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死矢靡它 楊小凱《中國政治隨想錄》讀後 |
| 送交者: 陳沅森 2005年03月21日20:33:3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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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沅森論文之三之死矢靡它—— 楊小凱《中國政治隨想錄》讀後 陳沅森 【題解】“之死矢靡它”出自《詩經》《鄘風》愛情詩《柏舟》,譯成現代漢語就是“至死矢志不變心”。 一、解開了中華民族一個“千年死結” 以下摘錄楊小凱教授在《中國政治隨想錄》中開篇的幾小段話(為了便於敘述和讓從未接觸過楊小凱著作的朋友閱讀,摘錄原文較多): 我想從西方政治史中了解,到底什麼是民主政治,民主政體是如何產生的。 洛克的思想對我有過極大的影響……自從接受洛克的思想,我開始知道革命民主主義與現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對立的東西。 洛克思想是英國大革命的產物……我讀這段歷史時是一九七二年。 按照洛克的邏輯,革命要推翻的是一個暴君,而沒有一個比暴君更集權的力量,卻無法打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對革命中形成的權威,任何人都再無法控制,它又成了新暴君,它又會催生革命。這就是“革命產生暴君,暴君產生革命”的改朝換代邏輯。 共存和制衡是整個制度創新的基礎。 我當時看(英國“光榮革命”)這段歷史,忍不住拍案叫絕。 這大概是改造專制制度以進行制度創新,擺脫專制的革命循環,走向長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這個例子對中國有意義,而美國在英國民主制度的基礎下發展民主制度的歷史對中國意義不大,因為中國不是像美國這類“沒有歷史的國家”。 讓我們來廓清楊小凱這幾小段話的寫作背景和原由: 首先,開宗明義,楊小凱敘述了他“業餘”研讀西方政治史的目的:一是為了弄清楚“什麼是民主政治 ”,二是為了弄清楚“民主政體是如何產生的”。——自1968年因寫《中國向何處去》大字報被判十年徒刑之後,在勞改農場,楊小凱密切注視着波詭雲譎的“文化大革命”,並對其進行了深度的分析和思考。他從學生時代純粹的理想主義美夢中警醒過來,推翻了《中國向何處去》一文中設定的答案。循着這一思路,聯想到美、英等先進國家政治穩定、國富民強,終於悟出必須從西方政治發展的歷程中去尋求答案。於是,在勞改之餘,他開始了勤奮的研讀。他的思路特別清晰,一下就抓住了上述兩個本質問題。 接着,作者告訴我們,他受洛克思想的影響,認識到“革命民主主義”與“現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甚至是對立的東西”。——“革命民主主義”是一種權宜之計,是號召群眾參加革命時打出的漂亮旗號,革命成功後根本不會兌現;而“現代民主政治” 是美、英等西方先進國家實行了兩、三百年,行之有效的政治體制。 第三小段作者交代了讀史的時間:1972年。——請注意! 1972年,24歲的楊小凱在哪裡?他還在“建新農場”服刑(見楊小凱著作《牛鬼蛇神錄》),是一個朝不保夕、隨時都有可能拉出去槍斃的“反革命”勞改犯。 第四小段轉述了洛克關於“革命產生暴君,暴君產生革命”的改朝換代邏輯。 第五小段指出制度創新的基礎是“共存”和“制衡”。 第六小段描述了作者讀到英國“光榮革命”這段歷史時的亢奮狀態:拍案叫絕!——楊小凱為什麼 “拍案叫絕”?一百多年來,成百上千的仁人志士讀到這段歷史時,為什麼沒有一個人 “拍案叫絕”? 第七小段指出英國“光榮革命”“擺脫專制的革命循環”的歷史,對中國具有現實意義。 了解了上述楊小凱讀史的背景和原由,人們就不得不提出下面的問題:一個 24歲、中等文化程度、被判十年徒刑、正在服苦役、生死難卜的勞改犯,處於“文化大革命”非常時期,他的腦子裡在想些什麼? 按照“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古訓,他怎麼會思考一些看似與己無關、有關國家前途命運、非常博大深遠的問題呢? …… 1966年,在狂熱無知的“文革”驚濤駭浪中,筆者抱定一條宗旨:絕對不亂說亂動,決不參加任何群眾組織,低眉順眼地混跡在所謂的“三八司令部”(八小時工作,八小時生活,八小時睡眠),故意麻木自己的心智,跟隨人群大流,學毛著、背毛詩、讀語錄……“早請示,晚匯報”,跟着高呼“萬歲 ”口號,從不敢講半個“不”字,哪裡敢去思考有關政治、國家命運等問題的是是非非!可楊小凱這個人非常奇特,無端被判十年刑,從“高乾子弟”的天堂跌落到地獄,他沒有像芸芸眾生那樣,僅僅只是在頭腦里產生“仇恨共產黨,仇恨毛澤東”那種淺層次思維,而是撇開生死,用一個成熟思想者的頭腦,獨自暗中對社會發出一連串深層次的追問: 1949年歡欣鼓舞的革命勝利,為什麼讓中國的現實變得這樣糟糕? 為什麼現代中國會產生這種極端黑暗、極其野蠻、殘酷的專制? 為什麼沒有人監督和制止毛澤東的瘋狂思想與極端行為? …… 楊小凱敏銳地意識到,是社會結構出了問題。為了探本窮源,他開始研讀西方政治發展史,試圖從別人成功的歷史軌跡和經驗教訓中,尋找出“中國向何處去”的終極答案。 今日說來、寫來毫不費勁,只要設身處地想想當時嚴峻的政治形勢和楊小凱身處絕境,就會知道這種像金子一樣閃光、發出一連串“天問”般的思想是多麼可貴。楊小凱的確與眾不同,他總是高屋建瓴,比別人看得遠,比別人想得深。 一百多年來,自郭嵩燾、曾紀澤先後出使大英帝國,容閎護送第一批優秀少年官費留美,嚴復、孫中山、胡適……等而下之,為拯救中華、拜西方為師、通曉英國“光榮革命史”、熟讀洛克著作的仁人志士,何止成百上千?可是,沒有一個人為此“拍案叫絕”,沒有一個人悟出這可能是適合中國國情、使中國擺脫專制走向自由、共和、民主的範例。 先賢們多把目光投向了美國這個制度民主、國力強盛的典範,但遭到了非難和駁斥:“美國的民主政治不適合中國國情”。因為美國建國(1776年)的歷史很短,沒有長時期的專制傳統。楊小凱獨具慧眼地穎悟到:英國“從長期專制走向自由、共和、民主”的例子,非常“適合中國國情”。所以,他讀史到這裡“拍案叫絕”地讚賞:“這大概是改造專制制度以進行制度創新,擺脫專制的革命循環,走向長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 歷史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偏偏在一個暗無天日的暴政時代,偏偏讓一個沒有多少學問的年輕勞改犯,跳出眾多偉人、先哲的思維窠臼,悟出英國 “光榮革命”的奧妙,解開了中華民族一個“革命產生暴君,暴君催生革命”的“千年死結”,探索到了一條可能拯救國家的真理,你說奇不奇,你說怪不怪? 當我第一遍讀完楊小凱的《中國政治隨想錄》時,心潮起伏,思緒萬千。我屏氣靜心,掩卷深思,對這位同時代的先知先覺,產生了深深的敬意! 二、開創“反革命”新理論 在有長期專制傳統的國家,採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極權政府,最終必定產生暴政,這是楊小凱轉述洛克的理論,不贊成“革命”的第一理由。楊小凱不贊成“革命”,還有以下兩條理由: 占第二位的理由是:“革命會延緩民主化進程……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國民主化進程延緩了幾代人時間、俄國革命使蘇聯的民主化遙遙無期……” 占第三位的理由是:“革命一起,幾百年積累起來的經濟、文化發展成果毀於一旦……” 這兩條都比較容易理解,但傳播不廣。特別是第三條,過去總是顛倒是非,強調“農民起義是歷史前進的動力”。實際上,農民起義是一種“失控的暴民政治狂潮”,其燒殺打砸搶抄對整個社會的破壞相當嚴重,幾百年的積累全部摧毀,一切都要從頭開始。 財富的道理,在於積累。我來加拿大後,看到加拿大人工作起來並不那麼匆匆忙忙,並不拼命搶時間,爭速度。他們按部就班、節奏均勻地工作,非常注意享受業餘文化娛樂生活。由於本土一百多年沒有戰爭,社會財富在一直不斷地增長、積累,沒有遭到人為破壞。他們搞建設,十分注重質量。例如住房,到處是一百多年的老宅。你想想,一幢房子,一百多年來供多少人居住,創造多少價值?只要不發生天災,大多數老宅仍可利用,繼續創造價值。在中國,除了文物,你能找到幾幢百年老宅?地鐵也一樣,不像中國的地鐵那麼富麗堂皇,但簡單整潔,堅固耐用。蒙特利爾市1960年代建成的地鐵,至今仍在發揮並將繼續發揮公共交通主力軍的作用。所以,財富在於積累,無論國家還是個人,道理是一致的。 楊小凱在《中國政治隨想錄》中,用上面三條理由,從正面否定了“革命”;下面,他又論證了“在現代化條件下”“革命”“成功的概率等於零”,從反面否定了“革命”。 在“毛澤東時代”,凡是沾上“反革命”三個字的人,不被槍斃,就被判刑管制,存活過來的是少數。那時候,如果聽到有人厲聲用這三個字斥責你,會嚇得渾身哆嗦,汗毛倒豎起來。 從《現代漢語詞典》裡可以找到“反革命”詞條的兩種解釋:1、與革命政權對立,進行破壞活動,企圖推翻革命政權的;2、反革命分子。 共產黨自稱是 “革命”的,因此,凡是共產黨的敵人,凡是從思想、語言、文字、行動上反對共產黨的某一個政策或某一主張的個人和組織,都是“反革命”。在中國大陸,自 1951年2月21日中共頒布《懲治反革命條例》開始,到1997年刪除“刑法”中的“反革命罪”為止,有數百萬人(沒有統計數字,可能數以千萬計)被無端貼上這個標籤含冤屈死!少數九死一生熬了過來的人,都被鬥爭得脫去三層皮。楊小凱獨樹一幟,他在《中國政治隨想錄》中公開聲言:我本人就是文革後的反革命情緒的代表。— —不光“反革命”,還要當“代表”! 在這裡,楊小凱賦予了“反革命”一詞全新的含義:反對採用“革命”的手段推翻現政權,防止暴力 “革命”的發生。他在《中國政治隨想錄》中說: 人民革命只會產生暴君……在有長期專制傳統的國家,革命只會產生暴政。用革命來改變大陸專制制度是否可行呢? 一九六零年代末,中國政治極端黑暗,當局的經濟文化政策荒謬絕倫,稍有知識的人都會被這種昏庸無能刺激出參政的興趣。 當時很多人被劃為“黑七類”,受到極不公平的歧視和迫害,“孤苦無告,樹黨強訴”的情緒相當普遍。搞政黨活動、會黨活動的多如牛毛。 一九七零年的 “一打三反”運動把這類革命活動幾乎完全從肉體上消滅了。 一些最優秀的從事革命活動的職業政治家被當作政治隱患而槍殺……他們……判斷,社會現代化過程已使傳統意義的革命幾乎不再可能。 現代化的通訊、運兵手段的發達……譬如在現代化鐵路運兵的條件下,當年的武昌起義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現代報紙、電台也使一個專制國家可以完全控制社會輿論。 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眾多政黨活動由於官方的封鎖消息,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世界輿論都根本不知道。這種政體有能力把政敵消滅在無聲的黑暗中。 在現代化條件下,如果沒有國與國的戰爭,沒有上層階級內的大規模衝突或類似代理人戰爭式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個專制政體(象武昌起義一樣)成功的概率等於零。 以上論述,無疑是十分正確的。由於科技發達和中共採用極殘酷的鎮壓手段,今人再也無法效仿古代《水滸傳》的梁山英雄和近代“井岡山的山大王”了。即使策反一、兩支部隊“起義” ,當局迅速調動大兵團包圍,剩下的也就只有繳械投降一條路。 所以,從正、反兩方面都有充分理由,說明中國只能走政治改革的道路,絕對不能再採用“以暴易暴 ”的老套路,陷入“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煙塵”(《隋唐演義》語)相互血腥廝殺,最後又產生一個新暴君。 問題在於民間對此認識不足,仍然有許多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幻想武裝起義,用暴力推翻共產黨。例如,前不久,曾節明先生在網上發表《不能過分否定暴力革命——謹以此文致楊小凱先生在天之靈》一文,把陳年老調重彈一遍:“若專制者死不改悔,頑固地施行迫害,人民除了把他們打出文明世界以外,還有什麼別的好辦法呢?……除了發動起義,我們別無選擇!” 還有高光俊先生的大塊文章《如何推翻中共》(載《大參考》2004年7月17-18日),指出“武裝革命”是“推翻中共的主要途徑”,通篇採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中共“革命”意識形態和老套路。這些作品雖然洋洋灑灑,但缺乏新意,沒有駁倒楊小凱的“反革命”理論,沒有講出令人心悅誠服的道理。有人估計,目前中國大陸至少有一萬個這樣潛在的“准革命”群體。我認為,這個估計數字太保守了,按照“人與人的關係就是政治實力,不一定要有形的組織”的政治結社原則,何止一萬個! 形勢是比較嚴峻的。請注意,楊小凱不是“過分否定暴力革命 ”,而是“徹底否定暴力革命”。所以,他在《中國政治隨想錄》中發出警報:防止革命對於今天中國的改革仍是現實和重大的政治問題。 曾節明先生在文章中認為:楊小凱的理論好是好,但“脫離了群眾,偏離了真理”,“局限在象牙塔里……”——這種批評對不對呢? 我認為有欠公允! 說楊小凱“局限在象牙塔里”,真是天大的笑話和冤枉!如果你認為“勞改農場”算“象牙塔”,那麼,請你去鑽一鑽吧! 有誰像楊小凱那樣無端墜入社會的最底層後,徹底解剖了一個又一個社會最基本的“細胞”(見《牛鬼蛇神錄》中描寫的幾十位牢友)?有誰在“監獄”這座大課堂里接受過許多遭受冤屈的職業政治家與各類精英人物睿智的薰陶和啟迪?楊小凱在監獄和勞改農場被迫拋撒十年青春,3600多個日日夜夜與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 ”廝混在一起,從社會精英到流氓無產者,從偷扒搶劫之徒到學富五車的教授……魚龍混雜,良莠紛呈。每個人都從不同角度訴說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冤情和對毛澤東、共產黨的刻骨仇恨。由於身處煉獄,楊小凱體驗到了人世間最悲苦、最複雜的社會現象,傾聽到了社會最底層最強烈的反抗聲音,所以,身受切膚之痛的他對社會的認識比一般人深、透得多。 楊小凱天資聰穎,目光遠大,博學多才,記憶力驚人,後期又登上經濟學世界高峰,遍閱東、西方社會之萬象,閱歷極其豐富;博覽古今中外之群書,知識底蘊極其深厚……而且畢生都在思考“中國向何處去”這一百年難題。因此,經過他的廣闊視野、反覆比較和數十年深思熟慮後得出的結論,不但是血淚凝成的思想結晶,而且是社會極其寶貴的財富。 沒有經歷極端專制黑暗時代的人,也許難以理解楊小凱思想的深度和他得出的結論的價值。筆者是楊小凱的同時代人,從專制暴政恐怖中走過來,對於他對社會的透析及精闢、獨到的見解,極為欽佩! 按照楊小凱的理論,中國不應該再度陷入“專制—革命—專制”的惡性循環。目前中共依恃強大的軍隊和警察,採用殘酷的鎮壓手段“把一切‘不安定因素’的苗頭消滅在萌芽狀態”,連打出“XX革命”旗號的機會都沒有,成功的概率當然等於零。——這個結論是毋庸置疑的。 楊小凱指出:年輕的知識分子毫無政治知識,盲目崇拜革命,盲目崇拜“人民”這個偶像……筆者奉勸有志於“革命”的年輕朋友三思而行,鑒前車之覆轍,思行動之後果,仔細研讀楊小凱的這篇文章後,再作出人生道路上的重大抉擇。 在寫完《中國政治隨想錄》之後,楊小凱又讀了英國人伯克寫的《法國大革命論》,認識進一步深化了。《法國大革命論》這部經典反革命理論認為, 革命的時候,一般都是對這個制度不滿,革命者“相信人的理性,認為可以把這個制度改造好”。但在革命過程中 , 可能將許多人們不了解其功能的有效制度破壞了,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歷史有一個很長的篩選過程,好的東西經過篩選建立起來,壞的東西經過篩選淘汰出去。經長期歷史變化後仍生存下來的制度,一定有其生存的理由。楊小凱說,現在中國雖然有許多問題, 但有合法的警察暴力,可以懲罰偷竊,維護國家機器的運轉。還有,中國政府決定最高領導人的一些機制,也不是誰說了算的,它也有自己的套路。…… 經過了許多磨練,一步一步做上來……也就是說它有一個讓人服氣的機制。如果把這些機制去掉了,誰都不服誰的氣,那可能就亂套了。有些機制,你現在看它有不少弊端,它正面的東西被你忽略了,當你革命的時候,沒有了這些機制時,你才會發現沒有它可能會更糟糕,你不得不恢復和保留它。否則,去掉這些機制,革命的後果可能比預想的要壞,這就是所謂的“反革命” 思想。 三、假定楊小凱的“反革命”理論是真理…… 楊小凱在《中國政治隨想錄》中說,“民主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就是避免革命與專制的循環”,“追求民主的第一要旨不是打到老暴君,而是如何避免改朝換代”。那麼,反對者會說:這種 “捆住群眾手腳”的理論,豈不是要求大家“俯首稱臣”,“助紂為虐”,默認工、農的困苦狀況,默認貪官污吏的合法性,延長中共在大陸極權統治的壽命嗎? 許多人認為, “延長中共壽命”,是楊小凱“反革命”理論的一種必然結果; 但是,也有人認為,如果人人都真心實意“反革命”,採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就會加速中共的政治改革,加快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還有人認為,如果人人都真心實意“反革命”,採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會促使中共早日倒台,加快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更有一些人認為,“反革命”理論過於理想化,是空中樓閣,水月鏡花…… 各種論調,不一而足。 所以筆者主張進行一次討論(亦可稱辯論),弄清楚楊小凱的 “反革命”理論究竟是不是真理?有沒有可行性? 海外幾家民運組織去年12月準備在泰國召開一次“中國向何處去”的研討會,因中共打壓而流產,建議將這個會議改在網上召開。通過廣泛而又深入的研討,以確定我們的目標和方向,統一我們的步驟和做法。 如果經過深入研討,最終作出“反革命”理論不是真理的結論,不具備可行性,可將其束之高閣,不予理睬;但如果大多數人認定它是真理,又具有可行性,就得依照這個理論切切實實地執行。 平心而論,自鄧小平復辟成功後,中共已經變得開明多了,不像“毛澤東時代”的暴政,簡直不讓人活。毛之後的中共領導人,基本上恢復了一些人性,某些時候也講理性。這些年,政治改革的步子雖然邁得比較緩慢,但總體說來,還是在一步一步向前走。例如 2003年廢除城市“收容審查”制度; 2004年將保護私有財產、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儘管是官樣文章,尚未認真執行)……與毛澤東時代的缺乏人性,毫無理性,不可同日而語。 也許有人會提出“六四”事件缺人性、無理性。在這方面,閻真先生說出了許多人不敢表達的另一種觀點。他說: “‘六四’… …聽到政府向學生開槍,悲憤之情難以描述,直到今天,這種感情也沒有改變。 “但我想討論事情更本質的一面。……無需政治想象力的想象,逼得我不得不堅定地、理性地(雖然不無感情猶豫地)靠近一個殘酷的結論:‘六四’的槍聲使一場巨大的民族浩劫得以避免,這一結論在最好的可能性的前提下也是能夠成立的。”(見《再當一次政治大趨勢預言家》載《中國時代》1999年一月號) 儘管閻真先生的表述不被多數人贊同,但人們不得不承認,閻先生說的也許有道理。 楊小凱的“反革命”理論與此異曲同工,需要理性地對待。筆者只是在主觀、直覺方面,感覺楊小凱的論述很有道理。但茲事體大,不敢造次,不可專斷,因此,在上面的探討中,一再謹慎地使用“可能”這一詞彙。 現在先假定,楊小凱的“反革命”理論是真理,各方面應該怎麼辦?首先談談爭取民主的人士,即與中共“持不同政見者”,應該怎麼辦?原來,沒有受到楊小凱“反革命”理論啟迪之前,許多爭取民主的人士雖然暫時沒有考慮武裝起義,但對“推翻中共”持贊成態度;對中共面臨的重大困難、政治方面的突發性災難事件和國內、外出現種種不利於中共的局面,持隔岸觀火,幸災樂禍,推波助瀾的態度;出版了某些預言中共垮台的書籍,例如章家敦先生的《中國即將崩潰》,對其中分析金融黑洞即將引爆金融危機,產生整個社會連鎖震盪,導致中共崩潰,持歡迎和“走着瞧”的態度……一言以蔽之:希望中共早日倒台!假定楊小凱的 “反革命”理論是真理,那麼,我們這些爭取民主的人士就應服膺真理,改變態度,不是要求每一個人去“幫助”中共,但至少不能持“幸災樂禍”的心態,不能眼看着中共崩潰時國家陷入動亂和改朝換代的災難之中。那麼,民主人士該做些什麼呢?我認為,目前排在第一位最重要的事情是利用互聯網進行全方位、深層次的滲透,將歷史的、現實的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訴大陸人民和中共黨內人士。 1989年蘇聯解體,許多人把功勞記在戈爾巴喬夫個人身上,認為戈氏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期盼着中共黨內早日出現這樣的英雄。 這種理解是片面的,出現單個英雄人物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實質上,蘇共垮台,蘇聯解體,是蘇聯國內和蘇共黨內大部分人覺醒的結果。大部分蘇聯人民和蘇共黨員都覺悟到: 70多年的“共產主義”實驗是一種錯誤的選擇,給蘇聯帶來的是災難和落後,認為再繼續那樣搞下去,將使俄羅斯民族、蘇聯其他民族和整個國家,永遠落在世界其他民族和國家的後面。 那麼,大部分蘇聯人民和蘇共黨員,是怎樣覺悟的呢?不是某個“英雄人物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結果,而是“開放報禁”(“開放報禁”是個老詞彙,實際上包含開放廣播、電視和互聯網等所有媒體)的結果。 報禁一旦開放,人人認清歷史和現實的真相,就會得出相同或相近似的結論,認識就會提高到同一水準。因此,1989年的蘇聯政治形勢,不出現一位“戈” 爾巴喬夫,也會出現一位“貝”爾巴喬夫或者“比”爾巴喬夫。蘇聯的解體,是全體人民覺悟提高的必然結果。所以,與其說蘇共垮台,蘇聯解體是戈爾巴喬夫個人的功勞,不如說,是在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下,開放報禁的功勞! 中國國情不同。中共死死摳住輿論這一陣地,至今實行毛時代的“輿論一律”,不肯開放報禁。站在中共黨內利益集團的立場,他們這樣做是對的。因為他們認識到,一旦開放報禁,全體中國人認清事實真相,其結果必然倒台。毛澤東曾經說過(大意),辦一份報紙,天天揭露陰暗面,不出三個月,非垮台不可。 但是,站在整個中華民族利益的立場,用歷史的眼光長遠地看問題,中共不開放報禁,是絕對錯誤的,是一種罪惡,將使中華民族永遠落後,甚至“球籍”都會成問題。 由於中共死死摳住輿論這一陣地,所以,中共廣大黨員和大陸人民都不知道歷史事實和現實情況的真相,不知道80多年來,毛、劉、周、鄧等領導人和中共究竟幹了一些什麼壞事,究竟是怎樣禍國殃民的;也不知道目前國際、國內的種種真實情況。因此,朦朦朧朧的中共黨員和大部分中國人,雖然目睹貪官污吏、工農困苦… …但無可奈何,別無良策,只能幹瞪着眼,發發牢騷,將就着過。 “有一碗飯吃,撐不飽,餓不死”的大陸知識分子,幽默地稱這種無可奈何的現狀為“陪活”——陪着貪官污吏活着。人們既希望改變現狀,又擔心動亂,“寧為太平犬,不作亂離人”啊!有人甚至提出這樣的問題:“沒了中國共產黨,怎麼辦?誰來領導?” 中國不是沒有出現英雄人物,而是早已出現了,趙紫陽就是一位。趙紫陽的認識水準,絕對不在戈爾巴喬夫之下。怎奈廣大黨員和全體人民沒有覺悟,沒有群眾基礎,高層頑固老人仍在,孤掌難鳴,獨木難撐,英雄只落得幽禁終身的結果,活活地上演一出民族悲劇。 因此,中國的問題千頭萬緒,當務之急是喚醒全中國人民和全體中共黨員,讓他們看到事情的真相,看清事物的本質。就這一點來說,2004年11月18日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這一天,平地一聲雷,《大紀元》首發《九評中國共產黨》系列文章,使中國人民認識到中共的真面目,提高了中國人民的覺悟,敲響了中共的喪鐘,燃起了中國的希望! 前不久,江、胡交接棒的時候,媒體對胡錦濤寄予一片厚望,希望他成為一位政治改革的英雄人物,名垂青史。現在,胡的作為,使大家失望了,原因就是廣大中共黨員和全體中國人民尚未覺悟。這個例子和趙紫陽的例子,從正反兩面證明:單靠一個英雄人物是靠不住的,必須喚醒全民族,提高大家的覺悟。 從現階段情況來看和對未來一段相當長時間的估計,中共絕對不會,也不敢開放報禁;我們也絕對不能期盼和等待中共開放報禁。因此,目前排在第一位、最重要的事情是利用互聯網進行全方位、深層次的滲透,將歷史的、現實的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訴大陸人民和中共黨內人士。 中共利用美國最新技術和美國培養的IT博士,在互聯網上設置“防火牆”,把不利於中共的信息,一律擋在防火牆之外。這個“防火牆”是動態的,時時刻刻在改進,在提高它的效能。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們要設計針對性的“突破防火牆”軟件,同樣時時刻刻進行改進和提高它的效能,並不斷發送給大陸同胞。 筆者有一個 IT業外行人的猜想:既然病毒能入侵電腦,自身進行複製,為什麼“突破防火牆”的軟件不能做成一種“良性病毒”,只要這台電腦上網,就能友好地“入侵”,並很快地複製和“傳染”給他人。讓中國大陸那些有機會上網的網民(今年大陸網民將突破一億),就像使用“傻瓜照相機”一樣,按一個鍵就能突破防火牆;甚至只要這種軟件進入電腦,就能自動突破防火牆,從而飽覽自由世界的真實信息。 我相信,這種 “良性病毒”是會大受歡迎的。設身處地,如果現在我在中國大陸,突然某一天上網之後,發現我的電腦能進入過去一些過去根本不知道的海外網站,飽覽各種真實信息,我會高興得要死,並立即把這一大好消息和獲得軟件的方法(如果有方法的話)告訴我的朋友,讓他們快慰地分享從未品嘗過的“精神糧食大餐”!這種“一傳十,十傳百”,成幾何級數擴散的速度和效應,是十分驚人的,很快就會形成燎原之勢。 幾乎所有中共高層領導的子女都在西方國家留過學(或正在留學),成千上萬的“海歸”學成回國,總會有人把把民主、自由的思想、理念以及西方國家的現實情況帶入了中國,再在互聯網的突破上狠下一番功夫,就會迅速提高全民族的覺悟,就會使中共黨內高層出現一批(不是一個)有識之士,從而加速中共的政治改革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民運組織和高級軟件人士,應該集中資金、人才和力量,加大力度研製,甚至進行聯合研製和開發,迅速推出和不斷更新、升級“突破防火牆”軟件以及研究如何大面積、快速有效地發送給中國大陸網民的方法。同時希望那些“天才的黑客少年”,也自動加入到研製這類軟件的行列中來。研究的人多,研製的方法多種多樣,就可能迅速出現中共防不勝防、堵無法堵的局面。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使中國人民的認識水準不斷提高,促使中共高層穩步地進行政治改革。因此,需要寫作大量像《九評共產黨》那樣的揭露真相的文章,發出大膽的中肯的批評聲音,並將這些文章和聲音,通過現代化的媒體,突破中共的報禁,傳到國內千家萬戶去。 楊小凱在攀登世界經濟學高峰的過程中,祖國的需要、“中國向何處去”仍然時時縈繞他的胸懷。他擠出時間,寫了許多振聾發聵、言之鑿鑿的政論文。在《中國政治隨想錄》和其它系列文章中,批評、批判中共的語言犀利、尖銳;指出的問題一針見血,戳到痛處;講出的道理,令人深深敬服。楊小凱雖然是“真正的獨立知識分子”(在海外、有私人基金資助、不依賴中共發工資),但他的種種言行,都是建立在“和平、理性、非暴力”和殷殷希望、切切期待的基礎上,有時是耐心勸慰,有時是熱忱告誡,絕無冷言冷語的譏諷。 我們要向楊小凱學習。如果你的文章言之有理,如果你的見解高人一籌,如果你的理論切合實際,如果你的方法切實可行……一言以蔽之,如果你發出的聲音影響力較大,就會“上達天聽 ”,擺到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辦公桌上,就有可能納入中共政治改革的議事日程。 年輕人,特別是那些具有政治敏銳感,胸懷大志,“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決心干一番大事業的年輕朋友,在放棄武裝“革命”的同時,可以做好參政的準備,可以做好組織政黨的思想準備、理論準備和人事準備……要按照楊小凱的諄諄告誡,一定不要組織那種“用武力推翻中共為目的”的政黨,而是成立類似西方那種參與政治競爭的政黨。不過,楊小凱認為,現在——寫作《中國政治隨想錄》的1987年——還沒有到組建政黨的時候。18年過去了,組建政黨的時期仍然沒有成熟。2004年,幾位組黨先驅,例如“新青年會”的“四君子”、黃金秋(筆名“清水君 ”)等,都被判了重刑。 楊小凱在《牛鬼蛇神錄》中傾心讚揚的一位被人稱為“舵手”的一流職業政治家劉鳳祥(原《湖南農民報》主編,1957年劃為“右派”,因政治潛在能量太大,1970年被當局槍殺),在當年殘酷鎮壓的形勢下說:“在現在的中國,搞秘密政治組織幾乎不可能不被破獲。”他不主張有“有形的政治組織”,但主張積極的政治活動。他說:“人與人的關係就是政治實力,不一定要有形的組織。” 有着強烈參政意識和結社組黨的人物,具有善於結交朋友的本能。因此,在目前的形勢下,身處國內的有識之士不要急急忙忙成立“有形組織”,而是努力發展思想意識相同者的友誼和編織這種人際關係網絡。一旦時機成熟,政黨便呼之而出。 真正具有參政理想,希望成為大政治家的人是不怕坐牢的,甚至不怕殺頭。對於政治家而言,牢獄之災實際是一種必要的、可貴的政治資本。南非曼德拉坐過27年牢,南韓金大鐘坐過25年牢,後來都登上了政治巔峰……台灣民進黨彭明敏、施明德等,都是從牢獄裡走出來的。三年前,楊建利博士勇闖大陸,“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用坐牢來實現“非暴力抗爭”的理想,實在是可欽可敬! 大家都有這樣一個感覺,中國持不同政見群體,一直群龍無首,缺乏一位威望極高的領軍人物。“六四”時,一位“走路昂首挺胸”、智慧和人望極高的大科學家,成為聚焦一時的風雲人物,當時我估計他可能成為中國的薩哈羅夫(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領軍人物,物理學家)。可惜他怕坐牢,情急時匆匆作出一個令他一輩子都後悔的決定,雖然躲過了牢獄之災,用“封咪”換得流亡國外,但從此在政治舞台上銷聲匿跡了,令人深感惋惜! 也許,那位大科學家當年從某種可靠渠道,獲悉了“有人要幹掉他”的消息。坦克上街的那幾天,混亂之中有可能。但恢復秩序,發出通緝令後,如果在重量級國際友人的陪同下主動“投案自首”,像他那樣享有國際聲望的著名科學家,中共是不會殺害的(留作統戰或國際談判的交換條件)。在“皇城根”坐牢,秦城監獄的條件遠比外地監獄好得多。楊小凱刑滿釋放後聽在北京坐過牢的朋友說,在牢裡竟然可以吃得飽,令他感到很驚奇。楊小凱在湖南岳陽建新農場勞改,天天干體力活,正當長身體的18歲—28 歲,一直處於半飢餓狀態。目前,海外許多坐過牢的持不同政見者,雖然各有優點,也具有一定的威望,但尚未成熟到眾望所歸的領軍人物的高度。 中國的高乾子弟(俗稱“太子黨”),大多被鄧小平和鄧之後的經濟政策腐蝕了。利用與生俱來的權力關係,在瓜分國有資產的大會餐中,他們一個個吃得膘肥體胖。由於錢財來得太容易,他們並不珍惜,終日沉迷於道德淪喪的溫柔鄉,富貴海,大把大把地“燒錢”縱慾,把祖國和民族對他們寄予的厚望,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高乾子弟與政治權力有着天然的臍帶關係,只要他們之中的佼佼者警醒過來,依靠祖輩、父輩的威望和人脈關係,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就能成為明日的政治新星,就能為中國走向自由、共和、民主作出貢獻。“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昂山素姬之所以成為緬甸反對黨的領袖,雖然她本人具有種種優點和良好條件,但與威名震震的昂山將軍是她的父親有很大的關係。楊小凱在《中國政治隨想錄》中滿懷希望地說:中國正處在一種從極權政治向權威政治過渡的可能性面前……因此,在政治改革的歷程中,呼喚和期待着中國的昂山素姬。 中國政治改革任重而道遠,還有許許多多事情要做。如果每一位參與者的思想境界都達到楊小凱那樣的高度,事情就好辦多了。 千條萬條有一條,就是不要組織武裝鬥爭。這一點,海外許多有識之士從各個不同角度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九十高齡的千家駒老人逝世前寫信給兩位中共元老,希望“和平演變”; 劉再復和李澤厚對話,寫了一本《告別革命》的書; 鮑彤先生說過,他反覆地看人類發展的歷史,反覆地研究各個國家的發展,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他認為促使決策者往前走,是老百姓犧牲最少,一個民族付出代價最少,而能夠走向現代化的一種方式; 中國的大多數老百姓希望變,不希望亂。海外人士也希望用一種和平的、漸進的方式逐步改變。因為真正出現大的動亂,有錢人可以夾着皮包逃跑,受苦受難的、流血的都是老百姓。所以我們希望出現的局面,就是共產黨內那些能夠認識歷史潮流的、開明的領導人能夠改變這樣一種局面。 問題的另一面,中共應該怎麼辦?如果中共高層認為,反正你不能搞武裝鬥爭,反正你無法推翻我,江山我們一大屁股坐定了,我行我素,你其奈我何!——如果採取這種態度,矛盾積累到某一臨界點,說不定某個突發事件點燃了導火線,大動亂如山崩海嘯猝然降臨…… 我深深相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層次中蘊含着一種“道義”,這種“道義”已植入每一個炎黃子孫的靈魂。這種“道義感”,就是對於國家、民族的“責任心”。只要是受過漢語語言文字薰陶的中國人,都會或多或少繼承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道義感”和“責任心”。他們對中國的前途充滿信心,堅信“中國的事,中國人自己一定能辦好!”——只要具有這顆心,無論是張三當權,還是李四當權,隨着政治改革條件逐漸成熟,都會想方設法使中國向穩定的政治結構過渡和國泰民安方面發展。 不管形勢怎樣變化,中共高層要解決的兩個重大問題,仍然是英國“光榮革命”時的兩個問題:“共存”和“制衡”,而首要的是“共存”。 中共領導人一定要放棄“階級鬥爭”學說,無論什麼人,只要他不搞武裝鬥爭,不以推翻中共政權為目的,不管他說(寫)了些什麼,首先是不要抓他,而後是不要殺他。要珍惜生命!你們過去錯殺了多少好人?事後又來“平反”,可優秀人才不能復生。 中共的各種理論和辦法,在中國已經試驗了半個多世紀。實踐證明,你們的種種理論和辦法,至今不但沒有決中國的根本問題,反而製造出許多災難和新的社會矛盾。你們有什麼理由制止別人說話(寫文章)呢?別人說出一些道理,無論對與錯,有什麼理由要抓捕他,置他於死地呢? 只要全社會有識之士堅定地“反革命”,採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只要中共的黨內精英穩步進行政治改革,就一定會開創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一種新型的“共存和制衡”的局面。 臨了,筆者認為借用《詩經》《 鄘風》《柏舟》中“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這句詩來讚揚和紀念楊小凱,非常適合。我深深相信,2004年7月7日7時49分,55歲的楊小凱靈魂升天之際,一定在大聲呼喊:“(我)至死矢志不變心,祖國母親啊,原諒你兒子的直言吧!” 楊小凱傳奇而又光輝的一生,自始至終都在思考和探索“中國向何處去”,其心血凝結在《中國政治隨想錄》等系列政論文中。他是一位真正的、徹底的愛國主義者,一位矢志不渝、發自丹田肺腑、感人至深的愛國主義者!筆者希望就楊小凱的一些思考和論述,展開一場廣泛而深入的研討,深化和揭示“中國向何處去” 的終極答案,在真理面前統一我們的步調。 2005年2月24日 於加拿大蒙特利爾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現居加拿大──《觀察》首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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