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面第二跟帖）

禁止新闻媒体记者调查医疗黑幕，医疗欺诈犯罪真相被掩盖不为一般人所知造成的误解。中国县级及以上的医院几乎都是官办的，整个行业实际上是垄断的；同时也是行政化的官僚机构，根本不是产业化的。不全面清算、严厉惩处医疗欺诈犯罪这个实质性问题，不论政府和个人投入再多的资金保障（包括全民免费医疗），都不会填满医院、医生犯罪的胃口。

习共政权干出的全国规模的，集中性的，持续3年的反人类犯罪是由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清零”。即3年封城、封街道、封住宅小区、封居民家庭房门，并抓捕居民去隔离的普遍践踏基本人权的行动（前面段落已经简要叙述）。

习共政权统治下的社会黑暗、恐怖的案例数不胜数。它比较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共产恐怖主义，缺少了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规范。它比较伊斯兰极端主义缺少了宗教色彩。它比较古代奥斯曼土耳其，不是单一的种族屠杀。所以说习共政权是一种“新”形态的恐怖主义。本文笔者认为，习共政权是当代形态的张宪忠恐怖主义，习近平是当代版张宪忠。明朝末年陕北暴动头子（之一）的张宪忠，属于当时社会的半文盲、无政治意识形态、无宗教信仰、无道德底线。队伍所过之处，无财不抢、无城不屠、无人不杀。所有骇人听闻的杀人方式都用。剜心刨腹吃肉……。还称帝。对比习近平上台10年，何其类似也。不同在于习近平掌握的经济、科技水平是当代的。

社会政治之所以倒退到现在的地步，还和它的官僚集团的构成有关系。习共政权的各级官员（指领导职务者）大都是买官卖官爬升上位的，是在几十年官场贪腐背景中入职工作的。其思想意识，行为作风腐败不堪。无政治道德、社会道德、职业道德，甚至人性尽失，禽兽不如。官场尽流氓。习近平政治倒车不仅仅改变了政治生态，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生态。

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习共政权的政治属性，就不能正确认识到社会基本矛盾，更不能讨论出一个可行的政治转型的路径。没有正确理论的政治运动是盲目的运动，是瞎胡闹，很难有成果。如2019年发生的香港市民的发送中运动的彻底失败就是例子。

（4）当今中国社会基本矛盾。

明确了习共政权的政治属性是流氓匪帮黑社会恐怖主义后，社会的基本矛盾当然是人民群众和习共政权的矛盾。人民群众包括56个民族10几亿国民。

美国政府和国会把新疆、西藏的维吾尔、藏人被习共政权镇压的政治问题从习共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对56个民族的人民无差别的镇压的实际状态中孤立出来，单列出来，只关注局部而无视整体和大局，这是无知的错误的。美国政客一直在犯类似错误。原因中有政治历史知识的浅薄，更多的是机会主义的甚至是居心不良。美国政客这样搞，歪曲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政治危害性很大。

习共政权是由从上到下的各级政权机关里面的官员（指领导干部）组成的，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司法等系统机构只是政权结构的外壳，官员才是实体。可以说，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和习共官僚集团的矛盾。这个官僚集团是56个民族10几亿人民的政治对立面，社会利益对立面，是政治转型的拦路虎，是政治反动集团，敌人。但集团里面的个体的政治倾向却是因人而异的，在政治上真要跟随习近平、维护习近平、死保习近平者即死党者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随大流跟风向混饭吃捞个人好处的，如果习近平垮台，这绝大多数官员会即刻政治转向的。所谓见风使舵，没有人会保习近平的。倒习是除死党中的高层外，凡是未直接参与侵犯人民群众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官员都乐见的。

决定官员政治倾向性的因素中，是否犯下反人类罪行是主要因素。所谓反人类罪行指联合国几个人权法案中规定的若干犯罪行为。习共政权系统和下属企事业单位的不少官员以及工作人员，在习近平上台10多年中犯下了反人类罪行或者其它严重侵犯、损害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罪行。这类官员和工作人员在政治上是习近平死党，是维护习共政权的政治中坚力量。另外还有一批企事业单位人员及雇佣的临时工在习共政权的制度性纵容袒护包庇下干了大量的严重的坑害人的犯罪行为，这批人员也是习共政权的维护者，属于底层打手，走狗。习共政权的政治权力控制在它的各级党委的常委和党委下属的部门和政府以及下属部门，还有司法机关等的主要头头手中，即掌握各级政权权力的核心成员集团是习共政权的核心，中坚。最高权力核心是政治局常委会，习近平是匪首。自上而下的核心成员在官僚集团中只占极少数。不能把所有的官员都作为政治对立面拦路虎、敌人，事实上也不是这样。更不能把包括党政在内的整个习共政权机关的普通干部（办事员），甚至把普通党员等不分青红皂白也作为政治对立面。相反，在反对以习近平为匪首的习共政权的社会政治运动中，能够担负主导力量的就是党内、军内的反习势力。运动的社会基础，基本力量是各民族、社会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天下苦习久也。

三、转型的路径

1、海外民运、反共、宗教、“学者”等群体中的政治错误认知——素质论、传统文化论、制度论、宗教论以及大一统论。

素质论，认为共产党能取得政权并坐江山70几年不倒，是国民素质差，奴性强，甘愿受共产党奴役压迫剥削统治。有一名所谓学者还在美国之音搞的一个叫“中共当权70年不倒，靠的是什么？”的节目中胡扯，说：中共当权70年不倒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犬儒化”和“人民群众满足于眼前得到的利益”的原因。甚至说人民支持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因此，要政治转型，首先要搞启蒙，提高国民素质，具体内容是去除专制思想，灌输民主思想。

传统文化论，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治和它形成的文化是共产党革命成功和统治不倒的社会政治文化基础。说中国文化是共产主义能够生根发芽成长的土壤。因此，要转型，必须先批判传统文化，树立西方文化。文化论论和素质论实际是一体两面，说的一个意思。

宗教论认为共产党能统治中国是中国人不信基督教。

制度论认为，打倒习近平没有用，要打倒共产党。否则会出现张近平、李近平……。打倒共产党也没有用，要推翻专制制度才有用……。

大一统论认为，中国要分裂成若干独立国家或者搞联邦制才能实现民主政治。

对上述“五论”的简要批驳。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约3千3百年，前1千多年不是专制政治结构而是分封制，类似欧洲中世纪。后2千多年是皇权专制，皇权专制和共产党专政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上完全不同。共产主义的历史哲学基础是马克思杜撰的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说就是人类社会发展5阶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主张公有制就是国家所有制。主张阶级斗争，列宁还搞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以暴力推翻了资本主义的俄国民主政府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政府，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同时用暴力掠夺了国民私有财产（包括生活物资和土地、工厂等一切生产资料），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搞成了党有制，强制农民进入共产党官办的农业生产机构里面当农奴。工厂也是党有的不是工人的。以阶级斗争的名义迫害国民，包括抓捕关押、劳改、杀戮等。毛泽东的中共对比苏共，对国民的迫害更加残酷。共产主义不管在理论还是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与中国3千3百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化毫无共同处。怎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共产主义的土壤呢？胡扯。

中共是共产国际实际是苏共在中国建立的支部，并且通过收买国民党让中共借国民党的壳上市，在中国发展到6万党员并建立了一支军队。经过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流窜到贫困荒凉的陕甘宁边区只剩1万左右的残兵败将，如果国民党军队继续围剿全军覆灭无疑。是国民党军事独裁者蒋介石重新联苏，目的是要苏共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对付日本。作为交换筹码，不仅放中共红军一条生路，还收编为国军（番号八路军、新四军）并发给军饷、军服和武器装备。把陕甘宁边区划给共产党作为地盘建立合法的共产党政府。就此，蒋介石违反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纲纪，把共产党从1927年-1936年的10年中烧杀抢滔天反人类犯罪罪行一笔购销了。蒋介石为何如此？他在孙中山卖身投靠苏共时期就是一个狂热的共产革命党徒，国民党就是不叫共产党的共产革命党，是苏共在中国搞共产革命的代理人。国民党内部有老国民党和新加入进去的共产党两个宗派，也叫山头。后来蒋介石和共产党闹翻还兵戎相见属于共产革命阵营内部的权斗。共产党内部权斗你死我活的现象太多太多。这是为何蒋介石一笔勾销共产党10年滔天反人类罪行的政治思想历史根源。蒋介石对共产党根本无阶级仇恨，反而比对待其他军阀派系要宽厚。抗战8年，蒋介石放任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战区司令指挥，在所谓敌后抢占国军地盘，袭击国军。至抗战结束共产党已经有正规军100多万，还有非正规军队几十万。此时，国民党内的反共派要求蒋介石采取强硬的军事手段消灭共产党军队，此时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共产党。但蒋介石拒绝了反共派的建议，而要采取像在1929年北伐结束后和国民党内参与北伐的其他军阀之间协商，搞协商，大家都裁军的方式，承诺把塞外3省正式划归共产党管辖，与陕甘宁特区一样作为国民党中央政府下面的省级地方政府，缩编共产党军队规模。蒋介石在根本的原则性的错误的政治方略主导下，犯下一系列军事指挥错误。这是国民党最终败于共产党的内因，根本原因。国民党在1948年底就被决定了的军事失败，是由蒋介石从1937年-1945年和从1945-1948年两个阶段一共11年的时间中的政治决策错误造成的。外因方面，即国际上，战后美国杜鲁门政府支持共产党，打压国民党政府，其中关键环节是1946年7月开始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武器禁运——釜底抽薪。国民党主力都是美式武器装备，缺子弹炮弹，枪支大炮打坏了无法更新。这是国军打败仗的外部因素。共军得到苏共的武器装备援助。共产党的江山是枪杆子打下的，根本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共产主义的土壤，中国人民支持共产党革命。相反，共产党统治区的老百姓往国民党统治区逃跑而没有国民党统治区的往共产党统治区逃的。如国内的人偷渡美国而没有美国人偷渡去共产党中国的。共产党建国70几年不倒，也非人民拥护支持它，也非人民的奴性。而是共产党政权掌握了国家机器，手中有枪杆子刀把子。共产党建国初期为了镇压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两年的镇反运动实际杀了约200万人，劳改的人数更多，据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在1958年6月23日-8月16日召开的第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公布的资料，“从建国到1958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它犯罪分子6,118,246名，杀了862,236名”。仅以此推算，全国总人口中，每100人就有至少1人被抓捕。每1000人中就有1人以上被枪毙，血腥的恐怖主义暴政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怎么反抗？习近平上台在军队中抓捕了73名将军，其中很多是直接带兵的司令、政委。为何无人造反，搞兵变？不是不想反，而是反不了。共产党军队不像民国时期的军阀军队，司令有职有权，个人说了算。带兵的将军都反不了，为何去责怪老百姓？共产党政权如同一列火车，任何人只要有机会爬进驾驶室掌握了方向盘，都能让列车跑。所有传统文化论、素质论都是谬论。

制度论呢？制度论颠倒了人和制度两者的先后关系。制度是人设计，人建立，人治理的（当然靠暴力机器）。即人在先，制度在后。有人才有制度。人亡政息。不换人，制度能换吗？当然不能。要换制度、改变制度必须先换人。如何换？两种形式，一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二是流血的方式。在成熟的民主政治下，都是由选民决定。就共产党专政下，有和平的渐进改革方式，如本文前述的包括苏联在内的11个国家，最后成功和平转型。中共的20年改革作为一个阶段，也是成功的。胡、温10年虽然停滞并有所倒退，但整体上承袭了前20年政治改革成果，作为一个整体阶段，可以说中共后30年改革是成功的。不幸的是改革功亏一篑，30年辛苦被习近平“一夜”颠覆。习近平上台就决定了改革被颠覆的结局，无需谈转型了。

另一方面，不能因为改革成果被颠覆就否定改革，如夫妇生下一个小孩不幸夭折就否定生育本身一样。对改革的是非评价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改善人民的生存状态，即人权状态。本文前面已经谈过这个评价标准了。

普京、卢卡申科复辟流氓专制政治的现实就否定了“大一统”是中国专制制度存在的制度原因的荒诞论调。

以上述“五论”作为政治历史哲学基础，这海外的很大一个群体不站在国内10几亿人民的政治立场上，爱10亿人民所爱，恨10亿人民所恨，去批判正在作恶的恶贯满盈的习近平；而是去纠缠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等死人。不去批判习近平上台10年开政治倒车犯下的滔天反人类罪行而去纠缠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传统，胡说共产党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承传了古代封建专制制度。这个群体还全盘否定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3300年文化，文明，辱骂中国人民和老祖宗，用语不堪入目……。相反，却公然在自由亚洲节目中为被曝光出来的徐州绑架拐卖强奸囚禁妇女的严重刑事犯罪案件辩护，说“要考虑4千万光棍找不到老婆的社会问题”。

除上述“五论”外，还有赤裸裸的护习保习的“加速师”论。说习近平上台可以加速共产党的垮台，要习近平在“二十大”上继续连任。如果换改革派上台，就不会继续封城、“清零”了，老百姓就不反共，共产党就不会垮台了。要习近平连任继续用铁拳头去砸醒老百姓……。这样明目张胆要习近平继续清零、封城，死亡更多的人，以此换取共产党垮台的邪恶透顶的论调，主要在某反共组织的媒体上宣传，推特上传播的人也很多。还是这个反共组织的媒体名嘴们，无中生有炒作江、习斗，把习近平作为正方。把习近平上台开政治倒车干的所有坏事恶行都说成是江派在给习捣乱。海外政治舆论导向基本控制在别有用心的群体手中，他们山头不同但异曲同工。

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路径。

本文前面简要分析过了苏共改革转型的过程与能够开启这个过程所具有的要素。中共改革能够启动并进行的卓有成效，是它党内具备有要素。但是习共党内不存在这个重启改革的要素，要素已经被习近平扼杀消灭了。因此习共政权无重启政治改革的可能性，无回到后30年社会政治生态的可能性。唯有革命。

所谓革命，不一定是外部暴力推翻习共政权，而是习共政权内部的反习势力起事或者习共死党内部发生政治动乱。不论反习势力起事还是死党内部发生政治动乱，习近平都是被铲除的首要目标。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习近平遭铲除，死党群龙无首，很难控制政治局面。反习势力夺取政权是大概率的事情。权力易主，是改变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的前提。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习近平在国内早就是千夫所指，路人皆骂。公开喊出打倒习近平或者罢免习近平口号的人不少，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凡是有基本政治判断力的人都明白，打倒习近平是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导火线、引爆点。

权力易主后，首先是释放、平反被习近平清洗的所有党政军高层。释放、平反被习共政权用各种罪名迫害的各民族、社会各阶层人士。还在习共政权统治下，遭受它下属的各个部门各个单位迫害、坑害、谋害（包括政治上、经济上、身体上）的人士的公道。清算惩处犯下反人类罪行和其它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财产罪行的官员和人员。清算惩处习共政权所属的机构以及依附这些机构的严重侵害、坑害、损害人民群众人身、财产权利的所有罪犯。并赔偿。

当今世界从政治结构是否合乎人道主义这个价值标准的高度，来反习共政权的，只有中国大陆人民，只有大陆人民具有这一政治觉悟和政治是非原则和认知能力、水平。

据本文笔者来美国5年多时间观察研究，美国高层政客没有中国大陆人民的政治觉悟不说，还普遍的亲共、媚共，甚至总统拜登公开向中国56个民族10几亿人民的公敌、习共政权匪首习近平表示：“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中国的体制”就是习共流氓匪帮黑社会法西斯恐怖主义政治制度。就美国联邦政府和国会具体应对中共政权的下属机构，如联邦政府下属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等机构，早就被中共国安外派特务渗透（只要收买了委员会下属的办公室里面的主任、高级职员等，就可以影响和控制委员会的主席。因为委员会委员们都是国会议员，精力都放在自己的选区拉选票，如果下一届落选，兼任的国会下属机构的委员职务就自动解除了，因此实际操控国会下属机构的是这些机构的办公室主任和高级职员，这些职员是终身制，铁饭碗）。多年来，上述两个委员会一直被国安外派特务牵着鼻子走，运作一些“形象工程”，甚至自觉不自觉的为中共特务洗白身份，为特务们脸上贴金。特务们用自己和这些机构的官员、国会议员的亲密关系（照片）欺骗国内异议人士与其联系，搜集情资提供给国安，如四川良心律师卢思位就被“钓鱼”。相反，前述两个委员会对美国境内的政治良心人士提供的极其有价值的中共严重践踏中国人民人权的证据置之不理，连信都不回。美国高层政客傲慢和官僚主义类似共产党政权中最恶劣的官僚。

中国台湾社会整体上对大陆习共政权的态度和认知也毫无政治是非和原则，普遍亲共媚共惧共，甚至有政治党派投共。文化、教育、新闻和学术界等大都自划“红线”，生怕开罪大陆共产党政权。根本不同情、怜悯受习共政权暴政压迫的大陆人民，更不支持大陆人民反习共政权暴政的斗争。最典型案例就是蔡英文两次选上总统，都是靠香港市民先后发动的“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才扭转选前的政治败局的。但民进党政府忘恩负义始终拒绝给香港政治难民避难权。它知道给予香港政治难民避难权这是挑战了习共政权的政治底线。大陆（含香港）人民反习共暴政的斗争是非常孤立的无助的。

聚集美国的民运、反共、人权组织鼓动国内人民赤手空拳去和习共政权拼命，以获取新闻素材炒作，作为自己在美国政治存在的合理性。如2019年香港市民反送中运动中，就有民运、反共组织蛊惑弱不禁风的香港示威者去和武装到牙齿的习共军警硬拼，去流血、牺牲、坐牢。在习共已经用颁布香港国安法的形式对外界公开宣示要对参加过示威抗议的人士重点是对领袖骨干成员采取抓捕的紧急时刻前夕（2020年6月），还鼓动他们留在香港继续斗争。不撤离香港留下来等死、送死，把习共的牢底坐穿。香港市民政治维权运动彻底失败人财两空的根本原因或者错误有两个，不撤离就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根本性政治错误，就是对习共政权的政治属性认识错误，以为习共还是之前的中共，会要脸面。没有认识政治倒车是习近平的宗旨。更不会认识到撕毁《香港基本法》，颠覆香港资本主义制度是习近平开政治倒车不可或缺的内容与目标。这是领袖骨干群体犯下的极其严重的历史性政治错误，无可挽回。本文不展开讨论这个问题，请看颜智华《香港市民维护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抗争运动彻底失败的原因与教训》。

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包括共产党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都与共产党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即使在蒋介石领国民党军队主力败退台湾后，残存在大陆的军政人员还继续与共产党政权生死战斗（共产党污为土匪暴动），参与暴动者绝大多数是被共产党称为贫下中农的群体。暴动范围之广，规模之大迫使共产党调集军队主力围剿。暴动被残酷镇压后，手无寸铁的民众中也不断有人以各种方式和共产党政权抗争。文革造反派把共产党省级及以下的党委政府颠覆，把共产党官僚打倒，整个社会平民阶层争取到一定的自由。自台湾民主化后，全世界唯有中国大陆人民担负起与共产党政权斗争的政治重担。今天也只有大陆人民在独自与习共暴政做抗争。使人气愤的是在美国的华人中，却有一大批人贬斥、辱骂中国人民，包括北大毕业的文人。

中国社会分层与转型的路径。对社会分层，是弄明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度的主要方法。

从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稳定角度，可以划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社会群体。体制内包括政权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即所有吃财政饭的群体。另外还包括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企业）的固定工作人员。其他为体制外群体。在体制内群体中，有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之分。不论机关还是事业单位都划分为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两个大类别。如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的头头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都同属于官僚集团。不论党政机关与事业单位（包括国有企业），官僚集团和普通工作人员群体分属于高低不同的社会政治层级。从整体上看，两个层级的政治倾向性和政治态度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整个社会的政治有识之士绝大部份都分布在文化、教育、科研和国有企业这4个系统中。政治有识之士群体（政治集团）是反习倒习政治运动的思想灵魂也是社会基础（之一）。国有、民营企业的职工以及失业群体是反习倒习政治运动的最强大的社会基础力量。但都不足以挑战习共政权，手无寸铁。能挑战的惟有军队将领，军事政变或者兵变是习共政权垮台的决定性的也是唯一方式，枪杆子出政权。现在的军队完全不存在类似毛共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他的军官和士兵不会为某个政治意识形态去作战，何况习近平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可言。更不会去保卫习近平个人。习近平对军队将领的清洗早就引起军队将领阶层的不满和愤恨，在内心里面。敢怒不敢言罢了。习近平也知道这点，才不消停的清洗换人，如走马灯。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只要军队生变，就是习共政权垮台的开始，是习共流氓匪帮黑社会恐怖主义政治终结的开始。是社会政治向良性方向转轨的开始。这就是革命。革命以革掉习近平的命为开端。所谓打蛇打头，擒贼擒王。这是现在中国政治转型的初始路径。第一步。

维护习共政权，反社会政治转型的阶级。整个习共政权官员（领导干部）不分高中低层，在整体上都是政治流氓。区别在于是否参与侵害公民人身、财产权利和其它严重损害公民权益的犯罪、渎职行为。没有的算“好”官员。有的算坏官员或者罪犯。这是对习共官僚阶级的基本政治评估。它的下层官僚直接面对人民群众，执行上级指示管理、处理社会具体事务，处理人民群众上访事宜，往往民怨民愤最多最大。直接出面干坏事干侵犯人权的犯罪也往往是这个下层官僚。犯下侵犯人权罪恶或者严重侵害民众权益罪行的，不论那个层级，重点都集中在政法委系统属下的几个部门。除政法委系统外，其它系统（部门），最典型的是原本属于服务社会大众的政府卫生系统，如本文前面已经叙述过医疗欺诈犯罪问题是医疗行业全行业犯罪。还有让社会普遍生畏的活摘器官反人类犯罪都是医生干的。由共产党政权主导的，设计的、保护的，由政府设立的大医院和医生直接犯下的医疗欺诈犯罪，是全社会性的直接危害全国10几亿人民生命的社会性犯罪，社会性毒瘤，属于习共政权政治倒车结下的全社会性恶果，必须与清算习共官僚集团的反人类罪同时清算。政府卫生部门的普通干部对医疗欺诈犯罪也是痛恨的但很无奈。

   整个党政机关的普通干部和民众一样是痛恨习近平政治倒车的，也希望政治变革，普通干部也是政治转型的社会基础力量，并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对于官僚阶级，内部也分为犯下过反人类罪行和其它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或者危害公民权益的罪行的和没有前述罪行的两个大类别。前一个类别是反人类犯罪集团，是革命的对象，是人民的敌人，是必须清算和严惩的对象，后一个类别的成员在政治态度上不是政治转型的对立面，而属于转型的社会基础力量，其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属于骨干力量。

四、中国社会政治转型过程必须彻底清算习共政权犯下的反人类罪行。首先是匪首习近平的罪行。凡是受政治迫害，构陷者一律平反昭雪；并追究迫害者、构陷者（包括具体操作者）的法律责任，严惩不贷。惩处习共政权内严重侵犯人民群众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犯罪分子。惩处依附于习共政权，特别是体制内利用职业岗位严重危害、损害国民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分子。惩处其他危害社会，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分子。

从政治上清算死心塌地追随习近平的死党分子，包括高、中、低各个层级（重点是高、中层级），并以由新的政治权力机构设立的颠覆宪法、迫害人民、危害社会安全罪惩处，罪行性质同严重侵犯人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同罪。

没收上述所有犯罪分子财产用于赔偿受害者，财产不足以赔偿的由同谋者负连带赔偿责任。

对于习共政权之前发生的中共政权官员在行政行为中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待后一步清算。犯罪者凡是旗帜鲜明站到反习共政权的政治阵营中来，并有立功者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在清算和惩处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国民人身自由，政治民主，人权保障、全民福祉的共和国。政体按照民主程序由国民决定。

五、当前的任务

1、国内人民。当前，国内人民群众根本在于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留得青山在。像1976年周恩来去世和1989年胡耀邦去世而爆发大规模的民众政治表达事件，原因是前一事件发生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背景，后一个事件发生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自9.13林彪事件后的后文革时期，社会政治氛围较之前特别宽松，这是得以出现当年清明节前后北京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以悼念周恩来为名的实质是反毛泽东的政治活动。1989年能够发生比1976年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范围更广泛的政治表达活动，在于10年政治改革，中共政权的政治属性发生了根本转变，社会政治生态也随之改变。为何之后没有再出现如1976年“4.5”和“89”那样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表达活动，就是“闹事”呢？因为已经没有之前，特别是没有1989年前10年期间的政治生态了。统治者统治越残暴越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闹事”事件，李克强去世就是例证，习近平格抓勿论，格杀勿论。任何形态的恐怖主义统治都让人人生畏。赤手空拳去坐牢、送死毫无意义。正确的做法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维权抗争活动。面对法西斯匪帮的习共政权，作为个体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触碰它能容忍的限度。该忍的要忍，该让的要让，进退有据，保存力量。收集和保存下习共匪帮侵犯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证据以及其它方面的犯罪证据，等待秋后算账。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在政治上，党内外、军内外、体制内外，56个民族、社会各阶层大团结大联盟，先除掉习近平。除掉习近平是党政军内反习政治势力和社会民众大起义的集结号动员令，是习共政权垮台的开端。是中国社会政治向良性方向转轨政治进程的第一步。除掉习近平主要寄望于军队官兵，立下这个首功者，是历史的英雄，人民的英雄，新建立的政权给予特别重奖。

2、海外政治良心群体的任务。

海外政治生态。海外政治生态，本文主要指台湾社会和美国汉语族群对中国国内政治的认知和对中国人民反习共政权暴政的态度。台湾社会整体上没有政治正义和道义感，对海峡对岸的习共匪帮政权无正确的认知和是非观念，更不同情怜悯支持大陆人民反习共暴政的斗争。它的政治民主程度很高，社会法治成熟，但政治上亲共、媚共。台湾人性格上普遍缺乏担当、为人伪善，非常惧怕共产党。本文前面已经谈过。因此不要寄望台湾对大陆的政治转型有实质意义上的支持。但大陆人民无条件支持台湾人民反习共武装入侵台湾的政治的军事的斗争，这是大陆人民的政治道义和社会道德义务。

美国这边呢？汉语圈的政治舆论被所谓民运、反共组织和“学者”等群体主导，喉舌是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三大汉语媒体。混淆习共政权与之前各个时期中共政权之间根本不同的政治属性，混淆政治是非，歪曲当今社会基本矛盾，搅乱政治阵营和阶级阵线。对中共打下江山的历史和能够坐稳江山的政治原因也极力歪曲。误导听众、观众，危害匪浅。有必要作简要的澄清：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第二国际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成为主流。列宁主义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动，它不能代表第二国际的主流。列宁政治团伙始终是少数。列宁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从意识形态到实践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第二国际和社会党国际的政治死敌，1951年，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继卡尔.考茨基之后，对共产主义的反人类（恐怖主义）属性从政治学角度又做出了严厉的谴责：“国际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的工具。凡是在它获得政权的地方，它彻底消灭了自由，或者说，消灭了争取自由的机会。它依靠一批军事官僚和实行恐怖统治的员警。它建立了一个存在财产和特权方面的令人愤怒的对立的新的阶级社会。”承传自卡尔.考茨基对共产主义邪恶本质认识的社会党国际领袖们，对共产主义反人类本质的洞察力远远高于欧美各国的自由派政客们，直至当今。海外民运、反共组织和“学者”等不批活着的正在台上作恶的习近平，而去纠缠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等死人；把习共政权等同习上台前的中共政权；把习近平开政治倒车10年犯下的滔天反人类罪行的责任归咎在已经被习近平用类似宫廷政变形式颠覆了的中共政权头上，归咎在死人身上。这个群体和喉舌还对于近期中国社会发生的政治的、社会的事件的发生原因和属性进行曲解甚至刻意歪曲。目的在主观或者客观上都是制造政治混乱。本文前面已经批驳过的包括“制度论”在内的“五论”也主要出自这个群体和他们的喉舌。把以习近平为匪首的习共政权的反人类犯罪和在习共政权主导下的其它犯罪归咎、嫁祸到之前的中共头上，嫁祸到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死人头上，逻辑荒唐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在于试图误导国内反抗习共暴政的56个民族10几亿人民像唐吉可德那样去和风车作战。国内人民是骗不了的，主要欺骗在海外的华人和欧美政客。这种恶劣的政治舆论生态不改变，海外很难对国内人民的政治维权抗争活动有实效性的支持，不添乱就是好事。鉴于此，海外民运、反共等组织中有良知的人必须从政治上转轨，道德上回归，回到正确的政治道路上来，回到国内10几亿人民的立场上来。政治正义人士、良心人士群体必须与海外错误政治思潮或者习共特务5毛继续斗争，揭露批判他们。国内人民不要被海外这个群体误导，甚至被披民运、反共、宗教等外衣的国安外派特务“钓鱼”。

在习共流氓匪帮黑社会法西斯恐怖主义暴政下，中国社会政治向良性方向转轨困难重重。但转轨是必然会发生的。既不要过于悲观也不要盲目乐观。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等待时机的到来。

                                         颜智华

                                 2023年12月26日于美国南方

鉴于习共重庆涪陵区委政法委自2020年8月开始胁迫区人社局非法扣发了颜智华的退休金，至今已经3年几个月。特向有经济能力的良心人士寻求资助。联系方式：140wxq@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