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面第二跟帖）

禁止新聞媒體記者調查醫療黑幕，醫療欺詐犯罪真相被掩蓋不為一般人所知造成的誤解。中國縣級及以上的醫院幾乎都是官辦的，整個行業實際上是壟斷的；同時也是行政化的官僚機構，根本不是產業化的。不全面清算、嚴厲懲處醫療欺詐犯罪這個實質性問題，不論政府和個人投入再多的資金保障（包括全民免費醫療），都不會填滿醫院、醫生犯罪的胃口。

習共政權干出的全國規模的，集中性的，持續3年的反人類犯罪是由習近平親自領導親自指揮的“清零”。即3年封城、封街道、封住宅小區、封居民家庭房門，並抓捕居民去隔離的普遍踐踏基本人權的行動（前面段落已經簡要敘述）。

習共政權統治下的社會黑暗、恐怖的案例數不勝數。它比較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共產恐怖主義，缺少了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道德規範。它比較伊斯蘭極端主義缺少了宗教色彩。它比較古代奧斯曼土耳其，不是單一的種族屠殺。所以說習共政權是一種“新”形態的恐怖主義。本文筆者認為，習共政權是當代形態的張憲忠恐怖主義，習近平是當代版張憲忠。明朝末年陝北暴動頭子（之一）的張憲忠，屬於當時社會的半文盲、無政治意識形態、無宗教信仰、無道德底線。隊伍所過之處，無財不搶、無城不屠、無人不殺。所有駭人聽聞的殺人方式都用。剜心刨腹吃肉……。還稱帝。對比習近平上台10年，何其類似也。不同在於習近平掌握的經濟、科技水平是當代的。

社會政治之所以倒退到現在的地步，還和它的官僚集團的構成有關係。習共政權的各級官員（指領導職務者）大都是買官賣官爬升上位的，是在幾十年官場貪腐背景中入職工作的。其思想意識，行為作風腐敗不堪。無政治道德、社會道德、職業道德，甚至人性盡失，禽獸不如。官場盡流氓。習近平政治倒車不僅僅改變了政治生態，同時也改變了社會生態。

如果不能正確認識習共政權的政治屬性，就不能正確認識到社會基本矛盾，更不能討論出一個可行的政治轉型的路徑。沒有正確理論的政治運動是盲目的運動，是瞎胡鬧，很難有成果。如2019年發生的香港市民的發送中運動的徹底失敗就是例子。

（4）當今中國社會基本矛盾。

明確了習共政權的政治屬性是流氓匪幫黑社會恐怖主義後，社會的基本矛盾當然是人民群眾和習共政權的矛盾。人民群眾包括56個民族10幾億國民。

美國政府和國會把新疆、西藏的維吾爾、藏人被習共政權鎮壓的政治問題從習共政權在全國範圍內對56個民族的人民無差別的鎮壓的實際狀態中孤立出來，單列出來，只關注局部而無視整體和大局，這是無知的錯誤的。美國政客一直在犯類似錯誤。原因中有政治歷史知識的淺薄，更多的是機會主義的甚至是居心不良。美國政客這樣搞，歪曲了中國社會基本矛盾。政治危害性很大。

習共政權是由從上到下的各級政權機關裡面的官員（指領導幹部）組成的，包括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和司法等系統機構只是政權結構的外殼，官員才是實體。可以說，基本矛盾是人民群眾和習共官僚集團的矛盾。這個官僚集團是56個民族10幾億人民的政治對立面，社會利益對立面，是政治轉型的攔路虎，是政治反動集團，敵人。但集團裡面的個體的政治傾向卻是因人而異的，在政治上真要跟隨習近平、維護習近平、死保習近平者即死黨者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隨大流跟風向混飯吃撈個人好處的，如果習近平垮台，這絕大多數官員會即刻政治轉向的。所謂見風使舵，沒有人會保習近平的。倒習是除死黨中的高層外，凡是未直接參與侵犯人民群眾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的官員都樂見的。

決定官員政治傾向性的因素中，是否犯下反人類罪行是主要因素。所謂反人類罪行指聯合國幾個人權法案中規定的若干犯罪行為。習共政權系統和下屬企事業單位的不少官員以及工作人員，在習近平上台10多年中犯下了反人類罪行或者其它嚴重侵犯、損害公民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的罪行。這類官員和工作人員在政治上是習近平死黨，是維護習共政權的政治中堅力量。另外還有一批企事業單位人員及僱傭的臨時工在習共政權的制度性縱容袒護包庇下幹了大量的嚴重的坑害人的犯罪行為，這批人員也是習共政權的維護者，屬於底層打手，走狗。習共政權的政治權力控制在它的各級黨委的常委和黨委下屬的部門和政府以及下屬部門，還有司法機關等的主要頭頭手中，即掌握各級政權權力的核心成員集團是習共政權的核心，中堅。最高權力核心是政治局常委會，習近平是匪首。自上而下的核心成員在官僚集團中只占極少數。不能把所有的官員都作為政治對立面攔路虎、敵人，事實上也不是這樣。更不能把包括黨政在內的整個習共政權機關的普通幹部（辦事員），甚至把普通黨員等不分青紅皂白也作為政治對立面。相反，在反對以習近平為匪首的習共政權的社會政治運動中，能夠擔負主導力量的就是黨內、軍內的反習勢力。運動的社會基礎，基本力量是各民族、社會各階層的人民群眾。天下苦習久也。

三、轉型的路徑

1、海外民運、反共、宗教、“學者”等群體中的政治錯誤認知——素質論、傳統文化論、制度論、宗教論以及大一統論。

素質論，認為共產黨能取得政權並坐江山70幾年不倒，是國民素質差，奴性強，甘願受共產黨奴役壓迫剝削統治。有一名所謂學者還在美國之音搞的一個叫“中共當權70年不倒，靠的是什麼？”的節目中胡扯，說：中共當權70年不倒的原因是“知識分子犬儒化”和“人民群眾滿足於眼前得到的利益”的原因。甚至說人民支持共產黨擁護共產黨。因此，要政治轉型，首先要搞啟蒙，提高國民素質，具體內容是去除專制思想，灌輸民主思想。

傳統文化論，認為中國幾千年的專制政治和它形成的文化是共產黨革命成功和統治不倒的社會政治文化基礎。說中國文化是共產主義能夠生根發芽成長的土壤。因此，要轉型，必須先批判傳統文化，樹立西方文化。文化論論和素質論實際是一體兩面，說的一個意思。

宗教論認為共產黨能統治中國是中國人不信基督教。

制度論認為，打倒習近平沒有用，要打倒共產黨。否則會出現張近平、李近平……。打倒共產黨也沒有用，要推翻專制制度才有用……。

大一統論認為，中國要分裂成若干獨立國家或者搞聯邦制才能實現民主政治。

對上述“五論”的簡要批駁。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約3千3百年，前1千多年不是專制政治結構而是分封制，類似歐洲中世紀。後2千多年是皇權專制，皇權專制和共產黨專政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制度上完全不同。共產主義的歷史哲學基礎是馬克思杜撰的歷史唯物主義，具體說就是人類社會發展5階段，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主張公有制就是國家所有制。主張階級鬥爭，列寧還搞出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並以暴力推翻了資本主義的俄國民主政府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政府，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專政。同時用暴力掠奪了國民私有財產（包括生活物資和土地、工廠等一切生產資料），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度搞成了黨有制，強制農民進入共產黨官辦的農業生產機構裡面當農奴。工廠也是黨有的不是工人的。以階級鬥爭的名義迫害國民，包括抓捕關押、勞改、殺戮等。毛澤東的中共對比蘇共，對國民的迫害更加殘酷。共產主義不管在理論還是它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都與中國3千3百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文化毫無共同處。怎麼中國傳統文化是共產主義的土壤呢？胡扯。

中共是共產國際實際是蘇共在中國建立的支部，並且通過收買國民黨讓中共借國民黨的殼上市，在中國發展到6萬黨員並建立了一支軍隊。經過國民黨的軍事圍剿，流竄到貧困荒涼的陝甘寧邊區只剩1萬左右的殘兵敗將，如果國民黨軍隊繼續圍剿全軍覆滅無疑。是國民黨軍事獨裁者蔣介石重新聯蘇，目的是要蘇共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以對付日本。作為交換籌碼，不僅放中共紅軍一條生路，還收編為國軍（番號八路軍、新四軍）並發給軍餉、軍服和武器裝備。把陝甘寧邊區劃給共產黨作為地盤建立合法的共產黨政府。就此，蔣介石違反國家的法律和社會綱紀，把共產黨從1927年-1936年的10年中燒殺搶滔天反人類犯罪罪行一筆購銷了。蔣介石為何如此？他在孫中山賣身投靠蘇共時期就是一個狂熱的共產革命黨徒，國民黨就是不叫共產黨的共產革命黨，是蘇共在中國搞共產革命的代理人。國民黨內部有老國民黨和新加入進去的共產黨兩個宗派，也叫山頭。後來蔣介石和共產黨鬧翻還兵戎相見屬於共產革命陣營內部的權鬥。共產黨內部權鬥你死我活的現象太多太多。這是為何蔣介石一筆勾銷共產黨10年滔天反人類罪行的政治思想歷史根源。蔣介石對共產黨根本無階級仇恨，反而比對待其他軍閥派系要寬厚。抗戰8年，蔣介石放任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戰區司令指揮，在所謂敵後搶占國軍地盤，襲擊國軍。至抗戰結束共產黨已經有正規軍100多萬，還有非正規軍隊幾十萬。此時，國民黨內的反共派要求蔣介石採取強硬的軍事手段消滅共產黨軍隊，此時國民黨的軍事實力遠遠超過共產黨。但蔣介石拒絕了反共派的建議，而要採取像在1929年北伐結束後和國民黨內參與北伐的其他軍閥之間協商，搞協商，大家都裁軍的方式，承諾把塞外3省正式劃歸共產黨管轄，與陝甘寧特區一樣作為國民黨中央政府下面的省級地方政府，縮編共產黨軍隊規模。蔣介石在根本的原則性的錯誤的政治方略主導下，犯下一系列軍事指揮錯誤。這是國民黨最終敗於共產黨的內因，根本原因。國民黨在1948年底就被決定了的軍事失敗，是由蔣介石從1937年-1945年和從1945-1948年兩個階段一共11年的時間中的政治決策錯誤造成的。外因方面，即國際上，戰後美國杜魯門政府支持共產黨，打壓國民黨政府，其中關鍵環節是1946年7月開始對國民黨政府實行武器禁運——釜底抽薪。國民黨主力都是美式武器裝備，缺子彈炮彈，槍支大炮打壞了無法更新。這是國軍打敗仗的外部因素。共軍得到蘇共的武器裝備援助。共產黨的江山是槍桿子打下的，根本不是中國傳統文化是共產主義的土壤，中國人民支持共產黨革命。相反，共產黨統治區的老百姓往國民黨統治區逃跑而沒有國民黨統治區的往共產黨統治區逃的。如國內的人偷渡美國而沒有美國人偷渡去共產黨中國的。共產黨建國70幾年不倒，也非人民擁護支持它，也非人民的奴性。而是共產黨政權掌握了國家機器，手中有槍桿子刀把子。共產黨建國初期為了鎮壓人民的不滿和反抗，兩年的鎮反運動實際殺了約200萬人，勞改的人數更多，據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在1958年6月23日-8月16日召開的第九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上公布的資料，“從建國到1958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它犯罪分子6,118,246名，殺了862,236名”。僅以此推算，全國總人口中，每100人就有至少1人被抓捕。每1000人中就有1人以上被槍斃，血腥的恐怖主義暴政下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怎麼反抗？習近平上台在軍隊中抓捕了73名將軍，其中很多是直接帶兵的司令、政委。為何無人造反，搞兵變？不是不想反，而是反不了。共產黨軍隊不像民國時期的軍閥軍隊，司令有職有權，個人說了算。帶兵的將軍都反不了，為何去責怪老百姓？共產黨政權如同一列火車，任何人只要有機會爬進駕駛室掌握了方向盤，都能讓列車跑。所有傳統文化論、素質論都是謬論。

制度論呢？制度論顛倒了人和制度兩者的先後關係。制度是人設計，人建立，人治理的（當然靠暴力機器）。即人在先，制度在後。有人才有制度。人亡政息。不換人，制度能換嗎？當然不能。要換制度、改變制度必須先換人。如何換？兩種形式，一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二是流血的方式。在成熟的民主政治下，都是由選民決定。就共產黨專政下，有和平的漸進改革方式，如本文前述的包括蘇聯在內的11個國家，最後成功和平轉型。中共的20年改革作為一個階段，也是成功的。胡、溫10年雖然停滯並有所倒退，但整體上承襲了前20年政治改革成果，作為一個整體階段，可以說中共後30年改革是成功的。不幸的是改革功虧一簣，30年辛苦被習近平“一夜”顛覆。習近平上台就決定了改革被顛覆的結局，無需談轉型了。

另一方面，不能因為改革成果被顛覆就否定改革，如夫婦生下一個小孩不幸夭折就否定生育本身一樣。對改革的是非評價的標準是看它是否改善人民的生存狀態，即人權狀態。本文前面已經談過這個評價標準了。

普京、盧卡申科復辟流氓專制政治的現實就否定了“大一統”是中國專制制度存在的制度原因的荒誕論調。

以上述“五論”作為政治歷史哲學基礎，這海外的很大一個群體不站在國內10幾億人民的政治立場上，愛10億人民所愛，恨10億人民所恨，去批判正在作惡的惡貫滿盈的習近平；而是去糾纏馬克思、毛澤東、鄧小平等死人。不去批判習近平上台10年開政治倒車犯下的滔天反人類罪行而去糾纏中國古代“專制制度”傳統，胡說共產黨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承傳了古代封建專制制度。這個群體還全盤否定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的3300年文化，文明，辱罵中國人民和老祖宗，用語不堪入目……。相反，卻公然在自由亞洲節目中為被曝光出來的徐州綁架拐賣強姦囚禁婦女的嚴重刑事犯罪案件辯護，說“要考慮4千萬光棍找不到老婆的社會問題”。

除上述“五論”外，還有赤裸裸的護習保習的“加速師”論。說習近平上台可以加速共產黨的垮台，要習近平在“二十大”上繼續連任。如果換改革派上台，就不會繼續封城、“清零”了，老百姓就不反共，共產黨就不會垮台了。要習近平連任繼續用鐵拳頭去砸醒老百姓……。這樣明目張胆要習近平繼續清零、封城，死亡更多的人，以此換取共產黨垮台的邪惡透頂的論調，主要在某反共組織的媒體上宣傳，推特上傳播的人也很多。還是這個反共組織的媒體名嘴們，無中生有炒作江、習斗，把習近平作為正方。把習近平上台開政治倒車干的所有壞事惡行都說成是江派在給習搗亂。海外政治輿論導向基本控制在別有用心的群體手中，他們山頭不同但異曲同工。

中國社會政治轉型的路徑。

本文前面簡要分析過了蘇共改革轉型的過程與能夠開啟這個過程所具有的要素。中共改革能夠啟動並進行的卓有成效，是它黨內具備有要素。但是習共黨內不存在這個重啟改革的要素，要素已經被習近平扼殺消滅了。因此習共政權無重啟政治改革的可能性，無回到後30年社會政治生態的可能性。唯有革命。

所謂革命，不一定是外部暴力推翻習共政權，而是習共政權內部的反習勢力起事或者習共死黨內部發生政治動亂。不論反習勢力起事還是死黨內部發生政治動亂，習近平都是被剷除的首要目標。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習近平遭剷除，死黨群龍無首，很難控制政治局面。反習勢力奪取政權是大概率的事情。權力易主，是改變政治生態、社會生態的前提。所謂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習近平在國內早就是千夫所指，路人皆罵。公開喊出打倒習近平或者罷免習近平口號的人不少，冒着坐牢殺頭的風險。凡是有基本政治判斷力的人都明白，打倒習近平是中國政治和社會轉型的導火線、引爆點。

權力易主後，首先是釋放、平反被習近平清洗的所有黨政軍高層。釋放、平反被習共政權用各種罪名迫害的各民族、社會各階層人士。還在習共政權統治下，遭受它下屬的各個部門各個單位迫害、坑害、謀害（包括政治上、經濟上、身體上）的人士的公道。清算懲處犯下反人類罪行和其它嚴重侵犯公民人身、財產罪行的官員和人員。清算懲處習共政權所屬的機構以及依附這些機構的嚴重侵害、坑害、損害人民群眾人身、財產權利的所有罪犯。並賠償。

當今世界從政治結構是否合乎人道主義這個價值標準的高度，來反習共政權的，只有中國大陸人民，只有大陸人民具有這一政治覺悟和政治是非原則和認知能力、水平。

據本文筆者來美國5年多時間觀察研究，美國高層政客沒有中國大陸人民的政治覺悟不說，還普遍的親共、媚共，甚至總統拜登公開向中國56個民族10幾億人民的公敵、習共政權匪首習近平表示：“美國尊重中國的體制，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通過強化盟友關係反對中國”。“中國的體制”就是習共流氓匪幫黑社會法西斯恐怖主義政治制度。就美國聯邦政府和國會具體應對中共政權的下屬機構，如聯邦政府下屬的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等機構，早就被中共國安外派特務滲透（只要收買了委員會下屬的辦公室裡面的主任、高級職員等，就可以影響和控制委員會的主席。因為委員會委員們都是國會議員，精力都放在自己的選區拉選票，如果下一屆落選，兼任的國會下屬機構的委員職務就自動解除了，因此實際操控國會下屬機構的是這些機構的辦公室主任和高級職員，這些職員是終身制，鐵飯碗）。多年來，上述兩個委員會一直被國安外派特務牽着鼻子走，運作一些“形象工程”，甚至自覺不自覺的為中共特務洗白身份，為特務們臉上貼金。特務們用自己和這些機構的官員、國會議員的親密關係（照片）欺騙國內異議人士與其聯繫，搜集情資提供給國安，如四川良心律師盧思位就被“釣魚”。相反，前述兩個委員會對美國境內的政治良心人士提供的極其有價值的中共嚴重踐踏中國人民人權的證據置之不理，連信都不回。美國高層政客傲慢和官僚主義類似共產黨政權中最惡劣的官僚。

中國台灣社會整體上對大陸習共政權的態度和認知也毫無政治是非和原則，普遍親共媚共懼共，甚至有政治黨派投共。文化、教育、新聞和學術界等大都自劃“紅線”，生怕開罪大陸共產黨政權。根本不同情、憐憫受習共政權暴政壓迫的大陸人民，更不支持大陸人民反習共政權暴政的鬥爭。最典型案例就是蔡英文兩次選上總統，都是靠香港市民先後發動的“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才扭轉選前的政治敗局的。但民進黨政府忘恩負義始終拒絕給香港政治難民避難權。它知道給予香港政治難民避難權這是挑戰了習共政權的政治底線。大陸（含香港）人民反習共暴政的鬥爭是非常孤立的無助的。

聚集美國的民運、反共、人權組織鼓動國內人民赤手空拳去和習共政權拼命，以獲取新聞素材炒作，作為自己在美國政治存在的合理性。如2019年香港市民反送中運動中，就有民運、反共組織蠱惑弱不禁風的香港示威者去和武裝到牙齒的習共軍警硬拼，去流血、犧牲、坐牢。在習共已經用頒布香港國安法的形式對外界公開宣示要對參加過示威抗議的人士重點是對領袖骨幹成員採取抓捕的緊急時刻前夕（2020年6月），還鼓動他們留在香港繼續鬥爭。不撤離香港留下來等死、送死，把習共的牢底坐穿。香港市民政治維權運動徹底失敗人財兩空的根本原因或者錯誤有兩個，不撤離就是其中一個。另一個是根本性政治錯誤，就是對習共政權的政治屬性認識錯誤，以為習共還是之前的中共，會要臉面。沒有認識政治倒車是習近平的宗旨。更不會認識到撕毀《香港基本法》，顛覆香港資本主義制度是習近平開政治倒車不可或缺的內容與目標。這是領袖骨幹群體犯下的極其嚴重的歷史性政治錯誤，無可挽回。本文不展開討論這個問題，請看顏智華《香港市民維護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抗爭運動徹底失敗的原因與教訓》。

中國人民在歷史上，包括共產黨建國前還是建國後，都與共產党進行了各種形式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即使在蔣介石領國民黨軍隊主力敗退台灣後，殘存在大陸的軍政人員還繼續與共產黨政權生死戰鬥（共產黨污為土匪暴動），參與暴動者絕大多數是被共產黨稱為貧下中農的群體。暴動範圍之廣，規模之大迫使共產黨調集軍隊主力圍剿。暴動被殘酷鎮壓後，手無寸鐵的民眾中也不斷有人以各種方式和共產黨政權抗爭。文革造反派把共產黨省級及以下的黨委政府顛覆，把共產黨官僚打倒，整個社會平民階層爭取到一定的自由。自台灣民主化後，全世界唯有中國大陸人民擔負起與共產黨政權鬥爭的政治重擔。今天也只有大陸人民在獨自與習共暴政做抗爭。使人氣憤的是在美國的華人中，卻有一大批人貶斥、辱罵中國人民，包括北大畢業的文人。

中國社會分層與轉型的路徑。對社會分層，是弄明白社會各階層的政治態度的主要方法。

從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穩定角度，可以劃分為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大社會群體。體制內包括政權機關和事業單位人員，即所有吃財政飯的群體。另外還包括國有企業（或者國家控股企業）的固定工作人員。其他為體制外群體。在體制內群體中，有機關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之分。不論機關還是事業單位都劃分為領導幹部和普通工作人員兩個大類別。如醫院、學校等事業單位的頭頭和黨政機關領導幹部都同屬於官僚集團。不論黨政機關與事業單位（包括國有企業），官僚集團和普通工作人員群體分屬於高低不同的社會政治層級。從整體上看，兩個層級的政治傾向性和政治態度是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整個社會的政治有識之士絕大部份都分布在文化、教育、科研和國有企業這4個系統中。政治有識之士群體（政治集團）是反習倒習政治運動的思想靈魂也是社會基礎（之一）。國有、民營企業的職工以及失業群體是反習倒習政治運動的最強大的社會基礎力量。但都不足以挑戰習共政權，手無寸鐵。能挑戰的惟有軍隊將領，軍事政變或者兵變是習共政權垮台的決定性的也是唯一方式，槍桿子出政權。現在的軍隊完全不存在類似毛共時期的意識形態控制，他的軍官和士兵不會為某個政治意識形態去作戰，何況習近平沒有任何意識形態可言。更不會去保衛習近平個人。習近平對軍隊將領的清洗早就引起軍隊將領階層的不滿和憤恨，在內心裏面。敢怒不敢言罷了。習近平也知道這點，才不消停的清洗換人，如走馬燈。不論出於何種原因，只要軍隊生變，就是習共政權垮台的開始，是習共流氓匪幫黑社會恐怖主義政治終結的開始。是社會政治向良性方向轉軌的開始。這就是革命。革命以革掉習近平的命為開端。所謂打蛇打頭，擒賊擒王。這是現在中國政治轉型的初始路徑。第一步。

維護習共政權，反社會政治轉型的階級。整個習共政權官員（領導幹部）不分高中低層，在整體上都是政治流氓。區別在於是否參與侵害公民人身、財產權利和其它嚴重損害公民權益的犯罪、瀆職行為。沒有的算“好”官員。有的算壞官員或者罪犯。這是對習共官僚階級的基本政治評估。它的下層官僚直接面對人民群眾，執行上級指示管理、處理社會具體事務，處理人民群眾上訪事宜，往往民怨民憤最多最大。直接出面幹壞事干侵犯人權的犯罪也往往是這個下層官僚。犯下侵犯人權罪惡或者嚴重侵害民眾權益罪行的，不論那個層級，重點都集中在政法委系統屬下的幾個部門。除政法委系統外，其它系統（部門），最典型的是原本屬於服務社會大眾的政府衛生系統，如本文前面已經敘述過醫療欺詐犯罪問題是醫療行業全行業犯罪。還有讓社會普遍生畏的活摘器官反人類犯罪都是醫生干的。由共產黨政權主導的，設計的、保護的，由政府設立的大醫院和醫生直接犯下的醫療欺詐犯罪，是全社會性的直接危害全國10幾億人民生命的社會性犯罪，社會性毒瘤，屬於習共政權政治倒車結下的全社會性惡果，必須與清算習共官僚集團的反人類罪同時清算。政府衛生部門的普通幹部對醫療欺詐犯罪也是痛恨的但很無奈。

   整個黨政機關的普通幹部和民眾一樣是痛恨習近平政治倒車的，也希望政治變革，普通幹部也是政治轉型的社會基礎力量，並發揮很重要的作用。對於官僚階級，內部也分為犯下過反人類罪行和其它嚴重侵犯公民人身、財產或者危害公民權益的罪行的和沒有前述罪行的兩個大類別。前一個類別是反人類犯罪集團，是革命的對象，是人民的敵人，是必須清算和嚴懲的對象，後一個類別的成員在政治態度上不是政治轉型的對立面，而屬於轉型的社會基礎力量，其中一部分有識之士屬於骨幹力量。

四、中國社會政治轉型過程必須徹底清算習共政權犯下的反人類罪行。首先是匪首習近平的罪行。凡是受政治迫害，構陷者一律平反昭雪；並追究迫害者、構陷者（包括具體操作者）的法律責任，嚴懲不貸。懲處習共政權內嚴重侵犯人民群眾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的犯罪分子。懲處依附於習共政權，特別是體制內利用職業崗位嚴重危害、損害國民人身、財產權利的犯罪分子。懲處其他危害社會，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刑事犯罪分子。

從政治上清算死心塌地追隨習近平的死黨分子，包括高、中、低各個層級（重點是高、中層級），並以由新的政治權力機構設立的顛覆憲法、迫害人民、危害社會安全罪懲處，罪行性質同嚴重侵犯人民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同罪。

沒收上述所有犯罪分子財產用於賠償受害者，財產不足以賠償的由同謀者負連帶賠償責任。

對於習共政權之前發生的中共政權官員在行政行為中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的犯罪，待後一步清算。犯罪者凡是旗幟鮮明站到反習共政權的政治陣營中來，並有立功者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於追究刑事責任。

在清算和懲處的過程中，逐步建立國民人身自由，政治民主，人權保障、全民福祉的共和國。政體按照民主程序由國民決定。

五、當前的任務

1、國內人民。當前，國內人民群眾根本在於保存力量，等待時機，留得青山在。像1976年周恩來去世和1989年胡耀邦去世而爆發大規模的民眾政治表達事件，原因是前一事件發生有一個相對寬鬆的政治背景，後一個事件發生有一個良好的政治生態。自9.13林彪事件後的後文革時期，社會政治氛圍較之前特別寬鬆，這是得以出現當年清明節前後北京市民在天安門廣場以悼念周恩來為名的實質是反毛澤東的政治活動。1989年能夠發生比1976年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範圍更廣泛的政治表達活動，在於10年政治改革，中共政權的政治屬性發生了根本轉變，社會政治生態也隨之改變。為何之後沒有再出現如1976年“4.5”和“89”那樣的大規模的群眾性政治表達活動，就是“鬧事”呢？因為已經沒有之前，特別是沒有1989年前10年期間的政治生態了。統治者統治越殘暴越不會出現大規模的“鬧事”事件，李克強去世就是例證，習近平格抓勿論，格殺勿論。任何形態的恐怖主義統治都讓人人生畏。赤手空拳去坐牢、送死毫無意義。正確的做法是在法律框架內進行維權抗爭活動。面對法西斯匪幫的習共政權，作為個體不到萬不得已不要去觸碰它能容忍的限度。該忍的要忍，該讓的要讓，進退有據，保存力量。收集和保存下習共匪幫侵犯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的證據以及其它方面的犯罪證據，等待秋後算賬。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在政治上，黨內外、軍內外、體制內外，56個民族、社會各階層大團結大聯盟，先除掉習近平。除掉習近平是黨政軍內反習政治勢力和社會民眾大起義的集結號動員令，是習共政權垮台的開端。是中國社會政治向良性方向轉軌政治進程的第一步。除掉習近平主要寄望於軍隊官兵，立下這個首功者，是歷史的英雄，人民的英雄，新建立的政權給予特別重獎。

2、海外政治良心群體的任務。

海外政治生態。海外政治生態，本文主要指台灣社會和美國漢語族群對中國國內政治的認知和對中國人民反習共政權暴政的態度。台灣社會整體上沒有政治正義和道義感，對海峽對岸的習共匪幫政權無正確的認知和是非觀念，更不同情憐憫支持大陸人民反習共暴政的鬥爭。它的政治民主程度很高，社會法治成熟，但政治上親共、媚共。台灣人性格上普遍缺乏擔當、為人偽善，非常懼怕共產黨。本文前面已經談過。因此不要寄望台灣對大陸的政治轉型有實質意義上的支持。但大陸人民無條件支持台灣人民反習共武裝入侵台灣的政治的軍事的鬥爭，這是大陸人民的政治道義和社會道德義務。

美國這邊呢？漢語圈的政治輿論被所謂民運、反共組織和“學者”等群體主導，喉舌是包括美國之音在內的三大漢語媒體。混淆習共政權與之前各個時期中共政權之間根本不同的政治屬性，混淆政治是非，歪曲當今社會基本矛盾，攪亂政治陣營和階級陣線。對中共打下江山的歷史和能夠坐穩江山的政治原因也極力歪曲。誤導聽眾、觀眾，危害匪淺。有必要作簡要的澄清：馬克思主義發展到第二國際時期，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成為主流。列寧主義是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反動，它不能代表第二國際的主流。列寧政治團伙始終是少數。列寧發明的無產階級專政從意識形態到實踐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是第二國際和社會黨國際的政治死敵，1951年，社會黨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繼卡爾.考茨基之後，對共產主義的反人類（恐怖主義）屬性從政治學角度又做出了嚴厲的譴責：“國際共產主義是一種新帝國主義的工具。凡是在它獲得政權的地方，它徹底消滅了自由，或者說，消滅了爭取自由的機會。它依靠一批軍事官僚和實行恐怖統治的員警。它建立了一個存在財產和特權方面的令人憤怒的對立的新的階級社會。”承傳自卡爾.考茨基對共產主義邪惡本質認識的社會黨國際領袖們，對共產主義反人類本質的洞察力遠遠高於歐美各國的自由派政客們，直至當今。海外民運、反共組織和“學者”等不批活着的正在台上作惡的習近平，而去糾纏馬克思、毛澤東、鄧小平等死人；把習共政權等同習上台前的中共政權；把習近平開政治倒車10年犯下的滔天反人類罪行的責任歸咎在已經被習近平用類似宮廷政變形式顛覆了的中共政權頭上，歸咎在死人身上。這個群體和喉舌還對於近期中國社會發生的政治的、社會的事件的發生原因和屬性進行曲解甚至刻意歪曲。目的在主觀或者客觀上都是製造政治混亂。本文前面已經批駁過的包括“制度論”在內的“五論”也主要出自這個群體和他們的喉舌。把以習近平為匪首的習共政權的反人類犯罪和在習共政權主導下的其它犯罪歸咎、嫁禍到之前的中共頭上，嫁禍到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死人頭上，邏輯荒唐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在於試圖誤導國內反抗習共暴政的56個民族10幾億人民像唐吉可德那樣去和風車作戰。國內人民是騙不了的，主要欺騙在海外的華人和歐美政客。這種惡劣的政治輿論生態不改變，海外很難對國內人民的政治維權抗爭活動有實效性的支持，不添亂就是好事。鑑於此，海外民運、反共等組織中有良知的人必須從政治上轉軌，道德上回歸，回到正確的政治道路上來，回到國內10幾億人民的立場上來。政治正義人士、良心人士群體必須與海外錯誤政治思潮或者習共特務5毛繼續鬥爭，揭露批判他們。國內人民不要被海外這個群體誤導，甚至被披民運、反共、宗教等外衣的國安外派特務“釣魚”。

在習共流氓匪幫黑社會法西斯恐怖主義暴政下，中國社會政治向良性方向轉軌困難重重。但轉軌是必然會發生的。既不要過於悲觀也不要盲目樂觀。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情，等待時機的到來。

                                         顏智華

                                 2023年12月26日於美國南方

鑑於習共重慶涪陵區委政法委自2020年8月開始脅迫區人社局非法扣發了顏智華的退休金，至今已經3年幾個月。特向有經濟能力的良心人士尋求資助。聯繫方式：140wxq@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