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批判（四） 文/[jiang0301]

6 漫画的艺术手法，最大特点就是夸张，“隐善扬恶”。但漫画的夸张，又不能过于离谱，让人认不出给漫画化了的对象来。想侮辱一个男人象个女人，可以画他穿上女人的衣服，可以画他对着镜子涂脂抹粉，但总要给他保留些最基本的男性特征。或者是脸上的胡须，或者是身躯的特征。同样，要把中国人漫画成一个妖魔，也得给中国人保留些人类的基本特征，比如，有人类的喜怒哀乐等等，但这些喜怒哀乐又是与正常人有区别的，是特别丑陋的，这样，才有可信性，才会形成说服力。不然，漫画出来的就不是人，而是真正的妖了。

柏杨先生说杨振宁、李政道两位科学家具有良好的品质，仿佛很以中国人为荣一样。当然，他们确实比同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李远哲好多了。他们是纯粹的智慧型学者，值得人们尊重。但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人里面，不是只有他们这两位生活在美国的学者的品质才是好的。柏杨先生举这两个例子，其实看中的，是他们都生活在美国。

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1978年第1期《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后，随即轰动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一时间，掀起中国报告文学的热潮。这部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意义巨大，它的出现，使报告文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人们透过这部作品，了解了陈景润的故事，人们热烈地谈论着陈景润的遭遇，相互交流着看法。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没有不知道陈景润的。

那时候两岸交流不畅，柏杨先生可能没有机会直接读大陆的报刊。但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后来和来自大陆的文化界人士是有交往的，如果柏杨先生想求证自己的观点，了解大陆科研工作者的品质，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精神，他只需要随便问问，就一定会有人告诉他关于陈景润的故事。

柏杨先生显然不想求证什么，任何发生在大陆的良好品质的例子，都不符合他文章的需要。他举证杨振宁和李政道的例子，就是为了暗示在美国工作的科学家，品质都是好的，都有第一流的头脑。而在大陆工作的科学家，好品质没有了，头脑也不行了。他需要的就是这个心理暗示。所以，柏杨先生隐去生活在大陆的，大量品质优良的老百姓和学者，他需要的只是画漫画，而不是反映真实。

柏杨先生说，在“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除了富贵级的人物，大多数中国人对柏杨先生的这个指控是无话可说的，尤其是大陆同胞，更是无话可说，认为柏杨先生真是天生一副好眼光的。

当时中国妇女解放，以争取妇女经济独立为主要目标。同工同酬，有与男人一样的工作机会。做家庭主妇甚至是被认为不光彩的事情，寄生虫是可耻的，劳动才光荣。当然，不能认为家庭主妇是寄生虫。家务劳动是繁重的工作。但为了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当时的政策就是要鼓励妇女走出家门。这样，妇女白天在单位劳累一天后，回到家里免不了就想休息一下，总不能一天24小时都绷得紧紧的。家务劳动自然会干得少了些，通常还需要男人分担。

今天（2004/6/12），《新快报》时尚生活版恰好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叫《收拾房子，美国人又爱又恨的任务》。文中介绍说，“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美国有成千上万家庭的环境非常混乱。”“由于工作生活繁忙、消费物品过多……房子变得凌乱不堪‘一团糟’”。记得许多年前看过出美国电影，女主角脱下袜子就到处乱扔。厨房里的碗几天不洗。有客人来了，捧起桌子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古脑儿地就塞进抽屉里。当时觉得很有趣，并没有嫌弃之感。可见，对家务劳动的烦恼，其实不只是中国特有的。所以，当柏杨先生说，“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的时候，如果他不了解美国的情况，最好就别说得那么肯定，如果他是了解情况的话，最好就补上一句说：与此同时，许多美国家庭的厨房其实也有着同样的烦恼。

柏杨先生说：“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噪门最为叫座。”重读这一段话，心里难免不会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如果柏杨先生碰到一个大嗓门的白种女人，他是否会媚笑着说：真是爽朗呀，阳光，有活力，敢于冲破世俗的约束，正是美国人充满生机勃勃的体现呢？马季有个相声就是笑广东人嗓门大的。这个相声很精彩，听了让人开怀大笑，那笑声的音量不会小的。 从中国的历史看，广东人受传统礼教的约束比较少，小时候见过几个缠脚老太婆，都是从北方过来的，广东的缠脚女人就没见过。这说明一直以来广东人受的约束较少，比较自由。不受封建礼教的约束，也不受西方礼教的约束，这日子过得舒畅。

有一点，不知是否应该责怪柏杨先生见识少。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汉语的音调比英语丰富。而在全国各种方言中，广东话的音调又是最丰富的，郭沫若认为如同是歌乐一般。所以，广东人的嗓门，与广东人的语言音调的丰富性相关，而不是与广东人的社会修养相关。一个颇有修养的广东老乡，在开怀大笑时，声浪依然还是很大的。

柏杨先生说“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对这一说法实在不能认同，不知道柏杨先生此言的依据是什么。就在他写下这篇著名的文章不久前，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十分讲团结，讲合作，讲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只是近十多年来向西方学习，发明出“末位淘汰法”一类的管理制度出来，才有了窝里斗的味道。如果说政治斗争就是窝里斗，那法国大革命是不是窝里斗呢，巴黎公社是不是窝里斗呢？那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柏杨先生还说：“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几千年下来，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

真是令人叫绝。不管这个著名论断是否正确。它是够著名的了。此后，大陆有不少改革家，鹦鹉学舌地在柏杨先生这儿找到了坚实的依据，不断指责中国工人懒惰。难道中国工人要象奴隶一样在鞭子底下没日没夜地干，才叫做正常？反正是柏杨先生说的，错不了，人家可是全国闻名的大作家呢。

其实，柏杨先生在这里是跑了题的。如果他还是名高中生，语文教师很可能是要抽他的屁股的。他既然认为勤劳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唯一重要的美德，怎么可能得出懒惰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这个结论呢？他当然可以认为“四人帮”能力非凡，在不到十年的功夫里，就彻底破坏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建立了新的文化传统。但柏杨先生这篇文章的主题并不是要批判“四人帮”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而是要评论中国文化的特征。即使撇开“四人帮”不谈，也不会对中国文化特征的评论，中国文化并不是离不开“四人帮”的。

柏杨先生又说：“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

柏杨先生敢于谈中国文化，至少应该读过《三国演义》。尽管俗语有云“少不看《红楼》，老不看《三国》”。但他不是个一般的老人家，他是个写杂文的，扔匕首的、扔投枪的老人家。总不能连目标也不瞧，就乱扔一气。如果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他应该为自己的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毛泽东一直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自己也为大跃进的事情认过错。而我小时候看《三国演义》，读到曹操剪发的故事，就知道他是个敢于认错的人。

柏杨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还作了比较大的发挥，他最后说：“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

这句话很耳熟，感觉有盗版嫌疑。印象中有某个西方评论家说过，政治家就是那些解决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的人。政客讲空话，讲假话，讲谎话，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吧。而把某些政客的卑鄙行为，说成是全体中国人的卑鄙，让全体中国人去为这部分卑鄙的人承担罪责，他未免是太怜惜些卑鄙者了。

不知是柏杨先生这本书启发了妖魔化中国的潮流，还是这本书迎合了妖魔化中国的需要。反正这本书一经出版发行，就立即风靡全国了。

2004/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