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中學的時候就知道中國文化巨人魯迅走上文學之路是半路出家的,魯迅的原名是周樹人,魯迅只是他在文學界成名後的筆名,魯迅當年選擇的終身職業原來也不是文學家而是醫生。魯迅當年所以選擇醫生作為終身職業是因為痛感中國人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屈辱地被洋人稱為“東亞病夫”,而發誓獻身醫學領域,為強壯中國人的體魄奮鬥終生。
說起來,中國人被洋人稱為“東亞病夫”並不是沒有一點兒來由的,當時中國的統治者沉溺於毒品、淫亂,將身體搞得虛弱不堪;下層社會貧民百姓則苦於營養不良、缺醫少藥,體質羸弱早衰。洋人將中國人稱為“東亞病夫”確實也不算太離譜。
但魯迅在東渡日本學醫經年,眼看就要出道時卻因為一場電影而徹底地改變了人生軌跡,毅然棄醫從文,由發誓獻身醫學領域,為強壯中國人的體魄奮鬥終生變為發誓獻身文學領域,為喚醒中國人的麻木的靈魂奮鬥終生。魯迅在《吶喊》自序中將這場變故的來龍去脈交代得很清楚:“其時正當(在中國領土上爆發)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影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精神)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然而令人極為痛心的是,從那時起99年過去了,魯迅先生當年用筆喚醒國民靈魂、重塑民族精神的宏願現在看起來算是徹底地落了空---當今中國大陸的統治者治國無能、腐敗有術,將中國大陸搞得烏煙瘴氣;中國大陸下層社會的老百姓逆來順受地接受統治者奴役、奴顏卑膝地任憑統治者利用而萎靡不振、麻木不仁。中國大陸的老百姓依舊是被奴役的對象、示眾的材料和麻木的看客。中國人“東亞病夫”的帽子倒是摘掉了,但取而代之的卻是一頂更不堪的“東亞愚夫”的帽子!魯迅先生若九泉有知,當作徹夜哭!
更令人痛心的是,就連我這個從來不是悲觀主義者的人也看不出當今中國大陸這個病入膏肓的東亞愚夫有任何自我改善的可能,看來擺在這個東亞愚夫面前的路只有兩條---一條路是徹底爛掉、自我崩潰;一條路是藉助外部的民主健康力量脫胎換骨、獲得新生。舍此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得出上述結論也許會使一些人很不愉快,甚至會使一些人很痛苦,但如果我們不想當自我封閉、自欺欺人的鴕鳥的話,就必須承認這個現實。就像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說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那樣,真實的話往往不好聽,好聽的話往往不真實。只要是冷靜客觀的分析得出的真實結論,即使再不好聽,我們在感情上再接受不了,我們也應該而且必須硬着頭皮聽下去,並據此決定我們究竟何去何從,而不要自欺欺人、諱疾忌醫。作到這一點是需要大智慧、大勇氣的,老子說的“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就是這個道理。
中國,你什麽時候能夠摘掉“東亞愚夫”這頂令人痛心疾首的帽子呢?