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神州大地爆發了一場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罕見的大饑荒，普遍統計餓死人3500——4000萬。四川是這場大饑荒中的首屈一指的重災區，餓死的人超過一千萬，幾乎是全國的餓死人總數的三分之一。

這個數字意味著什麼呢？舉例而言：據1947年2月國民政府行政院《關於抗戰損失和日本賠償問題報告》所記，從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3日的八年抗戰期間，全國軍民在戰爭死亡的總人數為572萬多人，其中軍人1，328，501人，平民4，397，504人。 這就是說，僅僅四川一省在大躍進年代餓死的人，就遠遠超過八年抗日戰爭全國軍民的死亡總數！

釀成這場慘禍的直接原因，是一場叫做“大躍進”的工業化運動。

為了在一夜之間成為國富兵強的超級大國，整個國家全體民眾被動員起來投入瘋狂的工業建設。為了滿足陡然增加的城市和工業建設人口的龐大需求，政府不顧一切地爭奪包括糧食在內的農村所有資源。那時候的農業生產水平本來就很低，又受到不斷升級的集體化規模和蠻橫的亂指揮的破壞，而各級政府又肆無忌憚的浮誇產量和加大徵收，這一切使農民的生存條件急劇惡化。到1959年下半年，整個國家的經濟已經被搞到崩潰的邊緣，毛澤東卻在中共廬山會議上將理性和良知的聲音打壓下去，不惜一切地繼續搞大躍進，各地以“先下手為強”的極端手段拿走農民最後一點糧食，全國性的大饑荒隨即在1959年到1960年的冬春之際爆發，大規模的死亡遍及大江南北。

這是大躍進期間死人最集中、最慘烈的一個冬春，餓死的人占整個大躍進時期死人的一半以上。

四川素稱“天府之國”，歷來是全國的產糧大省。抗戰八年，四川提供了全國三分之一的軍糧。之所以死人全國之冠，根本原因在中共中央的路線，同時地方領導人也難脫干係。四川農村自建國伊始，就處於高徵購的重壓之下，農民的平均口糧標準一直低於全國平均標準，饑荒時有發生。例如建國初期川南徵糧太多，造成百萬饑民，當時的川南區首長李大章 給在重慶的西南局領導鄧小平反映困難，還挨了鄧的批評。又例如，1953年實行統購統銷的當年，川西有的地方就發生了缺糧導致的“腳腫病”。但四川的徵購仍然年年加碼，成為外調糧食最多的省，凡是反映糧食減產、徵購過高、農民缺糧的人，無不受到打壓。

因為外調糧食多，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受到毛澤東的賞識。

1958年大躍進開始，李井泉和上海的柯慶施、廣東的陶鑄一起升任政治局委員，成為大躍進的得力幹將，在推行一系列極端而荒唐的做法上，表現得比多數地方大員更左，駭人聽聞的大浮誇，強迫命令的高指標，主觀主義的高估產，殺雞取卵的高徵購較全國各地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還有獨樹一幟的新花樣。

到1959初，四川各地農村已普遍發生缺糧和餓死人的現象，他仍然無視農民的困苦，堅持大批外調糧食，明知會餓死人也在所不惜。在這年廬山會議上，他是批彭德懷最起勁的人之一，在貫徹毛澤東繼續躍進的路線和反右傾運動中，表現得尤其積極，就在一些省的領導已經開始收斂、向中央叫苦的時候，他卻還信誓旦旦地保證四川有糧食外調。廬山會議後的那個秋收，全四川糧食徵購竟然占到實際產量的將近一半（48.9%）！許多地方秋收一結束就斷了糧。在將農民的救命糧源源不斷地運往全國各地的同時，全川更大規模的基本建設一哄而上，僅僅修水庫就上了600多萬人。當這個黑色的冬天降臨的時候，農民唯一吃飯的地方公共食堂大批停火，慘絕人寰的大饑荒爆發了……

如今50歲以上的四川農民，無不對當年的大饑荒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其間發生的悲慘故事，足以讓人類社會任何與饑荒有關的故事相形見絀。因營養不良導致的水腫、婦女停經子和宮脫出、小兒乾瘦等幾乎無人倖免。全家死絕、全村人死絕屢見不鮮，無力掩埋的屍體遍佈荒野田間。吃人的事多有發生，死人被食、殺人而食、夫妻老少兄弟姐妹之間互食、食人者又被人食……。而種種不可理喻的倒行逆施，更把農民逼入走投無路的絕境。

如清查“瞞產私分”——硬說糧食是被農民私分隱藏了，大肆查抄以至挖地三尺；如“砸鍋運動”——以防農民在自家煮東西吃，否則治以重罪；如打人成風——農村基層幹部以駭人聽聞的殘暴武力懲治不服從其荒唐命令、敢於講真話、或為了活命“偷吃”農作物的人。有的地區死人達到駭人聽聞的地步，如川東的涪陵專區死人逾三成，川西的滎經縣死人一半，川中的簡陽縣四年間減人37萬……。

農民因饑餓而普遍浮腫、大批死亡的情況，至少在1960年春夏之間已經為省領導掌握，並向給中央領導做了報告。

但對外依然編造謊言指鹿為馬以繼續高徵購和維持大躍進局面，任何與缺糧、饑餓相關的字眼都成為禁忌，甚至不能說浮腫是缺少營養所至，否則就會遭到嚴酷的打擊。然而局面迅速崩潰，饑餓、浮腫和死亡開始向城市蔓延，繼續外調糧食的可怕後果不言而喻，省上深感恐慌，包括李井泉在內的省領導不得不向中央訴苦。

但此時全國都處於饑餓和死亡的威脅之中，在中央一再催督下，四川被迫繼續大批外調糧食，理由是“人死在山溝裏，總比死在王府井大街強”。

四川的高徵購由來已久，大躍進又左得出奇。當全國各地普遍開始糾左的時候，李井泉又遲遲不願收手，下放農村所有制單位一拖再拖，解散公共食堂比全國晚了半年。如此的結果，是四川的饑荒持續的時間最長，——1958年就出現餓死人，1962年還在餓死人。

李井泉在大躍進中的所作所為，引起四川許多幹部反感和憤怒，1962年初中央七千人大會上，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向中央寫匿名信狀告李井泉，迫使李井泉給四川到會幹部做檢討。

繼後，重慶團市委書記廖伯康、副書記于克書統計出四川餓死人上千萬，並當面向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做了彙報。事實上，正如楊尚昆在聽取廖伯康彙報時所言，四川餓死人的情況中央已經掌握。

當時四川公安、衛生部門也有內部掌握的資料。這個資料之所以長期保密，可以用省長李大章當時的話解釋。

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四川省舉辦縣以上幹部輪訓，發揚黨內民主總結教訓，許多幹部窮追不捨，要代表省委做檢討的李大章講清楚四川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李大章的回答說：你們都是從縣、地委來的，縣裏死了多少？地區死了多少？你們不是比我更清楚嗎？你們問我，我只知道非正常死亡很大，為什麼不向大家講，是因為中央主張不講好。這不是中央護短，是因為講了以後，有好處還是有壞處？這就要考慮講好還是不講好，講有利還是不講有利。

劉少奇曾忍無可忍地對毛澤東說，“餓死人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書的。” 他相信這一頁歷史終究會載入史冊，是抹不掉的。

然而整整半個世紀過去了，在中國大陸寫這一頁歷史的人並不多。執政方面不願講這段歷史不難理解。然而自詡“社會擔當”、“人文關懷”的知識份子集體失語，只能視為醜陋。就整體而言，他們自反右運動被打斷脊樑骨以後，腰杆從來就沒有挺起來過，這是外力。還有他們千百年修煉出來的內功——蠅營狗苟於一己之利害得失。其實他們在大躍進中的表現並不光彩，肚子方面，除了少數被流放的右派，和工人階級城市居民一樣飯總是有吃的。

於是就出現這樣的景觀：當權者不聲張，學界不開腔，死者無可言，生者能言者不言，絕大多數親歷者——農民不能言，致使這段歷史逾見為世人生疏，對年輕一代更成了天方夜譚。一旦有人提起，還總有幾幅“知識”顏面跳出來“打假”。

作者以為，“人相食”——餓死人的慘狀不能不寫，一定要給後人留下真實的記載。而真實地記錄當時社會現實，全方位、多角度展現各社會階層活動，讓後人從中瞭解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什麼情況下發生的，其來歷所在、後果所及，從而引發其何以發生、何以防止其再發生的思考、警示，其意義更不可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