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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范元甄1938—1960年的信和日記》序
送交者: 朱正 2005年01月18日09:51:2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李銳、范元甄1938—1960年的信和日記》序

  《李銳、范元甄1938—1960年的信和日記》序   —— 附:編者李南央序   朱正   李南央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發表之後,我寫過一篇讀後感,感謝她寫了這篇文章。她寫出了幾個典型人物,從而反映出了這一頁歷史。現在,李南央把她父親李銳和母親范元甄1938—1960年的通信和一部分日記的發表,就更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這一頁歷史的理解。    老實說,我第一次讀了李南央那篇文章的時候,對於她母親那樣太不尋常的行為是很反感,甚至厭惡的。以為太不近人情,太過分了。已故的哲學家王若水在《左傾心理病》一文中分析說:    范元甄的性格有個人因素,又是制度的產物。某種制度塑造出來某種社會性格的人,這種社會性格的人又成為該制度的維護者。這是有普遍性的。    情況就正是這樣。讀者從這本書中,可以看到:一個“一二九”運動的參與者,一個二十來歲的女孩子,在延安這個具體環境下,怎樣一步一步被塑造成後來李南央筆下的范元甄的。斯大林創造了“特殊材料”一詞,如果仿照奧斯特洛夫斯基那本名著的書名,這本書的主題也可以說是“‘特殊材料’是怎樣煉成的”。    1940年2月8日,李銳、范元甄夫婦到延安一個多月了。這天范寫了一篇很長的日記。其中說:    不少人憧憬的地方,來了也將近一個多月。它有缺點,我絕不是以“失望”的心情對這些缺點。事實上,他是應該比現在有的缺點更少一些才對的。    這是她到達延安一個月之後的“觀感”。我看到這裡,立刻想起王實味《野百合花里的話》:    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須更好一點。    要想在今天,把我們陣營里一切黑暗消滅淨盡,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減至最小限度,卻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王實味這篇文章是1942年3月發表在《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上的,范元甄日記中寫這些話的兩年之後。可以看出,這兩個人對“革命聖地”延安的觀感和希望其實並無多大的不同。豈止這兩個人,當年懷着理想主義憧憬的知識分子,只要是有一點現實感和批判精神的,這樣看的人還不少。例如小說《八月的鄉村》作者蕭軍,就把他看到的一些問題直接寫信告訴毛澤東,毛在覆信中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不過,毛接着對蕭軍說:“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1941年8月2日,見《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364頁)。對於有可能直接同毛面談通信的例如蕭軍,話不妨說得溫和親切一點。對於另外那許多持類似看法的青年知識分子幹部,就不同了。解決這些人的問題,是發動整風運動的任務之一。    高華教授的力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副題就是“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徵引了豐富的史料,對這一場運動作了清晰的描繪和深入的分析。但是正如書名所表示的,這書主要的着眼點在於:毛是怎樣一個又一個地越過曾經在他面前的王明、博古、洛甫、恩來……,終於取得黨的最高權力的。這當然是他發動整風運動首要的目的。但是在高層權力鬥爭的同時,整風運動還有一個並非不重要的任務,就是解決中下級幹部的思想作風問題(當年叫做“一條心” )。    在高華這部著作所徵引的重要資料中,有一本蘇聯彼*弗拉季米洛夫著的《延安日記》。在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的三年半中間,這位作者以共產國際聯絡員和塔斯社隨軍記者的身份常駐延安,他的中文名字叫孫平。他同毛澤東和其他一些高級領導人有直接的接觸,從近距離觀察到了整風運動的進行。這在他的這本日記里有不少的反映。例如:整風運動對於上層和中下層的不同人物,孫平的日記說:

    一般黨員並不十分了解整風的真正含義。思想意識的鬥爭,主要集中於黨的上層。……至於對一般黨員來說,整風是給他們灌輸對毛的信仰的方法。(1945年5月27日)    通過整風,要把這些年輕人變成怎樣的人呢?孫平的日記說:    整風運動的目的顯然是使黨官僚主義化,從而使每個共產黨員的熱情與積極性化為烏有。中共領導人不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礎上建立好紀律,使大家圍繞着一個偉大的目標團結起來,而是在恐懼的基礎上向人們灌輸盲目的奴隸主義。延安的整個氣氛就是恐懼,除了恐懼,還是恐懼。(1943年7月29日)。    整風運動是怎樣進行的,孫平在日記中這樣描寫了他看到的“小組會”:    每次會上,小組長指出誰該受到批判,以及他為什麼要受批判。通常,一次會議有一個黨員受到“嚴厲批評”。人人都批評他。大家不得不這樣做。    被批評者只有“承認錯誤”這一個權力。但如果他不認錯,認為自己沒錯,或者“坦白”得不夠(據小組長或任何一個黨員來看),那麼就再批判他。    會議多、發言長、調子高、內容雷同。這是一種真正的心理戰。    一些小錯誤,甚至連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往往也成為“嚴厲批評”的內容。    我親眼看到一個小伙子,因為同一個女孩子談了話而受到嚴厲的批評,雖然誰也不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    還有一次,無恥地謾罵一個女孩子,因為她竟敢在閒暇時穿過去留下來的一件家常衣服。發言者大聲斥責她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想,並不惜用上一些下流的形容詞。(1942年6月15日)    就是用小組會上這種“批評和自我批評”直到後來殺氣騰騰的“搶救”,以及用學習二十二個指定的必讀文件的辦法,來改造這些滿懷着革命理想和革命激情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例如,這二十二個文件中有一個是毛澤東寫的《反對自由主義》,將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的自由主義的十一種表現,把明哲保身,辦事無計劃等等都包括在內,幾乎人的一言一行都可以解釋為“犯了自由主義”,以致手足無措。就用這種種辦法,使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幹部產生一種原罪感,負罪感,一種百不如人,自慚形穢的感覺。這樣,就把他們從富有朝氣的、有主見有個性的革命青年,改造成了謹小慎微的馴服工具。也就是孫平日記中所說的“奴隸主義”。范元甄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這樣的制度運作之中逐漸得到了改造。這個過程,在她的日記里有清晰的反映。她在1943年3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整風到現在,我的收穫只僅是:唾棄自己。使自己變得更提不起勁!真要命!”她說得完全中肯。只是不僅是對於她一個人,對於所有擔任中下級幹部的青年知識分子,都是要達到這個地步。這正是整風運動的預定目標。孫平1943年10月28日的日記中說“自我貶損正在成為延安一般生活的特點。”他看到了這些,不禁產生了一種悲憫之心。他在日記中說:    我認為,延安有很多青年是有獻身於革命的理想的。不幸的是,他們受了許多使人變蠢的宣傳,他們註定是無所作為的了。看到這些青年被迫塞了這麼多無用的、窒息獨立思考的東西,我感到很難過。(1942年8月16日)。    僅僅有這種“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小組會又不夠了,於是又來了審幹運動。孫平的日記說:    中共中央主席又提出一個新論點:知識分子既需要改造又需要審查。當然,不是指全部知識分子,而是指1938年以來到這兒來的那一部分人。(1943年4月9日)。    這審幹運動後來又叫做搶救失足者運動,簡稱搶救運動。無中生有地在延安大抓特務。這裡抄一點孫平的日記,以見當時的氣氛:     所有長征以後來到延安的人,處境都極其困難。捕人就是主席這個最新指示造成的後果。    ……這又掀起了一陣抓人風。    逮捕在有計劃地進行。人都是夜裡被抓走的。(1943年4月9日)    在抓國民黨特務,這兒究竟有多少特務呢?(1943年6月24日)    黨、政、軍機構的工作都癱瘓了。到處都充滿着敵對的、互不信任的氣氛。(1943年6月30日)。    特區的黨、政、軍機構成天忙於抓蔣介石的特務。    在這個行動中,康生得到了一批社會人士的幫助,他們在許多集會上敦促所有的日特和蔣特自行坦白,並威脅說,不然的話就要他們的腦袋。這不是平常所說得集會,而是一群瘋子在叫叫嚷嚷。每個人都得聽半文盲的整風頭頭們的胡言亂語。    今天大約有六百人被帶去坦白。悔過的人數一直在增加。——一群群的人出來認罪——大部分是學生和小公務員。    毛澤東滿意地告訴我,他計劃把這個運動一直進行到明年。    延安的自殺風沒有平息下來。    這個城市看起來像個集中營。不讓人們離開辦公室和學校,現在已經是第四個月了。這裡的紀律,簡直就像是監獄的紀律,把人束縛得沒有活動自由。(1943年7月23日)    就在這個大抓人開始的時候(4月1日),在《解放日報》工作的李銳被捕了。范元甄1943年4月3日的日記中寫下了當她知道這事時候的心情。她陷入了一個兩難的處境:一方面,她的政治信念,特別在整風運動中受到的教育,使她認為,“應該絕對信任黨,黨不會馬馬虎虎的。”另一方面呢,李銳畢竟是同自己共同生活了三年的丈夫,她了解他,也沒有理由不相信他。“這是因為:延安三年是可相信的。至於歷史,也許是他的肯定的態度使我信任。”這種信任使她樂觀:“我相信不會有什麼問題。下星期六,我能看見他,會多麼高興啊!”她以為李銳是遭到了壞人的陷害:“看是什麼????蛋搗的鬼吧。”    五天之後,4月8日的日記:    在這件事上,我要試着照理性做去,不去想它,仿佛是平時一樣,——我就很能平靜。想到事情真是壞的話,我也還平靜。但一想到這三年的共同生活,很難看出什麼時,就有些不平靜了。我很想知道事情的全部!    她從三年的共同生活中,實在看不出李銳有什麼問題,不能不信任他。可是她又要決對信任黨。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無法調和的矛盾。她4月20日寫的日記里記下了這個矛盾解決的過程。    4月9日 ,她去聽了一個關於搶救運動的大報告。《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157頁有一條關於“搶救運動”的注釋,說是“一九四二年底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審查幹部工作以後,由於對敵情做了過分的估計,並使用了‘逼、供、信’的錯誤方法,因而出現了嚴重的偏差。”范的日記里沒有摘記報告的內容,可想而知必是極力渲染敵情的嚴重性。她聽了之後,日記中說,“知道事情是整批的。我才想到不是‘去對對事實,弄清了幾天可以回來’的事。這才開始不平靜起來。”    4月10日,她去找楊尚昆談話了。談的內容,日記中只記下這樣一句:“我還是被他裝門面的一些東西迷惑着。”可知她是把自己所見到的李銳的表現告訴楊尚昆,實際上是為李辯白吧。這次談話沒有結果。    於是,她又去找報社的領導人博古談話。可以想見,她把對楊尚昆說的那些又對博古說了一遍,為李辯白。她的日記里記下了博古的答覆:    他的話對於我回憶材料倒有些啟示。直到我完全了解到:如果沒有許多表面上很漂亮的話,就不成其為紅旗政策時,我想到材料才比較多了。    “紅旗政策”是當年搶救運動中用的一個術語,說的是國民黨特務分子用偽裝左傾(即所謂“打着紅旗”)的辦法混入延安來進行破壞活動。你說李銳一貫表現不錯,沒有發現“特嫌”,那就正好符合了“紅旗政策”這一條!    看來,她是被博古這一席話說服了,於是從“紅旗政策”這個新角度來重新回想李銳的材料。這樣,她就擺脫了兩難的困境。這天的日記說:    想到一切都是在做夢。他的一切都是為了麻痹我,為了他的政治目的,我就很平靜。想到將來,想到我正需要一個新的開始,擺脫了他正是一個解放,想到這些我是很冷靜的。    在所謂感情上,我真是對他毫無留戀了。除了因為認識到他是敵人,一切都是欺騙之外,整風是有莫大關係的。整風以來,即使不是敵人的問題,我已不能滿意於他,滿意於他之對我。    就這樣,夫妻關係變成了敵我關係。是相信黨還是相信丈夫這個矛盾解決了。日記中記下了她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的足跡。    5月4日    他拖了我三年,給了我許多潛移默化的壞東西,這固然是不幸。三年後的今天,竟得以解脫,倒也是件大幸。當然,要不是黨,我自己還會拖它一個時期。    5月7日    想起在延安這三、四年生活的白過,沒有一點進步,卻加深了毛病,做了不少錯事,真是恨自己! 如果不是與他在一起生活,也許會好些吧。    在認識到李銳是敵人,感情上已毫無留戀,以現在的分開為幸事、為解脫之後,就不必再說什麼婚姻關係的忠誠這些迂腐話了。正好在這時候,一個鄧姓者在日記本上出現了(日記里只有姓無名)。5月10日的日記說,有人告訴她,這人說“小范在小事上比誰都聰明,大事上比誰都糊塗”,對於這話,“我覺得親切,意味着對我的愛護的責備。”5月23日日記:“給周(周太和——編者注)、鄧吹了一上午。以後經常談談也好,我很想有一個很了解我的人,經常具體地幫助我。”5月26日日記:“那天在山上吹,我就覺得鄧比周更能了解我的話一些。以後也可常找鄧談談。”6月30日的日記中,她已經拿李銳同這幾個專案人員作比較了:“三年,哪一次他像胡冰這樣對待過我,或是像老鄧、李正那樣?……一面是黨——隨時給我以我所求者,大量的、關切的;一面是李銳——我幻想他給我這些,實際上他沒有。為什麼我還想到他,而不是時常想起胡冰、老鄧、李正……?”    在她的自我感覺上,“從在精神上和他斷了的那天起,我就和我所屬的集體親密起來了。”(5月10日日記)可是她沒有料到,7月20日,她本人成了搶救的對象。有人要求她向組織交代自己的政治問題。7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    許多人給我談話了。我沒有一句話可說。難道會有這樣的事嗎?鑽入過圈套,自己還不知道嗎?鬥爭是這樣尖銳緊張,一切都是“政治”。我只有做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了。真正的反革命把一切東西都要過問。我今天沒法說一句話。我怎能說我是沒問題的。只有希望李銳這批人真正是坦白了,向黨證明。五十、八十年也好,永遠得不到證明也好。糊裡糊塗陷進去了,也只有糊塗歸天。我對黨沒有半句怨言。    我想看一眼恩來同志。不知為什麼,想到他,我就難過了。    有口難辨,欲哭無淚!    7月26日日記    昨晚,25日,六個人陪了我一夜。我簡直不敢叫他們失望。那一對對的眼睛!好幾次我有一個衝動,想說一個什麼就算了。一想到他們的真誠,就不能這樣做。我不能開玩笑的!我的腦子連事實都不能想。要我胡謅就根本不行了。    人們拼命勸解,以為我有顧慮,勇氣不夠,怕對不起李銳……想得倒真周到。我曾盼望我真是加入過特務機關的。    沒一句話可說,心情是:淡!木!    這裡她深刻地寫出了一個鬥爭對象的處境和心態。經過幾個月這樣的折騰,她終於服服帖帖寫出了合乎要求的書面交代來了。10月16日的日記:     星期三(按:10月13日)的小組會,大家對我嚴厲批評了。我感覺得很沉重。但是沒有像過去似的:哭。不哭,也許才是我真感到痛了吧。小組會後,我忽然感到一種從未曾有的嚴肅和決心。我要開始反省,我要回到現實里來了。整天腦子裡空想亂想,葬送了自己,對別人反引起更多的不了解。    仿佛反省的門猛地開了,一下寫了二三萬字的反省筆記。思想意識真是怪事。我的思想還是國民黨的天然同盟者。我空自悔怨自己不曾覺察李銳又有什麼用呢?反省起自己的思想,則變成了一件不足奇怪的事了。筆記寫了好幾天,寫的過程中好像吐什麼似地,一氣寫下去了。寫完後看一遍,發生兩種反應:一是隱隱覺得:“我沒有這樣壞。”一則又覺得反省還不深,還太零亂。    在寫了一篇儘量往壞處說的過頭的自我檢查之後,終於得到了諒解,放下了包袱。10月23日星期六,日記里就記下她高興地跳舞了。晚會上叫她高興的事還真不少:    蔡大姐今天為什麼那樣深深含情地看我。她是那樣叫我:“小——范。”我真想叫她一聲好大姐,好媽媽!她知道不知道我的心情呢?    洛甫同志今天也特別喊我,仿佛他也知道我要好好生活起來似的。    她還想,“等我的問題弄得差不多了,我要去找恩來同志玩一次。”    這以後,鄧姓者在她日記中的出現就頗為頻繁了。讀者在書中自可看到,這裡就不再摘引。這兩個人之間後來發生的事情,李南央已經寫在她的書中了。可以指出的是,在范這一方面,恐怕首先還不是感情的選擇,而是政治的選擇。李銳的老友李普在《兩個相反的典型》一文中說:“從思想改造這方面來說,范元甄是思想改造完全成功的典型,李銳恰恰相反,是思想改造徹底失敗的典型。”而婚變,可以看作是她思想改造完成的標誌。    在孫平的日記里,好幾處用了“洗腦筋”這個說法來形容思想改造。例如1944年2月22日:“整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對參加即將召開的黨的七大的代表進行‘洗腦筋’。”3月27日:“知識分子受到整風最沉重的打擊。給知識分子‘洗腦筋’的工作搞得特別起勁。”9月6日:“‘洗腦筋’使幹部癱瘓了、軟弱了,使他們不敢有自己的主見。”這樣把思想改造稱為“洗腦”,是外國人的用法。如果拿漢語來說,只有使污穢的變得潔淨,才用洗字,例如洗衣、洗澡之類。現在是拿一大堆烏七八糟的東西用強力硬塞進人頭腦里去,怎麼能用洗字呢?叫染腦還差不多。前若干年,一度流行“精神污染”一語,倒可以看作是“思想改造”一語最確切的釋文。    范元甄的不幸,就是成了這一場思想改造或曰精神污染的犧牲品。現在她的女兒把她的這些文件發表出來,讓世人看到,她後來變成了一個那樣讓人厭惡的人,比起她個人的責任來,時代、環境、制度這些要負更大得多的責任。這樣,她對後世也就做出了一份有說服力的辯白。在客觀上這也可以算是女兒對於生身母親盡的一份孝道吧。    對於後世史家來說,這本書是一份極為難得的史料。從這個相當典型的個案的原始材料中,人們可以具體地了解到當年整風運動怎樣進行,人怎樣被改造……這些歷史的奧秘。    編者囑我作序,我就寫了以上這一點讀後感。我以為,這是一本足以顯出自身價值的書,任何序言其實都是不必要的。    二00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於北京    **************************************************************************************************      編者序        李南央      父親是一九七九年的元月四日,在被貶逐整整廿年後接中央通知回到北京的。我是在元月一日收到父親從合肥打來的電報,先他兩天從我所在的三線工廠到京,為他安排住宿等事宜。回京不久,父親即得到正式平反,並回到水利電力部復職。水利電力部辦公廳的人用麻袋送回了當年查抄的父親的財產,那其中有我小時候熟悉的暖水瓶和一些日用品、書籍,甚至還    有避孕套,驚嘆當年對父親的“沒收”真夠徹底。    我整理了那幾麻袋“垃圾”,揀出了尚可用的東西,其餘都當廢物扔了。可是那些當年水電部黨組收走的父親最珍貴的信件、日記、筆記等等,卻沒有蹤影。經詢問,無人記得文革中曾銷毀過李銳的物品。因此父親以極大的期望讓他的秘書繼續查找。終於有一天,在機關大樓地下室發現了一個加了封條的大保險柜,鑰匙已無處可覓。秘書撬開鐵門,滿櫃都是父親的材料!父親將它們悉數抱回。那其中有父親的工作筆記和日記等,還有他和我母親的通信及我母親早年的日記。出於好奇,我草草地翻看了一下父母的通信,詫異其中延安時期的信件已經是“二進宮”了,竟完好地保留着搶救運動時期審查人員整理裝釘的標籤。母親信的內容也使我驚訝,沒想到她對父親曾有過那樣的柔情與嬌情。 字裡行間流露出的對父親的愛,使我難以相信這些信出自後來對父親恨得咬牙切齒的母親之手。我那年廿九歲,並不認識這些信件的史料價值,只想着是日後寫小說的絕好參考資料,便把它們原封不動地塞進柜子,再也沒有翻看過。這些信件如此一放就是廿五年——四分之一個世紀晃眼間過去了。    一九九九年三月,我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一文在大陸的發表,使我的母親——范元甄這個沉寂了半個世紀,當年在延安為人們熟知、很紅的名字又被憶起。這篇文章所引起的爭議是我始料不及的。儘管我自認為是盡力作到了公允,只講述事實,但是很多讀者還是以為我的感情色彩太濃。我以為我寫我的母親,絕不僅僅是寫她一人,因為她是那個歷史、社會和制度造就的典型,因此想作“以實代論”的文章。只可惜我的經歷、閱歷和學識,使我無法充分地在文章中展現我的父母所經歷的巨變的時代和歷史事件,以使讀者了解何以同一個家庭、同一個黨的兩個成員會成為如此極端相反的兩種類型的人;引起對造成范元甄異化的環境、思想氛圍、即共產黨那些年曆程的反思。因此我想到了父母的信件。我和我的先生悌忠在二00二年的六月份開始着手整理這些信件,先是把它們一張張弄平整,再用塑料薄膜套一張張夾好,放入活頁本。這些信件整整裝釘了廿八冊。還沒有看內容,我們已被那些經年日久、製作各色的紙張的文物價值所震憾了。    在此後八個月的時間裡,我用下班後六點到十一點的時間,把這些信件輸入電腦,查核日期,編輯成冊。來美國探望女兒的熱情的作家奚青先生也參加了輸入,否則我根本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這一工作。在那八個月內的幾乎每一個周末,我和悌忠都用來做原件和電腦輸入件的核對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則是被這些信件所跨越的巨變的年代、歷史性地域,及其所涵蓋的鮮為人知的、毫無粉飾的發生在革命隊伍內部史實的紛紜和博雜所震撼了。奚青先生和我們一樣毫不懷疑地認為,我父母間近八百封保存完好,逾八十萬字的這些信件和少量日記,所敘述的不僅僅是家務事,這些文字映射出自抗戰初期始、經延安、解放戰爭、解放東北繼而解放全中國,接管政權創建新國家,直到廬山會議後止於一九六三年,中國共產黨在此四分之一個世紀中,每個大歷史階段的指導理論和行為。幫助我審閱、腳註的朱正先生更是將這些信件評價為:“一部活的黨史”。    人說迄今共產黨的信史只有一部,那就是父親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其他類似五十年代的《紅旗飄飄》,近年的第一、二代革命者的個人回憶錄版本雖多,但無不有所取捨、有所迴避;甚至編撰、捏造也不為鮮。自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的第一代共產黨人幾乎都已作古,抗戰前投身革命的第二代共產黨人活着的也已為數不多,且均已屆大耄之年,要想再有一部由當事人撰寫的共產黨的信史,已幾乎是奢想。人亡事滅,歷史留下了無數的空白點,有些事或竟成為千古之謎。能夠給歷史做些補缺工作的只有私人的日記、信件和封存在中央檔案館裡的文件了。或許還有那些失敗者留在後人手裡的文字,等待着公開面世的時機。    名人的私人信件集,古今中外都有出版,只聽說發生過版權之爭,未聞有觸犯隱私的糾紛,大概就是以名人的私人信件為史補遺是一公理。近一個世紀來,中國大陸風雨蒼黃,能夠保存下來的數量如此之眾、篇幅如此之巨、年代如此之長久的共產黨高級幹部的家庭通信,我敢斷言“李、范”間的即使不是唯一倖存,也是寥寥者了。讓其塵封於我的家中,而我的後代並不一定能認識這些信件的價值而終有一天散盡,我實不甘心。故整理出來(並附歷史照片),斗膽予以出版。希望搶在那些第二代共產黨人還未走盡之前將此書面市,讓他們能看到這本書,他們本人或家人或可給此書空缺的腳註(均以“?”在腳註中標出)補上一些人、事資料。    父親的摯友黎澍先生,是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和思想家,他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為他的學識、為他的科學的思考、為他的敢於開研究風氣之先。黎澍先生認為研究歷史“‘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弄清史實’。只有占有大量史料,去偽存真,才有可能發現歷史過程的本質和規律,才會有對歷史的正確的認識。因而,‘考求歷史真實不能不是歷史科學實現其發現規律這個首要任務的前提條件。’”(引自丁守和等著《黎澍學術思想述略》)。我因此相信這些信件正是黎澍先生所強調的那類最珍貴的、可藉以弄清史實而為研究歷史,從而發現其發展規律以為今日借鑑所必須占有的史料。一九七九年黎澍先生曾想調我到他的《歷史研究》雜誌社工作,當時基於多種考慮,我沒有去。現在以這本書回報黎澍伯伯當年對我的信賴和期望。我相信他若在天有靈,是會認為我做了一件有意義的工作的。我也相信我的父母會為自己給歷史留下了珍貴的史料而自慰當年曾點燈熬夜寫下了這些如今已價值連城的字字句句。        李南央    寫於美國舊金山灣區    二00四年四月廿日        編輯說明    ⑴ 原件明顯的錯字、漏字、衍字等,均加校正,不再註明。    ⑵ 原件破損失字或查不清的字、句,用[]號表示。    ⑶ 原件字跡不清,由編者猜測的字加{}號。    ⑷ 原文字下加重圈者(“。”)用 代替。    ⑸ 所錄信件均保留了原件日期書寫方式,完整的年、月、或日採用()括在其後。    ⑹ 如果原件落款日期明顯不對,在()內修正。    ⑺ 如果原件落款日期經核對信的內容、以及與上下信之間關係,證明有誤,均予糾正,並用編者注方式在()內說明修正根據。    ⑻ 原件語氣標點符號基本保留,只對明顯有誤的加以糾正。逗號和句號沒有完全按原文標註,對原件不正確的使用進行了改正。    *************************************************************************************************      李銳————范元甄通信大事年表      日期——李銳——————范元甄     1938.12.—— 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兼青委負責人——————政治部三廳抗敵演出九隊負責人    1939.2.—— .. ..——————重慶《新華日報》記者    1939.7.25—— 赴重慶參加南方局青年工作會議——————.. ..    1939.10.05 ——離重慶返回湖南—————— .. ..    1939.11.22.——再次赴重慶與范結婚—————— .. ..    1939.12.31. 二人共赴延安    1941.1. ——中央青委宣傳部宣傳科長—————— 馬列學院學習    1941.9. ——調延安《解放日報》任國內版編輯——————調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國際組研究員    1942.11. ——搶救運動開始    1943.4.3. ——被捕入獄 —————— .. ..    1944.6. ——獲釋回《解放日報》 二人離婚 —————— .. ..    1945.6. ——.. ..—————— 二人復婚—————— 調《解放日報》     1945.10. 二人同隨楊家嶺大隊離延安赴熱河辦報    1945.11. 二人同抵承德    《冀熱遼日報》社長 報社副總編輯    1946.2.5.—— .. .. —————— 赴北平參加《解放三日刊》工作    1946.5. ——.. .. —————— 返承德    1946.7. ——.. .. ——————國民黨攻占承德報社倉促撤離,長子生於撤退途中    1946.11. ——經赤峰至林西繼續辦報—————— 撤至齊齊哈爾入《西滿日報》    1947.6. —— 解放軍反攻奪回赤峰,報社遷赤峰——————拒絕返赤峰,轉哈爾濱松江省委    ——報紙改為《群眾日報》任副社長、社長—————— 研究室工作    1947.10. ——.. ..—————— 轉阿城糖廠任副政委    1948.3. ——調東北局任高崗政治秘書 —————— .. ..    1948.4. ——.. .. —————— 調離阿城糖廠,無工作    1948.10. ——調任陳雲政治秘書 —————— .. ..    1948.12. ——.. .. —————— 調東總工會    1949.5. 離東北南下    ——天津停留,調新建湖南省委辦報—————— 留北平治病    1949.6.9. ——隨報社經武漢,見范家人—————— .. ..    1949.8.6. ——入長沙,任《新湖南報》社長 —————— .. ..     1949.10.18.—— .. .. —————— 進武漢    1949.12. ——.. .. —————— 進長沙,任自來水廠軍代表    1950.12. ——調任省委宣傳部長—————— .. ..    1951.4. ——.. .. —————— 因婆媳不和,轉漢口磚瓦廠    1951.12. ——.. .. —————— 轉漢口紙廠    1952.10. ——轉業,調北京燃料部水電建設總局任局長—————— .. ..    1952.12. ——.. .. —————— 調北京石景山發電廠任副廠長    1954.1. ——.. .. —————— 調二機部四局(航空部前身)    1958.2. ——水電部副部長、毛澤東兼職秘書—————— .. ..    1959.1. ——.. .. —————— 調青雲儀器廠任總工程師    1959.8. ——自廬山會議返水電部開始被批鬥—————— 受留黨察看處分,下車間勞動    開除黨籍受留黨察看處分    1960.4.23.—— 北大荒勞改 —————— .. ..    1961.11.20.—— 返京 —————— .. ..    1961.11.30. 二人正式離婚    朱正為中國學者,作家,居中國大陸,李南央為李銳、范元甄之女,現居美國  ──《觀察》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Wednesday, January 12, 2005  本站網址:http://www.guanch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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