起伏，譜成一台嘹亮的嶄新的“國戲”。
面對如此陣營強大的劇組，江青卻如一個嘮叨不已的老太婆，絮絮恬恬地發
“指示”。她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十日、七月一日、七月十三日（這天兩次）、十一月五日，七次接見劇組，隨口而說，說了 一大堆瑣瑣碎碎的意見。她的每一句話，每一條意見，都成了“指示”，導演必須遵命。以下摘錄她的原話，可見她的種種“指示”之一斑：
！”鐵梅舉紅燈跑回場，可縮短些。
！”奶奶的服裝補的不是地方。！”七場（指監獄）景太堵心。
！”李玉和一家人進、出門，要隨手關門，要給群眾一個安全感。
！”鐵梅上場（第一場）不要戴圍巾，見爹爹遞紙條後，臨走時玉和把自己的圍巾給她圍上。
！”鐵梅叫奶奶的聲音太刺耳，不要那麼高。
！”這個戲不適合用“南梆子”。
！”李玉和受刑後上場，可以扶住椅子
！”刑場上的石頭，要靠前些。
！”粥棚場，磨刀人不要吃粥。
演李玉和一角的李少春，為人耿直，對江青的“指示”不願句句照辦，後來由B角錢浩梁所代替。
編導阿甲由於“不聽話”，在“文革”中受夠批鬥，倖存於世。一九八七年，八十高齡的他，是他從事戲劇工作五十周年紀念。他復排《紅燈記》，在北京公演。他曾感慨萬千，說了這麼一番話：
有的人把《紅燈記》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實這齣戲的創作與江青沒關係，是她剽竊了我們的創作成果……①
①唐斯復，《看阿甲老人復排（紅燈記）》，《文匯報》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樹《沙家換》和《智取威虎山》為“樣板”
在看中了上海愛華滬劇團滬劇《紅燈記》不久，江青於一九六三年秋，又看中了上海人民滬劇團滬劇《蘆盪火種》。
《蘆盪火種》是根據新四軍第六團的“江南抗日義勇軍”的故事改編的。一九三九年九月，“江南抗日義勇軍”為開闢蘇北抗日根據地西進，在江蘇常熟縣陽 澄湖的張家洪（劇中稱“沙家浜”）留下三十六名傷病員（劇中為十八名傷病員）。這些傷病員在當地群眾的幫助下，依託茫茫蘆葦盪，跟日軍、偽軍以及“忠義救 國軍”展開了機智的鬥爭。
滬劇畢竟局限性很大，只限於滬、江、浙一帶的老百姓能夠聽懂。江青仍要把滬劇《蘆盪火種》改編成京劇，以樹為“樣板”，推向全國。這一回，江青把任務交給了北京京劇一團。
一九六四年元旦，江青召見北京京劇一團主要演員，給他們各送了一套《毛澤東選集》。江青對他們說：“堅決按滬劇原劇本改編，不能隨意亂改。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把這場具有世界意義的京劇革命堅決進行到底！”
江青對飾演阿慶嫂的趙燕俠，似乎特別熱情。江青曾特地到後台去見趙燕俠，說了一番“火熱”的話：
“我認識你趙燕俠！我看了你所有的戲，認定你能演好現代戲。你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因此我願意來看看你……”
這番話出自“第一夫人”之口，頓時使趙燕俠受寵若驚。
在排練時，江青特地從上海調來滬劇中演阿慶嫂的演員，輔導趙燕俠。京劇跟滬劇，畢竟是不同的劇種，趙燕俠借鑑了滬劇中的表演，但並不照搬。趙燕俠說：“我們要有京劇的特色，不必一招一式照搬滬劇阿慶嫂。”此言傳入江青耳中，江青頓時大為不悅。
後來，發生了“毛衣風波”，趙燕俠終於被江青所冷落了：
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沙家洪》（引者註：後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京劇《蘆盪火種》改名《沙家浜》）來滬演出，江青已物色了阿慶嫂B角。在上海人民 大舞台審查B角阿慶嫂彩排時，江青照例讓趙燕俠坐在身邊。江青發現，趙燕俠穿得少，第二天派警衛員和大舞台經理、劇團團長一起，給趙燕快送去了兩件毛衣， 說：“首長說，借給你，如果不嫌她髒，你就穿。”趙燕俠深知江青喜怒無常，不敢穿，便把毛衣疊好放在箱子裡。
過幾天看戲時，江青扒開趙燕俠衣領子，發現趙未穿毛衣，對人發怒說：“趙燕俠嫌我骯髒！”
即派警衛員要回了毛衣。
此後，趙燕俠被點名批判，趕下舞台，進牛棚，下幹校，阿慶嫂的扮演者自然換了別人。①
①翁思再，《阿慶嫂卷進“政治旋渦”》，《新民晚報》一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澤東看了京劇《蘆盪火種》。毛澤東說：“要突出武裝鬥爭的作用，強調武裝的革命消滅武裝的反革命，戲的結尾要正面打進去。加強軍民關係的戲，加強正面人物的音樂形象。”
“要改《沙家浜》。”
按照毛澤東的意見作了修改之後，京劇《沙家浜》的名聲就更響亮了，成了全國文藝界學習的“樣板”。
江青在上海“抓”走了兩齣戲，得力於柯慶施的支持。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曾這樣談及柯慶施：
“柯慶施同志應該永遠紀念他。他始終是站在第一線的。柯慶施同志曾經說：‘我喜歡京劇，可是現在不看了。’我說還是要看，我們要把它救活。”
柯慶施跟“女客人”配合默契。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次年一月二十二日，在柯慶施的倡導下，華東區話劇觀摩演出在上海舉行。貫穿這次觀摩演出的，便是柯慶施在一九六三年初提出的“大寫十三年”。
江青在來滬觀摩華東區話劇演出時，又抓了一出新的京劇“樣板”——《智取威虎山》。這一回與前兩次不同，這塊“樣板”由上海京劇院排演。
江青一次次對《智取威虎山》劇組下“指示”。她曾說：“《智取威虎山》的問題是一平，二散，三亂。”
然而，當她聽見別人對《智取威虎山》頗有微詞時，她勃然變色，說了一番聲色俱厲的話：
“有人說《智取威虎山》是‘話劇加唱’，是‘白開水’。當然，這個戲有缺點，我心裡有本賬。但是，這個戲是革命的。現代戲有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 反革命的。他們說這些話，不是反對我們的缺點，而是有意無意地來反對革命，至少給我們泄氣。白開水，有什麼不好呢？有白開水比沒有好。因為有了白開水，就 可以泡茶，釀酒。我們把他們的這些意見頂回去了。”①
①江青，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對《智取威虎山》劇組的講話。
《智取威虎山》的主角、楊子榮的飾演者童祥苓，經歷了類似於趙燕俠的命運。童祥警當年二十九歲，進入《智取威虎山》劇組，他那一雙虎虎有神的大眼睛，他的純熟的演技，把楊子榮演活了，演絕了。
隨着《智取威虎山》成為“樣板戲”，童祥苓曾“風光”了兩年多，名震全國。一九六六年底，童祥苓忽地從舞台上消失！
他萬萬沒有想到，他寫給姐姐童芷苓的一封信，落入造反派手中，一下子把他“揪”了出來。
他是姐姐一手扶植成，步入京劇藝術殿堂的。可是，由於沈醉回憶錄中提及一筆，使童芷苓遭殃。沈醉寫及，在軍統頭子戴笠過生日那天，曾叫童芷苓去唱堂 會。在那樣的年月，戴笠有召，作為一個藝人，童芷苓安敢不去？在“文革”中，這件事被上了“階級鬥爭”的綱，童芷苓被打成“文化特務”。
童祥苓怎麼也想不通，姐姐會是“文化特務”？他給“牛棚”中的姐姐去信安慰。這信被造反派抄走，他也就遭殃了。
於是，他“下台”了。整整兩年多沒上過舞台。據他回憶，為了姐姐的問題，他寫了八十多份檢查，還過不了關！
一九六九年，他忽地被起用，重演楊子榮！
他怎麼會突然“走運”的呢？那是因為京劇《智取威虎山》要拍成電影。雖然全國各地許多個劇團在排演這齣戲，卻沒有一個演員能像他那樣把楊子榮演得出 色。江青左思右想，為了保證電影的質量，為了使楊子榮形象生輝，不得已起用童祥苓。電影拍完了，傳來江青的指示：“養養身體，不要再上舞台演戲了，搞點技 術工作。”①
①潘真、徐平，《今日“楊子榮”追蹤》，《上海灘》一九九○年二期。
從此，童祥苓又“下台”。直至江青成了“階下囚”，他這才重新活躍於舞台。
發表演說《談京劇革命》
手中有了三塊“樣板”——京劇《紅燈記》、《蘆盪火種》、《智取威虎山》，江青有了“資本”。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期間，江青大出風頭，以京劇革命的“旗手”自居。
就在盛大的觀摩演出會開幕前一日——六月四日，文化部副部長夏衍在回答香港《文匯報》記者的提問時，說了一番和“大寫十三年”相悖的話：
“我們一向主張‘兩條腿走路’，就是既要大力提倡演現代戲，又要整理、加工傳統戲和新編歷史劇。”
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盛況空前，二十九個劇團、兩千多人參加，上演了《紅燈記》、《蘆盪火種》、《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節振國》、 《紅嫂》、《紅色娘子軍》、《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諾》、《六號門》、《杜鵑山》、《洪湖赤衛隊》、《紅岩》、《革命自有後來人》、《朝陽溝》、《李雙 雙》、《箭杆河邊》等三十七個劇目。
齊燕銘主持開幕式，沈雁冰致開幕詞，彭真致閉幕詞，周揚做總結報告，陸定一作長篇講話。可以說，主管宣傳、文藝方面的頭頭腦腦都在會上亮相了。
七月一日，《紅旗》雜誌第十二期發表社論《文化戰線上的一個大革命》。八月一日，《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把文藝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這同樣顯示了對這次觀摩演出大會的重視。其中的高潮，是六月十七日、二十三日兩天，毛澤東同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觀看了《智取威虎山》和《蘆盪火種》。周 恩來在六月二十三日接見了各演出團、觀摩團負責人、主要演員和創作人員。
江青在大會上公開露面了。她以居高臨下的姿態，作了題為《談京劇革命》的講話。這是她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進入延安以來，在漫長的二十七年間，第一次在公眾場合發表講話。她的這次發表講話，其意義遠比她和毛澤東、蘇加諾夫婦的合影出現在《人民日報》上更為重要。
江青的《談京劇革命》，一派“旗手”口吻：
我對這次演出表示祝賀。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勞動，這是京劇革命的第一個戰役，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收穫，影響也將是比較深遠的。
京劇革命現代戲是演起來了，可是，大家的認識是否都一樣了呢？我看還不能這樣說。
對京劇演革命的現代戲這件事的信心要堅定。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祖國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農兵，不是這些歷史真正的創造者，不是這些國家真正 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設想的事。我們要創造保護自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文藝。在方向不清楚的時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這裡提兩個數字供大家參考。這兩個數 字對我來說是驚心動魄的。
第一個數字是：全國的劇團，根據不精確的統計，是三千個（不包括業餘劇團，更不算黑劇團），其中有九十個左右是職業話劇團，八十多個是文工團，其餘 兩千八百多個是戲曲劇團。在戲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幾個話劇團，不一定都是表現工農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 可以說話劇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據了。劇場本是教育人民的場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義的一套，是資產階級的一套。這種情況，不能保 護我們的經濟基礎，而會對我們的經濟基礎起破壞作用。
第二個數字是：我們全國工農兵有六億幾千萬，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分子。是為這一小撮人服務，還是為六億幾千萬人服務呢？這 問題不僅是共產黨員要考慮，而且凡有愛國主義思想的文藝工作者都要考慮。吃着農民種的糧食，穿着—人織造的衣服，住着工人蓋的房子，人民解放軍為我們警衛 着國防前線，但是卻不去表現他們，試問，藝術家站在什麼階級立場，你們常說的藝術家的“良心”何在？
京劇演革命的現代戲這件事還會有反覆，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說的兩個數字，就有可能不反覆，或者少反覆。即使反覆也不要緊，歷史總是曲曲折折前進的，但是，歷史的車輪絕不能拉回來。……
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江青在講話中，一句也未曾提中共北京市委，卻三次表揚了中共上海市委，亦即表揚柯慶施：
“上海市委抓創作，柯慶施同志親自抓。各地都要派強的幹部抓創作。”“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來劇中的反面人物很囂張，正面人物則乾癟癟。領導上親自抓，這個戲肯定是改好了。”
“有的同志對於搞出來的成品不願意再改，這就很難取得較大的成就。在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們願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這個樣子。”
江青激烈地批評了中國戲曲研究院實驗京劇團創作演出的《紅旗譜》和改編的《朝陽溝》是“壞戲”，使舉座皆驚。
江青還向康生“通報”，由康生出面，在總結大會上，點了一連串“毒草”的名，內中有電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國江南》、《逆風千里》，以及京劇《謝瑤環》、崑曲《李慧娘》。
張春橋“掛帥”改《奇襲白虎團》
就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舉行的日子裡，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山東京劇《奇襲白虎團》劇組與眾不同，應江青之邀，進入了中南海。
江青很關心來自她家鄉的京劇劇組，觀看了《奇襲白虎團》。用她跟劇組見面時的第一句話來說：“《奇》劇我第一天看了演出，喜出望外。這個戲準備請主 席看，但要修改後才能請主席看。”江青把《奇襲白虎團》劇組接進中南海，就是為了商討修改事宜。她的用意是很清楚的，她要把《奇襲白虎團》樹為“樣板” ——一旦請毛澤東觀看，毛澤東一鼓掌，這個戲馬上就可以在全國打響。
在江青會見《奇襲白虎團》劇組時，她的一側坐着一位神情嚴肅、不苟言笑的戴一副近視眼鏡的上海代表。
怎麼忽地把上海代表請來呢？待江青點明之後，《奇襲白虎團》劇組才明白：江青要此人“掛帥”，主持《奇》劇的修改工作。
山東的戲，怎麼由上海人來“掛帥”修改？
這位四十七歲的上海代表一開口，哦，原來他並非上海人，卻是道地的山東人——他乃山東巨野人氏，只是如今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成了上海代 表。張春橋此人，倒是一塊宣傳部長的“料子”。筆者一九六三年從北京來到上海工作之後，便多次聽過張春橋做報告。他思路清楚，講話乾脆，從不羅嗦，一口氣 講兩、三小時，滴水不漏。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歲的張春橋來到上海，在上海雜誌公司當校對員。他給上海各報寫文章，和《大晚報》副刊《火炬》主筆、山東同鄉崔萬秋頗熟。前已 述及，據沈醉回憶，他在崔萬秋家見到過藍苹，“她有時還給我倒茶”，他也“在崔家見過穿蹩腳西裝的狄克，就是張春橋”。不過，張春橋當年是否跟江青有過來 往，不得而知。
就在江青進入延安後三、四個月，張春橋也從上海來到延安。後來，他出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而該報社長兼總編則是鄧拓。
一九四九年，當紅旗在上海城頭飄揚，穿着一身草綠軍裝的張春橋，成為華東新聞出版的副局長。不久，他成為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 輯，參與上海機要。一九五五年，當柯慶施調來上海，接替陳毅，張春橋成為柯慶施的政治秘書。這“政治秘書”，聽來不過是秘書，卻比報社總編輯更為接近權力 核心。須知，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陳伯達，當年同時又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張春橋擔任柯慶施的政治秘書，為柯慶施起草種種報告，發言稿，隨柯慶施出席種種 會議。一九五九年夏，中共中央召開廬山會議時，張春橋便隨柯慶施出席了會議。後來，張春橋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
據上海錦江飯店經理任百尊回憶，江青來滬住進錦江飯店，第一次跟張春橋見面，那是張春橋作為柯慶施的政治秘書，隨同柯慶施來的。見面的地點是錦江飯店俱樂部。此後，張春橋經常單獨來到錦江飯店俱樂部，跟江青密談。
最初，張春橋只是作為江青和柯慶施之間聯繫的橋梁，她尚未發現張春橋特殊的“才幹”。正因為這樣，江青在上海組織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找的是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長俞銘磺，沒有把任務交給這位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
江青要在上海抓“樣板戲”——京劇《智取威虎山》，跟柯慶施的聯繫日趨頻繁，跟張春橋也就三天兩頭見面。不過，此事苦了張春橋，簡直是用其所短，避 其所長！因為張春橋擅長寫文章，“大批判”，舞“棍子”，而對京劇卻一竅不通。用張春橋自己的話來說：“我原來從不看戲，只喜歡看書寫文章，只進行邏輯思 維。”張春橋卻深知，巴結“第一夫人”，乃是官場晉升的一條捷徑。只有投其所好，才能使江青歡喜。他只得急就章，從不聽京戲的他，不得不借來一大堆京戲唱 片，躲在家中“速成”。
柯慶施畢竟是坐鎮上海的大員，諸事冗忙，雖說他“親自抓樣板戲”，但只能倚重於張春橋，代他過問。於是，張春橋跟江青的聯繫，日益密切。江青看中這 位山東同鄉。正因為這樣，請張春橋“掛帥”，主持京劇《奇襲白虎團》的修改工作。江青接見《奇襲白虎團》劇組，說了一番意見：
“這個戲反映了朝鮮戰場上的真實戰鬥故事，但藝術概括不算好，生活真實和藝術概括是不同的。藝術概括應比生活更高，要概括當時整個形勢和時代精神， 藝術創作政治第一。這個戲需要從政治上加強，朝鮮人民和我們的關係很好，但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很強，要照顧到兩國的關係，我們謙虛一點好。”
張春橋變得頗為忙碌。江青讓他“掛帥”改《奇襲白虎團》，又要他“過問”《智取威虎山》劇組，按照毛澤東看戲時說的意見修改。如此這般，連張春橋自己也說：“我成了京劇書記了。”
伸手“抓”《海港》
上海錦江飯店馬路對面，是一座棕色面磚的典雅的美國風格建築。這是聞名於上海的“蘭心大戲院”，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設計，建造於一九三○年。在當時，是上海豪華型劇場。解放後，改名上海藝術劇場，仍居於上海一流劇場之列。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海藝術劇場華燈如畫，熱鬧非凡，迎來了一批貴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陳 毅，還有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人陳丕顯、魏文伯、曹獲秋、石西民、王一平等。就連觀眾，也不是普通的觀眾，全是上海市局以上的干 部。
他們聚集上海藝術劇場，不是開會，卻是觀看上海淮劇團上演的淮劇新戲《海港的早晨》。淮劇，又名“江淮戲”，流行於蘇北、安徽和上海一帶。雖說淮劇 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不過，畢竟流行區域有限，影響也有限。這天，嘉賓盛讚《海港的早晨》，劉少奇等還和劇團全體人員合影，成了上海淮劇團歷史上的難忘的 一日，難得的殊榮。
淮劇《海港的早晨》引起劉少奇的注意，是因為幾個月前周恩來總理在上海黃埔劇場看過這齣戲。周恩來讚揚這齣戲，說道：
“感謝你們演了這個好戲，你們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在舞台上反映青年問題的戲有《年青的一代》、《社長的女兒》、《千萬不要忘記》……說明當前教育青年的重要性。”①
①葛昆元，《江青一夥插手（海港）我見我聞——記上海灘劇團李曉明談話》，《上海灘》一九九一年第六期。
消息飛快地傳入江青耳中。頻繁出入於上海的江青，不聲不響混在普通觀眾中，連看了三次淮劇《海港的早晨》！
正忙於“京劇革命”、正忙於樹“樣板”的江青，看中了《海港的早晨》。要讓工農兵占領舞台，她手中正缺乏“工”，而《海港的早晨》恰恰是寫碼頭工人 的。剛剛結束了北京的京劇現代戲觀摩，江青惦記着淮劇《海港的早晨》，忽忽匆匆又趕往上海，下榻於錦江飯店——跟上海藝術劇場只一步之遙。
淮劇《海港的早晨》編劇李曉明這樣回憶當年的情景：
突然，有一天團里通知我：下午到錦江小禮堂參加一個座談會。當時已是八月里，氣候相當炎熱，我一走進小禮堂就看到有幾個人先到了，我便在邊上的位子 坐下。不一會兒，看見江青在幾個人的陪同下走了進來。我簡直不敢相信，是參加她召開的座談會。江青同與會者逐一介紹認識後，一坐下便咧嘴笑了笑，一開口就 是驚人之語：“我十分高興，這次來上海發現了一個高精尖的題材，一個國際主義的題材。這就是淮劇《海港的早晨》。”我一聽，震驚不小，我的這個青年教育的 題材一下子成了高精尖的題材。這時又聽到江青說：“在劇場裡，我同工人一起看了三遍，工人哭了，我也哭了。”說罷，她還真的用手揉了揉眼睛。接下去，她的 話更使我驚訝不已。她說，她是抓革命的，跑了全國許多地方，任務就是看戲，挑選寫工農兵的優秀劇目，改編成京劇。寫農民的早已選定《龍江頌》，寫解放軍的 也已選定《智取威虎山》，而寫工人的選了好久，直到最近才在上海選定了淮劇《海港的早晨》。
她頗為得意地告訴我們，確定改編這個戲，她是經過調查研究的。其實，所謂調查，只是看了戲後，她到碼頭上去兜了一圈，向陪同她的第三裝卸區主任高尚 峰問了三個問題：第一，《海港的早晨》在工人中反映如何？第二，劇中青年工人不安心碼頭工作的思想是否符合事實？第三，玻璃纖維事件是否真有其事？在得到 高尚峰的肯定回答後，她才拍板而已。
從此，淮劇《海港的早晨》就被江青“抓”去……
這一回，江青指定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陳丕顯掛帥，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石西民、上海市文化局黨委書記李太成負責，組成領導班子，把淮劇《海港的早晨》改編為京劇，編劇為郭炎生，何慢、楊村彬，導演楊村彬。
“上峰”如此看重，編劇們焉能不賣力？才兩個月，京劇《海港的早晨》劇本便問世，着手排演，由重祥苓之姐童芷苓及小王桂卿主演。
一九六五年三月，京劇《海港的早晨》在上海大舞台演出，石西民請江青審看。江青看罷，竟大為不滿，說道：“你們怎麼搞的，寫了個‘中間人物’，為什麼不去寫英雄人物？這齣戲改壞了，必須重編！”
江青一句話，把京劇《海港的早晨》全盤否定。
第二天，江青調來“京劇書記”張春橋，指定由他掛帥，另組班子，重起爐灶。於是，換了編劇，調來淮劇原編劇李曉明，導演亦換人。江青認為“童芷苓動 作太軟，演得一點都不像碼頭工人”，於是從寧夏京劇團調來李麗芳演女主角。不過，張春橋這“京劇書記”也不好當。怎麼改，全要聽從江青的旨意。張春橋注意 了繞開“中間人物論”的誤區，請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審看，劇名改為《海港》。
六月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錦江小禮堂跟《海港》劇組談話時，又是搖頭。江青說，這一回犯了“無衝突論”的錯誤！
無奈，“京劇書記”遵命，又得僻開“無衝突論”的誤區……
如此這般，經過江青“指點”，她在京劇舞台上先後樹起了五塊“樣板”，即《紅燈記》、《沙家洪》、《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海港》。另 外，從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起，“抓”北京、上海兩個芭蕾舞劇團，排演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澤東觀看了芭蕾舞劇《紅色 娘子軍》，說：“方向是對的，革命是成功的，藝術上也是好的。”一九六五年一月起，江青到中央樂團，“抓”交響樂《沙家洪》。這樣，江青樹起了八塊“樣板 ”。①江青博得“無產階級文藝革命的旗手”的“桂冠”，便源於此。
①後來，從一九六七年起，又增加了鋼琴伴唱《紅燈記》和京劇《杜鵑山》，但人們已習慣於稱“八個樣板戲”。
由於江青抓“樣板戲”作出了“成績”，她的名字出現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山東省代表的名單之中。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月，當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時，江青作為人民代表步入人民大會堂。她，正式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了！
從《人民日報》刊登照片，從發表演說《談京劇革命》，到當選全國人大代表，江青日漸“露崢嶸”。這一切，她都在公開地進行着。然而，她頻繁地往來於京滬之間，卻在暗中進行着極端秘密的政治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