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 您用这种君唱臣随来形容毛泽东同下属的关系就有明显的偏见。 但我不挑这样的毛病。 我说帮闲文人歪曲了毛泽东和邓子恢争论的背景， 主要是怀疑刚开始的时候合作化农民确实不愿意， 基层干部也不支持， 当时合作化试点搞起来以后基层干部的态度是变了的。 也就是说基层干部要求合作化， 这个时候的刘少奇和同僚们强迫解散了很多合作社。 毛泽东当年关于左右的著名论断就产生在那个时候。

您解释的同我说的正好相反，您说基层干部抵制合作化导致毛泽东硬性强制搞合作化，其实您没有提供第一手资料，我认为， 您的结论是根据帮闲文人的误导得出来的。 您转的文章（是不是？我没有找到出处，如果不是先道歉）的写作手法就是要让读者“用正确的资料， 得出错误的结论“。 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法，不可不察。

纵观毛泽东决策的历史，毛泽东没有这种强迫老百姓接受自己观点的习惯。 强迫官僚的例子倒是很多。建国初期毛泽东认为百姓如容易接受合作化， 所以出发点是以慢为主， 不是不搞，而是不急于搞， 但是中国的老百姓， 特别是病弱者，自尊心是很强的，一旦知道了合作化的好处就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所以百姓走到了毛泽东的前边， 这才有了基层干部的要求：不是您说的抵制合作化，而是要求加快合作化。 大寨的陈永贵是在47年就搞互助组的，这个地方不让成立公社就是毛泽东说的：怀胎10月孩子还不让生。

这个时候抵制合作化的是“能人和党内的代理“， 因为合作化以后他们请佣人，飘妓女的特权就再也没有了。

等到毛泽东应百姓的要求加快合作化以后， 官僚们开始搞破坏了，就是后来滋长出来的官僚作风，强迫入社， 也就是强迫小岗村这样的地方搞合作化。官僚们自己放卫星，然后强迫农民交粮， 不交粮食就认为是“瞒产私分“， 赵紫阳就是第一个，刘少奇是最大的后台，我不知道这个时候邓子恢的观点，有资料转来看看。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就变成了右派，我转过郑州两次会议和武昌会议的相关资料， 就是说这个问题。 到了59年的时候官员们已经检讨很长时间了，毛泽东接受了他们的检讨，并且也为他们承担了责任，但是毛泽东认为官僚们的“极左“是无心之过，和自己一样受骗上当， 所以， 检讨完毕准备接着工作了，这个时候出现了彭德怀。
可以这样讲，彭德怀同毛泽东对大跃进的观点并没有分歧，实质的分歧是怎样对待官僚问题：无心之过， 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 彭德怀也许看到了刘少奇他们阴奉阳韦，这个我不敢肯定，彭德怀也不敢公开说。 彭德怀的话引起官僚抵抗反感是必然的， 毛泽东是站在了官僚一边。但是， 这个时候不存在左右之争，存在的只是对官僚的定性，刘少奇说的很清楚，彭德怀是参与高岗集团，反党夺权（老彭可没想夺毛的权，不然不会给毛泽东写信， 脑袋没病都能理解这一点）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候的官僚对毛泽东的保护并没有心存感激，相反， 确继续实行“补锅行动”， 终于在河南制造出了实实在在的人祸。

到了61年的这个时候的刘少奇一伙就开始要全面倒退了。毛泽东的观点是纠正合作化中的错误而不是全面否定合作化， 所以， 毛泽东又变成左派了。 我说刘少奇本来就反对合作化，故意把合作化搞坏目的是为了阻止合作化虽然缺乏文件支持，但是历史事实确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邓小平等特意为这个阴谋论加了一篇注解。

帮闲文人确实是存在的。 这些犬儒专门歪曲事实，讨好官商，为的是讨一口剩饭出卖灵魂。 您上次转的那一篇文章就是这样一篇帮闲文人的杰作。 如果那时您的杰作，那么，我劝你好好查一下史料，基层干部那个时候不满的是什么？

说明一下，我也没有查证那个时期的资料，是根据您转的同一篇文章后半部分得出的结论。原作者只是想误导读者，所以那句话在字面上理解同史料是没有冲突的。 但是您的解释恐怕就很难站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